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采和，四川省，大英县人，他是大英县卓筒井镇石马村蓝氏家族的祖先《蓝氏族谱》，记载了汉族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神仙之一蓝采和，实为唐高宗开德元年癸酉科进士，系大英县卓筒井镇石马村蓝氏家族的祖先。四川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有关专家已对这部严重腐烂的族谱修补完毕，其鉴定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族谱为证　蓝采和子孙躬耕大英 据遂宁市美术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成朝根介绍，大英县卓筒井镇石马村400多户人全部姓蓝，在获悉该村蓝氏家族族谱记载了传说中的八仙之一蓝采和的相关情况后，由大英县中国死海旅游区经理陈知民、大英县招商旅游局副局长何国华、遂宁市美术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成朝根等人组成的考察团专程来到该村考察。在该村四社农民蓝印文家中，考察团找到了两本严重损坏的《蓝氏族谱》，内有一段文字专门记载了蓝采和的简历、妻子李氏及其子孙的秘闻。据族谱记载：“蓝采和，唐高宗开德元年癸酉科进士，受谏议大夫。因杵于权臣杨国遂，后解印别妻离子，修炼百日飞升，称为大罗仙者，即公也。有歌曰：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何颜一椿树，流年一抛梭……”这两本族谱重点记载了蓝氏家族从隋朝到民国时期所有家族成员的兴衰历史。蓝印文为蓝氏家族第21世后裔，石马村一带现有蓝氏后裔2000余人。破损严重　族谱已有400多年历史该族谱是从明朝时候开始记录的，推出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族谱共有两册，一册为正楷毛笔手抄16开本，据说此本为总谱；一册破损已经较为严重，为正楷毛笔手抄8开本，此为分谱。这两本族谱一大一小，纸张都已经泛黄，不少地方已经腐化，但保留得较为完整。成朝根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八仙都是从真人演变而来的，“当前从国内查到的资料来看，都能找到其中七仙真人的历史背景，惟独蓝采和的真人背景无从考究。”所以，这两册蓝氏族谱对研究我国道教传说有很大参考价值，精心修补　真实性有待权威鉴定这项发现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请四川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的专家对该族谱做了复制和复原工作。昨日下午，记者与持有和保存这部族谱的大英县中国死海旅游区的宋经理取得联系，宋经理称族谱复制和复原工作已经完成，专家认为它确实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但其真实性还有待于权威鉴定部门作进一步鉴定。

人是有好奇心的生物，譬如说，对自己的长相已经看过千万遍了，但有时候还是难免好奇容貌特征从何而来。因为一个家族的人，外貌多少有些共同点，比如皮肤白、眼睛大、头发发黄、下巴尖、额头饱满光滑等等，仔细观察，这些其实都很容易发现，但如果没有家谱，你根本无从得知祖先的身份，从而推测他们为什么具备这些特征，又遗传给你。

而且现代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千百万年来人的外形在不断发生改变，比如毛发渐渐褪去、眉骨颧骨不那么突出、脸部线条更流畅等等。即使只隔几千年，古人容貌特征整体也可能呈现出与现代人不同的风格，所以要探寻古人的容貌，就不能光凭史书记载按现代人脑中的想象来，必须借助现代 科技 复原手段。

早在19世纪时，一位叫做沙夫哈森的德国解剖学家就提出，可以用头骨来复原人生前的容貌。再往后到20世纪，苏联科学家格拉西莫夫写了本《从头骨复原面貌的原理》，他表示不同民族种群有不同的面貌特征，这种特征会反映在人的面部软组织和骨骼分布情况上，而且根据牙齿磨损程度等要素，就可以推测其年龄；甚至可以根据族群整体特征还原个人长相。

格拉西莫夫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刑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他用的主要是颅骨复原技术，总结的很多方法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前人经验催生了一大批后来的成果，我国著名刑事相貌专家赵成文教授也擅长用现代计算机手段配合考古成果、史书记载古人生活、服饰特征及民俗等资料，再加上古人画像、古尸形貌分析以及大数据采集对比等精确还原古人容貌，大名鼎鼎的“辛追夫人”相貌复原，就参考了《中国工笔仕女画技法》、《史记》和《马王堆汉墓锦画》历经了多个日夜才得以完成。

