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有限，观看觉醒年代电视剧才知道辜鸿铭先生，进而才去了解辜鸿铭。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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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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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 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 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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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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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

　　姓氏名称: 汪

　　拼音: wang[一声]

　　序号: 0104

　　汪氏最早是源自商代汪芒氏之后。汪芒氏又称汪罔氏，是防风所改，防风是夏朝诸侯之一。夏朝国君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因为晚到，而被禹杀头。进入商朝，防风氏的后代就改为单字汪氏。汪氏子孙即是商代汪罔氏后代，而其祖先又是夏朝诸侯，所以汪氏的渊源可谓悠久异常，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同时汪氏也必是贵胄之后。

　　商、周后的春秋时代，又有一支汪氏子孙出现。鲁国国君成公的支庶儿子被封到汪邑，其后世子孙有的就以邑为氏而姓了汪。这一支汪氏，出自姬姓，是黄帝的直系子孙。

　　还有一支是翁氏分化出来的。据史料记载，福建泉州有翁乾度，生有六子，分姓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六子处休分姓汪。这兄弟六人同列为进士，地位非常显贵，历史上有"六桂联芳"之誉。

　　汪姓族人自得姓以来，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繁衍到了全国各地，而且是人口众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人员杜若甫、袁义达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1982年全国人口05Z，随机抽样资料，以及1970年台湾省出版的《台湾地区人口之姓氏分布》一书进行统计显示，汪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038％，据此推算全国当有近500万人姓汪，按人口多少排列为第57大姓。尤以安徽多汪姓，约占全国汉族汪姓人口的44％；其次为湖北、四川、江苏、湖南、浙江等省。上述6省汪姓约占全国汉族汪姓人口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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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氏介绍

　　一、出自汪芒氏

　　商时有汪芒国，国君为防风氏，漆姓，守封禺之山。《古今姓氏书辨证》说汪姓“出自古诸侯汪芒氏后裔”，《通志·氏族略》也说：“商代有汪芒(又作汪罔)国，其人以国为氏。”相传汪芒是巨人之国。防风氏身高三丈。当时大禹在会稽召集天下诸侯，防风氏迟到了，结果被大禹处死。国人后来迁居湖州的山里，称汪芒氏。战国时楚国灭越，汪芒氏也被攻破，后来逃到安徽南部的歙县一带，改姓汪氏，即安徽汪姓。

　　二、出自姬姓

　　是周公之子伯禽之后。春秋时，鲁成公的庶子满因食邑于汪(在今山东省境内)，其后人以邑为姓，即山东汪氏。清人张澍《姓氏寻源》说：“汪氏之先出鲁成公支子，食采于汪，因以为氏。”鲁国为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之同姓封国，周族的始祖为后稷，传说是因姜螈踩了巨人的足迹而生，始姓姬。周武王克商后建立了西周，为了便于统治这广大的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以拥护王室，于是采取了分封制。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有其兄弟15人，同姓14人，周王室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了大小诸侯。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封为鲁侯，建都曲阜(今山东西南部)，鲁国第21位君主是鲁成公，成公庶子(旧称妾所生的孩子)姬满的封地在汪，其后代便以邑名“汪”为姓。关于汪姓为鲁成公之后，清代学者汪琬《尧峰文钞》卷一《汪姓缘起考》中记述了其神奇经历：“吾汪当从姬姓裔为正。又按旧谱，鲁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其后子孙遂氏之。……吾汪氏之得姓，当从食采为正。盖始则以采地为氏，继则以氏为姓也。”就是说鲁成公庶子生下来时，左、右手上分别写有“水”、“王”二字，因此取名为汪，其后子孙以汪为氏，继而以氏为姓。安徽《祁门县志·氏族考》记载得更富传奇色彩：“汪氏得姓始于颍川侯，姓姬名汪，鲁成公黑肱之次子也。始母夫人姒氏，梦游汶 (今山东汶上县，春秋时为鲁国中都邑)，观彩虹亘天，心知其祥，觉而有孕，孕二十五月而生子，握手三月乃开，左(手)有水纹，右(手)有王纹，合成汪字，遂以名之为鲁上大夫采邑，颍川因以为姓。”

　　三、少数民族汪姓

　　《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李朝实录》等书中，都记载有不少女真姓，多为多音节的姓，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开始将女真语姓改为汉字姓，这其中就有将古里申氏、汪古氏等改为汉”族汪姓的。《续通志·氏族略》载：元时翁观，即汪古，亦作黄掴、雍古部人以汪为氏。元代汪世显家族就是汪古部落之汪姓。

