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施耐庵因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

施耐庵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门人罗贯中，冒着烽烟，渡江北上，先在兴化顾逖家中暂住，而后由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人烟稀少的海滨白驹场购置了田地房产，在这里隐居著《水浒》。

施耐庵结识了许多农夫和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他创作的素材，经过再创造，以惊人的艺术才能，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扩展资料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清两朝，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水浒传》续作，另有很多小说、戏剧等以《水浒传》中的故事为素材，比如明朝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发展而来的。

另外，《水浒传》还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国外很多国家流传开来，如18世纪流传到日本、朝鲜，朝鲜最早的小说之一《洪吉童传》和日本曲亭马琴的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都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19世纪，《水浒传》又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出现了德语、法语、英语等译本。

-《水浒传》

-施耐庵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湖南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毛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这便是后来带领中国***抗击日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创建新中国的毛主席。

从毛泽东的出身来看，并不是世家大族，也不是权贵大亨，而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到底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以及时代的风流人物的呢？

关于毛主席青年时期以后的经历，我们应该算是很熟悉了，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以及最近的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之类。 前者主要讲述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历程，也是他政治主张、思想的萌芽时期，后者讲述了他从湖南师范毕业后创建新民学会，接触探索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的过程， 这便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至于青年以后，我们都通过很多红色电视剧、**书籍等知道毛泽东相继参加了中国***，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带领红军长征，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八年抗战，然后又进行了为期四年解放战争，成立新中国，领导建设新中国……

然而，关于毛泽东的少年时期，我们也许知道的并不多，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下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拥有一个怎样的少年时期，是一帆风顺还是艰辛曲折呢？

在毛泽东出生之前，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那时的医疗条件还很欠缺，为了给家庭和社会多添劳动力，都是鼓励多生多育，自然更没有什么优生优育的观念了，新生儿夭折是很常见的事。所以毛泽东一出生，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娘家在湘乡县唐家托（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她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七妹十八岁时和毛贻昌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潭三兄弟。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少年毛泽东来说，母亲给他以谦和温厚之情，为他日后成就伟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素勤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逃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毛泽东和孩子们。

由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和母亲的感情很深，可以说母亲对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也是最大的。

虽然少年毛泽东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有一回，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他的父亲毛顺生（毛贻昌，字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说： “一个为母亲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 ”毛泽东在其童年就倍受母亲的钟爱，与之恰成对比的是，父亲对他则格外严厉。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家里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

在毛泽东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严厉和有一定能力的人，可是毛泽东并不打心眼里敬佩他。因为他觉得父亲虽然有生意头脑，却没有母亲那种慈悲之心，更没有心系贫苦大众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大格局。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地抗婚了。十四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

毛泽东在十七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韶山冲那一块儿狭小的地方，期间只接受过一些传统形式的教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孔夫子”教育，期间，他看了很多的课外读物，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接受教育之外，他还帮助父母干很多农活。

后来由于大趋势慢慢的西学东渐，毛泽东开始有机会在县城新式小学堂接受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

一九一〇年，毛泽东说服父亲，对父亲说出去求学有利于他更好地掌握生财的本领，于是父亲同意他走出去。

这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

（，侵删）

古希腊文明繁荣的原因

内容提要公元前5世纪，国土资源相对狭小贫瘠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归结于古希腊民族在其历史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关 键 词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创新精神/社会机理

