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抬头望向照耀千古的皓月繁星的时候，是否也曾想过，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记得我们将以何提起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国史大纲 读书笔记 ，欢迎查阅。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1

这个星期因为自己偷懒的缘故，只读了本书的第一二章，即《婚姻》《族制》二章。关于古代婚姻和族制，之前读的其他读物已有涉及，吕先生的论述则更为完整。当然，即使吕先生自述「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但是读起来还是颇有些费力。吕先生写作此书，文白夹杂，用字精准，使我读起来还得时不时停下来查查词典。此书原为编写大学教材所作，这也显示出当年的大学生与今日大学生素质之差异。

婚姻、族制二章，我每章都读了不下两遍。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这两章的主旨本身，而是吕先生的性别观与婚姻观。吕先生是民国时期人，论岁数当比今日青壮年男子早出生近一百年。其关于两性关系与婚姻家庭之见解，却比今日之男性(主流男性，当然也有部分女性)要先进得多。

最让我感叹的是关于离婚一节。古代(以清律为例)虽然「夫妻不相和谐而两相愿离」可离婚，但婚姻内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导致男性不会轻易放手，而背夫私逃还要加罪。因此，吕先生提到：「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掺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掺杂的，且居多数呢」要想解救痛苦的家庭，「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

通常男子谈论离婚问题，一般都难以跳出男权视角。吕先生站在如此深明大义的高度为女子之自由辩护，读着读着，我都忍不住要怀疑吕先生是否真的是直男了。

瞬间联想到最近网上大火的「最美婚登员」，对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妇谎称「打印机坏了」，迫使其无功而返。如此举措，看似「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除了满足婚登员个人的道德优越感之外，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人家夫妇本就不合，回去以后该吵的还得吵，岂是因为不能办理手续便可破镜重圆的此类愚蠢的善人，其危害恐怕胜过理性的恶人。

至于结婚，吕先生则以「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为例，介绍其观点。这种人青年时过着浪漫而纵欲的生活，待到「年事较长，性欲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再结婚。吕先生认为这种制度较为合理，因为「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婚姻与同居，只是为了分工合作，属于纯粹社会性的关系了。因此，让爱情的归爱情，利益的归利益，岂不两全

在这段，吕先生进一步分析道：性欲是天生的，宜宣泄不宜压抑，然而十余岁的男女经济上实在难以自立， 教育 子女也无法胜任，因此只好晚婚。有人晚婚，还有人因生计艰难而独身，此皆实为社会制度压抑人性，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对此，他给出的方案是：「将经济及 儿童 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节育及儿童公育，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

男女可自由结合、生育，却不用担心经济自立与儿童教养问题(交给社会分工)，这简直就是要革掉婚姻制度的命啊!吕先生进一步指出：婚姻制度是时代的糟粕。男权社会下的家庭使女子「渐沦为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男子却并不因「女子在产育上多负了责任」便公道地承担起别的责任，反而「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这一现象，即使已延续数千年，到了「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岂能长存

吕先生又援用当时的「新式女子」，从反面论证他的观点。他说：女子对家政生疏，顾及工作便无暇顾及家庭，恰是社会进步之表现，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

在婚姻一章之末尾，吕先生提出：「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家庭是对妇女进行奴役的工具，在妇女觉醒后，必将被打碎——这想法简直不要太先进。到了 21 世纪，婚姻和家庭果然在发达国家显现出瓦解的前兆。尤其是随着避孕技术的发达，性欲的释放也不再需要婚姻这一庇护所，这为婚姻的彻底消灭搬走了最后一块绊脚石。吕先生真高人也!

