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孚县境内为男娶女嫁，一夫一妻制婚姻。招赘（上门）也较普遍，入赘的男性在家庭、社会上的地方不受影响。也是有个别的一夫多妻（含姐妹共夫），一妻多夫（兄弟共妻）家庭，通婚范围不受族别限制，父亲血统不准通婚，姑姨表允许通婚，富有家庭中较多（称亲上加亲）。非婚（私生子）生子女不受社会歧视，绝无弱婴弃婴者。婚姻形式有：包办婚姻、自由婚姻：、抢婚、走婚等。

五、婚礼仪式：娶亲前一天，男方请一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中年妇女及3、4个带着梳篦、红头绳和穿戴饰物前往女家为　所新娘洗头梳辫，向新娘祝福。女方也选一妇女作为伴娘。亲友邻居前来祝贺，赠送钱物、粮食。女家以青稞酒、糖果、肉　等招待。唱歌跳舞欢庆通宵，男方在神厨前和新房中摆出“匹默”酥油吉祥花各一束，人生果两碗及酥油灯、茶气、藏毯等。迎亲当天，男女选派能说会道的至亲数人，带上哈达、礼品先行至女家，迎亲马队随后，在中途停留等待。

汉族婚仪为藏汉两仪结合式，新娘头顶红盖头，新郎戴礼帽，穿长袍马褂，新郎新娘拜堂，进洞房。摆席款待，对藏族来宾，按藏族习惯招待，夜晚市新房跳舞一并进行，十分热闹，解放后这种礼仪有所改变，六七十年代婚礼从前，新事新办。八十年代后，互有攀比，城乡均讲究大办婚礼持续3至5天，按送新　用大小汽车，饮曲酒，抽高级香烟。山区则用大队人马，均着节日盛装，浩浩荡荡，耗费颇大。 藏族无姓氏。名前往往冠以村寨或房名，无家谱，藏汉结婚的后裔保留姓氏。

信藏传佛教，家有喇嘛为荣，一家所生数子，在家婚娶承祠的1人，须有1－2人去寺庙内当喇嘛，能者上门为婿，或娶妻分家立户。人们多请活佛、喇嘛赐名、取名，以某一菩萨如某一佛经为名之来源。有久远历史的人家，如玉科区的汪洛，系清雍正被封为安抚司经十代后裔，统治玉科区长达二百多年。祖籍原陕西户县的汉族（清嘉）年身经来道孚定居，娶藏女、袭藏习，后辈们成为有汉性的藏族，迄今已繁衍六代，100余人，民国时期曾是道孚有名的富商。 （一）天葬，今灵雀寺西北面的山坡原为天葬之地，将尸体运至此处，请多位喇嘛念经，吹法螺，燃烧糌粑、茶叶、粮食等祭草，群雕老鹰旋集，由专业天葬师将尸体划成块片，让雕啄食。再将骨头捣碎，掺和糌粑、酥油，啄食尽，葬仪即告完成。倘有雕食不尽者，则言死者生前心术险恶、积恶深重，而改行土葬。

（二）水葬。将尸体捆运于鲜水河畔，请喇嘛念经后，投尸于河，让其飘流，有时石块让其沉底。近年有将尸体全装入木匣内投河的。

（三）火葬。先用泥土作塔，内安一大锅，上驾柴禾，尸体放其上，并放茶叶、酥油、五谷、酒、燃火焚之，倾酥油或清油的助燃，其骨灰尽在锅中，亦有选在僻静处砌矮墙三面，置尸体于柴上火化，3日后置骨灰于匣或瓦罐中。火葬多用于喇嘛，其骨灰作成“擦擦”，俗人则将肌灰抛洒于湖泊中，亦有送经拉萨某神人。注：擦擦即塑贮存佛塔内。

（四）土葬。选附近山区或平的之地挖一方形坑，若有片石则镶嵌于坑沿，将尸体屈肢放坑内，上盖片石再覆土；如活佛须土葬，做一长木箱，将尸体盘膝置于箱中，挖一方形窖洞将箱放入洞内，密封洞门，不砌坟包，3－5年后火化将骨灰做成“擦擦”。

（五）丧列祭祀。藏族人民死亡亲人有念经超度之习。

古代的亚述人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拍卖大会，将所有可以结婚的女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先将生得美貌的女子公开展览，由周围参观的观众出价，以出价最高者，获购买的优先权，然后逐步将容貌较差者展览；最后出现了相反情况，即出最低者可以娶面貌生得丑陋的女子，并且还可以得回一笔嫁妆费。

亚述人常用这种方法，使男人找到了妻子，并且可以使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找到丈夫。

阿拉伯人常在婴儿时期，就由父母作主，与其他婴儿订了婚，假若长大结婚以后，女子不喜欢男子，则女子方面可以赔偿金钱了事，并没有其它规约可以管束。

在古代的波斯，甜菜被认为是一种 “ 不吉祥 ” 的东西，而萨克逊人都把甜菜作为拒婚的象征。一个小伙子到姑娘家去求婚，如果招待他的是一盆甜菜汤，那么最好还是知趣回家，因为这表示毫无希望。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乱丑闻。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中国华东江苏省扬州市东南40公里处有座奇特的村庄，全村大部分人都鼻梁高挺，双眼深凹，男子两颊留长须，长期保持着特殊的祭祀与葬礼习俗，这座奇特的村庄的名字就叫波斯村。

古波斯国地处亚洲西部，与波斯村相距万里，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村为什么会以“波斯”命名呢？她和古波斯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历史渊源？

虽然是一座典型的中国水乡村庄，但村头的路牌上却写着3个大字“波斯村”，村中央是一座有浓郁阿拉伯风格的纪念园，园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用中阿两种文字写着“波斯庄”。

当地研究波斯村问题的权威张永康带着记者在村中参观。这里用“波斯”命名的商店特别多：波斯商店、波斯饭店、波斯干洗店、波斯旅社、波斯百货店随处可见，一些建筑物上的装饰图案也带有阿拉伯风格。

目前，波斯村共有1100户，人口4100人，其中100多户姓佴，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是波斯人的后裔。特别奇怪的是这里姓佴的称自己姓“LI”，而不是与中国其它地方姓佴的念“ER”，他们认为这是因为“LI”中的“I”的发音与伊朗、伊拉克中的伊字发音相同。

现在，波斯村的人生活习俗已经与周围人没有多大区别，唯有祭祀方式仍保留着古波斯拜火教的色彩。波斯村在举行祭祀时，总是供奉两尊木刻偶象，一名“波斯”，一名“龙骥”，一个面善，一个面恶，俱为武士装束，头戴向上翻卷的毡帽，上插一支点燃的蜡烛。参祭人员约16人，头戴西式高统黑礼帽，身穿燕尾礼服，盛放祭品的器具是木制长方形托盘，两侧均有提把，这样的祭祀在中国其他地方是罕见的。