　　满族汪姓 《清朝通志·氏族略》载：汪，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刘庆华《满族姓氏录》称：清满洲八旗瓜尔佳氏、完颜氏等均有改姓汪的。今河北隆化县满族有汪姓。

　　土族汪姓 明洪武四年(1371年)，南木哥率部归附明朝，因功授指挥佥事。南木哥子叫汪失去加，取汪失去加之首字为姓，称汪土司。由此，其后裔及所部民众以汪为姓。

　　瑶族汪姓 古代明朝宦官汪直就是瑶族人。

　　另外，在土家族、回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中亦有汪姓。

　　四、翁姓改姓

　　翁姓避乱改姓是这一历史时期汪姓的又一来源。翁姓也是姬姓的一个分支，据《元和姓纂》记载，西周初年，昭王的支庶子孙受封于翁山(今浙江省定海县东，一说在广东省翁源县东)，其后以邑名“翁”为姓。唐德宗时期，翁氏有一个支脉何公由中原入莆，卜居莆阳兴福里(今莆田北高竹庄)，为入莆始祖。传入第五世，生下翁乾度。翁乾度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年)官拜郎中，娶妻陈氏，生六子。长子处厚，字伯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员外郎；次子处恭，字伯虔，宋太宗雍熙二年进士，官拜泉州法曹；三子处易，字伯简，宋太祖建隆元年与长兄同榜进士，官至剑南少尉；四子处朴，字伯敦，宋太祖开宝六年进士，官都曹长判官；五子处廉，字伯约，宋太祖开宝六年与四兄同榜进士，官至大理司直、监察御史；六子处休，字伯容，宋雍熙二年与二兄同榜进士，官拜朝散郎，韶州通判。翁氏六子齐荣，当时被誉为“满朝翁六桂联芳”，遂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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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姓迁徙史

　　起姓于安徽的汪芒氏的汪姓和山东以邑为姓的汪姓，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汪姓在南北方繁衍的中心地带。其中北方的山西省境内发展成了一大望族。东汉末年，汪文和迁居新安(今安徽歙县)，发展成为新安一带望族，唐代汪华封越国公。世居今安徽歙县，家族甚旺。宋代以后，汪姓迅速繁衍起来，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典型大姓。

　　迁入台湾

　　汪姓族人早在宋代就已登上了台湾岛，《台湾通志·人民志》关于台湾开发的一节中提到：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知泉州时，所辖领地靠海，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今澎湖)”，经常被周围岛上的夷人上岸来抢掠东西，杀掳人口。为防止骚扰，起初，每年遇有南风起时，汪大猷便派兵守卫防备，但是反复如此兵士疲惫，耗费军资，还是防不胜防。于是亲自登岛，造屋200间，派遣将领兵士分别驻守，夷人不敢再来侵犯。此事《宋史·汪大猷传》中也有记载，汪大猷当是汪姓入台第一人。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也曾自泉州渡海峡登岛，在其《岛夷志略》一书中，对澎湖 (台湾)的地理环境、社会状态作了详细的记述。而汪姓定居台湾在清代，始迁者多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广东人。台北三垂 镇《汪氏族谱》称其来自福建，“汪姓起家新安(即歙县)，后自歙县徙婺源，自婺源徙休宁(今安徽休宁县)，而后入闽，居泉州之天马山”。后由闽入台。

　　康熙四十至五十年 (1701—1711)，汪仰瞻入垦竹北——堡苦令脚 (今新竹市古贤里)；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汪玉润居台湾府，是年中武举；

　　雍正七年(1729年)，泉州人汪东文开垦于翠竹北——堡旧港庄(今新竹市)；

　　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人汪淇楚开垦于竹北二堡红毛港(今新竹县红毛乡)；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广东人汪复隆开垦于今苗栗县卓兰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汪春源居今台南市，是年中举人。

　　经过二三百年的繁衍，如今的汪姓已发展成为台湾较大的姓氏之一，1954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对台湾姓氏进行了一次调查，在当时台湾的737种姓氏、828804、户居民中，汪姓有1259户，按户数的多少排列，居第 74位。在分县统计资料中，汪姓人在台北有205户，新竹5l户，苗栗8户，台中l户，南投79户，彰化176户，嘉义171户，台南76户，屏东5户，花莲6户。以城市统计台北市104户，基隆市160户，阳明市38户，台中89户，台南80户。其中以台北县和基隆市为最集中地。

