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是指谓次序混乱，失去常规的意思。失序亦作“失叙”。

出处：

“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史记之三王世家》。

“天降丧乱，皇纲失叙。”——《三国志之吴主传》。

“京师东西太一宫 ，正殿祠五福 ，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沉括（宋）《梦溪笔谈之辩证一》。

“定国 (李定国)坐山颠，闻信炮失序，惊骇。”——清魏源《圣武记》卷一。

失序造句：

1、又恐昭穆失序，爰会合族人，共立家谱，庶乎昭穆朗朗，炳若星辰，支泒绵绵，显同江河。

2、一百二十年前，东华大陆七曜失序，七侯兵临鹿水灵台，周王室轰然崩塌。

3、只要违反一条法律，即可构成失序的本体，混乱的本体，这是一个深远的申论，关于服从法律。

4、炮声隆隆，大地震颤，妖非妖、怪非怪，乾纲失序，且看我只手擎天，收拾江山。

5、当考核、问责体系“网漏吞舟”，对缺岗听之任之，吏治注定会处于失序状态。

6、平台运用基于缓冲区的自适应传输方案，解决了数据包到达的失序问题，并对解码码流进行了复合优化。

巨鹿郡：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郡，治所在巨鹿（今河北省平乡西南）。相当今河北省白洋淀、文安洼以南，南运河以西、高阳、宁晋任县以东，平乡、威县以北，山东省德州、高唐，河北省馆陶之间地。任城郡：夏商为仍国，周为任国、邿国。秦统一中国后置任城县，亢父县，西汉为任城、亢父、属东平国。东汉章帝分东平国置任城国。三国魏置任城郡（今山东省微山县一带）。西晋复任城国。北朝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分高平郡一部，置任城郡，治所由仲浅村移于今济宁市任城路，并为任城郡治，隶兖州。北齐天保七年废亢父县。隋、唐、五代任城县建置名称不变，但隶属有别。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置济州于巨野，任城属之。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济州移至任城。元至元六十二年之间，济州治所数易巨野，任城。济宁的名称始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以后虽州、府、县时有变更。

「魏」源出

1 出自「姬」姓，以邑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所载，春秋时，毕公高之裔孙毕万，在晋国为大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封毕万于为邑(今山西芮城县)。毕万裔孙魏斯，与赵，韩，三家分晋，各自建国。魏斯建魏国，都安邑(山西夏县)，为魏文侯，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225年被秦国所灭，原王族散居各地，以原国名为氏。2 出自芈姓，为颛顼帝的后裔魏冉之后，后改姓魏。据《史记》等有关资料所载，战国秦昭襄王时有国相、穰侯、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魏冉，本楚人，芈姓，后改姓魏。3 出自外姓改姓魏：①出自高姓改姓魏。南宋蒲江人有魏了翁，庆元进士，本高氏，后改姓魏。②出自李姓改姓魏。明代有昆山人唯校，其先世本李姓，弘治进士，后改姓魏。4、出自少数民族改汉姓或为少数民族固有之姓：①满族倭彻赫氏、佤族斯内氏、鄂伦春族魏拉依尔氏改汉姓为魏。②土家、蒙古、彝、回、朝鲜等族均有魏姓者。

得姓始祖

毕万。据有关资料所载，魏姓为黄帝的姬姓嫡裔，他们原为毕国人。周文王的十五子毕公高受封于毕（今陕西省西安、咸阳两地之北），后毕国为别国所灭，其后裔万仕晋（今山西省境），成为晋国大夫。晋献公是当时晋国一名很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在位期间攻克了周围的许多小国，使晋国一度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献公念毕万在晋国灭霍、耿、魏三国中功勋卓著，于是将原是姬姓国的魏地赐给毕万为邑。公元前445年，毕万的后代魏斯与韩、赵两家共同瓜分了晋国，自立诸侯，建国为魏，公元前225年，魏国即为秦所灭，亡国后的魏国王族子孙遂以国为姓。毕万也就被后人尊为魏姓族人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魏姓最早发源于今河南省北部及山西省南部一带，早期主要是在今山西、河南、山东省境内发展繁衍，也有部分居于今湖北、湖南省境。先秦时期，魏姓就已经出现了以“战国四大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人物，使魏姓在当时盛极一时，家族地位十分显赫，势力也十分庞大。秦汉时期，魏姓子孙继承先人遗风，历居高官，使本族得以持续发展，并在秦时由于“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是故魏姓也有部分迁至今陕西省境内。魏无忌的六世孙因在西汉时任巨鹿（今河北）太守，有功于朝廷受到封赏，并使其家族成为朝野所敬仰的家族，其居地巨鹿也就发展成为魏姓历史上最著名的'大郡望。与此同时，魏姓也有进入江苏、浙江、甘肃、宁夏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阀割据，相互攻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上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多受冲击，因此魏姓大举南迁至四川、江西、福建等地，在当地安居繁衍，发展壮大，名人志士也有如泉涌，如三国时期蜀之名将魏延便以勇猛善战、功迁征西大将军而闻名。盛唐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士族壮大，魏姓繁盛，人丁兴旺，郡望与名人显宦大量出现，并且有部分族人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于福建安家，后又徙至广东等地，使家族播迁更加广泛，唐末，战乱烽烟又起，外族入主中原，魏姓被迫再度南迁，广泛进入到南方各地。截止宋末，魏姓人已遍布江南广大地区，繁衍于全国各地，从而使魏姓成为我国一大姓氏。元明清时期，魏姓族人已远播于海外，成为我国诸多家族中一个比较大的著名宗族。魏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四十七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三。