最后再谈谈一个小细节：传统人士总认为人有成立家庭、爱护家庭、延续家庭之本能，并常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之。然而吕先生尖锐地指出：人爱家庭，是因为后天 文化 塑造，而非先天本能。「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则成璧」。所谓担心无后，也是因为「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也就是前期投入太多，不忍看到之前的投入变成沉没成本而已。工业社会的独身、晚婚等新兴观念，虽是舶来品，却能迅速在中国传播起来，正说明人满足自己生活之本能，要高于建立家庭之本能。

这一论述，虽然我总觉的有哪里不对(也许他的观点缺乏进化与遗传研究的支持)，但不得不说，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2

本着了解一下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初衷翻开了这本书。全书4000多页，刚开始我是有一点发怵的，会不会很枯燥会不会虎头蛇尾

断断续续用了二十多个小时，算是读完了。盛唐以前的部分读的比较仔细，因为越是久远的历史，好像对我来说越是新鲜有趣，唐朝以后得部分或多或少都在电视里面，小说里面了解到了。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成王败寇!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此言非虚，没有谁能阻止历史的变更演替。每一个朝代从建立到繁荣再到衰败，都有惊人的相似性。无非是一代君王残忍暴虐，或者贪图享乐不得民心之后，就有人站起来推翻腐朽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新的政权建立初期一定会吸取前一个政权失败的教训，励精图治，然后走向繁荣。然而，后续的政权继承者们，不知道先辈们打江山是如何之难，更不知道失了民心就是自取灭亡。然后走向腐败，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然而，历史没有绝对的正义，成王败寇才是真理!华夏民族的这一片土地，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不断地分分合合，最终都是胜利者拥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利。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战国七雄当中，不是秦国实力最强劲，而且楚国，或者齐国，那结果会怎样呢那么有可能我们所记住的就不是秦始皇了，而是楚始皇或者齐始皇。但是这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可能并没有。如果在秦朝末年刘邦项羽楚汉之争时，刘邦在鸿门宴上被杀害，那么可能历史上就没有汉朝了，取而代之的是楚朝。如果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发展壮大，没有让多尔衮的清兵入关，那么历史又将改写。

所以，在朝代的更迭当中，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邪恶，只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在不同的立场上应该做不同的事。

岳飞精忠报国为后人称颂，岳家军威震八方，令金兵闻风丧胆。放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当时的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即使不被北方的金国侵略，国内也会爆发反动起义。如果金兵顺利的推翻的宋朝统治，像清兵一样在中原建立政权，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又是另一种版本。

再说到近代，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早早病逝，那么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否会是另一番局面我们现在会不会处于资本主义社会

总而言之，很庆幸我们现在生在和平年代，要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们不用去面对残酷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兴许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兴许你只用做你自己。

除了历史的兴替之外，本书中还讲了很多历史上的名人 事迹 和 典故 。比如说闻鸡起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武牧羊，唇亡齿寒，卧薪尝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当今社会来看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这两件事都是让我们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最好的 方法 ，何乐而不为呢。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3

吕老爷子的这本书，让我于看到了一个大概的中国历史，虽然了解还是不深，但已经脱离背朝代表的境界，转而向上跨上一小步。忘记在哪里有看到过，吕老爷子的史料积累可以说是民国第一人，而在他对于这本书的写法以及分类来看，我对这句话深表赞同。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史(含历代军事、政治、礼法、经济、刑志大概描述)，按照每一类别分别写好，然后再根据最原始是书籍内容来阐述这一制度在两千年来的发展。例如以兵制来说，吕老爷子就将各个时期的士兵制度在进行剖析，并抛出一个大概的优点缺点，全书未提对比，实际上吕老爷子已把自己所提倡的表现在全书中。

岔开一下话题来谈史观这个问题。对于写历史书籍的人来说，他的史观代表了他本人的看法，也就将化成内容来展现在看官眼中。例如以正史和野史之争来说，许多野史的史料采集程度与正史无异，甚至还要超过正史，如《国榷》《皇朝纪要》。“正”与“野”的区别第一个是在修史人的身份，正史往往诞生于政府委派的撰稿人手中，而野史则是非政府指定的人所修历史，因为个人角度不同的原因，所以同一件事，在两个不同立场人手下带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而往往作者会对某件事情所表达的自己想法都展现在看官面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史观端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书的第二部即政治史(当然政治史并非全讲政治，而是阐述各个朝代或国家的兴亡，因为大体围绕政治或军事，所以才称政治史)，这一个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是我最推崇的，而在我所推崇的想法下面自然是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失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我认为始于清朝时期考据派的兴起，于清末民初的史学界百花齐放为盛，逐渐在建国以后湮灭。