所以我们对古人的好奇心，可以通过人脸复原技术满足了。

这是一个名叫凌惠平的汉代女子，她的墓葬2002年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城郊，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类似，她尸身也完好保存了2000多年不腐，但让考古专家感到疑惑的是，凌惠平的墓葬相比辛追夫人的只能用简陋来形容，根本没精心安排的防腐，与她同墓葬的其他人只剩散碎遗骨，她皮肤肌肉却依然完好有弹性，“驻颜有术”。

所以要复原她的容貌相对来说不那么难，而复原后的凌惠平容貌，用赵成文教授的话来说堪称绝代佳人。她生前的生活比较安逸富贵，面庞圆润、眼睛大、樱桃小嘴，眉形细长，所以复原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很有古典美，和如今电视剧里顶着现代妆容演古人的演员很不一样。

相比凌惠平曹操显然更出名，他生于东汉末年，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扫除了其余割据势力，打下曹魏的基业。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要还原容貌最大难题还不在考古资料，而在于性格外貌是否统一？《三国志》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许劭又形容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的性格太复杂，呈现在外貌上不太可能是温和儒雅那款。

而复原后的曹操相貌在我们看来未免有点过度凸显曹操“奸雄”特征，曹操的脸看起来和画像不同，比起霸气，更透着阴险，不像活人倒像僵尸，让人看了产生不适，如果调整下色调和绘制风格，应该会好很多。

再来看这位3800多年前的楼兰美女，1980年，“楼兰美女”木乃伊出土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太阳墓。 历史 上的楼兰美人是相当惹人注意的，根据《魏书》记载，楼兰姑娘普遍生得美貌，有一位名叫昙无谶的高僧在布法过程中就受到楼兰公主诱惑，爱上了她，最后因为事情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离西域。

通过颅像还原，楼兰美女的真容也得以被世人所了解，她眼眶深邃、鼻子很高，有非常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复原后的她长着一张瓜子脸，五官精致、容颜娇美，可以佐证史书记载无误，当年的楼兰的确盛产美女。

最后这位便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了。四大名著的作者都笼罩着一层神秘气息，许多信息都存在争议，吴承恩出生于1500年或1506年，和《西游记》相比他的热度低得多，但这并不影响专家对他的容貌感兴趣。

作为明代的文学巨匠，吴承恩本人博览群书，身上应该是带点书生气息的，经赵成文教授复原后的吴承恩，鼻直口方浓眉大眼，看着气宇轩昂，但不知道为什么和老版《水浒》电视剧里的武松有点像，也是奇妙。

明代连中三元的有三任，分别是：黄观、李骐、商辂。

1、黄观（1364——1402年），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

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2、商辂[lù]（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弘载，号素庵，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今杭州市淳安县）人。明朝名臣、内阁首辅。

商辂自幼天资聪慧，才思过人。于宣德十年（1435年）乡试、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及殿试均为第一名，是明代近三百年科举考试中第二个“三元及第”。郕王朱祁钰监国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夺门之变后被削籍除名。

成化三年（1467年）再度入阁，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等职。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临事果决，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3、李骐生于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卒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自幼聪慧异常，十岁即能通读《孝经》、《论语》，洞悉其义。永乐十五年（1417）福建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第一，会元，廷试又第一，状元。为明代科举福建省“三元及第”唯一的人。

明成祖认为状元以畜名不吉，遂御笔书写“其”字于“马”字的右边，改名为李骐。三日后胪唱三遍，均无应答者。永乐帝忙解释说：“即李马也”，李骐才出列受诏，赐纱帽、银带朝服。

以后，李骐每写姓名，均将“骐”字墨书“马”旁，朱书“其”字。有记载说，上科状元陈循在李骐榜揭榜之前曾做一梦，梦见新科状元为一木人骑在马上，手执一令字黄旗。等到金殿传胪之时知是李骐。木人为李，黄旗正好应御书“其”字。当然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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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寓意纹样