堂号

九合堂：春秋时晋有大夫魏绛。山戎向晋请和，绛向晋君说和有五利。于是晋便和附近的少数民族山戎等缔结了友好条约。8年之中，晋国九合诸侯，称为霸主，都是魏绛的功劳。巨鹿堂：魏姓因巨鹿为望，故也以“巨鹿”为其堂号。此外，魏姓的主要堂号还有：“敬爱堂”、“治礼堂”、“十思堂”等。

宗族特征

1、魏姓族人在早期就已在南北方同时发展。2、魏姓家族史上名人较多，且分布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为历朝都做出了突出贡献。3、魏姓人早在宋朝时就已广播于全国，成为我国一大姓氏。4、魏姓家训严明，颇具时代与家族特色。5、魏姓族人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清光绪十六年魏子建修《魏氏族谱》山西忻州魏姓一支字行辈份为：“新文良，时懋行，昭弘知，泰宪圣，德益宁。”

魏姓宗祠通用对联

〖魏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源自姬姓；望出任城。——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全联典指魏姓源流和郡望。系承毕万；望出巨鹿。——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全联典指春秋晋国大夫毕万，受封于魏，子孙以封地名为姓。

书屏志画；图像表功。——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唐初政治家魏徵，字玄成，巨鹿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失败后归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后入唐为太子洗马。太宗时升任谏议大夫，贞观年间任秘书监，后任侍中（宰相），封郑国公。下联典指西汉大臣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为茂陵令，升河南太守，能抑制豪强势力。宣帝时，历官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封高平侯。

和戎著绩；救赵全仁。——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春秋魏绛，力主与戎族和好，为晋悼公采纳。下联典指战国信陵君魏无忌符救赵。

信陵世泽；明鉴家声。——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魏无忌，战国魏昭王子，封信陵君，为“四公子”之一。下联典指唐魏徵作《十思疏》，唐太宗引以为鉴。

誓成宅相；绰有祖风。——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晋魏舒，应相宅者言，年四十而显贵。下联典指唐魏徵五世孙魏暮，议事无所畏，上谓其有祖风。

公忠体国；机警能文。——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春秋时晋人魏绛，即魏庄子，历官中军司马、新军之佐、下军之将。曾极力主张与戎族和好，被晋悼公采纳，使晋国领地得以扩展。下联典指北齐史学家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阳人。机警能文，十五岁能写文章。北魏时官太学博士、散骑常侍，编修国史；北齐时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奉诏编撰《魏书》，后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为北朝三才子之一。

鹤山受业；虎观谈经。——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南宋思想家魏了翁（1178-1235），字华父，号鹤山。官至权工部侍郎。后知道潭州，（今湖南长沙）、绍兴、福州，以资政殿大学士致仕。他推崇朱熹，近乎陆九渊，有《鹤山全集》。下联典指东汉五官中郎将魏应，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学，习鲁诗，举明经，永平初为博士。时会嵇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应专掌问难。再迁骑都御。

鹤山守道；虎观谈经。——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同上。

〖魏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穰侯家跻四贵；伯起名列三才。——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战国时秦国大臣魏冉，原为楚人，几登相位，封于穰，号穰侯。五国破齐后，加封陶邑，富比王室，为当时“四贵”之一。下联典指北齐史学家魏收，为三才子之一。

两袖清风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扬州。——阮元撰魏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清代乾隆进士阮芸苔赠魏春松联。