我有注意到，在各个文化制度的开头，吕老爷子多引用的是《礼》、《左传》、《公羊》、《春秋》这些始于东周时期的书籍，并辅以《白虎通义》的各式资料相佐，从而建成自己的史观，并在观看历史这条长河的游客中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儒生。

儒，是一个学派，发展至今，更像是一个教派，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但它必定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思想，代表不了国人的思想，而儒家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所表达的忠君爱国，同时抬高儒士地位所带来的效应才会延续两千年。现在盛行的许多国学班里，让小孩子去学那些儒家经典完全是跟风，殊不知儒家到底是什么就去学，也不管学这些东西到底有有什么用，贸然划定出一个“国学”“国风”之类的东西，却又完全不表明包括哪些东西，这岂不是卖“狗皮膏药”

儒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柔也，术士之称”，术士是什么按照东北话来说就是跳大神的，而孔子显然不是为了教大家如何去跳大神，所以准确来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吕老爷子出生于清朝后期，在清朝时期担任了近二十年的老师，深谙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而他的角度则全站在儒家角度之上。

《白虎》是儒家在东汉时集大成的一步学说，而吕老爷子大量的借《礼》与《白虎》来评断一个朝代的优劣，一件事情的好坏，我个人认为不太好，因为吕老爷子没有将自己的观点所立足在当时，处处表现着“事后诸葛亮”的思想。

儒学起于东周，盛于西汉。秦朝是靠着法家思想才统一中国建立制度，在汉高祖到汉景帝时期治国都选用的是道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派，只有在鲁国大行，而大国多采用法、墨、兵，效果采用纵横。说到底是因为儒学不适合生存在乱世，它的中心思想毕竟是礼，古语云“宁做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它不是一个在乱世之中治理天下的法子。

在汉初四帝的道家治理之下，天下逐渐太平，才让武帝刘彻有了一个利用儒家治理的机会。在儒家的规定里，等级制是十分森严的，下级见到上级、晚辈见到长辈、子见父、臣见君等等，都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礼制，而立于最顶端的人，也就是皇帝，最享受的就是这样的待遇，所有人见他都要下跪行礼，不得僭越，否则就是奸臣刁民。

我在文化史里所看到的吕老爷子做梦都想要回到东周时期，这正与孔子的思想一样，其复礼仪、井田制思想与孔子无异，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就是最讲礼仪的一个朝代，用北京话来说就是“讲究”。但这终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轮，在西汉时期一样有人提出复礼仪井田制，但是刘彻显然没有脑子抽筋，只采取礼仪这一项，从此以后儒家就是忠君爱国的代名词。

在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对吕老爷子的身世百度了一下，其目的就是了解他写这本书的背景，在初步浏览后，我认为吕老爷子就是一个腐儒，他的所作所为与孔子后代大几相同，即名义上讲“礼”，实际则不然，完全符合儒生特点“宽于律几，严与律人”。

周树人曾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史”来简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梁启超则直接表达“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在大家的眼里看来，看待一段时期的历史先看当时的统治者，再看统治集团，之后呢再看武功，再挑有没有吸引人的地方，都看完以后就会去看其他东西。第一个是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去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动态，无法将自己代入到那时期的平民去看那时期的生活。第二个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会自动忽略那些不感兴趣或没必要了解的资料，而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暂且用东西这个词来代替是因为暂时找不到可用的词汇。

在吕老爷子的这本书里，也无可避免的陷入上一段说的第一个泥潭。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固然不能以一本书来代替，二十四史里无论拎出哪一本史书都比这本书要厚，但是论起描述之简当然还是要靠吕老爷子的这本书。但这本书只能带给我们一种“字典”的用途。怎么说呢第一个是事情的简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武悼天王冉闵，其“杀胡令”大概都有了解，但是只知其表面而不知其底面，而吕老爷子的描述重点在于描写这段时期的政治以及东晋政府的懦弱，而有意无意忽略五胡十六国的动态，涉及到某些原因，这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但在人的心里自然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有时间了总归要去搜索一下。