　　迁入港澳

　　香港、澳门与内地地缘邻近，为内地居民的迁入提供了方便，这两地的汪姓族人中的一些人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香港德昌电机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汪穗中，籍贯上海，公司主要经营、产销各种微型发动机，是世界三大微型发动机制造商之一，1996年拥有财富3亿美元。香港太平协和集团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汪世忠，祖籍广东东莞，生于台湾，与兄长汪世昌、汪世华共持有70％多的太平协和公司及美国协和集团股份。1979年被派往香港成立太平协和公司，经营液晶体显示表及手表元件贸易。后又到深圳设厂，其生产的天霸表、海霸表曾在大陆十分畅销。另外，还经营零售百华、物业发展和电讯服务，其中零售百货以中国大陆市场为主，目前，在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宁波等地均设有商

　　场，估计资产约3亿美元。

　　徙居海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内战不断，水旱频仍，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度日，而在此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和开发，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人民纷纷迁往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谋生，这其中不乏汪姓族人。移居海外汪姓族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当地扎下了根，有的还做出了较大成绩，如泰国的汪东发，祖籍广东揭阳县，为泰国两仪糖业集团董事长。两仪集团是泰国最大的糖业集团之一，约占市场的15％—Z0％。除了糖业之外，两仪集团还经营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及采矿业等，1996年时家族财富已达10亿美元。如今，汪姓族人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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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本段]汪氏名人

　　历史名人见于史籍的汪姓名人：

　　主要出自隋代以后，以清代为最多。唐代有泾县人汪伦，大诗人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他热情招侍，李白因赋《赠汪伦》诗，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句。

　　南宋有文学家汪藻。

　　诗人汪元量。

　　宰相汪伯彦。

　　元代有航海家汪大渊，曾经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

　　元末清初有散曲家汪元亨。

　　明代有戏曲家汪道昆、汪延讷。

　　清代有医学家汪昂，著有《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等，非常实用，流传很广，对普及医学有所贡献。

　　有散文家汪琬。有书画家汪士慎，善于写诗，精通篆刻和隶书，工画花卉，尤其擅于画梅，笔墨清劲，对后世影响较大，是"扬州八怪"之一。

　　陶瓷绘画大师汪野亭，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久负盛名。

　　有军机大臣汪由敦。以办理公文敏捷干练而著称，也善于书法。

　　有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汪中，早年因曾经助书商贩书，所以遍读经史百家和天文历算，所作《哀盐船文》被杭世骏所叹赏，从此文名大显。他尤其致力于西洋数学，曾经自制仪器多种，测绘黄河新旧海口地势。他还曾为墨子荀子翻案被统治者视为"明教之罪人"。

　　有女作家汪端，编著有诗集《明十三家诗选》、小说《元明佚史》。

　　还有太平天国将领汪海洋，京剧演员、剧作家汪笑侬。

　　有早期话剧活动家、演员、剧作家汪优游；著名诗人汪国真，网络诗人汪艾若（爱若干）。

　　汪精卫：字兆铭，清末著名革命义士，曾有“引导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民国日军侵华时期，摇身一变而成为最大的汉奸头子，后死于日本。

　　汪道涵：生于1915年，安徽嘉山县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长期在经济部门担任职务， 1981年，当选为上海市市长。1991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1993年，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汪姓家谱介绍

　　家乘即家谱，又称家传、氏谱、宗谱、族谱等，是专门为记录历代家族成员及其血

　　缘关系编写的书册，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家族内部子孙的繁衍，一个家族会不断发生分化，分出不同的世代和支系。这种同一血缘的延续与分化，最初是靠口头记忆和传承的，从文字产生以后，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文字记载族系的繁衍·传承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明清以后，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社会、婚姻等方面注重出身门第，强调血缘关系的尊卑，修谱之风兴起，不但官方专设谱局编修各姓族谱，而且民间也广修家谱，此时的汪·姓家谱亦不在少数。隋唐开科取士，旧士族纷纷衰败，许多族谱在乱世中散失。到了宋元明清各代，私修家谱又风行，民间撰修有大量家谱，几乎每家每户都修家谱，并且每隔几年还要重修，但由于兵燹水火等因素的影响，保存下来的族谱并不是很多，且多为清以后的。《中国家谱目录》(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编，199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收录现存全国各地图书、档案部门的汪姓家谱259种，《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图书馆编，200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的汪氏族谱131种，其中明代编修的有50种之多，这在全国所有姓氏族谱中是少有的。