〖魏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兼听则明，以古作鉴；通经致用，拜夷为师。——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唐初政治家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太宗时，任谏议大夫，敢犯颜直谏。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用舟与水比君与民，劝太宗以隋亡为鉴。其谏二百余事，见于《贞观政要》。下联典指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研究经术颇深，和龚自珍同属“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自建船厂，炮舰，练军经武，以加强海防，抵御外国侵略。

疏列御屏，契洽天子；治称政谱，德薄黎民。——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唐代政治家魏徵。下联典指南宋思想家魏了翁。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人即负国，何忍负之。——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清代名人魏向恒撰书联。

虎观谈经，妙析异同之旨；鹤山授业，共推理学之宗。——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上联说东汉任城人魏应，字君伯，少年时学《鲁诗》，举明经，永平年间，历官博士、光禄大夫，建初年间任五官中郎将。弟子有数千人，很受章帝器重，曾与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的同异。下联典指南宋学者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庆元年间进士，历官校书郎、嘉庆知府、汉州知州、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西父忧时，曾大白鹤山下筑室授徒，后又建鹤山书院，一时学者云集。反对佛家、老子的“无欲”说，推崇朱熹理学，著有《鹤山全集》。

九曲朝宗，千秋俎豆馨香远；一湖临庙，万顷波涛眉宇清。——魏乾成撰魏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湖北省公安县淤泥湖边魏氏宗祠联。

窍符救赵，战国雄风，莫恋遥遥华胄；问难谈经，传家儒学，当思穆穆文宗。——佚名撰魏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安徽省长丰县四里墩魏氏宗祠联。

魏颗：春秋时代晋国魏犨的儿子，为人明礼敦厚，任晋国将军之职。有一次秦桓公派遣了一位勇猛善战，威震当时的名将杜回，带兵攻伐晋国，大军在晋国辅氏（今陕西省辅邑县）的地方扎营，准备会战，晋国面临重大威胁，就派魏颗将军出师对抗，两军大战之下，结果出乎意料，魏颗在辅氏地方打败了秦师，虏获了秦国猛将杜回，为晋国立了战功。为了奖励魏颗的这次功劳，晋景公把令狐之地赏给他做了封邑。

魏绛：即魏庄子，魏犨之子，春秋时晋国卿。其先祖为庶人，与周同姓，因伐纣有功被周武王封于毕，于是以毕为姓。到毕万时，事晋献公，伐霍、耿，魏等国有功，封于魏，遂又以魏为姓。晋文公时，魏氏列为大夫，徒于霍（今山西省霍州）人。他的活动主要在晋悼公时期（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59年）。晋悼公元年（公元前573年），魏绛为司马，执掌军法。

魏斯：战国初魏国的建立者，历史上著名的魏文侯，其在位期间奖励耕战，兴修水利，进行改革，使魏国日益强大，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魏徵：馆陶（今属河北省）人，唐代名臣，政治家，相太宗，曾任谏议大夫，敢于犯颜直谏，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治世名言，曾谏二百余事，为太宗所器重，其博学多才，文采飞扬，著有《群书治要》等书。

魏源：原名远达（1794-1857），改源，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今湖南省隆回县）人。道光进士，官内阁中书，晚年任高邮知州。近代著名思想家，与龚自珍齐名，时称"龚魏"。他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倡导变革。魏源不以诗名，但他的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鸦片战争时期的许多名篇，感情炽烈，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激情。他还有许多山水诗写得气象雄伟，瑰丽悦目，有的还具哲理意味。魏源的诗风格遒劲，激越奔放，但律诗用典较多，显得费解，韵味不足。著有《古微堂诗集》和《清夜斋诗稿》。

魏忠贤：明代河间肃宁（今属河北省）人，少无赖，自宫后改名李进忠。万历时入宫为宦官，后乃复姓，赐名忠贤。熹宗即位，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他密结大臣为援，以犬马声色媚帝。天启三年（1623年）掌东厂，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排斥异己，专权揽政，参阅奏章，斥逐言官，纵容校尉，横行肆虐，迫害东林党人。次年，杨涟疏劾其二十四大罪，魏大中等七十余人又交章论其不法。遂兴大狱，大臣被罢逐者数十人，凡不附己者一概斥为东林党人，并杀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广建生祠，时有「九千岁」之称。思宗即位，黜职，置凤阳。行至阜城（今属河北省），闻逮治令，遂自缢死。