张永康介绍说：“波斯村至少已有600多年历史，因为村中王氏家谱中记载，王氏家族是1368年从外地迁入波斯村的，因此波斯村形成肯定在此之前。”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认为，早在唐代（618年至907年）扬州以其濒江近海，运河贯通的地理位置，成为亚洲著名的国际性商业贸易港埠，也是水陆“丝绸之路”的结合部。据史料记载，当时阿拉伯、波斯人经内陆或海路来此地的络绎不绝，留居经商者多达5000余人，一些波斯商人到距扬州不远的农村定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波斯村的人对于村庄名的来源有着自己传说：其一是，波斯村过去曾是长江边的一个码头，常有波斯商船在此停泊；二是一位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与一当地姑娘一见钟情，后结婚生子定居在此，后来在抵抗土匪的战斗中牺牲，当地人为纪念这位波斯商人，就将村庄名改为波斯庄，因为当地至今还有数座外形如钟高大的“波斯墓”。

如今，波斯村已经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重视，南京大学、扬州大学、东南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的教授、学者开始对些进行专门的研究，英国、美国的学者也来此村进行过调查研究。今年5月，中伊友好协会的伊朗主席还专程来波斯村进行了友好访问。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yiqian/yiqian10html

　　美丽与悲哀 —— 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日本著名作家、“新感觉派双璧”之一的横光利一，在患绝症之前曾经说过，川端康成没见过母亲，所以他的作品中大量地流露出恋母情结。后来，川端听到这一说法，感到非常震惊。川端始终认为，自己对母亲既不怀有爱也不怀有其他感情，因为他完全不了解母亲。所以对他来说横光的说法出乎意料。事实上，尽管母亲的形象没有在川端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然而母亲在理念的意义上对川端的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他女性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十分隐蔽，因此川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有意无意间在拒绝这种影响。

　　一、少年“心癖”

　　川端3岁丧父、4岁丧母，惟一的姐姐也不曾与他共同生活。因此他极少接触过青春洋溢、光鲜艳丽的年轻女性，他看到的只是苍老无力的祖父母，女性那光洁柔软的肌肤成为川端本能的渴望。中学时代，在川端的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爱情，川端认为可以把它称为自己的初恋。这是少年的川端与室友之间的同性恋爱。川端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事件和心理。光阴荏苒，当50岁的川端再次看到这些日记时，首先感到很有兴趣，继而多少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在十七、八岁的日记里会有如此露骨的表现。

　　室友叫小笠原义人，他自幼体弱多病，靠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活了下来。母亲长期的爱抚使他的举手投足都带有女性的特征。他的出现，仿佛在川端的生活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从他身上，川端似乎能触到一种遥远的幸福和安宁。

　　川端与小笠原同榻共眠，感受到贴着小笠原的肌肤流淌过来的温暖。在川端有了记忆之后，这是初次接触到人体那柔润的青春的气息，初次体会到生命的感动。他在《独影自命》中回忆道：“我在这次的爱情中获得了温暖、纯净和拯救。甚至让我想到他不是这个尘世间的少年。从那以后到我五十岁为止，我不曾再和这样纯情的爱相遇。”（注：《独影自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川端从小几乎没有感受过肌肤之爱，这一缺憾似乎在小笠原那儿得到了短暂的补偿，连他本人也承认：“如果一旦缺乏了肉体的美，我对幻景的渴望和激情也会随之消失。”小笠原给川端带来了“人生的新的惊喜”，成为川端的“救世主”和“守护神”。在整个中学寄宿生活中，川端始终同小笠原保持着这种情人关系。通过这种畸形的关系，川端多少拾回了一些他在幼年和童年时代遗失的爱。也许是缺少女性的家庭使川端的性意识有不同寻常之处，他从小就时常“神游于*放妄想”，特别是对于美少年有着强烈的奇异的倾慕。川端在祖父还在世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照例要去朋友家玩，那时他对那家的兄弟二人就有一种“思慕异性般”的感情，川端把这种拂之不去的情绪称作“心癖”。是这兄弟二人而不是他们那温柔慈爱的母亲成为川端逃离囚笼世界的火把。对他来说，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少年的魅力和诱惑更甚于少女。

　　当初在日记里记下的爱中掺杂着不纯的意识，而时过境迁之后追忆起来则成了一种纯粹的美。回首往事，川端才恍然想起，比起对小笠原的爱，自己当时无疑是更企望着心灵上的转机。与小笠原的这段感情非但没有给川端留下污浊的印记，反而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愉快和温磬，使他得以暂时逃离自我嫌恶、自我摒弃的消极心态，跨越了对人的畏惧，满足了他对温情的需求，人生的希望之光就这样悄然投射到了少年的心间。后来，川端以这段经验为基础，创作了小说《少年》，并使用了当时的部分日记。小说完成之后，他将这部分日记原稿和小笠原的书信全部付之一炬。

　　大正七年（1918年）暑热尽消的时节，川端没有对任何人透露一丝消息，独自来到了有“风景画廊”之称的伊豆半岛。在优美的大自然中，川端邂逅了流浪卖艺的舞女一行，并在旅途中有意追随，与她们结伴而行。这是在没有女性的家庭中滋生的对女性的敏感以及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培养的对女性的泛爱使然。一次，川端听见身后舞女的低声议论：“真是个好人啊。”在川端看来，这言谈“纯真而坦率，很有余韵”，“这是天真地倾吐情感的声音”，连他本人也朴实地感到自己确是个好人，心情豁然开朗。虽然只是淡淡的一句，但是就如同在烈日灼烧的沙漠中从天而降一口甘泉，使川端终身难忘，感激涕零。这寻常的赞美，引发了川端的反思：“我已经20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我忍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才到伊豆来旅行的。因此，有人根据社会上的一般看法，认为我是个好人，我真是感激不尽。”（注：《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伊豆之旅给了川端三大收获：首先是惬意的旅情，其次是迤逦的风光，第三是正直的好意。这位美丽的舞女，就像一颗拖着亮尾的彗星，一直在川端的记忆中闪烁。经过八个春秋的潜心酝酿之后，川端将这不灭的情愫倾注于笔端，写出了不朽的名著《伊豆的舞女》。这篇小说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名作，也是川端自己深爱的作品。日本文坛给予了这部作品以极高的评价，公认它是川端文学的里程碑，标志着川端独特的纤柔的抒情风格、心理独白的创作手法和古典传统的艺术个性的形成。

　　二、两位女性

　　当川端对少年的思慕合乎常理地转化为对少女的爱恋时，那种对青春气息的朦胧感动也升华为对人性光辉的生命追求。与邂逅舞女时隔三年，川端经历了“仿佛以遥远天空的闪电为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初恋，然而在他心灵中留下的却是经年不愈的伤痛。因此，他的《篝火》、《非常》、《霰》、《南方之火》、《她的盛装》、《海之火祭》等一系列作品所描写的都是这同一次恋爱，而且，由于这次恋爱的伤痛之深，川端一直不愿把这些作品收入作品集，直到50岁编写全集时才第一次平等面对它们。

