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集校注PDF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唐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汪洋恣肆，自由奔放，以豪放著称，亦善于写景抒情。其作品流传广泛，至今仍被广大文人所传诵。而白居易诗集校注PDF则成为了研究白居易诗歌的必要工具，本文将就此进行介绍。

白居易诗集校注PDF的意义

白居易诗集校注PDF对于研究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对于考证诗歌的文本、语言以及历史背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白居易的诗歌数量极庞大，而且有很多不知名的删节、杂讳和误传的问题。这个问题就需要借助校注PDF来进行依据和辨析。其次，白居易的诗歌语言指涉广泛，有时需要借助注释来解释、鉴定一些生僻的用词、词义、修辞手法等等。最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背景复杂，有着浓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等历史背景。校注PDF可以梳理、补充、厘清这些历史背景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和滋养。

常见的白居易诗集校注PDF

作为唐代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白居易的诗歌传世量极大，涌现出了很多珍贵和有价值的版本和校注。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白居易诗集校注PDF：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七

《全唐诗》是中国唐代最大的诗歌总集，其中收入了大量白居易的诗歌。虽然不是专门为白居易而编纂的，但《全唐诗》对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和历史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白氏藏稿》

白居易的后人白玉蟾曾经整理了《白氏藏稿》，这部集子收录了白居易大量的诗文、书信、日记、杂记等等。可以说，《白氏藏稿》对于研究白居易的生平、家族和诗歌创作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各家版本的白居易诗集校注PDF

除了以上两部较为通行的版本，还有很多专门为白居易而编纂的诗集版本。比如，明代高堂隆辑《白乐天集》、清朝级承载《白氏家谱》中的《乐天诗文》、清代戚继光的《白居易全集》等等。这些版本都包含了作者本人的诗文，以及较为严谨的校注，是深入了解白居易的诗歌和对白居易进行研究的必备资料。

结语

白居易的诗歌独具风韵，是唐代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而白居易诗集校注PDF则为我们深入了解白居易的诗歌和进行相应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研读白居易的诗歌时，阅读校注PDF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文字背后的意境、文化和情感，丰富我们对于白居易的理解和体验。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无锡鸿山杨氏，可溯源至春秋晋国大夫羊舌肸食邑于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始传于南宋建炎、绍兴年间，蕃衍至今，已成为历经千年的煌煌大族。不但"枝繁叶茂"，名人辈出，而且祠堂屡有兴建，宗谱几经修续。最近，由鸿山杨氏第三十世孙杨天龄先生主持编纂的《鸿山杨氏宗谱寺头分城支文叔公嫡长系春池公系谱传》（以下简称《谱传》）又已告成问世。这是继杨世奎先生编著的《慎终追远》和杨世纯、杨世缄先生主编的《双松百年》两书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关于鸿山杨氏分支的续修谱传。

杨氏裔胄中的名人，大多是在勤奋读书、勇于治世、为社会作贡献中成长起来的。在历代科举考试中，荣登进士之榜者就有明代的杨璿、杨琛、杨文、杨淮、杨僎、杨成、杨应文、杨兆升和清代的杨兆鲁、杨又林、杨廷榕、杨栋、杨永谟、杨花、杨延俊(字菊仙)、杨楷(又名道霖)等16人。中举人者有杨震发、杨潮观、杨揆、杨熙之、杨楫、杨志濂、杨宗瀛、杨寿枬(字味云)等29人。中武举人者有杨宸鏣、杨志成、杨大崧等8人。被朝廷考选为贡生、博学鸿词、博学宏才者则有杨  、杨度汪、杨芳灿、杨铭敦、杨模、杨栻等20多人。此外，虽未经科举取得功名，仅由诸生入仕，但为官清正爱民，政绩卓著，或屡有重大义举、百姓称颂者如杨绍雍、杨德埙、杨春池等，也分别在邑志中或《谱传》中立有传略。

关于《鸿山杨氏宗谱》的主编，应该是上文提到的中举人的杨楫。以上文章是夏刚草先生写的文章节选（见附件）。另外南宋朱熹弟子中也有名为杨楫者，但显然不是家谱主编者。

文章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 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 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词作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 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 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 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诗作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周必大(1126—1204)，南宋名相，封益国公，谥号文忠。周必大出生于庐陵县永和镇，且是以庐陵县籍身份参加解试和省试;其祖籍则是河南管城，因祖父周诜于1125年任吉州通判而肇基永和。光绪《吉安府志》卷26载：“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管城人。祖诜，宣和中卒庐陵，因家焉。”由此可知，周必大的籍贯是吉安县永和，祖籍是河南郑州，此观点在当今学界亦无争议。