参考

张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不断拓新，既守护和继承传统又背离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向逆反运动，正构成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演变的一大奇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产物。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隔绝和交往的罕少，人群依氏族、部落分居各地，其后逐渐融合为较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相应也创造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共同的规章制度，从他们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还升华出他们的宗教、哲学、美学和科学技术。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它们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迟或早地产生相应的变动；另一类是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爱情诗中的很大部分），它们虽也因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变化，却不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由于能够为后人继续提供审美的魅力，往往具有更恒久的生命力。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注意到上述两类文化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后者的传统比前者更为稳固。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多表现为文化积累中的并存状态。而前者在文化发展中则更多表现为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造中被突破和创新而走向现代的。在这过程中，滞后的文化总要被先进的文化所取代，古老的传统总会在现代的竞争中被刷新。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先进化。这种先进性是在历史纵向与全球横向的双重比较中被识别和确定的。普列哈诺夫当年谈到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时曾指出，后进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向先进的民族的文学学习。例如俄罗斯文学曾向法国文学学习。而当时欧洲的文学却很少向非洲的文学学习。实际上整个文化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也总是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的。我国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祖先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的东亚文化圈中，日本曾长期向中国的先进文化学习；而到了近代，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使我们的文化落后了。从而产生了民族生存的深刻危机，被列强所宰割所欺凌。于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从魏源、林则徐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地理，洪秀全、洪仁玕撰著《资政新编》，曾国藩、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说，我们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一步步向西方的先进国家学习。日本由于先向西方学习，它的文化曾比中国先进，所以中国也从对日本文化的学习中获得许多益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更表明我国文化大规模地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之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现代化选择的重要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国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文化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这都说明现代文化的建设或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向外国外民族先进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总有自己的优长，而且这种传统文化还是特定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历史标志，也是发展现代文化的前进基础。忽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曲折。“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包含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砸烂封资修黑货”，更把前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创造的传统文化不问青红皂白都一概否定了。以致一次曾产生新文化建设中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后一次则产生了类似当年苏联存在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种幼稚倾向：妄图在空白平地上去创造新文化。实践表明，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导致文化传统在一两代人中出现断裂，使我们的文化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其实，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毛泽东早就说过的，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际上，传统文化有的不仅过时，而且腐朽有害，必须坚决淘汰；有的至今仍然有用，必须加以继承，吸纳进新的文化中来；还有的虽然旧了，虽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可作为先人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标志，为体现文化积累的展现，仍然需要加以维护和保存。文学艺术中的情况也如此。如我国传统的戏曲，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和荒*色情的，就要淘汰；有些翻新的剧目，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有所创新的传统艺术形式，就可纳为社会主义戏剧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传统优秀剧目和技艺作为祖先的创造，就要作为“国粹”加以保存，即使将来没有多少观众。“五四”后有人对传统“京剧”一律骂倒；“文化大革命”中对旧的戏曲剧目一律禁演，都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分析的错误做法。这个教训，今天一定要很好吸取。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我国今天正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文化体现着当代文化的先进方向。因此，在今天，我们既要十分重视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去保存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十分虚心地继续向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去创造能够引导未来的的、符合科学规律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又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并提升他们整体素质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这种盲目复古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倾向。我们认为，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外国外民族文化都需要加以分析，看看那些东西确实是优秀的、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纳的；而那些东西又是腐朽有害的，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扬弃的；还有那些东西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又必须加以保藏并传诸后代的，一定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学来为我所用；一切落后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也要坚决加以淘汰和屏弃。该学的不学、不坚决“拿来”，该丢的不丢，把痈疽继续当宝贝，都一定不利于我们建设新的先进的文化。而该保藏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不善加保藏，甚至随意加以毁坏，那也就成为人类文化的罪人了。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异。因而要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建设中统一起来，肯定需要有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必须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发展也非常之快。但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非常不平衡。因此，要使我国的文化全面走向现代，从各个层次和方面都走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无疑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使各民族的文化继续各具特色，又必须扬长补短，升优汰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广泛参照中，坚决把人家先进的东西“请进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并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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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起源主要有三：①出自姬姓，以邑为氏，或以国为氏，得姓始祖毕万。据《元和姓纂》、《史记·魏世家》、《通志·氏族略》等载，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受封于毕，其孙毕万在毕国被西戎攻灭后，投奔到晋国，成为大夫。因功，被赐魏地为邑，其后子孙以邑为氏，称为魏氏。公元前445年毕万的后代魏斯建立魏国，公元前225年被秦所灭后，魏国王族以国名为氏，形成魏姓最重要的一支。史称魏姓正宗。②外姓改姓魏。战国时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魏冉，本楚人，芈姓，后改姓魏；南宋蒲江人有魏了翁，庆元进士，本高氏，后改姓魏；明代有昆山人魏校，其先世本李姓，弘治进士，后改姓魏。③出自少数民族。如北魏时期氏族中有魏揭，自称大将军、冲天王；满族倭彻赫氏后改为魏姓；佤族斯内氏，汉姓魏；鄂伦春族魏拉依尔氏，汉姓为魏；此外，土家、蒙古、彝、回、朝鲜等民族中也有魏姓。 始祖：毕万。