正 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曾指出：“一个没有更新之术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保国之方的国家。”[1]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当古希腊世界仍处于榛莽之时，其邻近的西亚、北非地区早已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农业文明国家。然而，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远远超出了前者。国土资源相对狭小贫瘠的希腊世界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固然与古希腊民族善于汲取邻近地区和民族先进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归结于他们在本民族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任何意欲求发展、图自强的国家和民族，都能在古希腊民族文明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到可资借鉴的价值比较坐标并以此自勉。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一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导源于古代希腊，但从世界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古希腊人却并不是历史记录的首创者。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巴比伦等一些东方文明古国就产生过一些记载君主家谱世系和王国宗教事务的简单历史记录，如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王表等。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新王国、古巴比伦、赫梯和亚述等诸东方古国还产生了最早的纪年史，这些刻在宫殿和庙宇墙壁上、圆柱型陶器或纪念碑上的年代纪，记叙的内容大都是君主与神明的关系、君主在战争或狩猎中的赫赫战功以及王宫辉煌的建筑成就等。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犹太人《旧约圣经》虽可称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古犹太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风貌的文化汇编集，但其内容主要是古犹太人的宗教神话传说、王家编年史、律法书、文学作品和先知们的言论等，这些记载往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纪一样，其间充斥着大量荒诞不经的神学臆想成分。显然，无论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的年代纪，还是犹太人的《旧约全书》，都缺乏一种历史批判主义精神，它们大体上仍属于神权历史的范畴，因而只能说是希腊史学发轫前的历史序曲。

古希腊史学的最初发端源于神话传说与史诗，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原始历史意识的萌动，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史诗无疑是其中最富文化原创力的部分，它是在人类贫弱的理性尚未能够自觉驾驭社会的时代条件下，以高度的诗性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对当时自然和社会历史状况的一种感觉、想象和记忆，即如维科所说：“在人类还那样贫弱的时代情况下，各族人民几乎只有肉体而没有反思能力，在看到个别具体事物时必须浑身都是生动的感觉，用强烈的想象去领会和放大那些事物，用尖锐的巧智把它们归到想象性的人类概念中去，用坚强的记忆把它们保存住。”[2]然而这种粗疏稚嫩的历史想象和记忆并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历史著述。无论是行吟诗人还是痴迷的听众，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诸神与英雄们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至于这些故事发生在何时，是否按照历史的时序来叙述，则是无关紧要的。公元前8—7世纪，赫西阿德的长篇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则尝试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黑暗现实，勾画了人类社会由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等五个时代循环倒退的历史变迁图示，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朦胧的“规律”和“时序”观念，即历史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获得了某种连续性和方向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观念上的某种进步。但赫西阿德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和揭露，与其说是在宣扬一种历史循环倒退理论，不如说是对公道、正义的道德原则的申述，在他看来，历史的变迁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最高的正义者是万能的宙斯。赫西阿德在神性历史观方面并没有超出荷马史诗，所不同的是他为当时以及后来人提供了理解历史发展变迁的“一本道德手册”。[3]

公元前5世纪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则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世俗的或人类的历史。绵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年)，使希腊人的历史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激发了他们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兴趣；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诸城邦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最终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使希腊人真切认识到拯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希波战争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奴隶制政治、经济为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及后来的阿那克萨果拉、德谟克利特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理性思潮的崛起对希腊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理性相对觉醒的新时代，希罗多德以其鲜明的个性创新意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构建，历史著述从此不再是大量充斥着祭司巫祝预言、咒语的神性文本，亦不再是反映诗人与文学家浪漫主义意趣情怀的文墨诗篇，而成了有关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

二

由自发的历史意识上升到完全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学形成)，自有其客观的规定性，即：它的对象必须是过去，它的形式应有连续性的时间框架、明白的空间位置，它的内涵必须是真实的人物及其活动，它的目的必须是对真实过去和已消失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揭示。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标志着西方史学无论在任务功能、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编撰体例等方面，都初步发展完善了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内在客观规定性，从而实现了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创新飞跃。盖缘于此，柏里才不无犀利地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4]概言之，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性地确立了史学“保存功业”与“垂训后世”的任务与功能。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绪言中即开宗明义地申明，写史“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采”。[5]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最大的功业莫过于希腊历史转折时期沧海横流、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本身，而考察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不仅是为了再现英雄主义的荣光和唤起对悠久传统的意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垂训后世。希罗多德与其同时代的希腊人一样，认为社会的兴衰治乱是同人们的道德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的道德评判作用。这一认知倾向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认为像贪婪无度的克洛伊索斯、骄横不可一世的大流世和薛西斯，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将兵败身亡，而贤明智慧的梭伦、勇敢杀敌战死沙场的斯巴达王等，将永为后世所景仰。