辜[辜，读音作gū(ㄍㄨ)]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唐朝时期江南道观察使林正，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辜氏始祖为林正，字达中，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原姓林，为殷商比干之子林坚的后裔，闽晋安林氏始祖林禄之十三世裔孙林孝诚(字允谦)之孙。其家世居福建莆田太平村永定里(今福建莆田尊贤里北螺村)。

林正在二十二岁中举人，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授江南道观察使(辖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林正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兴学校、除苛政、廉正爱民，是应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南道大旱，民不聊生。林正悯民饥苦，不及禀奏朝廷，便毅然下令开官仓放粮赈济饥民。

当地豪绅乘机构陷，事闻于朝，唐太宗起初大怒，诏令将林正逮捕下狱法办。江西百姓闻讯，不忍林正蒙受冤屈，联名上万民表与朝廷，代其辩冤。

唐太宗派人调查，方知林正真的是个清官，是坏人对他罗织构陷，便即下诏放林正出狱，并传他上京陛见。陛见之后，唐太宗先对林正进行一番抚慰，又自我检讨，说：“卿乃无辜受罪，今赐卿姓为‘辜’。”唐太宗虽然贤明，但仍脱不了动不动就给臣属赐姓的习惯，不过以往都是对有功之臣赐以李姓以表示亲近。这一次，因为林正差一点无辜丧命，因此就赐他以辜为姓，昭其“辛苦”之德，合二字为一，是为“辜”氏，是为该支林氏辜姓的始祖。

在起初，大家还是以“辜林”称呼这个新生的姓氏，对林正也是以“辜林正”称呼之，后来就干脆把林字去掉了。林正成为辜正，成为辜氏得姓始祖。帝王赐姓，全族荣耀，因此该支林氏家族皆改为辜氏，世代相传至今。

辜正告老后没有回莆田老家，继续定居于江西。他逝世后，当地百姓为其建嘉德祠以表怀念。关于辜正的事迹，福建地方志书和《南昌府志》中均有记载。

第二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宋朝时期福建厦门同安陈氏渔民，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辜氏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

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

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其后裔中有清朝末期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

二迁徙分布：

据潮州市金石镇辜厝村村史记载，辜氏先租于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从福建莆田迁徙入广东潮州。先居于桑浦山工埔肚，建村立寨，称辜厝村。后因嫌桑浦山地解人稀，不利子孙今后发展，乃迁移至海阳之隆津都，仍沿用原村名至今。

海阳辜氏是同姓中最先由福建迁徙人潮者。此系村中口碑相传，未见族谱记载，是否直接迁自莆田？值得商榷。

据福建辜氏谱及其它文章资料参考：

辜(林)正传至四世，有辜源、辜澜两兄弟，均为唐朝开元年间进士。兄弟皆曾赴福建为官，以闽中乃其祖籍，相约回闽定居。

辜源居福建南安罗溪，辜澜居福建漳州磁窑乡。

辜源传子辜桓，逝世后葬于福建同安县白礁文圃山。

辜桓有子四人，分四个房系，统称白礁辜。二房、三房先后向永春、泉州、惠安等地播迁，又于清朝康熙年间迁台湾。

迁泉州的是辜桓二房派下，辜正第十五世裔孙辜志明，南宋初期居泉州打锡巷。其族谱记载：其后子孙向潮州、台湾彰化等地播迁。

宋朝时期，莆田并无辜氏迁入记载，也无辜姓聚居村落，至今仍人口数甚少。而福建泉州却是辜姓人的主要居住地，许多辜姓名人都是从泉州走出去的。

如清末民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怪教授辜鸿铭、现在仍在台湾政坛和商界十分活跃的辜振甫、辜伟甫兄弟的祖籍就皆是福建泉州，辜振甫曾任台湾海基会主席，辜伟甫是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辜氏兄弟是辜正的第三十一代裔孙。

所以，潮汕辜氏应该是迁自泉州而非迁自莆田。潮汕辜氏与台湾辜氏是同根同源，因为天下就只有这一支辜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辜振甫、辜伟甫、辜敏宽兄弟对自己的籍贯含糊其辞，自称“台湾彰化”，有危险的“ ”倾向！