迁徙：　　魏姓最早发源于今河南北部及山西南部一带，早期主要是在今山西、河南、山东境内发展繁衍，也有部分居于今湖北、湖南境。先秦时期，魏姓就已经出现了以“战国四大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人物，使魏姓在当时盛极一时，家族地位十分显赫，势力也十分庞大。秦汉时期，魏姓子孙继承先人遗风，历居高官，使本族得以持续发展，并在秦时由于“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是故魏姓也有部分迁至今陕西境内。魏无忌的六世孙因在西汉时任巨鹿(今河北)太守，有功于朝廷受到封赏，并使其家族成为朝野所敬仰的家族，其居地巨鹿也就发展成为魏姓历史上最著名的大郡望。与此同时，魏姓也有进入江苏、浙江、甘肃、宁夏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阀割据，相互攻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上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多受冲击，因此魏姓大举南迁至四川、江西、福建等地，在当地安居繁衍，发展壮大，名人志士也有如泉涌，如三国时期蜀之名将魏延便以勇猛善战、功迁征西大将军而闻名。盛唐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士族壮大，魏姓繁盛，人丁兴旺，郡望与名人显宦大量出现，并且有部分族人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于福建安家，后又徙至广东等地，使家族播迁更加广泛，唐末，战乱烽烟又起，外族入主中原，魏姓被迫再度南迁，广泛进入到南方各地。截止宋末，魏姓人已遍布江南广大地区，繁衍于全国各地，从而使魏姓成为我国一大姓氏。元明清时期，魏姓族人已远播于海外，成为我国诸多家族中一个比较大的著名宗族。目前魏姓人口列全国第四十七位。

郡望：　　巨鹿郡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郡，治所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相当今河北白洋淀、文安洼以南，南运河以西、高阳、宁晋任县以东，平乡、威县以北、山东德州、高唐、河北馆陶之间地。汉代至北魏因袭沿用。汉后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平乡以北及晋县一带。

　　任城郡　秦置任城县。东汉章帝分东平国置任城国。三国魏置任城郡。西晋复任城国。北朝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分高平郡一部，置任城郡，治所由仲浅村移于今济宁市任城路，并为任城郡治，隶兖州。相当于今山东微山一带。

堂号：　　九合堂　春秋时晋有大夫魏绛。山戎向晋请和，绛向晋君说和有五利。于是晋便和附近的少数民族山戎等缔结了友好条约。八年之中，晋国九合诸侯，称为霸主，都是魏绛的功劳。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巨鹿、任城。②自立堂号：敬爱、治礼、十思等。

字辈：　　某支魏姓字派：光明正大，顺理成章。天开文运，百世流芳。祖德宗功，山高水长。一本九族，万古纲常。振作有人，家道宏昌。克广前勋，永甫之祥。继先启后，忠孝贤良。繁荣衍庆，育才兴邦。陶应师欲立，成遇世登国，文余士兴帮，学开中朝举。继速招先德，本远启庆慈。