用荔枝、桂圆和核桃各三枚表现，因这三种果实都为圆形，取其“圆”与“元”同音；亦有的用弓箭射准三个辟铜钱或三个元宝米表示。寓意“连中三元”。

清代科举制度，分三级考试，中试者的第一名分别给以“解元”、“会元”、“状元”的头衔，如应试举子在三级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名，即所谓“连中三元”，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宠。

二、分类

（1）文三元

以清代为例，旧时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之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正式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之后称举人，第一名是“解元”，第二至十名称“亚元”。

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第二至五名是“经元”；殿试则在紫禁城的保和殿举行，皇帝亲自主持，赴考者是贡士，考中之后称进士，此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

（2）武三元

此外，历史上也出过三位“武三元”。

其一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尹凤，连中武科三元，官拜参将，辅俞大猷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今存南京“三元巷”以示纪念。

其二是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颇有直道君子之风。

其三是清朝顺治年间，也是浙江人王玉璧，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笔斐然，也有文武全才之誉。

-连中三元

1红楼梦的好句加赏析（一定要赏析）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副联语是对那些在名利场中贪求不已的人的一种讥刺和棒喝。贾雨村以为它“文虽浅近，其意则深”。他自己就是因为“忘缩手”才被革职的。书中说他当知府期间“未免有贪酷之弊”，虽没说出具体情节，但从他后来“乱判葫芦案”推断，肯定是见钱眼开，而且心狠手辣，干了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贾雨村在官场中已经翻了一个小筋斗，作者从他眼里写出这副对联，就显得更有意思。然而他这种人是不会从中受到启示而回头的。书中同类的人还有许多，如贾赦、贾琏、王熙风之类，在他们得势时恨不得把一切能到手的东西都据为已有，直到弄得家败人亡才不得不罢休。

一局输嬴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

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傍观冷眼人。

此诗以下棋来做比喻。“一局输赢”云云，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族的兴衰，都是与它作为靠山的某派政治势力或某个政治集团在封建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胜败直接联资着的。“香销茶尽”是说历时已久，棋盘上已是残局，喻历时百年的大家已到未世。“逡巡”作迟回不进解。“料不真”、“尚逡巡”，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外面的架子看来“哪象个衰败之家”。末句即俗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亦可见作者拟“冷子兴”之名和写他演说荣国府的用意。

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

一着——原指下一步棋，如俗语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里是借以说人的一种行动。娇杏偶然因好奇，回头看了贾雨村两眼，这从封建礼教不准女子私顾外人的眼光看是越轨的行动，所以说“错”。然而，现在反因为这“一着错”而使她成为“人上人”了。“一着错”，程高本作“一回顾”，乃后人所篡改，二字之差，把原来对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的讽刺，改成了对这种丫头当上官太太的命运的称羡。

2请简述红楼梦中贾雨村判案的事

冯家和薛家因为争买一个丫头（其实是甄士隐女儿甄英莲）而发生争执，拐子收了冯家钱又把丫头卖给薛家，薛蟠便喝令手下人把冯家公子冯渊打死了。

贾雨村正要判案的时候一个幕僚拦住他，给他看“护身符”，贾雨村便改了结果，向冯家说薛蟠得病死了，就多赔了点银子给冯家，冯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贾雨村借此拉拢薛家。

扩展资料：

相关出场人物介绍

1，贾雨村

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生于仕宦人家。但到他时，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下他一人。他想进京求取功名，无奈囊内空空，只得暂寄姑苏城里葫芦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后因甄士隐相助，他才有钱上路，考中进士，升为知府。

不久因贪酷徇私被革职，受聘至林如海家任林黛玉启蒙教师，借与林如海的关系攀附上了贾政。在贾政的帮助下，他又官复原职，但为官不正，乱判了一起“葫芦案”（为“糊涂案”），后来这一案件被世人所知，因为“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贾雨村是个利欲熏心的人，他在贫穷的日子里刻苦努力，正是为了有一天能出人头地。贫寒的书生渴望一飞冲天，不甘寂寞的背后却是无穷的贪欲与野心。应该说，贾雨村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有才无德，这就使他堕落得更为彻底。