现实生活的许多人都对当前生活环境有着些许不满，便在历史上来寻找东西来填补这块空白。中国向来是给古人封神，抬高长辈贬低自己的礼制社会，在我们所知的各种“圣”“神”等有一大半都是在明朝所封，正如《西游记》里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一样，所表达的都是当时平民对于自己渴望而不具备生活的向往，便会去夸赞抬高一些古人。

这事从古代就有，比如唐代的武庙十哲，现代的“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又比如《杨家将传》《精忠说岳》，云“自古能军无人出李世民之右，其次朱元璋耳”来评价古人。所以许多人都会有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多半是皇帝。

热爱军事喜欢战争的人会推崇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敬佩宰相的会推崇季汉诸葛亮，大唐的“房”“杜”，宋朝王安石等。这一些都是在历史上有极大作为或推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所以会被后世如此推崇的立为偶像。

而吕老爷子自然也在书中推崇了他的偶像——(南)陈高祖武皇帝陈霸先。他更是对陈霸先评价：从来人君得国者，无如陈武帝之正者。

所谓得国之正，无非两点：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而符合两项的，唯有(西)汉与明。陈霸先夺权篡位，欺压幼帝，逼走好友，毫无得国之正可言，而在书中他对陈霸先的言辞相比于其他皇帝来说评论是相当的好。所以我在读完后立马去了解了一下陈霸先，在《陈书》上对他的记载是“倜傥大度，志度弘远，不理家产，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这一段就是明显的春秋笔法。

很奇怪的一点，在全书为数百位皇帝的评价中，吕老爷子对清朝皇帝评价相当的高，而对晋朝皇帝评价相当低，甚至把绝大篇幅都放在士族上，仿佛士族的历史才代表了晋朝的历史。

这本书我全部读下来，还是想说吕老爷子的史料积累是真的丰富。至于我是不是用的春秋笔法，这一点很明显。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4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给出的答案是：其一，以史为鉴，指导人们 社会实践 ;其二，继往开来，陶冶人类精神品格;其三，温故知新，传承人类文化财富。而中国历史无疑是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套装《中国通史》无疑是中国通史方面的一部别出心裁的佳作。

这部《中国通史》，著者分别署名为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在这三位史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属吕思勉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且无人代替的。此前曾读过吕先生的《白话本国史》一书，确实受益匪浅。而蒋先生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建树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很精彩。而本人读书有限，对张荫麟先生的作品不甚了解。而这部《中国通史》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将三位大师的作品拼凑起来，对中国历史的复述中，总有一个目标指向在当代中国，这实际上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之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民国“乱政”之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透析，始终有一个面向，是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民族振兴的 经验 与教训。

此外，本书编辑天衣无缝地将三位史家的著述缝合到一起，给人浑然一体之感，整部书读起来酣畅淋漓，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一般读者可能感觉不到这是三个人作品的组合，这也足见编辑的功力和良苦用心。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或者更新换代的时候，编辑们也在空白处用简洁明了的语言，短短几十个字就概述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使读者在以时间为纵向维度了解中国历史的同时，也能够对世界历史有一个横向维度的把握，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突破。

一部通史，通古通今通天下，知兴知衰知兴替。短短的三册书二十八个章节，系统的讲述了中国古今发展，从文明之处的民族起源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内容丰富、全面而且详略得当，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事件和小转折，所诉之事均有历史材料做依据，这也是三位先生有如此成就的基础，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十分严谨，不是模糊猜测，得过且过。而对于有争议的地方作者指出也都点明了，这些争议也许会随着更多的史料被发现而得以解决。

吕思勉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入，加以教正。”这就是大师风范，谦逊，睿智，坚守。而蒋廷黻先生则写到：“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们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这就是大师们在民族危急时对社会的思考，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当，并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世人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虽然他们“武不能上马安天下”，但他们全力尝试着“以文用笔定乾坤”的信念来拯救这个民族。也许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做着伟大的事，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着对的事，他们希望“微薄”之力以兴民族。我们常说拥有匠人之心，也许终其一生只做愿意做的事，只做对的事，对得起自己读书时许下的愿，对他们来说，就比任何事都要重要。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5