三家乘谱牒：

福建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福建泉州市惠安县档案馆。

彰化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省彰化县鹿港辜氏宗祠。

四历史名人：

辜　甫：(生卒年待考)，福建泉州人。宋嘉佑年间登科进士。

辜朝荐：(公元1598～1668年)，字端敬，号在公；海阳大寨人(今广东潮州金石辜厝村)。著名明末清初明朝、南明大臣。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进士，授安徽柚城县知县，后任山东道御史、户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职。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40年)，辜朝荐因督饷有功，受明崇祯皇帝赐御宴七次。

北京被清兵攻陷后，辜朝荐潜回故里。后闻郑成功在厦门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他前往投奔郑氏。

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渡台，命辜朝荐留守厦门。郑成功逝世后，他渡海到了台湾，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在在台湾彰化病故，终年七十岁。

辜朝荐是积极的反清复明份子，他辞却南明永历帝委以的御史高官，毅然投奔坚决反清的郑成功。郑成功率师出发渡海 ，他被委以留守重任，可见郑氏对他是十分信任的。

在郑成功逝世后，辜朝荐渡海来到台湾，在台湾居住多年。如今在台湾有一种说法，说辜朝荐在台湾彰化留有后代。

辜鸿铭：（公元1857～1928年），著名清末民初北京大学“怪教授”。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

辜振甫：(公元1917～今)，字公亮；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台湾海基会主席。台湾最大水泥企业集团及中国信托企业集团核心人物。

辜伟甫：（公元1918～1982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台湾资本家。

辜伟甫为辜显荣六子，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毕业于台中一中、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后留学日本东京。其后，任职于父亲经营之大和拓殖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集大成材木商行取缔役兼社长；大和兴业株式会社等职。

辜伟甫热爱文化事业，曾创办荣星合唱团，后又于1968年创办颇有影响的荣星花园。“荣星”取字父亲辜显荣字“耀星”而来。“荣星”取字父亲辜显荣字“耀星”而来。

随后，他也一直活跃于商场，更多的是支持五哥辜振甫的事业，较少在外露面。随后，他也一直活跃于商场，更多的是支援五哥辜振甫的事业，较少在外露面。

1982年9月，辜伟甫去世。但他生前主持掌管的荣星花园与隆昌企业竟负有大量债务，一个曾显赫的大家族成为大众的债务人，让债权人大感意外。

辜宽敏：(出生于1926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资本家、狂热的 分子。

其父辜显荣是日据时代政商亨通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被称为“汉奸”的有争议性人物。 他的幺子辜宽敏早期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分子，也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幺子辜宽敏早期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分子，也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辜显荣去世时，辜宽敏才十二岁。

辜宽敏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大家庭，少年时代是个有名的“ ”，但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特别是“ ”活动。

在台湾大学读书时，他就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台湾光复后不久，他继承家族的红糖事业，到日本进行红糖外销，并定居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政要与商界名流，包括曾活跃于日本外交界的牛场信彦等人。

辜显荣在日本留下不少遗产，特别是房地产，也由辜宽敏继承，后来房产因开发工业区而被日本 征收，辜宽敏一夜之间成为巨富。这些钱成为他在日本从事“ ”活动的本钱，也因此成为在日本搞“ ”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并曾出任“ 联盟”委员长。

后经台湾“调查局”局长沈之岳长期地下情报工作的积极争取，1972年，辜宽敏一度回到台湾向蒋介石“投诚”。1978年，辜宽敏还从日本回台参加台湾第六任“总统”就职大典。此后，他经常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从事生意业务。他代理“日产”公司参与台湾大众车厂投资计划失败后，在台北市仁爱路百龄大厦设立私人事务所。

1981年，辜宽敏创办《台湾春秋》月刊，但因发行量太小不久停刊，也赔了不少。目前辜宽敏的事业有荣星花园与隆昌企业，还有荣晟建设与耀星投资公司，以经营房地产为主。

但辜宽敏始终没有放弃“ ”的理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活动开始公开化、并日益猖獗后，辜宽敏又重新投入“ ”活动。他几乎把所有分得的家产与经营事业赚到的钱都花在搞“ ”上。他认为“ ”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一种“回报”。他曾说：“过去‘ ’，现在‘ ’，将来也‘ ’。”

他一直支持具有“ ”性质的台湾最大的反对党 ，并于1995年加入 。1996年初进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他慷慨捐助，大力支持 正、副“总统”候选人彭明敏与谢长廷。同年底，他进而成为刚从 中分裂出来的“ 党”、“建国党”的顾问。