2，薛蟠

薛蟠，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字文龙（一作“文起”），外号“呆霸王”，薛姨妈之子，薛宝钗之兄。因幼年丧父，寡母又纵容溺爱，终日唯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

他倚财仗势，强买香菱为婢，后经其母薛姨妈同意纳为妾。 喝令手下豪奴打死冯渊；在赖大家的酒席上，碰到柳湘莲，又动了勾引之意，被柳湘莲骗到北门外的苇子坑打了个半死。

—贾雨村

—薛蟠

3红楼梦青少年贾雨村断案读后感 100字

贾雨村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主要人物，把握分析好他的性格特征，对理解全文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贾雨村一上任就遇到一件人命案，在断案开始，当他听到凶手至今还逍遥法外时，他勃然大怒，发签拿人，貌似公正，恰在此时，门子使眼色，情节一转，贾雨村不再拿人。而由狐疑到密室问原由。在密室里，贾雨村对门子由大惊到携手赏座、称故人，认贫贱之交等言行，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把他虚伪狡诈、装腔作势的性格勾画出来。

贾雨村在断案过程中，对恩人之女英莲毫无怜悯之心。为了个人的前程忘恩负义在对待门子献策问题上，本付合心意，却假惺惺地说：“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正谒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也”表现了他老奸巨猾、伪善之极。心中主意已定，还要遮上“清正”的面纱，不露破绽。

贾雨村在案件结束后，疾忙修书邀功请赏。在对待门子是卸磨杀驴、最终发配。随着案情的发展，推动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逐渐达到高潮。在整个断案过程中，对贾雨村上谄下陷、阴险毒辣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

4红楼梦的贾雨村断案怎么概括200字

贾雨村初次做官被下放后，到巡盐御史林如海家给林家千金黛玉讲课，后因贾母接走林黛玉，林如海自感无以为报，便修书一封给贾政，贾政便提拔贾雨村做了官，雨村做官后第一件案子就是他的大恩人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被拐子拐走，等养大到摸样齐全的时候，卖给了冯家做媳妇，可拐子贪心又将英莲卖给了呆霸王薛蟠，于是乎两家就都不肯收银子让人，薛蟠就让人打死了冯渊，如同儿戏一般。

当日在公堂之上，雨村听完冯家的话，当时气得就要捉拿薛蟠归案，正当他要发牌之时，旁边的一个门子就赶紧咳嗽了几声，雨村听见了，因为有了上次被流放的经验，就谨慎起来，没有发牌，退堂后叫来门子，原来这个门子就是当日葫芦庙里的一个小和尚，当初还服侍过贾雨村，后葫芦庙炸供引起大火后，无家可归就充了门子，甄士隐的女儿也是当晚丢的，这就是葫芦僧的来源，说的就是那个门子，葫芦案就是英莲被拐被卖的案子。回到雨村老练地先问门子该如何了结此案，门子就说只需给冯家一些埋葬费，然后至于薛蟠，因为四大家族势力庞大的原因，更何况贾雨村的官就是贾家帮的忙，此案的全部罪责就归于那个拐子了，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至此全案几乎已结，重点似乎在葫芦僧和葫芦案，其实不然，曹雪芹写这事也为了表现像贾雨村之流忘恩负义，徇情枉法，当初甄士隐送贾雨村进京赶考的费用时，他也不过寥寥几句谢语，如今碰上甄大恩人的女儿的案子，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冷如冰霜，对英莲也是毫不同情，想到的只有如何在官场中扶摇直上，就像薛宝钗曾经的《螃蟹咏》就是献给诸如贾雨村纵横官场之流，葫芦僧的下场比较惨了，被贾雨村寻了个不是打发走了，原因大家都懂的吧，在87版红楼梦中最后由红学专家写的剧本里面，贾雨村是被那个门子，就是葫芦僧给参倒了，葫芦僧也由此做了官，“因嫌官帽小，致使锁枷抗”说的就是贾雨村，至此全案告结。