　　那是川端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的事。他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认识了一个16岁的女孩，名叫伊藤初代。她在距帝大不远的一家咖啡馆当女招待。在那间咖啡馆里，川端总是带着一如既往的沉默凝视着初代。他在自己长久的盯视中恍惚发觉，初代的身上隐隐透着一种孤寂。渐渐地，与初代的会面使川端感觉到全身心的亢奋，而与她的离别则使川端感到难耐的寂寞。初代留下的并不是那种直截了当的痛苦，而是一种极端孤独的心境。在天南海北的喧闹和川端落落寡合的静坐中，学生生活在咖啡馆里悄然流逝，谁也没有发现川端心中日渐炽烈的感情。

　　后来，当他去探望已移居岐阜的初代时，第一次从异性的爱慕之意中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品尝到被依靠的快感。川端心灵的荒原如沐春雨，爱的种子在这块伤痕累累的不毛之地上发芽了。

　　川端一回到东京就向朋友们宣布，他要和初代结婚了。这突然的新闻如一石入水令大家惊诧不已。半个多月之后，川端第二次奔赴岐阜，正式同初代订婚。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就这样和心爱的姑娘订了婚，他仿佛“看见两个火球从空阔无垠的黑暗中掉落下来”，“世上的一切都如同远景，是无声的、渺小的”。（注：《篝火》，《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第70页。）他又千里迢迢远征东北乡村征得了初代父亲的允许，接着，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婚礼的到来。然而，在万事俱备之时，他突然收到初代一封“非常”的信，信中说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不能向川端说明，并请川端忘了自己。

　　这封“非常”的信，对川端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丧魂失魄，万念俱灰，怎么也无法理解初代的背叛。从去岐阜订婚，到收到初代寄来的“非常”的信，前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简单、短促、不明缘由的毁约，在川端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回响，数年之后仍旧余音缭绕”。

　　此次失恋之后，，尽管感情在理性的鞭挞下已成死灰，然而死灰之下深埋着的仍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之火。川端塑造了众多如同风花雪月般美好纯洁的少女形象，或多或少都流淌着初代的血液，映现着川端对初代不灭的憧憬。

　　川端究竟倾心于什么样的女性呢？他曾这样向父母的亡灵表白：“在和睦的家庭中成长的少女，她那朦朦胧胧的眼泪汪汪的媚态，实在让人魂牵梦萦，可是却引不起我的爱。归根结底，对我来说是个异国人吧。我喜欢这种少女：她同亲人分离，在不幸的环境中长大，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幸，并且战胜了这种不幸，走过来了。这个胜利，后来在她面前横下一道无边的沦落的斜坡。她性格刚强，不知道害怕。这种少女具有一种危险性，我被它所吸引。让这种少女恢复纯洁的心，自己的心也将变得纯洁，这似乎就是我的恋情。”（注：《致父母的信》，《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第215页。）

　　初代就是这样一个在不幸的家庭中长大的少女，先后经历与母亲的死别和与父亲的生离，辗转漂泊，但却坚强豁达，从不向人展示自己的不幸。因此，她如同命中注定一般成为吸引川端的巨大旋涡。当年川端所邂逅的舞女也同样有着凄楚的境遇，地位卑微，受尽歧视，川端渴望的正是这种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充分地理解自己，才能同自己一起完成人生的蜕变。

　　川端为初代写下了一系列作品，但一直不能令他自己满意，他多次想把这些材料重写一遍，但都未获成功。其中的《霰》、《篝火》等都是一夜之间急就而成的，很多作品川端都感到意尤未尽，觉得还没写完就中断了，但想补写的时候已经找不回那种绪了。《走向火海》叙述了一个遭受背叛的梦：在宁静得像干涸了似的无声世界里，“她”径直走向火海，“她”并不想死，投身火海只是因为“你家在西边，所以我要向东走”。川端希望作初代的护卫者，而初代却自投火海。在《锯与分娩》中，川端让自己的灵魂同不知身处何方的初代展开白刃的决斗，先是“险些遭她砍杀掉”，而后却手持利剑将她的刀刃砍成了锯齿状，还“用双腿挟住她的锯子，来作弄推拉不动锯子的她”。这是幻想中的复仇。《南方之火》名字的由来，也是为了纪念初代。初代是丙午年出生的，按照日本古老的迷信说法，丙午年“作祟”，这一年出生的女人克夫。川端的失恋应当归咎于丙午年吧。

　　带着还未散尽的失恋的阴影，川端从东京帝大毕业了。第二年，他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位女性，她就是后来成为川端妻子的松林秀子。无独有偶，秀子也已经失去了父亲，她父亲松林庆藏做小生意，50岁那年因扑救大火不幸遇难。川端第一次见到秀子时，秀子才18岁，她眼前这个清瘦的文学青年头戴礼帽，身着和服，给秀子留下了非常诚恳、亲切的印象。随着两人见面次数的增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对对方抱有好感。川端不久就和秀子同居了。但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同生活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作家北条诚曾问过川端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川端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说：“是啊，什么时候呢？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早就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吧。”川端获得诺贝尔奖乃至川端去世后，都有不少记者询问秀子夫人这一问题，秀子夫人也没有正面回答，并且说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花时间了解得这么清楚。

　　与同初代订婚时引起的轩然大波截然不同，川端的婚姻生活是静悄悄地、风平浪静地开始的。他们没有举行结婚典礼，更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仿佛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在川端的家谱上连川端康成的结婚记录都没有。直到六年之后，由于一次偶然的契机，他们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又过了半年秀子才正式入了川端家的户籍，按照日本的传统，随丈夫的姓改名为川端秀子。