福建泉州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福建泉州市惠安县档案馆、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

湖北蔡甸辜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统战部辜家贵处。

湖南桃源儒林辜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木刻活字印本。

槟城辜氏家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

广东雷州辜氏族谱，(清)辜玉珠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木刻活字印本。

台湾彰化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省彰化县鹿港辜氏宗祠。

中华辜氏源流总汇，(现代)辜家贵主编、辜振甫题字作序，1997年重修，2002年计算机激光照排胶印本。公开发行。

有谁知道姓严的是怎么由来! 严姓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最广为流传的是出自庄姓的说法。《史记》云：“楚之先，出自颛顼高阳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因其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吴回继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季连。季连，芈姓，楚乃其后也。周文王时，季连苗裔鬻熊事文王，成王时，封鬻熊之后熊铎于荆蛮之地，建楚。” 楚第六位国君庄王后代以谥为姓，始有庄。 东汉庄光避明帝讳，改为严姓。 此外，其他几种说法有： 战国时代时，秦国昭襄王任严君疾为相，封他于蜀郡严道县（今四川荥经县），号严君，故以邑为氏。 据《姓考》记载，古代有严国，国人以国名为氏。 据《晋书》记载，五胡十六国时后燕有丁零人以严为氏。 少数民族中满、彝、土、锡伯、朝鲜等族皆有严姓。避讳改姓。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以谥为氏》所载，严氏本为庄氏。战国时楚王侣，谥号为「庄王」，其支庶子孙逐有庄氏。东汉时，汉明帝为刘庄，为讳避皇帝的名讳，令庄氏改姓「严」氏( 「庄」，「严」两字同义 )。西汉时的庄光後改为严光。魏晋之际，有复姓本姓「庄」者，故有庄，严二氏之分。距福州不远的阳岐，小村庄内居住的大部分是严姓人家。说起严姓，就不得不首先提到庄姓。庄与严二字，组成的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福州阳岐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那个时候，跟闽王福州的皇帝闽王王审知，他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闽王王审知带来的。那我的祖先、始祖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严怀英是我的始祖，他就是跟着闽王王审知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自从唐朝天佑年间，“严”姓人家就开始在福州居住下来。 福州阳岐严培庸女士说：“有一天我的祖先就跟隔壁乡的一个姓赵的，叫赵颜杰，他俩个是好朋友，到这里周围来看，看了以后，我的祖先怀英公就看到阳岐，阳岐以前很小，没有这么大，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他看了以后，他就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山灵水秀的地方，他形容山多灵石，很灵活的石头，水无浊流，没有脏的水，是一个山灵水秀的地方，而且今后的子孙是会出人才的。” 历史上严姓有许多名人。严光，字子陵，汉谏议大夫，东汉余姚人，严光本姓“庄”，后改姓“严”，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严子陵一生清廉好学，博学多才。他先拒绝王莽新朝，后又不肯接受朋友刘秀所请，洁身自好。被后人所推崇。宋朝范仲淹曾对他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誉。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内。 仍保留了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子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严怀英这一支系的“严”姓人家在阳岐一住就是上千年，现在这里的住户只有一小部分是严姓人家了。小村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风貌。山灵水秀的阳岐，到了近代，果然出了一位名人，他就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严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学稷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对他 非常大，所以他当时就高声疾呼，就是要救亡图存，要改革，否则的话，中国就要亡国。他译著了《天演论》，来唤醒全国民众，特别对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影响是非常大的。台湾的严姓，来自大陆的福建和广东。在清代康熙年间，早有严姓人士迁台。至雍正年间和乾隆年间，又有严姓人氏入居台北、苗栗、南投等地定居。福建日报主任记者祝文善说：那次，采访辜振甫先生的时候，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还深情的问起他家乡的情况，特别是他的祖父严复的家乡、故居的>>

严姓氏的来源 严（Yán 严）姓本庄姓，为西汉名满四海的大学者、词赋家，后人称“严夫子”。其著述甚丰，有辞赋二十四篇，但流传至今仅剩《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史载，东汉时，因有明帝刘庄，故下令庄姓改他姓（古制皇帝名字非臣民所能用）。严忌之姓严，亦为死后之事。严姓族人因尊严忌声誉，奉其为严姓的得姓始祖。

严姓在百家姓里排第几？ 排在第27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严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