5贾雨村断案的读后感

贾雨村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主要人物，把握分析好他的性格特征，对理解全文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贾雨村一上任就遇到一件人命案，在断案开始，当他听到凶手至今还逍遥法外时，他勃然大怒，发签拿人，貌似公正，恰在此时，门子使眼色，情节一转，贾雨村不再拿人而由狐疑到密室问原由在密室里，贾雨村对门子由大惊到携手赏座、称故人，认贫贱之交等言行，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把他虚伪狡诈、装腔作势的性格勾画出来贾雨村在断案过程中，对恩人之女英莲毫无怜悯之心为了个人的前程忘恩负义在对待门子献策问题上，本付合心意，却假惺惺地说：“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正谒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也”表现了他老奸巨猾、伪善之极心中主意已定，还要遮上“清正”的面纱，不露破绽‍贾雨村在案件结束后，疾忙修书邀功请赏在对待门子是卸磨杀驴、最终发配随着案情的发展，推动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逐渐达到高潮在整个断案过程中，对贾雨村上谄下陷、阴险毒辣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

6红楼梦的摘抄+赏析

贾雨村口占联语 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名家点评：贾雨村吟完那首单相思的诗后，兴犹未尽，“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及搔首对天长叹”，又吟出这联联语。贾雨村是个利欲黛心的人，同时又才干优长，不是草包。

这种人正是封建社会名利场中富有竞争能力的好手。即便在穷困落魄之时，他也按掐不住勃勃的野心。

在万家团圆的中秋月夜，他站在寂寞的葫芦庙里，对着冷月清浑，想着倾心的美人；又想到尚无出路，前程茫茫，念出这样联语，抒发自己大志难酬的情绪。这副联语恰合他的身分。

这种“按头制帽”（清人张新之语）的手法，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这副联语的高明处，还在于把贾雨村的“姓”和“字”自然巧妙地嵌了进去。

“求善价”的“价”，谐“贾”的音；“待时飞”的“时飞”恰是贾雨村的字。有人以为，上联的“玉”字隐指贾宝玉，隐喻宝玉后来被捕坐牢，黛玉忧忿而死，宝玉理想落空；下联的“钗”字隐指薛宝钗，隐喻宝钗安分守拙，但总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是否就是如此？可以聊备一说。又有人据“钗于奁内待时飞”句说，将来贾家败落后，宝钗要落到贾雨村手里，给他做妾。

这种猜测倒是很有趣，可是嫌太牵强、武断了。红楼梦是通过各种人物的活动，宫廷贵族的勾结与矛盾，各种男女恋爱的葛藤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出一幅贵族家庭衰败历史的图卷。

红楼梦这一历史悲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地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而主要的是建筑在揭露贵族家庭的骄奢*逸上。由於种种的腐烂与罪恶，结果是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使红楼梦在结构上一反旧有小说的大团圆形式，而创造了极高的悲剧美学价值。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专就结构的完整与布局的细密上说，很少有其他的作品能比得上红楼梦。 红楼梦的伟大成就，是在这家谱式的小说里，大胆地揭露了君权时代外戚贵族的奢*生活，指出他们种种虚伪、欺诈、贪心、腐朽及心灵和道德的堕落。

它不单指出了那一家族的必然崩溃与死亡，同时也暗示那一家族所属的社会的必然崩溃与死亡。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能出於空虚想像的描写，绝不能出於概念画的说明，必得在生活上有丰富的体验，细微深入的观察，通过高度的语言表现能力和优美的艺术技巧，才能生动地中实地描绘出那一家族的本质和各种人物的真实形象来。

7红楼梦中贾雨村胡乱断案,缩写400及以下

贾雨村初次做官被下放后，到巡盐御史林如海家给林家千金黛玉讲课，后因贾母接走林黛玉，林如海自感无以为报，便修书一封给贾政，贾政便提拔贾雨村做了官，雨村做官后第一件案子就是他的大恩人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被拐子拐走，等养大到摸样齐全的时候，卖给了冯家做媳妇，可拐子贪心又将英莲卖给了呆霸王薛蟠，于是乎两家就都不肯收银子让人，薛蟠就让人打死了冯渊，如同儿戏一般。