　　川端自从与秀子结合后，夫妻二人几乎形影不离。然而，在川端与秀子漫长的共同生活中，却从来没有过与初代的短暂接触中迸发的那种激情。川端在前后两次对待婚事的处理方法上截然不同：对初代，他不仅专程前去求婚，而且分别征求初代的养父母和亲生父亲的意见，为此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不远万里亲赴东北，还郑重其事地向亲戚和师长请示，一切都不吝繁文缛节，循规蹈矩；对秀子，没有欢欣鼓舞地向人宣布，而是不声不响，一切从简，以至于连自己在人生之路上组成家庭的确切时日都了无印象。同初代，从订婚到毁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感情已臻永恒，在此后数年留下了一连串纪念初代的作品；同秀子，朝夕相处无数个日日夜夜，却没有为她留下深情款款的文字。川端说过，“能让我保持童心的女性，就是我理想的妻子”。可是，他认为自己从来“不曾有过所谓‘童心’”，也就是说秀子或许并不是他理想的妻子？他们水到渠成的婚姻也许正好填补了川端当时因失去初代而久久不散的空虚，但随着这空虚在日益紧张的创作生涯中被挤压、缩小，川端的真情所向就日渐清晰起来。他经常对妻子说：“我不能和对生活无所追求的人共同生活。”秀子没有职业，也没有一点儿学习川端所热衷的美术、音乐之类的兴趣，更不能帮助川端工作。到后来连她要读川端写出来的东西，也遭到禁止。川端为了拥有家庭而维持家庭。秀子不热衷于打扮，对于操持家务也并不那么热心，而且，对于不幸，她既不伤心，也不想去战胜它。这是秀子的天性。令川端不解的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无目标的生活，希望究竟在哪里？在他罕见的涉及自己家庭生活的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无论什么时刻，只要我吃饭，妻子也想吃；我睡觉，妻子也想睡，就这样的家庭虽然没有掀起什么风波，可眼看着妻子越来越失去生活的能力，只能认为我们等待着逐步走向别离的道路。”实际上，秀子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总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连川端也承认，“无论是男是女，一般都很喜欢她”。川端清楚地了解秀子的这种好品质，但那种逐步走向别离的感觉始终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口头禅似的絮叨着要同秀子分手。川端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是，秀子与他不幸的人生旋律不合拍，原因之二，恐怕是由于当年初代给感情至上的年轻的川端造成的打击太大了。

　　三、创作心理分析

　　母爱的缺乏、初恋的受挫都给川端留下了一道道嵌入骨血的感情划痕，同时也深深震荡了川端的创作观和女性观，使得川端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对女人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鄙视。在他眼中，首先，“女人的生理是不干净的东西”；另外，“女人确实有点儿卑贱”，而且这是“女人共通的品性”。因此，川端文学中的女性总是处于比男性略低一等的地位，而男性则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女性。比如，在《伊豆的舞女》中，男主人公是旧制一高的学生，在当时的社会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女主人公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舞女。小说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篇优美动人的故事，描绘青年学生对美丽的少女产生倾慕，在旅途中难分难舍的情愫。但是深入阅读时不难发现，男主人公，即叙事者的立场，与舞女并不平等。青年学生“我”总是从优越的视角出发，俯视身份卑微却纯洁美丽的少女。舞女第一次同“我”搭话时，是“有点儿慌张地小声回答”，接着就“脸颊绯红”。当他们一起到达客店时，舞女从楼下给“我”端茶上来，她的手不停地颤抖，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茶水洒了一地。这些细节描写虽然表现了舞女的羞怯腼腼，但同时也流露出男主人公的优越感。“我”应舞女的请求，如愿以偿地念书给她听，却借此机会“一直在观察她”。“我”和舞女一行一起走在崎岖的乡间小径时，舞女总是跟在“我”身后，保持不到两米的距离。这两米的空间，暗示出男女主人公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大家发现了泉水，姑娘们却都站立在泉水周围，等着让“我”先喝未被搅浑的干净水，而“我”则欣然接受。一路上，“我”都坦然地享受着舞女的侍候：爬到山颠，舞女跪在地上，弯下身子给“我”掸去身上的尘土，气喘吁吁地请“我”坐；下山时，舞女跑着去给“我”拿来竹子做手杖，为此还险些倒在田埂上；“我”要离开房间，舞女就抢先走到门口，替我摆好木屐……虽然《伊豆的舞女》是以川端19岁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的，但毕竟是他经过数年的酝酿在27岁时完成的创作，其中必然注入了作者主观的有意识的构思。像《伊豆的舞女》中这种自上而下倾注感情的恋爱模式，可以说贯穿于川端文学的始终。

　　脍炙人口的《雪国》所表现的爱情，也是建筑在这种上下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女主人公驹子是一个艺妓，正因为她是一个弱小低贱的艺人，读者才会对她不顾一切地将感情倾注在男主人公岛村身上感到可怜，并寄予同情。同时，也正由于驹子是处在男性与女性的这种上下关系中，为注定无法成就的恋情而活着，这才把感动传给了每一个阅读她的人。尽管川端一再声明，他是把驹子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来描写的，岛村只是陪衬，而且他在“有意识地保持岛村和自己的距离来写这部作品”（注：《独影自命》，第125页。），但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川端仍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男性意识转移到了岛村的身上。是川端在引导着岛村的目光，在审视、评判风尘女子驹子。当岛村第一次看到被女佣领来的驹子时，“不禁一愣”，因为驹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以至于使岛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由此不难看出，驹子在岛村心目中的预期形象是肮脏的。而且，初次见面岛村就从官能的感觉去品评眼前的少女，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平等的。

　　岛村的形象，是灰暗、模糊的，如同一个木然的影子，这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川端在创作上的失误。恰恰相反，川端一直在努力地替岛村辩白和解释，试图为他抹上些许光彩，甚至不惜借驹子之口说岛村是个“好人”。但这种种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存在于川端意识深层的对女性的鄙薄不可逆转地投影到了岛村身上，尽管川端并不愿意这样，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川端怎样让岛村忏悔和愧疚，岛村依然是一个冷酷的幽灵，他在川端的笔下完全失控了。川端对岛村的刻意美化所带来的结果，仅仅是降低了这一形象的清晰度和鲜明感。岛村这个人物使川端陷入了一种难以分辨而又十分不安的境地，他本人也有所感觉，因此他在谈到《雪国》的创作时说：“对于《雪国》的作者我来说，岛村是个让我惦念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岛村几乎就是没写出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是说准确了也很难说。”（注：《独影自命》，第125页。）从川端文学的爱情纠葛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女性观就是：男性与女性之间是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故此，男性对于女性拥有自私的权力。《美丽与悲哀》中，31岁的有妇之夫大木获取了16岁少女音子的爱情，并使她在17岁的年纪早产下一个仅仅8个月的女婴。音子没能看到婴儿身上稍纵即逝的生命之火，接踵而来的是爱情破灭、自杀未遂、精神崩溃。大木剥夺了音子的纯洁，也打乱了她的一生，“使她失去了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给她带来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创伤。但大木并不认为这是超乎寻常的事情，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起了一个平凡的书名，因为对他来说这只是平凡的故事。更为残酷的是，他把小说的原稿交给妻子文子，让她为自己打字，将妻子变成了一台被操纵的机器。那篇浸透了两个女人的痛苦和屈辱的小说，送走了两个生命——音子早产的婴儿和文子流产的胎儿，然而却大获成功，畅销数载，不但资助了大木一家的生活，还给妻子文子添置了衣物饰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子在大木名利双收的快乐中竟然缓解了伤痛和嫉妒，而且，以丈夫的背叛为代价换来的衣食，居然没有使文子感到更深的侮辱。大木征服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在饱经磨难之后依然深爱着大木，并折服于大木。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哀。

