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摆脱贫穷与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1970年4月，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建设新村运动”的构想），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编辑本段]新村运动的演变及影响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隔海相望，其国土面积约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左右，但其国内可耕种面积少，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1945年光复后，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面临着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从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实践。最近，中共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韩国农业与我国一样，同属东亚小农生产，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对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编辑本段]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5%点扩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8%，1970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

[编辑本段]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激发村民投身新村运动。韩国政府认识到农村开发事业，需要广大农民提高认识，主动、积极、自发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政府重点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扶持，即使对村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先征求村民的意见，决不强制推行。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政府重点推行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每年2-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

二是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刚开始，以村为单位，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分村都成为自立村或自助村。

三是实施村民监督制度。新村运动中有，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如何保证这些财物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是政府考虑得较多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二）设立高效统一的新运动组织管理机构。为完成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财物援助项目，减少扯皮和内耗的重复中间环节，韩国中央政府合并或取消了一些机构，根据需要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 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的有识之士及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村开发委员会根据中央协议会的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开发项目和实施操作方案，再经面促进委员会、市、郡协议会，逐级报到道、中央协议会，重大事项由中央、道协议会研究解决。

（三）制定严格的新村运动建设管理制度。韩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即使制定出再好的政策措施和宏伟蓝图，也无法得以善始善终的实施而取得预期效益。为此，韩国政府经认真研究后，制定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方法、信息分析，组织和反馈体系等都做出明确详实的规定。一是面（乡镇）级管理职责。面政府公务员每天在村时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新村运动执行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并向面长报告，面长通过建立图表档案及时收集分析有关情况，每天或每周向郡守报告有关统计数据。二是郡级（县级）管理职责。郡级管理监督的目的和任务是及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有关情况，检查监督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是否及时、准确地送到面、村并合理使用。三是道（省）、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撑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加以矫正或推进，各道（省）的副知事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各郡守提出的报告和有关厅局经调查研究提出的报告，全面负责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和按期完成。各道（省）政府及时收集有关情况后写成报告，每月或定期向内务部部长报告。内务部部长收集分析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内务部长委托大学教授负责全国的检查监督工作，并根据情况派中央有关部委官员到道、郡检查监督。

（四）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战略。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如改善农村公路、农民住宅，实施农村电气化，农村自来水改造等，这些项目和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村民的拥护和称赞。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来启发村民们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五）强化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韩国学者认为，要想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变成全体国民的自觉行为，就必须加强新村教育，教育全体国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自立精神的民主市民意识。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修院，1990年，该院正式定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新村运动初期，新村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农协组合长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员班、土地改良组合长班、水产团体干部班、农村教育骨干人员班等共二十四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中央研修院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骨干，为推动韩国加入世界发达、文明国家的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又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义务工作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这一活动并没有强求，而是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再申请具体的服务项目。从新村运动开始发起至今，历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全国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的运动骨干）也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

（六）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 %、电话999%、计算计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

[编辑本段]中、韩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比较

（一）指导思路上的差异。建国以来，如何确保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简化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很少考虑生产农产品的主体—农民的实际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农产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减免农业税赋、实施种粮直补政策等等无不沿袭着这样的政策思维。单一的思维使我们的农村政策越走越窄，政府对农业生产调控能力越来越弱。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表明，解决农业问题，重点是解决农民的问题，通过实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设，让农民安居乐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心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他们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二）农民参与程度的差异。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弱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分散化加快，农村出现管理真空，出现了“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尴尬现状；三是乡村政权改革滞后。乡镇政府职能取向错误，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强化了对乡村的控制，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为单位实施各项政策，并推行竞争机制，真正让农民成为政府惠农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建设家乡和热情。各级政府工作重点用在协调、管理、监督方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三）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改革开发后，虽进行了修修补补，但总体格局未作大的变革。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差，缺少统一协调管理的权威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支农政策和资金由各个部门组织实施，部门利益难以打破，出现了农业管理官僚集团，财政支农中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效益低下问题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打破部门、行业界限，成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这一组织机构，统筹协调全国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为新村运动有序、高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编辑本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仍是我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所，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韩国政府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给我们至少四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决不强行推行，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如我们继续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势必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的新农村建设无法取得成功。

（二）要贯彻落实全面综合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并要求各地把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建设和治理。要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中来。当前，应先从村庄改造、乡村道路等小型工程入手，建设村容整洁，生活、生产便利的新农村，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现状，树立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自治管理；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积极、健康文明新风尚形成，树立勤劳节约、互助合作、尊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

（三）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的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指乡村治理结构，宏观层次指县以上农村管理体制。微观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实现乡镇自治。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是最佳选择，这也符合“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向。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宏观层次的农村管理改革首先是合并职能，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涉农管理职能合并集中后由统一的部门来执行；其次是下放管理职权，改变县级尤其是省级以上集中了过多的支农财物分配权的现状；最后要改变涉农管理中人员分布的 “倒金字”塔型结构，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

不改变现行的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项惠农政策和支农资金就无法真正让农民得益，中央政府制定再好的宏伟蓝图也难以变成现实。韩国政府也曾有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在1970年以前，韩国政府曾投资20亿美元，以推动农业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与机制不健全，以致资金的投入效益不大。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从1971起启动全面的新村建设运动，宏观管理上建立“协议会”统一机构，微观上发挥农协组织在农村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管理建设中的作用，并于1984年制定了《农协法》，确立了农协组织在农村农产品流通、物资供应、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福利等的组合功能。