以上几本书中，钱书写于1939年，由在西南联大授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彼时日寇气焰正炽，国家命运悬于一线，钱抱着“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去写史，钱书文采飞扬，感情激荡，既立足高远又一针见血，确实是千古之书。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地方稍微有些主观，且钱本人立场保守，一些史论显得迂腐，有类司马光的“臣光曰”，且行文文白交杂。钱曾立遗嘱，其书版权未公开之前，不得出简体横排版。故至今钱书只有繁体竖排版，书中异体字满天飞，对一般普通读者是障碍。

吕书其注重历史材料的串联和考证，故吕书其耐读性较差，尤其是《中国通史》，腰封上吹得满天飞，买回家一看一般读者必然不会喜欢。吕书中国通史体例也与众不同先上篇是按“婚姻”、“族制”、“经济”等专题写的专史，非常专门，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强。下篇是中国政治史通讲，很简略。故只想读一本中国通史，不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吕书不是最优选择。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其实是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的。文采不输钱书，客观不输吕书。张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具体的上网可以看。张留过洋，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故其书气象开阔博大，文字清顺流畅，简约而不简单，易于理解而不媚俗。可惜张写到东汉张荫麟即病殁。可惜! 陈恭禄的最近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跟陈寅恪号称“二陈”，可陈恭禄的专长似乎在近代史，他写的通史有点类似讲话稿，而且一大半是他学生整理而成的。 缪凤林的书是胶版，书脊容易开裂。读完感到新观点很多，至今让人有很多思考。可惜此书文言味较重，有时用词很古怪，不擅长文言的可能会读得很辛苦。

近年来，港台的中国通史类著作也纷纷流入大陆，今天我们也能见到一些。这里距几种。一种是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一套七本，一般人坚持也能读下来。此书图文并茂，文采也不错，可是似乎书中体例、观点等诸方面未能一致，其中有些作者还是在读研究生。一种是傅乐成本人写的《中国通史》，此书则考证味较浓，注释大段大段，书中仅仅提供历史材料，不提供可供参考的历史观点。对于没有形成自己历史观点的读者来讲不合适。还有一种是李定一《中华史纲》。虽然腰封上吹牛，“比钱穆《国史大纲》客观，比吕思勉《中国通史》生动”，书中讲到明太祖，通过几个不讲背景的例子便断言朱元璋心理变态，客观在哪里而且此书还具有一种搜集轶闻、拘于小节的倾向，很多地方会讲一些很具体的历史小细节，而这不是通史的任务。 还有港台的邝士元写的《国史论衡》，资料汇编吧，错别字很多，很膈应人。 外国人写的中国通史很多不堪一读。如黑格尔世界哲学演讲录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幼稚得可以;世界史名著《历史研究》、《全球通史》等关于中国的部分，真心只适合对中国一点儿不懂的外国人读。这里着重介绍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和《剑桥中国史》。 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习惯，以论带史，即先有立论见解在先，然后有逻辑推演。《中国的历史》中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第二本《殷周春秋战国》作者真是突发奇想，说《春秋》三传是，《春秋》三传是为“下克上”当权贵族捉刀说项，等等。读完在感叹荒谬绝伦之余，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敢想、敢写。读读启发人也是很人 想象力 的。还有就是作者会脱离历史叙述，开始大讲自己某次在中国考古经历的见闻，大有小说写法中的“元小说”风味。总体而言，不能当真，读此可以明白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和日本人的思维习惯，若希望读此可以窥得学习中国历史门径，只能是缘木求鱼。

《剑桥中国史》本来共16册，出了十几年还未出全。此套书薄古厚今思维非常明显，越近篇幅越长。作者都是一流的汉学家，相比日本人而言比较克制，注重史实，有一分说一分。缺点是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不免语言欧化意味较重;篇幅较大;有些篇章较为专门、冷门;各章节间不连续、相互割裂，各章之间体例也不一致。总体而言，比日本人写的优秀多了，作为中国通史入门书差强人意。