　　在创作中，川端无意识地将自己男性的自私投射到了字里行间。他极力保护男性的形象和地位，为此把女性的宽容、忍让乃至依附性捧为美德。《山音》中的菊子作为一个贤慧的妻子和柔顺的儿媳的典范，就无限度地容忍、许让她的丈夫修一。修一深夜从情妇那里狂醉而归，菊子还把他的腿脚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给他脱鞋。作公公的信吾在侧耳静听这些响动之后，感到的是“不用挂心”和“菊子的温存”，而不是对菊子命运的不平。川端塑造的菊子“是修一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修一的赦免者”，完美的女性应当赦免加害于她的人，因此她必须面对“忍”这个无底的深渊。川端在小说中写道：“夫妻本来就像一块可怕的沼泽地，可以不断地吸收彼此的丑行”，而且“所谓妻子的自觉，就是从面对丈夫的丑恶行为开始的”。尽管川端声言夫妻必须“相互容忍”，然而作品中只证实了能容忍丈夫的丑恶才成其为妻子，却并未花费笔墨去表现能容忍妻子丑恶的丈夫。川端笔下的菊子没有恶行，因为她受到公公的关爱，故而不应该具有让别人来宽容的恶行。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向日葵的描写，信吾来到自家附近观赏向日葵时，“强烈地感受到向日葵花拥有大度而凝重的力量。也感受到花的构造真是秩序井然”，不由得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多么像个伟人的脑袋啊！”向日葵那如冠的花盘，整齐而沉静，并且洋溢着一股力量，这是男性的力量。“信吾突然觉得这旺盛的自然生命力的重量感，正是巨大的男性的象征。”川端借信吾之口表达了他对男性的肯定。

　　在川端的文学世界中，处于底层的人常常是女性。《睡美人》中被催眠的年轻姑娘们就是这种地位的典型代表。小说描写一个几乎丧失了性机能的67岁的老人江口，先后5次来到一家奇异的卖春屋——“睡美人俱乐部”，与6个服食了安眠药的少女同寝。少女们在丧失知觉的状态下，被那些已经不能算是男人的老人“爱抚”。日本小说家三枝和子在《川端的傲慢》一文中说：“我从这篇作品中，体味到的是对于女性无法言说的侮蔑和屈辱。”（注：〔日〕《川端康成》，日本小学馆1991年版，第148页。）把一丝不挂、沉睡不醒的少女置于衰朽老人的视线之下，为了不伤害那些苍老的自尊而将她们变成活着的玩偶，仅此一点已经足以构成对女性的侮辱。

　　山东半岛东端的荣城在农历正月十五有捏生肖的风俗。民间称为“捏属儿”。传统的方法是用黄豆细面作捏生肖的材料。造型以小巧玲珑为上，生肖动物的姿态或立，或卧、或奔，或飞都靠即兴发挥随心所欲。但是，无论怎样造型都要设计安排配上一些蔬菜的种子和叶子，用以象征“五谷丰登”。每一个生肖的背上都背一个灯碗，碗中盛油，再插上一根缠着棉絮的小棍儿，俗称为“要捻”。灯碗的形状有区别；马和猪驮的是“元宝碗”，求“金驹银猪驮宝来”的彩头。其它生肖驮“十二花瓣”灯碗，象征一年四季十二个月。

　　捏生肖的规矩是按家庭成员的属相，每人捏一个，到十五夜里盛在盘子里一齐点燃放在堂屋里，大家围着观看，希望爆出灯花，灯花越大越吉利，预示着新一年的大丰收。习俗相传，谁的生肖灯燃得时间最长，谁就会有好运气，又能高寿。

　　吃“饺子”“守岁”威海过新年风俗

　　全家人都从四面八方汇全了，也就赋予了年节团圆的意义。而过年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团圆，也甭管远近，到年三十都要赶回老家团聚，实在不能回的，也要捎封信回去报个平安。此正是老人们所谓的“年齐日齐”。齐就是齐了、团圆的意思。团聚了，吃便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年饭”在年文化中占了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年饭”指大年三十除夕夜半夜时分的那一顿“饺子”。这顿饺子与平时的不同，有子夜新旧交替的“交子”之意。那时，无人入眠，都在等候着新一年的到来，是为“守岁”，俗称“熬年”。等到了时候，吃了饺子，便长了一岁。所以这顿饭也叫“增岁饭”，到了下饺子的时候要注意了，此时可不能像平时那样称“下饺子”，因为“下”字不吉利，会说话的称“清水煮金银”。煮饺子时，为了讨吉利，有时男人会向女人冷不丁的问一句：“挣不挣？”，反映快的说“挣了，挣了，挣老鼻子了”。挣就是碎了的意思。然而在这儿是挣钱的意思。为了图吉利，人们还在饺子里包上铜钱，也有包进红枣的，称为“大钱饺子”。大钱饺子只包十来个，吃着的中大奖，标志着今年一年大吉大利，大发横财。

　　广义的年饭指正月十五以前人们的吃喝。除了蒸饽饽外，面食以发糕为主，取越发越多之意，也有做年糕的，区年年高之意。过年过年，处处都讲究个吉利，吃的，喝的，用的，在那时都有另一种名字。比如称“蒜”为“颐和菜”，称呼“醋”为“忌讳”。蒜通散，吃醋都不吉利。改之以求顺流、顺口、顺小性儿。

　　二月二：俗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人们用彩纸剪成龙凤，花贴在站上或窗上，称作“贴窗花”这一天人们用花布剪成方块穿成串，称作“小龙尾”挂在小孩子和牲口的头上。

　　寒食：清明节前一天，此曰寒食禁火，扫墓祭奠，威海只有少数人（皂埠）过此节。

　　清明：人们此日到墓地祭扫祖坟，妇女蒸面燕，以示春暖燕来。

　　端午：这天人们吃鸡蛋、鸭蛋、棕子，并在门上挂艾蒿、大蒜、桃枝和布别猴子，儿童手指和足趾五色彩线，以驱除灾魔和不祥，钟馗是端午节之神。

　　六月六：这天，人们多吃包子，民间有“六月六看谷秀，碗大的包子一包肉”的歌谣，富贵之家多在此日晒衣服，读书之人则多在此日晒书。

　　七月七：古代神话，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的日子，这天人们烙面果，妇女设香案于中厅，向织女星乞求智巧，名曰“乞巧”。

　　中元：阴历七月十五，又称鬼节，多摆祭水果、点心、祭念亡故之人，海上渔民，此夜点放海灯，以招亡魂，商户以此日为“财神节”，祭财神，求发财。

　　仲秋：此日人们食月饼，求团圆，晚饭后，人们边吃月饼边赏月。

　　重阳：阴历九月初九，又称九重阳，古人此日蒸面糕，酿菊花酒，登高野游，以旷心怀而得高寿。

　　十月半日：阴历十月初一，此日同姓后代多到祖墓祭祀。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寒冷的冬季来临，称过多，此月有祭祖于家中。