（四）要强化对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宣传贯彻和教育培训。我们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我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行的农村政策。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全社会关心、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城市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要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改变当前农业教育中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重点加强对农村中那些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开放性的农民骨干力量的培训，在培训中要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它的作者和读者某种阴暗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糟蹋的。我们的性格里缺乏某些庄严气质。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什么事都见过了，什么事也都能容忍。是啊，几百年前，曾经有人争夺过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还可以忍受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对应措施。

前年 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韩国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 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

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体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绝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韩国运动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队几十年来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几十年来，我们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剽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 11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退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世界上最贵的教练也请了，中国队的进步和日韩相比，依然黯然无光。

差在哪儿呢？前韩国国家队教练崔殷泽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但他就是不明白中国队员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中国的职业球员是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的。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不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就是为此，这个人口仅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上个世纪 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值得为足球这样吗？脑子里的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哪儿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儿，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

中国的端午节，韩国人要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韩国，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与珍视。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

中国学者彭林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了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拜访的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节。中秋节与端午节、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国极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在世之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中国曾把“四书五经”、“忠孝节义”当作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当作封建迷信活动，各地孔庙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毁，传统典籍被束之高阁。韩国的孔庙大部分还完好，韩国一些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影视又风靡中国。《铁达尼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票价的历史纪录，然而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铁达尼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 300万韩国人看这部**，那么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

韩国 20世纪 60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韩国人和中国人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佛教被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未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的急躁让他们踏上了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之路。

在 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旧日的生活习惯，而且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 1960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东京人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 11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产的汽车要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现代汽车大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产业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大幅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朴piáo外文名Park 朴姓是中文姓氏之一，朝鲜族姓氏，在韩国约占总人口的9%，为韩国大姓之一。在现代汉语里读音为（piáo；ㄆㄧㄠˊ），英文翻译为Park。

朴姓（谚文：박，发音，韩语：Ba，汉语拼音：Piáo，日语：Baku），是朝鲜族特有姓氏，在韩国约占总人口的9%，合共约300个本贯，为韩国大姓之一。

根据朝鲜半岛新罗的开国君主、朴姓的始祖赫居世的传说，相传赫居世是从天上飞来的白马生下的紫卵中出生的，卵形同瓢，而朝鲜语“瓢”的固有词音“박”，与汉字“朴”同音，所以取姓为“朴”。

现代标准汉语读音

按《广韵》记载，该字“普角切”，按中古音到北京音的演变规律推导，应该读如po。韩语中“普”读作보（po）；“角”读作각（gak），“朴”读作박（pak），符合中古音向汉字韩音的演变规律。而一些保留入声的汉语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也读如“朴”。在现代标准汉语读音里，有两种分歧：一种读嫖（piáo）《汉语大词典》；另一种读朴（pú，注音：ㄆㄨˊ）《资治通鉴》。中国大陆一般取前者，而台湾则取后者。。

在古代，所有情况下“朴”的发音都是“普角切”。唯一的例外是作为姓氏。“朴”姓非汉族姓氏，三国时代有夷王“朴胡”。《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有“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举巴夷来附”。《集韵》注云:“披尤切。夷姓也。”可见在当时作为姓氏，“朴”的发音与一般情况下不同。但是当时的朴姓与后来新罗的朴姓未必同源，因此现在朝鲜族的“朴”姓，现代标准汉语发音为“piao”，可能后世语音的地方化和嬗变，另一说法则认为是朝鲜语固有词“박”的意译“瓢”（piáo）。

朴姓朴姓名人

朴姓政治人物

朴正熙

朴槿惠（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正熙之女）

朴志胤

朴凤柱

其他

朴若木

朴灿烈

朴赫居世(新罗国的太祖，到了七代逸圣王时期分派系。传说新罗始祖是从一颗南瓜般大的蛋里生出来的，这颗蛋由光托着，从天缓缓而降。)

朴姓姓氏来源考

1朴姓来源朝鲜，如今吉林朝鲜族此姓甚多。

2中国朴姓最早起源于四川巴郡

朴姓起源

朴氏有70余本

本始祖由来

密阳朴赫居世新罗国的太祖，到了七代逸圣王时期分派系。有传说。

朴彦深新罗54代景明王第一王子密阳太君。

潘南朴应州高丽叫期潘南县护长。

竹山朴基伍分为督圣伯派、文光公派。

咸安朴善高丽王朝的礼部尚书

顺天朴永奎开国功臣，江南大君。

高灵朴彦圣高阳大君的后孙。分三派。

务安朴振胜朝鲜宣朝时期任庆尚左道兵马节度使。

忠州朴英沙伐大君的九代孙。

尚州朴丽沙伐大君的12代孙。

阴城朴铉桂李王朝的开国功臣，上将军。

宁海朴济尚高丽人士。

灵岩朴圣济高丽时期的侍卫大将。

蔚山朴允雄高丽国开国功臣。

固城朴彬高丽文下侍从，封固城伯

珠原朴振文高丽大将军，又称龟山朴氏。

云峰朴仲夏朴赫居世的40代孙，封为云峰君。

春州朴恒高丽高宗叫期的文官。

比安朴宗珠新罗朴元生的20代孙。

江隆朴淳高丽明宗时期的兵部尚书兼大将军

庆州朴辉高丽月城大君的后裔。

泰山朴彦尚中始祖是朴铉孙。

沔川朴述熙高丽开国功臣。

朴姓迁徙分布

还有广州、善山、吉林、平泽、罗州、顺兴、安东、野城、顾水、庆

州、松山、金州等朴氏。

姜氏珍珠姜以武还有金川、安东、白川、海米、东福、广州、峰日、法甸等本，均珍珠姜氏的分派。

更多名人

朴有天、朴信惠、朴敏雨、朴春、朴山多拉、朴宥拉、朴奎灿、朴春子、朴永馨、朴又许、朴信阳、朴灿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