官方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实话实说，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地方写得还是非常客观、易读的，私货几乎没有。刚开始我也非常奇怪，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才体会到，此书的出版大约是真想竖起一面镜子吧。写作优秀的中国通史读本，其实是要多人合作的。司马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每个历史学家擅长的方面不一样，只有多人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写出一流的作品。这本书由多人合作写成，几乎没有个人风格，然而这本书能不能超越“国史四大家”之钱、吕的通史，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这个平庸的年代，大家都“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 所以严格地讲，今天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普通读者来说接近完美的中国通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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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通史》读书笔记5篇

★ 关于《中国通史》读书笔记5篇

过去的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和稳定正常的传承，那么一个氏族或者家族肯定会灭亡的，不像现在可以试管婴儿什么的。所以一旦不能生育那就是对家族的不作为，哪怕取得再大的成就。

就像现在的观念一样，你再有本事，再厉害，赚不到钱还是被人看不起。

 世界历史与世界和平: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

　陈衡哲（1890——1976年）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任教北大，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她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是民论文联盟国年间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之一。截至1949年，这部教材已经连续再版9次。1943年，陈衡哲应周恩来之邀到访 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周恩来对她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陈衡哲及其著作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陈衡哲的《西洋史》继续受到关注，上世纪末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西洋史》，进入21世纪后东方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岳麓书社也纷纷再版此书。这样的出版密度在同类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可见此书作为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国内学界对陈衡哲及其著作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就笔者所知，仅有何成刚、张安利的“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和黄蕾“陈衡哲史学成就论略”两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以《西洋史》为着眼点，对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做一初步考察，并希望以此为窗口，探寻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观。

　一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反对战争，主张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思想基础与她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陈衡哲赴美留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虽身处当时最安全、最繁荣的美国，远离战火，但她还是关注着战争。1916年8月，在东美学生会第12次年会上，陈衡哲参加了中文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二名，当时她演讲的题目就是“平和与争战”。可见，那时的陈衡哲已经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国后，国内的动荡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册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的南京。”（《原六版序》，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撰写《西洋史》上册的时候，她曾随丈夫到过四川，当时四川的贫穷、落后和闭塞使她非常震惊。1922年，她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文中历数四川的弊端，并将这种乱局归因于军阀混战：“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于是，陈衡哲夫妇联合报、学、商界的朋友，在重庆发起成立一个“裁兵促进会”。正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所以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明显带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冲突。

　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争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到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犯那土著人的田林。他们又看见土著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人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争罢了。”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繁荣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因此，陈衡哲相信，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争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争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争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争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始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执，看上去似乎也要牵入战争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改变一下，战争将不可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争，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养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使国际主义而能战胜帝国主义，那么，和平的梦想，即可实现。”由此可见，陈衡哲把国际主义看成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

　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交流成为全书的主基调。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

　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讲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表明，陈衡哲十分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原因是：“因为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处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极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减少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

　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论文联盟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量远远大于武力的力量。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单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繁荣——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论及古罗马文化时，陈衡哲用几乎全部的罗马历史论证了一个观点：破坏共和和葬送帝国的“乃是罗马自己的武功，和那个武功所产生的效果”。其次，陈衡哲承认武力有时也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偶然的”，实不足取。她说：“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常常能得到些意外的进步。我们须要明白，原动力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有许多进步，许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帝国主义便是一个例。但意外的结果总是意外的，总是靠不住的。”第三，武力虽然可以破坏文化，但不能彻底毁掉文化，文化要素还可以保留下来，因此文化的力量要远大于武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指出：“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这是她在《西洋史》中阐发的中心论点之一。