　　腊八日：阴历十二月初八，是和尚的一个节日，传到民间，在这天们食米、豆、枣等多种粮食合煮的粥，称“腊八粥”。

　　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各户以麦芽糖、大枣祭灶神，名曰辞灶。祝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除夕：腊日最后一天为除日，除夕是阴历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半夜天祭天地，鬼神，祖先。晚上到除夕大年夜，大节夜，大尽等等。除夕的零点是两年的分水岭，除日的活动很多，有三大特点：一是响鞭炮；二是红（贴春联）；三是火（点灯安岁）。除日祭祖仪式最为隆重，下午把家谱中无者的姓名及挂上，备好香炉、灯花、长绒、纸表、鞭炮等物。到黄昏时开始请祖，到了晚上，人们开始动手包饺子，这天的饺子不同于我们平时所吃的，在饺子馅里，人们故意把硬币或大枣和在饺子馅里边，如果吃的时候有谁吃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说明这个人很有福气，而且预示这一年的运气也是很不错的。

　　这一天，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吃饺子，燃放鞭炮；通夜不眠，名曰“守岁”，家长也会分守岁钱给儿孙辈。

　　立春：山东各地有“咬春”“尝春”的习俗，在威海，我们一般称“打春”在农村人们认为立春时咬一口生萝卜，可以消除春困，据说谁在立春那一瞬间咬住了萝卜，谁就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尝春”类似“咬春”只是吃的是春饼和春盘，这种习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讲的就是“尝春”。不过，现代人已用面条、饺子代替了春饼，春盘，谓之“迎春饺子打春面”。

　　夏至：这天，山东各地普遍吃面条，俗称“过水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谚语。

　　立秋：立秋这一天，胶东地区的妇女、儿童竟相采集楸叶或桐叶，剪作各种花样，或插于鬓边，或佩于胸前，以在立秋之后，天气仍很热，但一些地方的人们却忌讳在立秋日洗澡 ，认为立秋日洗澡不吉利，会长痱子或拉肚子。

“西山下”位于村西的山脚下。山风穿过山上的古松林，给人以清新绝尘之感，而步入古建筑群中，凝重丰厚的历史令人不愿走开。对全村古建筑了如指掌的陶焕弘，自家老屋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西朝东，砖木结构，面积近千平方米，很有气势。最典型的是边门上有横批称“五柳遗家”，中堂称“五柳堂”，这既表明家风志向，又与陶渊明连上干系。陶焕弘就是陶渊明第57代后裔。或许陶家为崇尚“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境界，把“五柳堂”改成了“爱菊堂”，堂内3代后裔子孙近50人。另一座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场面宏大，中堂左右八只牛腿分别雕有戏剧人物、风景、狮子和鹿等动物，中间各嵌刻一个字：福、禄、寿、喜、荣、华、富、贵。刀功利落精美，加上花窗壁画，天井细石构图，可以想象当年的豪华。假如这仅是建筑上的显示，那么邻近一幢同样建于光绪年间的大屋中，存有的四首诗则可作为主人精神和生活的风景画，其中有“乡村四月闲人少，绕了蚕桑又扦田”、“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风漠笛在沧浪”、“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乌托邦式的世外小天地，古人明知虚境不可得，却愿其境长存可居，甚至不畏艰险，百般寻觅，哪怕捞到一鳞半爪的外景片段，也拟化成形，言之凿凿。而陶氏之后，更以陶渊明的英名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自豪。族谱之类也是往往万山归其一峰，千水溯于一源。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中祠堂（又称陶氏东祠），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四合院式，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听老人介绍，话语总绕不开陶渊明，少不了桃花源。解放后这里曾办过学校，现已办成文化中心，大门口就是人来车往的街道，现代开放气息浓重。离祠堂不远还有陶隆俊和陶泽法等人家的老屋，分别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和明末。前者厅堂长达近20米，廊道深深，牛腿上八仙人物雕刻得栩栩如生，檐口瓦有勾头滴水，堪称少见。后者大梁镂刻又显得更古朴一些，尤为稀罕的是墙壁上画有戏曲故事，而其来历却有待专家考察。

陶村后山脚的古民居，建造上讲究的是一个“精”字。邹家宗祠的石柱刻字，戏台雕梁及其牛腿镂镌华美而细致。郑岳文等家庭的前厅堂，门外鹅卵石铺嵌地面和天井，图案有菊花、荷花等。马头墙封檐用的是特制砖，有雌雄榫，檐下墙画有兰花和故事人物。堂中石柱两两对称而双双浮刻花纹各自不同。所用隔壁的门扇窗框，无不拼花或用花板，人在其中仿佛被立体的古人物古动物古花卉包围。这里的特色是前堂大门有防偷防盗石柱，用来加固大门闩；后堂还有许多科举捷报单遗迹留于左右板壁上，其家族盛况环顾几眼即可明了于心。

而陶村街路两旁的几幢古屋也与众不同，除了建于明朝的楼栅斗拱及云头花饰雕刻之外，陶伯新家的老屋充满刚烈刀剑之气，突出一个“武”字。这幢房屋原由武进士陶建勋居住。陶建勋生于1870年，自幼爱武习艺，拜陶村武举人郑树标为师，喜用大刀、剑、千斤石练武。清光绪二十年（1895）中武举人，次年中武进士，钦点花翎侍衙，派乾清门行走侍卫。所以其居墙上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赠送的条幅：“秀名满江国，芳声腾海隅。”柱子上有武进士亲笔题写的对联：“书田菽粟皆真味，心地芝兰有异香。”现存的遗物还有：武进士头像、一对圈椅、一对茶几、一张石床、三块千斤练功石以及两块书有“钦默”字样的背匾和一把宝剑。从中看出，陶渊明的后裔，不限于世代消极避世、洒脱悠逸地生活，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人物。这些又可以从陶西宗祠一脉中就有23人进入仕途得到证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此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来解释陶家祖先的志向和节操，应该是妥当的。

后记

曾经的繁荣与富有以及建筑时代和风格，陶村古民居能与相邻数十公里的俞源太极星象村媲美，只可惜现代建筑的夹杂和缺少必要保护措施，与兰溪的诸葛村或更远的古代徽州民居建筑相比，那逊色已不是一二了。正因此，去年仲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等人来陶村视察，提出要维护优秀古民居，传承民族文化。 延福寺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桃溪镇福平山，由僧宗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原名福田寺，宋绍熙年间（1190～1194）赐名延福寺。大殿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重建，清康熙九年（1670）重建后殿观音阁和两厢。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十三年（1748），多次修葺大殿，并增设天王殿和两廊厢房，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后殿厢房。