　　河南西平魏姓字派：德绍时世祖，道记孔孟传，学乃家之本，端方勤民廉。

　　山西忻州魏姓字辈：新文良，时懋行，昭弘知，泰宪圣，德益宁。

魏氏统一字辈：“天启大名兆吉昌信陵建立德锦长忠贞克笃赞先烈贤哲绍徽永世芳”。

四川宜宾江安魏氏字辈：“世登文朝正邦家”。

四川魏氏一支字辈：

大房支派：“祖德渊源远宗功世泽长英雄创新史千秋继流芳”；

二房支派：“惠州传盛事景福焕文章才学普及笫智广能兴邦”；

三房支派：“基业相承久家声应永昌安乐延禄寿忠义颢栋梁”；

四房支派：“大名开泰运有道庆朝堂天府建伟绩万代双社江”。

四川泸州宜定魏氏字辈：“其文应正龙光明晋国肇”。

四川华阳魏氏字辈：“定鼎宗三晋人才历世新承嶶开甲第耀祖显门庭”。

四川内江兴隆魏氏字辈：“振玉成家朝廷永世昌达常昭修齐斯立崇德尚贤宣仁敦义安富尊荣天恩尔锡”。

四川成都、江西安远魏氏字辈：“受满贵福宗文启世思国从贤魏宪昭佳俊享荣爵宣敷佐圣朝芳名全德义祖福毓英豪远绍箕裘业”。

四川绵阳魏氏字辈：“世代忠良起方秀”。

四川内江魏氏字辈：“振玉成家朝廷永世昌达常昭修齐斯立崇德尚贤宣仁敦义安富尊荣天恩尔锡”。

四川魏氏一支字辈：“明安其文国永君良学忠先泽登仕远孝友一家传”。

湖北长阳魏氏字辈：“城镇启世应长发万年兴朝宗开大显山远连科登”。

湖北新州魏氏字辈：“元珍光辉泽久世”。

湖北宜昌、沙市魏氏字辈：“世秉忠良大启文光明德法祥万代永昌”。

湖北兴邑魏氏字辈：“家有学朝上必举用光振世泽景运从希贤志可美永远开昌隆”。

湖北武汉蔡甸(汉阳)魏氏字辈：“修德辉先绪培仁启世昌”。

湖北京山魏氏字辈：“光明正大典章华国”。

湖北新州、黄冈魏氏字辈：“元光辉泽久克木念先人”。

湖北麻城魏氏字辈：“仕可登朝用”。

湖南桑植魏氏字辈：“仕昭光成国家兴启贤良忠厚元世泽万代永流芳”。

湖北公安魏氏字辈：“家丰正大顺理成章天开文运世代贤良祖功宗德燕宜群洋本源克登孝有一堂□□□□广战后泽再活龙光”。

湖北武昌、陕西岚皋魏氏字辈：“天以人伦定善家祚永昌培铭洪树炳载镇泽荣煌”。

山东莱芜魏氏字辈：“春元加振光传淑庆参常”。

山东青岛城阳魏氏字辈：“进德光喜邦文吉福增昌兆钱克承业正中理一方”。

山东枣庄薛城魏氏字辈：“建文庆继兴永冠（传）志家繁祥瑞兆”。

山东邹城魏氏字辈：“景德庭怀传元奉培养善昭祥庆繁昌修敬来书本存仁裕厚长”。

山东东平魏氏字辈：“宗束广茂培尚翊绪庆传振世继忠正树德大文联立新呈宪法永允兴家繁”。

山东荷泽单县魏氏字辈：“志相钦广德修万茂振花雨”。

山东德州魏氏字辈：“成景国嘉享居世（康）开兆传风振德艳（彦）锦春时光英豪华泰民安昌盛”。

山东临沂魏氏字辈：“春敬新良繁秋长忠厚祥世远书香昭家和鸿利阳”。

江苏沭阳魏氏字辈：“应登增光裕家善良从斯介景贻祚定常”。

江苏连云港新坝魏氏字辈：“登大曾光玉加善良丛思皆锦以素定长”。

江苏连云港魏氏字辈：“学国方居影凤来”。

江苏徐州魏氏字辈：“修齐为本礼义居先传家宜善延世在贤”。

江苏徐州魏氏字辈：“天开洪庆泽呈国征吉祥纪日纯良美思云贤哲忠”。

江苏徐州丰县魏氏字辈：“忠承以训增焕荣光”。

湖南湘乡魏氏字辈：“林承正国德桢贵世代显名士兴家绪孝友笃前光”。

湖南隆回魏氏字辈：“万文必再兴宗祖添元朝永大正邦达纲纪守荣华先人绵世德积厚有馀光诗典承庭训芳名愈炽昌腾飞开泰景宏图展山川谦治强家国英武卫神州博硕耀龙榜灵杰志中坚明星昭寰宇金水育俊贤”。

河南新郑魏氏字辈：“林风国家税诗书圣贤心行善添西福修德地生金”。

河南南阳镇平魏氏字辈：“世绅秉倚思□□□自原抚法景莹云有海肇廷家新修国立昌明仁厚家新修正道德全载天经同宗敦庆世纪长存基业永远瑞集福增弘扬先贤州泰民安廉洁奉公礼仪孝忠”。