当日在公堂之上，雨村听完冯家的话，当时气得就要捉拿薛蟠归案，正当他要发牌之时，旁边的一个门子就赶紧咳嗽了几声，雨村听见了，因为有了上次被流放的经验，就谨慎起来，没有发牌，退堂后叫来门子，原来这个门子就是当日葫芦庙里的一个小和尚，当初还服侍过贾雨村，后葫芦庙炸供引起大火后，无家可归就充了门子，甄士隐的女儿也是当晚丢的，这就是葫芦僧的来源，说的就是那个门子，葫芦案就是英莲被拐被卖的案子。回到雨村老练地先问门子该如何了结此案，门子就说只需给冯家一些埋葬费，然后至于薛蟠，因为四大家族势力庞大的原因，更何况贾雨村的官就是贾家帮的忙，此案的全部罪责就归于那个拐子了，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至此全案几乎已结，重点似乎在葫芦僧和葫芦案，其实不然，曹雪芹写这事也为了表现像贾雨村之流忘恩负义，徇情枉法，当初甄士隐送贾雨村进京赶考的费用时，他也不过寥寥几句谢语，如今碰上甄大恩人的女儿的案子，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冷如冰霜，对英莲也是毫不同情，想到的只有如何在官场中扶摇直上，就像薛宝钗曾经的《螃蟹咏》就是献给诸如贾雨村纵横官场之流，葫芦僧的下场比较惨了，被贾雨村寻了个不是打发走了，原因大家都懂的吧，在87版红楼梦中最后由红学专家写的剧本里面，贾雨村是被那个门子，就是葫芦僧给参倒了，葫芦僧也由此做了官，“因嫌官帽小，致使锁枷抗”说的就是贾雨村，至此全案告结。

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促其变迁，但这总体在近代史上更为明显．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晒谱是6月29日是农历六月初六。

是我国传统的“晒谱节”，民间流传着“六月六，晒家谱”的习俗。据悉，复原风雅传统举办晒谱节一是教育后人勿忘先祖，二是更深地了解自己的姓氏文化。接下来咱们也来“晒晒”全国唐氏族谱！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家里都有晒族谱习惯，同一族谱人聚在一起吧族谱搬出来晒晒，这样保存族谱防霉防虫，另那家有添丁也要记上族谱，添男丁还要请大家吃点心族谱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孔氏宗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传世，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个别抄本易于散失，而且每代仅录一人，使家族中许多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年代久远后必被湮没，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将本族嫡系及支庶一并收入，正式镂版印刷。

孔宗翰之后的四百年间，宋、金、元历朝更替，屡值兵燹战乱，其间孔氏谱牒虽曾进行过重修，但没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组织重修并付印。这次重修的族谱接受以往濒于失传的教训，特对修谱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规定：此后族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按此规定，应当在嘉庆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谱，但由于种种原因，修谱工作比规定时间向后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谱，这距上次修谱已有133年的时间。而后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时修谱，但乾隆甲子(1744年)负责修谱的是孔继汾，他后来因被告触犯了清朝《会典》而陷入文字狱，充军到新疆伊犁。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再大修过族谱，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谱，经土7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这部民国族谱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孔氏全国合族大谱。

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的孔氏族谱，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从这四部族谱的纂修人员的设置来看，可以发现，随着世代推移，修谱机构的设置规模逐渐扩大。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到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修时，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古时称：“纂局”)，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

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各户族众按规定领到新谱后，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瘗。如有失落旧谱者，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二，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三，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