　（二）科学发展与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推动世界走向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理想：“一个国家个性的要素，乃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将来。具体而言，即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类，如能创造一个共同的历史，如能发生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为一个国家……而近世因列国个性发达过分，而生产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一个更为伟大的势力去扫除了。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梦想的一个希望吗？”在此，陈衡哲以国别史来推论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一国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而达到消除混乱局面，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文化走向“一国化”是否可能？陈衡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科学”这个重要因素。她论述科学的作用说：“近代的科学，直接的既已成为一切学问的基础，一切进步及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间接的又靠了工业革命的势力，成为工业、商务以及政治、社会、一切事业的原动力。他实是近代文化的中心点。不但如此，他又能不问宗教，不问民族，不问语言，不问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赐与全世界人类，所以科学又是一个可贵的国际势力。”由此可见，在陈衡哲看来，“科学”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征，是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科学”之外，陈衡哲认为，文化交流也是实现世界“一国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交流乃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在该书第一编的结论部分，陈衡哲指出，文化交流推动了上古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渗透到书中的许多章节中。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与世界和平？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此并未进行具体阐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意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而是一种原本彼此呼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因此在陈衡哲看来，文化交流不应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应是可以使文化达到和谐融汇的“化学变化”，通过这种“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即可成为“一国化”的基础。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

　陈衡哲虽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国化”的理想，但是在总结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历史变迁之后，她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在《西洋史》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亚洲国家发展的三条道路：“亚洲的人民却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其三，是凭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创造一个新道路。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第二条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这一概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亚洲现状的思考。各国的国情不同，在西方霸权面前，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因为这两条是“歧路”，中国应该“凭着自己的天才”，“去创造一个新道路”。但遗憾的是，在陈衡哲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的是中国“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而是正处于“彷徨”之中。她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非常重要，这点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有所体现。这篇文章模拟大运河（代表被人创造）与扬子江（代表自我创造）的对话，她借扬子江之口说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由此可见，她认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强强加的，是对外来势力的屈从，这样的命运“毁也由人”。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西洋史》中，陈衡哲叙述的虽然是以西洋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考的却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她的《西洋史》及其世界历史观对于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陈衡哲引入了美国先进的历史教学方法。在就读瓦莎大学期间，指导陈衡哲的是两位很有能力的教授：历史系主任露西·沙蒙（lucy

　和欧洲史教授埃勒维兹·埃勒雷（eloise ellery）。她曾选修露西·沙蒙的“新闻纸的历史价值”课程，考试时老师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发给每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下面的报纸中，编出那一个时代和地方的小史来。”这论文联盟种考试形式非常新颖，突出了寻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这使陈衡哲受益匪浅，她体味到教学过程中启发引导和师生互动的重要性，这对她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后，她将这种方法引入其世界史教学，鼓励学生自己寻找史料。但是在当时，即便是在北大，可用的材料也并不是很多。正如陈衡哲所言：“（编著《西洋史》的）第二个动机，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时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别注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助或是证明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专门编书。”所以说，《西洋史》本身乃是实践国外历史教学法的产物。这种方法摒弃了“注入式教育”，为沉闷的世界史教学注入新鲜空气，也是陈衡哲对文化交流和借鉴的亲身实践。