河南遂平魏氏字辈：“德绍明世祖道纪孔孟传”。

江西九江魏氏字辈：“式用从今时仕邦茂学正家兴存中道朝安任贤进裕起在文章建立维信敬天赐世荣昌修德宜永庆”。

江西安远上魏魏氏字辈：“受满贵富宗文启世思国从贤魏宪昭佳俊享荣爵宣敷佐盛朝芳名传德义”。

江西安远魏氏字辈：“文平世汉魏钦昌德顺臣达邦遇良明至荣永全兴益本元崇晋”。

江西铜鼓魏氏字辈：“受满贵富宗文启世思国从贤魏宪昭佳俊享荣爵宣敷佐盛朝芳名传德义祖福毓英豪远绍箕裘业”。

辽宁营口、盘锦魏氏字辈：“永国殿炳文（鸿）万福连世庆”。

辽宁鞍山海城魏氏字辈：“天承其玉士振常永守国福祝宝家生”。

福建三明安溪魏氏字辈：“国君明进贤经纶早趋展满朝朱紫贵全等立志光显达标金榜盈余赖土田相传惟日久获福数千年”。

福建南靖魏氏字辈：“兴均邦宗秉景廷嘉道显元志士成盛汝常定光兴”。

福建海坛观音澳魏氏字辈：表字：“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继述善贻谋德泽”；命名：“廷宗朝祖立纲定纪裕垂振世裔贤良”。

广东普宁魏氏字辈：“朝廷庚喜起嘉国庆和平欣献垂竹钓伟绩丙周京”。

浙江丽水魏氏字辈：“致大任尧茂龙椿德该钲隆得性维宏王祚永庭际修人纪以安国家技大本固水远源长为孝作忠积美乃昌利济世广慈厚代杨”。

广西桂林、陕西泾阳魏氏字辈：“敬英公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安徽六安魏氏字辈：“邦国安定家庭光昌大（明）德正启道学仁良”。

山西忻州魏氏字辈：“新文良时懋行昭弘知泰宪圣德益宁”。

河北景县魏氏字辈：“明福仲鸣连广振文铭汉杰炳在锡清荣耿垣钦沛林焕坡钊源森”。

毕万公一百世魏世魏氏字辈：“国立昌明仁厚家新修正道德全载天经同宗敦庆世纪长存基业永远瑞集福增弘扬先贤州泰民安廉洁奉公礼仪孝忠”。

魏家祖族(北门)魏氏字辈：“朝永瀛良天恩民仁维九好堂永福庆振汝连兴旭宏常才保善乐盛世商贵勤学大士奇存礼智信增”。

魏氏一支字辈：“定鼎宗三晋人才历世新承嶶开甲第耀祖显门庭”。

魏氏一支字辈：“唐宋元明清朝殿颛三光宗耀国政天鑫顺成官金仁安治忠”。

魏氏一支字辈：“朝安中良祖泽益长文莫启后伍贵年芳”。

名人：　　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谥庄，称魏庄子。魏犫少子晋悼公新立，使为中军司马。晋侯之弟杨干扰乱阵次，他杀其仆(御者)晋侯以其用刑得当，使为新军之佐。旋升为下军之将。力主推行和戎政策，称和戎有五利。使晋领地进一步扩展，国势富强。

　　魏文侯(-前387)，战国时魏国建立者。名都，一作斯。桓子之孙前424年即位，举贤选能，先后任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吴起为将，使西门豹治邺，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制定“法经”，兴修水利，使魏成为战国初年著名强国。西攻秦，取西河之地，北攻中山，灭其国前403年，魏国与赵、韩被列为诸侯。

　　魏冉，战国秦臣。原为楚人。姓芈。秦昭王母宣太后异父弟。秦武王死，诸公子争位，他拥立昭王，被任为将军，平定内乱。后一再任秦相，封于穰，号穰侯。在执政期间，举白起为将，攻伐韩、魏、赵、楚等国，夺取大片土地。加封陶邑，富于王室。与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并称“四贵”。前266年，魏人范睢入秦见昭王，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昭王遂改用范睢为相，他被罢免。出关就封，辎车千余乘。后死于封地陶邑。

　　魏牟，战国时人。籍贯不详。即魏公子牟，因封于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位保定市西南)，故亦称“中山公子牟”。与公孙龙交好，他说：“身在江海之上，必居乎魏阙之下”(《吕氏春秋·审为》)。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他“纵情性，安恣睢”。《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子牟》四篇，已佚。

　　魏无忌(-前243)，战国时魏国贵族。魏安釐王异母弟。安厘王即位，封为信陵君。礼贤下士，门下有食客三千人。魏王畏其贤能，不任以国政。前257年，秦围赵，他设法窃得兵符，击杀将军晋鄙，率其军救赵，击退秦军。此后留居于赵十年。前247年回魏，任上将军，联合五国击破秦将蒙骜军于河外。有《魏公子兵法》传世。今佚。