其次，实现了由神性史观向人本史观的历史性飞跃。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下分离出来，以批判精神记载人类的伟大功业而不是用虔诚的笔调记载神明的恩赐，这是希罗多德之于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柯林武德曾指出：“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是人文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相同。”[6]以希波战争为例，对于希腊人最后获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摒弃了神秘主义的认知倾向，把它归之为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明、行动敏捷、领导有方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希罗多德看来，命运与神是有区别的，神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力量的执行者。尽管《历史》中还或多或少存有神示、灵光、朕兆等神性先验遗痕，而且在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天命观念，但天命的体现者神灵和命运最多只是希罗多德在说明人们一定活动的终极解释，通常他更重视纯粹世俗的原因，如英雄人物的意志和行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道德和民风的优劣、历史的根源等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在他的史著中天命事实上服从于历史，而不是历史依附于天命。

再次，创造性地运用了理性批判的史学研究方法。希罗多德从“保存功业”和“垂训后世”的历史功用出发，认为史家在记录和撰写历史时，应当力求真实、客观，秉笔直书，既不轻信传说，更不党同伐异，只有这样，历史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教育后人的作用。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史料的搜集可谓是宏富的，但他并非不辨真伪的兼收并蓄，而是认真考证，予以取舍，以求保存信史；在史学著述的方法上，希罗多德实现了对联想和神喻等传统史诗创作手法的扬弃，转而注重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汤普森曾对希罗多德的理性批判方法这样评述：“下列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互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和连贯性的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7]希罗多德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和态度，致力于历史真知的探求，其行为实践应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无疑需要极大的实践勇气和强烈的个性创新意识作支持。对此汤普森赞叹道：“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8]

第四，开创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先河。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却不仅仅只涉及古希腊人方寸之地的历史，而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的历史，除希腊本土之外，它还涉及到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区，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风貌，它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记述了当时各地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名胜古迹等等。史家狄奥尼修斯曾感慨地指出：“希罗多德把历史提到更高的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在一起。”[9]正是基于希罗多德独特的世界眼光和对东方文化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睿智和态度的认识，巴恩斯才不无肯定地说：“希罗多德首先发现了文化史之意义。”[10]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社会文化史概念的近代内涵，而从广义上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应是西方最早的文化史著述，只是希罗多德这种文化史的传统后来由于修昔底德政治军事史学被确立为西方史学的正统地位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埋没了，直到18世纪伏尔泰等人倡导“文化史观”，才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

最后，发展完善了史学新的编纂体例——历史叙述体。希罗多德的《历史》首次使史学著述实现了从诗歌的韵文体到散文叙述体的历史飞跃，纵观9卷本的《历史》，它既始终以希波战争为主题而保持着一种比较紧凑清晰的逻辑脉胳，同时又恰当运用史诗和戏剧变换时空的手法，以晓畅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史事情节，把多种多样的体裁镶嵌到一幅具有使人惊异的艺术感情和艺术节拍的和谐图画中，从而构成了一部历史真实性与思想艺术性高度结合的鸿篇巨著。卢里叶认为，《历史》“把严肃的科学内容跟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达方法结合到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由散文写成的史诗。”[11]历史叙述体由《历史》首创，以后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又进一步把编年体与叙述体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正宗体例。

三

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勃兴不过是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繁荣创新之斑斓图景中的微缩特写，但它从一个侧面生动折射了古希腊文明不甘因循墨守、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生命律动。然而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机制为前提，即如恩格斯所说：“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2]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展现出繁荣创新的勃勃生机，自有其深厚广博的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及其孕育之公民精神为文明的超越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古希腊城邦区别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形态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城邦的统治权不是归于一个特定阶级，而是归于由占有数量不等私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公民集体，虽然富有的公民在公民集体中会占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优势，但他们却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实行单独的统治，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和由平民组成的大多数分享政权，公民的集体统治是城邦的精髓，其集中体现就是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这种民主政治，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任何形式的独裁倾向，如十将军委员会、贝壳放逐法、公民陪审团等，城邦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由公民通过集体辩论和投票来解决，另一方面又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保证城邦所有公民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主要创造者——自由公民中的平民阶层来说，他们不再象东方专制国家的平民那样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是作为对城邦利益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主人角色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随着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热情的提高，知识、价值观和思想技巧也逐渐由以前的秘传转而成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广泛自觉的城邦公民精神的培植和有效激发，可以说是古希腊文明不断超越创新的坚实群众基础和不竭动力源泉。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即是这种公民精神的真实体现，他著述《历史》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授意或支持，而是纯粹出于公民对本国光荣历史、杰出英雄人物的宣传表彰和教育、凝聚公民社会的责任义务。