　其次，陈衡哲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历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当时，世界史应该研究什么，应以何种观念进行研究，都在探索之中。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范围。陈衡哲所写的是欧洲史，但这个欧洲不是“地理的欧洲”，而是“文化的欧洲”，所以除了欧洲之外，该书还涉及了西亚北非地区。按照作者的计划，该书还应包括“欧化”的美洲，但由于篇幅所限，这本著作中并未包含美洲部分。但是《西洋史》的讨论范围还不仅限于此，书中的许多论述都涉及亚洲，上文提到的亚洲国家的三条发展道路就是个例证。在讲到新帝国主义的时候，她还特别写了中国。换句话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是包括中国的，而且中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她的世界历史观体现了一种整体史的思路。这一思路是作者重点强调的，例如，在谈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时，陈衡哲写道：“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现在我们研究的范围，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哪一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普通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陈衡哲的整体史观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认为世界历史应该研究人类全体，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二是虽然她所写的是欧洲史，但她希望从中得到一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适用于整个世界，中国当然也包括其中。但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被排除在外，于是世界史变成了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这不得不说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观念。陈衡哲强调世界历史中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她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它“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在世界史研究中以文化和文化交流作为主线，这一观念不仅在当时为世界史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甚至对于当今的世界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宏观世界史或曰全球史就非常关注整体史和跨文化交流，其理论和方法与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再次，陈衡哲的《西洋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论”，从受压迫国家的角度思考世界历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西洋史”类著作往往以欧洲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但陈衡哲的《西洋史》却并非如此，该书对欧洲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对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侵略尤为不满。在讲到新帝国主义时，陈衡哲提到了中国，她写到：“新帝国主义最大的目标物，即是大宗的原料，投资的机会，及消耗盈余出品的商场，于是我们中国便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物了。原来我国的原料是最为丰富的，投资的机会是最为广大的，人民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货’的，这岂不是列强资本家的乌托邦吗？”显然，她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而不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叙述殖民扩张。又如，谈到未来发展时，她认为各国应该“以己国对于文化的贡献，视为国家荣誉的标准者，于是他们便能以藏兵毁甲为发达国家个性的第一步骤了。这犹之高尚孤洁之士的不以富贵利禄而以一己的人格来作为生命成败的标准一样”。不以富贵利禄为荣的“高尚孤洁之士”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形象，可见陈衡哲希望中国的道德准则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标杆之一，这个呼吁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此外，陈衡哲指出的亚洲发展的三条道路，其中日本是西化的代表，但这正是她所否定的。因此，陈衡哲显然是不赞同“全盘西化”的，她的世界史观并没有陷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她的“精英意识”上。陈衡哲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是造成这种精英意识的主要原因。她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她自己就是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正如冯进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陈衡哲显然认为自己能称职地担任一个与外国读者交流，告诉外来世界一个真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她把自己的经历说成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做法正是她试图向外国读者确立自己资格的关键步骤。然而陈的这一做法其实造成了一个她不能解决的悖论，即，她根本不是大时代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陈衡哲认为知识精英可以担当中西沟通的历史重任。但实际上，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这不得不说是陈衡哲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不足之处。

　陈衡哲的精英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衡哲认为能担负起文化交流使命的精英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公。在1935年一篇文章中，陈衡哲将女性分为天才女子和普通女人两类，她认为前者要走出家庭贡献社会，而普通女人要相夫教子。如果将这一逻辑推而广之，那么就可以笼统地将社会分为“精英”与“非精英”两个阶层。陈衡哲是如何理解“精英”的呢？在《自传》中她写到：“我们家在经济上并非大富之家。但过去在中国金钱并不受重视，特别是读书人常常以他们的清贫自傲。”她在后文又写到：“我家属于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自负和偏见……士大夫阶级总把学问上的成就和个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对也好错也罢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人。”由此可见，作者心中的“精英”并非当时西方所看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而是“文化精英”。陈衡哲自己显然就属于

　“文化精英”中的一员。因此，在《自传》结尾，她特别将中国派留学生赴美深造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女留学生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为 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这是因为，和过去 派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陈衡哲相信文化交流是国际和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她留学的意义也就溢于言表了。简单地说，陈衡哲的精英观念与强调文化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她看来，只有精英才能担负起文化交流的重任。

　另一方面，虽然同情一般民众，但陈衡哲并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将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视为历史的缔造者或救国于危难的人。这一点在《法国革命》一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七月十四日的那一天，那一群巴黎的暴民，便携棍带斧的去攻那个古堡。他们残杀了看狱的兵士们……自此，法国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就开始了。”将法国大论文联盟革命视为“暴民政治”不是《西洋史》的首创，但如此描述轰轰烈烈的攻占巴士底狱这一重大事件似不多见。她将巴黎人民称为“暴民”、“流氓”和“游民”，还在文中突出了民众的贪婪，“人民又希望宪法一成，租税可以从此不出，面包可以不劳而获”。在谈到法国民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时，书中写道：“下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也始终是革命的打鼓敲锣者；中等社会……是那个运动的重要主人翁，平民不过做做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助助威风罢了。”

 

　综上所述，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从研究视角来说，陈衡哲强调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意义，这是世界史研究的一条重要思路。从教学实践层面来说，她所引进的教学法至今都有借鉴价值。从治史理念来说，她的西洋史中也包括中国，陈衡哲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世界历史来启发中国的发展之路，这些都为当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