现存的建筑以中轴线排列为山门、天王殿、大殿、后殿和两侧厢房。殿间有长生池，殿后有石涧井。山门和观音堂前有石狮拱门。为江南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中最为久远的珍品，殿方形，分五间，重檐歇山顶。殿内柱为棱形，侧脚有防震功能。柱础，一为雕饰宝相花的覆盆柱础，上加石礩；一为礩形柱矗前檐柱与金柱之间用乳栿蜀柱，下端雕刻似鹰嘴。平梁与金柱之间加弓形月梁，起搭牵作用，此法开江南弓形梁之先声。四周墙壁绘山水壁画和行草书作品，多为明代佳作。山门、天王殿和观音堂为清代建筑，装饰富丽堂皇。东厢房为明代建筑。

殿内文物有宋宝祐二年（1254年）铸造的大铁钟一口；后殿前有元代石狮一对，殿内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刘演书写的《重修延福寺记》石碑、明天顺七年（1463年）陶孟端书写的《延福寺重修记》石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延福寺建筑艺术的特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前来考察，并在著文中多处记述延福寺的结构特色。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三次前来考察，1980年9月与1981年4月，日本横滨大学博士关口欣也、南京工学院教授潘谷西等分别前来考察。此外，1978年3月2～3日，全国古陶瓷器研究会在延福寺召开。 武义桃花源峡谷漂流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桃溪镇陶村，顺山势而成，隐于崇山峻岭深处。漂流全长45公里，上下落差108米，两岸山高林密，在峡谷中穿行，时而游龙逐浪，时而平缓惬意，时而万马奔腾恩，时而跌宕起伏，沿途欣赏着飞鸟穿梭。游鱼戏水，四季常绿，山峦叠嶂的奇景，感受从高山玉带奔流而下的刺激，穿越游龙峡，时光隧道1，情人谷，龙潭峡，惊涛峡，将军峡，林荫大道，飞瀑峡，等幻境景点，尽情感受旋转，飞跃，驰骋，尖叫，血脉喷张的激情旅程，让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和享受。。

武义桃花源峡谷漂流景区距武义县城30公里，距离省道300米，路面平坦宽敞，交通便捷，是情侣约会，朋友小聚，家人共享，野外拓展的理想场所。 据传，迎大蜡烛源自陶村的百年古殿“镇善堂”。镇善堂，也称后殿，始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是善男信女祈求神灵赐福，保一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圣殿，也是陶村每年马灯会、龙头会、大蜡烛会等民间组织碰头议事与聚会的地方。据村里的老人回忆，镇善堂原址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四周古木参天，背倚后龙亭，亭如华盖；面朝溪水，亮若一湾明镜，钟灵毓秀，风水极佳，人气极旺，常年香火鼎盛。镇善堂前后两部分，总共十五间房，里面供奉着弥勒佛、观音菩萨和文武曲星等10余尊神佛之像。

1942年8月23日，侵犯陶村的日寇一把火烧毁了后殿古建筑及通惠桥，大蜡烛无宗地，被迫中止。直到2002年才复兴，且规模空前。这年正月十四日，四百余人分二路纵队排成300多米长的游艺队伍。叠完八仙，从中心广场出发，整整三个多小时，游经主要街道和路巷，许多人家摆设香案迎接。节日气氛四处洋溢，民众同乐的热闹场面，盛况空前。此后活动延续至今。

内容主要有：叠八仙、祭祀，游艺道具有大蜡烛、旌旗、盖伞屏扇、神像阁、大灯笼、乐队等等。应该说有所创新，也有所发展，如工艺的制作、机械的、人员的安排，乃至吹打乐曲的变化。这项活动靠的是群策群力，和民众内在的凝聚力与对乡土节日文化的执着需求，并非外力所迫而勉它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传承与发展的成因。

2007年“迎大蜡烛”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全省民俗类三十五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守岁通宵、莫放笙歌散。所谓“浪街”，其实是武义县桃溪镇陶村除夕之夜的一项颇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在陶村，每年除夕和元宵之夜，当热热闹闹的放花炮、迎花灯、舞龙等喜庆活动进入尾声时，民间乐手们便集结而行，演奏着幽雅的乐曲，穿行于大街小巷，当地人称之为“浪街”。据当地民间乐社《五音社》老艺人回忆，约在清朝末年，“浪街”即已在陶村盛行。

杜审言诗里说：“故节当歌手，新年把烛迎”，除夕之夜，听多了花炮声喧闹声之时，忽然传来清丽的竹笛声、婉转的弦乐声、抑扬顿挫的竹梆声、清脆的碰铃声……你是否会倾耳聆听呢？

陶村的浪街，以笛子主奏(正吹)、二胡、三弦等丝弦乐器伴和，板鼓、扁鼓、竹梆、碰铃压板击板，小锣、苏锣、次钹结合旋律作点缀性轻敲，速度舒缓，曲调文静幽雅、柔和细腻。演奏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演奏者大多着长袍、礼帽，一人高挑纱灯(早年用松明火把)在前引路，一人肩挑锣鼓担供乐手敲打，鼓板先生指挥，丝竹弹拨随后，左右两边有大灯笼相伴而行。夜阑人静，乐曲优扬，穿街而行，乐音绕街……

据当地老艺人回忆，浪街在陶村流传至少已有百多年。早年间，陶村开明士绅徐凤鳌与陶云芳创办陶村昆腔坐唱班。徐凤鳌少年时曾在叔伯开办的昆腔坐唱班学艺，工大花脸，亦擅吹弹；陶云芳钟爱昆曲，擅长吹笛。徐凤鳌、陶云芳两人志趣相投，于1909年前后创办了昆曲坐唱班，常应邀为村人喜庆演奏。陶云芳还与弟弟陶舍昌及儿子等人组织过时调坐唱班，足迹遍及本地和周边乡村以至溯江而上到杭州演唱。当时当地民俗，大年三十夜是坐夜守岁，下半夜大多冷冷清清。不甘寂寞的乐手们便商议决定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上浪走一番，给平静的除夕之夜，给坐夜守岁的乡亲们送上清婉幽雅的音乐——这便是最早的浪街了。

“五音社”的老艺人说，上世纪70年代，当地艺人陶岳宣将乐曲工尺谱译成简谱进行传授。《浪街曲》原是由曲调风格近似昆曲的十首曲牌联套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只留下《文路》、《插花饮酒》、《小令》三首曲牌。然而，就是这不多的曲子，给当地百姓的春节，带去了喜庆、带去了祝福…… 陶村共有六座宗祠，同处一村，蔚为大观，在县内村落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祠堂文化”。其中陶姓3处，邹、徐、郑各1处。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氏祠堂(又称陶氏东祠)为中心祠堂，坐西朝东，面积达500多平方米，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西山下和下畈心祠堂为西陶祠堂。邹、郑祠堂建在后山脚片，两座祠堂门对门，两祠仅隔约30米。徐氏宗祠坐落于徐家地段内，坐北朝南。六座宗祠建筑都为四合院，并建有既与门厅后檐相连又相对独立于门厅的戏台，牛腿挑檐，飞檐翘角。后厅明间采用台梁式构架，柱子多为截面方形抹角的石柱，前厅后檐、后厅及厢廊前檐普遍施牛腿托挑檐檩。硬山两坡顶，粉墙黛瓦，五花山墙，外墙檐下绘有壁画。