古希腊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文明创新的深厚社会文化底蕴。古希腊文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文化的多元发展，无论在哲学、文学、史学领域，还是建筑、艺术、科学领域，它都堪称后世的楷模。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哲学中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3]这种多元性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希腊人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发展则深刻体现了这一原则。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当希腊人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沿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渴求真实的多样化的解释时，这种社会文化需求就会自觉推动若干史家对他们力所能及的领域展开研究。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基于多样化的社会精神文化需求而展开的多层面、深广度研究，无疑孕育了史学等各文化艺术门类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繁荣景象。诚如丹纳所说：“时代的需要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14]

相对淡薄的泛神论宗教观念为思想自由和文化创新开辟了有利的认知空间。著名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指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重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5]浓郁的人本主义观念意识使希腊人在宗教的问题上相比较于东方国家就显得较为淡薄，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信仰一直是希腊人主要的信仰形式，这就避免了东方国家一神教那种大一统的精神束缚，而且泛神论的古代宗教在希腊并不是压抑人的因素，相反它构成了古希腊人半世俗半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并常常促进人间的欢乐。这种半世俗半神性的宗教观念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即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思想自由意识和旺盛的超越创新追求，他们往往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明知命运和神灵的可怕，但是仍敢于向其挑战。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古犹太人的《旧约全书》基本上可谓是同时代的，但由于两者所处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对传说与神话研究整理的目的和结果上的不同，前者以理性批判的精神致力于对人类以往真实历史的探寻，进而创立了史学，后者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旨在证明一神崇拜的合理性，于是完善了宗教。当然宗教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仍拥有道德的、信仰的、预卜的功能，影响着希腊人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但这种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它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

古希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和谦虚学习态度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赖于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谦虚学习和继承，在这一点上聪慧的古希腊人可谓是深得要旨。如丹皮尔所观察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它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16]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待与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始终能一视同仁而不存在任何偏见，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古老的东方汲取一切营养，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开放政策还吸引了大批富有才智的外邦人来到希腊，雅典一度成为各方文人才俊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17]这些外邦的学者文人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为雅典文化繁盛与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希腊富于探索冒险、开拓进取的民族特性契合于文明创新的内在要求。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但从历史发展的线性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同性来看，由于民族特性的形成主要受制于该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条件下所产生之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则又丰富了民族特性的内容。古希腊邻近爱琴海、地中海，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独特的地理环境把古希腊人引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公元前5世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雅典的制陶、皮革、酿酒、榨油、造船等工业名扬地中海世界。以发展海外贸易、抢占国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发展不仅为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培植和熏陶了古希腊民族勇于探索冒险、勤于开拓进取的民族气质秉赋。这种极富个性的民族品格，使古希腊人不再轻易满足于对外部世界静态化的既有认知，反而表现出对自然奥秘和人生真谛的不断系统化逻辑思考和认知创新。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指民族精神或特性——作者注)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批判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为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这就是它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民族。各民族都是以它的事业造成的。”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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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参考一下

笔名“鲁迅”的来历

在用“鲁迅”这一名字之前，我们的伟大作家曾有过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等名字。

“阿张”为祖父周福清所取。鲁迅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即以此为名。

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鲁迅上学时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于是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为“豫亭”，再改“豫才”。

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

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

（一）母亲姓鲁，

（二）周鲁是同姓之国，

（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但这是否是鲁迅的本意，就不得而知了。

■笔名“艾青”的来历

艾青原名蒋海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艾青正在法国留学。他同许多留法的中国青年，在巴黎遭到歧视和侮辱。一天，艾青到一家旅馆住宿登记时，旅馆人员问他的姓名，艾青说叫蒋海澄，对方误听为“蒋介石”，便马上嚷嚷开了。艾青一气之下，就在“蒋”的草字头下面打了一个“×”，又取“澄”的家乡口语谐音为“青”，在住宿登记时填上“艾青”。此后，这名字一直沿用下来了。