内孔和外孔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一是与圣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几支孔姓并非出于子姓之后，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后世的繁衍、扩大的同时，这些“圣裔”之外的孔姓渐渐淹没无闻，也无世系资料存世，然而这为数不多非圣裔的孔氏有时会想方设法混进圣裔中去，以图享受到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厚待遇。正是“累朝优礼”、“与常人异”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伪孔冒宗的现象，在曲阜县之外的其他州县，时有和孔子后裔并非一脉的外孔假冒“圣裔”，以期得以优免地方差徭，这种情况每朝每代都有发生。而在曲阜，由于管理严格，冒宗易于识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一是出于衍圣公府的奴仆孔末所传的后代。据载，孔仁玉的后裔在北宋时期传至五十三代而分为“孔氏五位”的同时，洒扫户孔末的子孙也已立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张阳社、西隅社、东忠社、西忠社。到清代，这些所谓“仆随主姓”的外孔，又发展到曲阜之外的邹县等地。既然同属一姓，又并非同脉，为了明确主仆、圣裔庶民之区别，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准其随钦赐行辈取名，以免混乱”。外孔如冒宗续谱，则要因“冒宗谱，滥邀恩崇”而获罪。

孔府档案

1来源及形成

孔府档案属于私家档案，由于历代帝王对孔子后裔逐步封官加爵，官至一品，因此，孔府与皇帝关系逐渐密切，上下行文接连不断，全国各州府衙亦相继行文接洽关系。而用于孔府祭祀孔子的祀田达三十六万亩，分布在五省数百个县，因此县级政府与孔府间的关系亦非常多，再加上土地纠纷处理，更是文案复杂。孔府是一品官的衍圣公府，府内除三大公堂外，还有十大厅办事机构，各机构都有日常的工作文件，再加上祭林庙的各种帐册、府内生活的规定及帐册等，因此，资料极为丰富。

孔府档案以其历史长、数量多、内涵丰富而成为中国著名的私家档案。由于战乱孔府档案过去曾有损失，现存档案记录了孔府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8月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族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历代衍圣公府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孔府档案也为中国文献档案学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典型范例，在档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档案整理

文件的保存原来较为分散，孔府凡属于上下及各州府县行文均保存在掌书厅书房内，由典籍官掌管，地亩册、契约、收租册，均保存在册房内；婚丧嫁娶及林庙祭祀酒席帐、祭品帐均保存在司房内；内务日常开支、工资帐和来往宾客帐均保存在帐房庶务室内；呈禀号簿、收文簿、发文簿、送文簿均保存在启事厅承启处内。以下族长衙门、百户衙门、管勾衙门、礼学、乐学、古乐传习所等，各厅房均有零星文件。1948年8月古物保管所成立后，把这些零星文件均收归书房保存。

1956年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曲阜检查文物保护工作时，发现了这批历史文物档案。回京后，派专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专门整理档案，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李鸿庆专门整理文物。把文物分成33大类，以后由文管会继续整理；把档案分存后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整理。1956年 8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馆，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 (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常住曲阜进行分类整理，由金佳任组长，成员有郭鹏、丁家襄，参加整理的还有南京装裱工程先道。第一次整理工作截止于1958年9月。1959年夏季至国庆节，孔府进行复原陈列，将档案由后五间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50方香樟木制成档案箱保护。1960年春中央委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来曲阜检查档案工作，指示：“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从此又加强人力糊耳装订，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停止。1972年夏季又开始裱糊装订，建新帐登册，至1987年已编至9200余卷号。以后继续整理裱糊装订，现在还有部分残破卷页没有整理。

3现存档案的基本内涵

按照南京档案馆协助整理的分类，共分八个阶段(解放前孔府档案分类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阶段时：明代、清代、民国、北洋军阀、国民党、敌伪时期、1946年解放、解放战争时期，始于嘉靖十三年，止于1948年8月。

每一阶段又各有分类，多寡不同，清代最多。每个阶段分类是：袭封、祀典、先贤、宗族、家谱、属员、庙庭官员、府内官员、学录、庶务、租税、林庙管理、徭役、刑讼、宫廷灾异、财务、文书等。

孔府档案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宫廷政治方面的资料，记载了封建王朝登基、建储、巡幸、崩逝、柑庙配天、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以及各种典籍制度。形式有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