在中国古代，皇族有太庙，百姓有祠堂。祠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建于唐宋时期。到明代嘉靖年间，“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议，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允许庶民建宗祠，老百姓有了专门祭祖的地方。到了清代，宗祠大量出现，清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说:“立家庙以蔫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家庙即祠堂，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等宗族大事，往往通过祠堂议事来完成，陶村的中心祠堂自民国时办学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供本村和外村的子弟读书求知识。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桃溪陶氏溯源

陶澍曰：“寻陶之得氏，实源于济阴，所谓陶丘者，帝尧初封于陶，其后子孙居焉。”以技为氏、以官为氏是错误的；以邑为氏，查无陶氏；以名为氏，以地为氏，陶叔、陶邱后亦为陶氏；以族为氏即以国为氏，陶唐氏帝尧是为大宗，而今之陶氏，实始于汉开封侯陶舍，望出丹阳、浔阳。

陶氏之族，出自济阴，居于平阳，今郡望皆云丹阳、浔阳。唐之姓氏书中，皆不载丹阳，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又列青州乐安郡，注为陶唐氏之后。唐末有陶英，因忤朱温而避祸迁居广西昭州（今平乐），从此只见丹阳、浔阳二望。绛州至明时尚有陶琰一支大族。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陶舍自济阴从汉王，后以功封开封侯，子陶青袭爵，汉文帝时任御史大夫、丞相，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裔孙陶睢，于元鼎五年（前112年）以酹金失侯。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始诏复家。

陶青9世孙陶敦，京县（今河南荥阳市东南）人，于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被征召，后为少府。顺帝即位，陶敦以翊戴功为司空。一年后以卷入党争而免官。陶敦为避祸举族南迁至丹阳，卒葬当涂县东。从此陶氏宗族居于吴，晋时盛于丹阳。

又据陶翊《本起录》：陶弘景13世祖陶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当涂县志》云：汉征君陶超墓在小朝山边。陶弘景8世祖陶基，吴时为交州刺史，子陶璜，于晋时仍为交州牧，开发越南中、北部起了巨大作用，璜封宛陵侯。子威、淑。威子绥，四世五牧交州达80年，恩威并孚。后柳宗元有铭曰：“汉光中兴，马援雄绝域之志；晋武一统，陶璜布殊俗之恩。恩随德成，功与时并。”

陶谦为陶基从父，《后汉书》与《三国志》均有传。谦父为余姚长，已迁居丹阳。陶谦与陶敦之关系史书不载，而各族家谱皆云陶谦为陶敦之孙，如果这样，陶敦又是陶超孙辈。

陶敦之孙陶同，在吴孙亮时，因职守而徙居鄱阳，其子陶丹徙居浔阳，丹妾湛氏，剪发待宾，其子即晋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魏时仍居鄱阳（今都昌苏山、左里间），陶侃子孙遍布鄱阳湖四周，是为浔阳之望。

陶侃第七子陶茂，茂子敏，配孟嘉之女，敏子晋陶渊明一代诗宗，承汉魏，开唐宋，三史列传，千古一人。元配陈氏，生子俨、俟、份，继配翟氏，子佚、佟。

《陶茂麟家谱》是陶氏最早的家谱，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江州从事赞皇李庆孙所作旧序载于《昌邑陶氏族谱》中，把世系上接陶渊明长子陶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亦载此世系，但云渊明生族人熙之）昌邑谱以陶侃祖陶同为1世祖，陶俨为7世祖居鄱阳马鞍山，陶茂麟为18世，其子19世庆元迁星子长岗，23世整迁马沥，24世陶诠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迁居新建昌邑陶家林，遂世代居之。34世为陶叔量，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其子孙分居会门、良门、东门、西门等地形成巨族。43世陶语，二子秉思、秉念迁居都昌之周溪、和合、西源。整兄陶鉴乃居长岗窑林，鉴裔述之（29世）迁进贤平塘，述尧迁南城。鉴裔又徙居南昌之石梁、瑶溪。

渊明三子陶份居都昌，迁湘城日就乡、阳城（即吉水）、奉新及抚州金溪。

浙江之陶起自泰顺，谱仍接茂麟家谱，但上接陶渊明第三子份。至处寂子陶褒因避武氏之难，寄居婺州兰溪。褒7世孙泰，泰子戬、乔。乔登唐穆宗长庆辛丑（821年）进士，为避权奸之害，弃官而遁入瑞安白鹤溪口（泰顺司前、溪口），复徙仙稔、下革。乔子永，永子归、史。史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徙居桂峰、葛，散居于司前池村葛、下洪、碑排、大安等地。其族有迁福建拓荣、霞浦、泉州及安徽淮南者。

台临陶氏出于陶侃21世孙陶儒（字述之，号柴桑），唐天二年（905年）进士，为严州太守，徙台州太守，因世乱而家于临海长潭。子温、良。陶温迁缙云陶滩、筠川。良12世裔孙应吉迁会稽，16世陶凯弟谊迁天台，又迁仙居、永康。陶温17世孙陶尊迁武义。浦阳陶氏，浔阳陶渊明裔孙陶弼之孙常修自临海长潭迁缙云筠川，常修孙公显迁金华八咏门，公显7世孙致和、致英、致祥迁浦阳通化乡。

9世孙陶河之子陶持迁居六丽之桃溪为一世祖因迁易名为善字孝良缘父爵号六评事

桃溪东陶的陶氏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始祖六评事，名善，字孝良，由处州缙云县陶滩析派而来。《桃溪东祠陶氏谱》云:“桃溪陶氏宣阳之世家也，其始祖六评事公，讳善，字孝良者，先由缙云陶滩析派，因赘余相公(讳静，字善卿，宋政和间历仕太师兼总五军都尉，典赠忠肃公)之女，由东床(即女婿)斯土，见山川景物之秀，土沃民淳，遂就居其地，名曰桃溪，是始迁为第一世祖。”陶善因其父亲官“评事”，故以官称名，余太师女为驮娘，生六子。

桃溪陶氏东祠

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氏祠堂(又称陶氏东祠)为中心祠堂，坐西朝东，面积达500多平方米，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祠堂前半部分现已建成服装大楼出租，陶氏东祠名下现共计有1200余人。 大事件：

1参股成立武义五柳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购回大楼产权，继续出租。

22012年又捐资20余万元委托金华天下谱局重修族谱。预计重阳节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