参考资料：

■笔名“巴金”的来历

巴金是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是他的早期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的生活内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控诉了旧礼教、旧势力罪恶，歌颂了五四初期知识青年的觉醒及他们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细腻独到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鼓舞知识青年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光明幸福，至今仍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

巴金，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原名李晓棠，字芾甘。他们辈分是“尧”字辈，巴金的大哥名尧杖，三哥名尧林。《诗经》中《国风·召南》有《甘棠》3首，共3章，每章句首均叠用“蔽芾甘棠”一句，巴金原名的末一字“棠”和字“芾甘”盖出于此。“芾甘”和“李芾甘”是巴金早年发表文章和译作的笔名，因此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是他的原名。

1927年，他在法国旅居时，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的一个叫巴恩波。不久，听说巴恩波在项热投水自杀，他虽然不熟识这个朋友，但深感痛苦。后来取定的笔名“巴金”的“巴”字即用这个自杀的朋友之姓。至于笔名中的“金”字则是他的一个安徽籍朋友想到的。当时，他正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摊在桌上，那个朋友听说他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作为笔名的名（姓“巴”已有），就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他采纳了朋友的意见，从此，以一个少有的姓和一个常见的字合成的“巴金”这个笔名诞生了。

1928年8月，他首次在长篇小说《灭亡》上署用笔名“巴金”，并把小说寄给正在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当经理的朋友索非。索非接到这部书稿立即转送叶圣陶先生，因当时郑振铎出国去了，叶圣陶正代理着编辑《小说月报》。叶圣陶读了《灭亡》以后，觉得非常好，就把它发表了。于是，“巴金”的名字在文坛上开始不断地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笔名“老舍”的来历

老舍，原名舒庆春，他把“舒”字拆成“舍”、“予”两字，取名“舒舍予”，后来干脆叫起“老舍”来。之所以这样，是习惯于北方的朋友会面时亲热的叫法，如“老王、老马”等。另外，又有舍己为人、奋发励志、“舍我其谁”之意。

■笔名“冰心”的来历

冰心以笔名发表作品以来，获得无数荣誉，连她本人的真名谢婉莹也被其笔名的风头盖过。究竟“冰心”笔名的来历是怎样？

1919年，冰心在发表她的第一篇创作小说《两个家庭》时，第一次使用了“冰心”作为笔名。据冰心表示，“当时我不愿同学们知道文章是我写的，而‘冰心’笔划既简单好写，又与我的本名谢婉莹的‘莹’字含义‘光洁、透明’相符。我出生后，祖父曾找算命先生为我算命，算命先生说我应该是男命，命中有文曲星，还说我的八字里缺火。所以二伯父给我取名‘婉莹’，‘莹’字头上有两个‘火’字。”

■笔名“曹禺”的来历

曹禺取自本姓万的繁体“万”，拆开便是草禺，草字不取，取曹，故名曹禺。

■附一：作家笔名来历

1鲁迅（周树人）

1918年4月，他发表了《狂人日记》，在这上面他用了鲁迅这笔名。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的：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的意思。

2巴金（李尧棠）

巴金在法国留学时，有一个姓巴的同学自杀了，他为了怀念他就以“巴”作姓。他的一位朋友还为他取了一个容易记住的名字叫“金”，于是“巴金”这笔名就诞生了，他在《灭亡》一书上就用了此名。

3曹禺（万家宝）

曹禺取自本姓万的繁体“万”，拆开便是草禺，草字不取，取曹，故名曹禺。

4冰心（谢婉莹）

冰心小时候她就接触中国古典文字，特别喜欢唐诗。她对唐代诗人王昌龄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特别欣赏，其中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尤为喜爱。为了表明她不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她就取“冰心”为笔名。

5高尔基（阿列克赛·彼什希柯夫）

“高尔基”在俄文中有“痛苦”的意思，哪他又为何取这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