　　魏豹(-前204)，汉初诸侯王。战国末魏国贵族。陈胜起义后，豹率众响应，立其兄魏咎为魏王。秦将章邯攻魏，咎败自杀，豹逃至楚，向楚怀王借兵数千，攻下魏地二十余城，自立为魏王。后引兵从项羽，秦亡被项羽封为西魏王。韩信破魏，兵败被擒，囚于荥阳。在楚军围困荥阳时，为汉将周苛所杀。

　　魏相(-前59)，西汉大臣。字弱翁，济阴定陶(山东定陶)人。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后为河南太守，澄清吏治，豪强畏惧。宣帝立，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丞相，封高平侯。《汉书》称其“为人严毅”，治甚“有声”。

　　魏伯阳，东汉炼丹家。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一说名翱，自号云牙子。葛洪《神仙传》有记其入山炼丹事，他曾借《周易》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著有《参同契》三卷，为后世道家所宗。

　　魏延(-234)，三国蜀将。字文长，义阳(今河南桐柏东)人。以部曲随刘备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刘备进驻汉中王，擢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封都亭侯。后诸葛亮驻军汉中，以延为凉州刺史，总督前部军兵，在羌中大破魏军，迁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诸葛亮病死军中，他与杨仪争权，率兵击杨仪，兵败被杀。

　　魏收(506-572)，北齐史学家。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字伯起，小字佛助。初为北魏太学博士。东魏时，曾出使梁。为高欢丞相府属，不得志。北齐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历三年，成《魏书》一百三十卷。时人以其报怨酬恩，史书不实，讥为“秽史”。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掌诏诰，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曾参与修定《齐律》。与温子升、邢邵号北朝三才子。明人辑其文为《魏特进集》。

　　魏徵(580-643)，唐政治家。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字玄成。少孤贫，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随李密降唐，任秘书丞，至黎阳劝李勣降唐。曾为窦建德所俘，建德败后归唐为太子洗马，以秦王世民功高，曾劝太子早为之计。太宗即位后用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观二年(628)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七年任侍中进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曾主持梁、陈、齐、周、隋诸史编撰工作，著有《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贪以俭”。言论见于《贞观政要》。著《类礼》及主编《群书治要》。

　　魏野(960-1019)，北宋诗人。字仲先，号草堂居士。陕州(治今河南陕县)人。筑草堂于州之东郊，不求仕进，常在泉林间弹琴赋诗。与当时显宦名流如寇准、王旦等友善，相与酬唱。其诗效法姚合、贾岛，苦力求工，平朴闲远，无艰涩苦瘦之弊。与林逋同为宋初高士，时诗名在其之上。著有《钜鹿东观集》。

　　魏胜(1120-1164)，南宋名将。宿迁(今江苏宿迁，位泗阳西北)人。初为弓箭手，曾化装渡淮河，以侦探金军情况。1161年(高宗赵构绍兴三十一年)，金军海陵王完颜亮攻宋时，他率军三百人渡淮河攻取涟水(今江苏涟水，位清江东北)、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继又派军收复附近县城，自任都统制，免租税，释囚犯，开仓犒劳；更招募忠义新兵，分为五军，屡战屡捷。金军每见山东魏胜旗号，即望风而逃。后接受南宋官职。被调南下。1164年(孝宗赵眘隆兴二年)和议未决时，金军突然进攻，他奋勇迎击，因大将刘宝不肯支援，致孤军苦战，中箭牺牲。

　　魏了翁(1178-1237)，南宋学者。字华父，号鹤山。宋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进士，历知汉州、眉州、泸州，入为权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官至资政殿学士、同答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推尊程朱理学，与真德秀并称“西山、鹤山”。主张反复研读六经，不赞成“多看先儒解说”。始习朱熹、张栻之说，后又尊信心学。他发挥了邵雍“心为太极”的思想。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等。

　　魏忠贤(1568-1627)，明宦官。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位河间县西)人。万历中入宫，与僖宗乳媪客氏通；僖宗立，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专权植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杨涟、左光斗等交劾其奸，反被诬为东林党，惨遭杀害，又逐公卿李宗延等，善类为空。思宗即位，始发其奸，初贬凤阳(今安徽省凤阳县)，后逮治，自缢死。崇祯二年(1629年)定逆案，余党均被斥逐。

　　魏源(1794-1857)，清思想家。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字默深。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与龚自珍齐名，同属今文经学派。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并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