但是，笔者前些年翻阅道光五年(1825)、光绪元年(1875)编修的《吉水县志》，发现这两部县志均录有《周必大传》，文载：“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同水人。”再翻阅1989年编修的《吉水县志》，书中《周必大传》亦载：“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同水乡人”。众所周知，自北宋后期至清末，同水乡是指吉水县赣江以西的地域。为此，笔者内心一直存有疑惑：为何这三部《吉水县志》的编修者均未发现此错误直至近日，笔者有幸读到解缙《解学士文集》卷5中的《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才慢慢明白其中原委。

据解缙《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载，泥田周氏“有析居永新、安福、新淦、新喻，随处而盛者，皆泥田之余庆也。又按：益国周文忠公之祖正始迁郴，其孙诜仕为吉州判官，复与泥田通谱，而取孚先之子寿耈为孙。公之文集可考，皆出于乌东者也。”细读这段话，它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介绍泥田周氏之盛;二是说周必大的五世祖叫周正，从泥田徙居郴州，周正的孙子周诜因出任吉州通判，又迁回庐陵，且复与泥田周氏通谱;三是永和周氏曾以泥田人周孚先的儿子周寿耈过继为后嗣。由此得出结论说，周必大为乌东周氏裔孙。至于解缙说这段话的依据是什么序文中并未阐明，只是笼统地说，“公(周必大)之文集可考”。

这里有必要先对“乌东周氏”作简要解释。吉安油田、吉水泥田、安福枫田等地周氏均尊三国东吴大都督周瑜的次子周胤为始祖。周胤因言忤吴主孙权，被贬谪庐陵郡。后因诸葛瑾、步骘等人联名上疏说情，孙权准复其官。周胤接旨后，携家人立即从郡治(今泰和县城)出发，不久后却病倒了，并在庐陵县乌东(今油田镇内)去世，其子孙在乌东开基立业，逐为名门望族。公元821年，乌东人周墀因长期在吉水盘谷一带教书，于是卜居泥田村开基立业，如泥田《庐陵乌东周氏族谱》载：“墀，诰封评事，四承事，字德升，号沂滨，唐长庆年间徙居泥田，为基祖”。

于是读者不禁会问：周必大真的是吉水同水乡人吗我们再翻阅永和周氏于清同治七年(1868)编修的《白沙周社南渡周氏族谱》。谱中《上代世次图》载，周必大的先祖世居河南管城，世系脉络为：周日宣———周允恭———周守忠———周定———周衎———周诜———周利建———周必大;周日宣被尊为一世祖，且族谱对一至四世祖均载：“娶氏、生、殁，俱未详”。谱中《南渡始祖》又载，永和周氏尊周诜(1070—1128)为始祖，字仁叔，为管城周氏6世，于1100年中进士，于1125年出任吉州通判，因金国南侵而无法回郑州，于是选择永和圩镇旁开基立业，后称周家村。

至此，读者自然发现了问题：解缙序文中说，周必大的五世祖是周正，徙居地是湖南郴州;永和周氏族谱说，周必大的五世祖是周定，其世居地是河南郑州。这两种说法中的人名、居住地差异极大。那么，哪种说法的可信度要大一些呢笔者认为，自然是永和周氏族谱的可信度要大一些。但是，明初翰林侍读、泰和人梁潜应邀作《泥田周氏族谱序》又载：“六世曰沂滨，始自乌东，徙泥田。此谱之作，详于沂滨以下者，以其居泥田之始也……益国文忠公必大居，尝与通谱者也。”再次阐明永和周氏与泥田周氏互通族谱之事实。

后来，笔者反复研读永和《白沙周社南渡周氏族谱》和泥田《庐陵乌东周氏族谱》，发现永和周氏族谱中《旧序》载：“今乃自唐贞臣汝南，讳必，字子谅，为奕世之祖。南北合谱，炳炳至今。历十二世而得道国公濓溪先生、十五世而有大学士简惠公、十六世而有益国文忠公，遂为天下右族氏也。”由此得知，永和周氏尊唐代名臣周子谅为先祖，系汝南周氏支派，周濂溪、周必大均为其裔孙。泥田周氏虽属乌东周氏支派，但周濂溪的后裔早在明代时就与泥田周氏互通族谱。因永和周氏、泥田周氏的族源均胄出周武王，尊三国东吴周瑜为先祖，且明清时一直有“互通族谱”之说，于是《吉水县志》的编修者更多地采用了庐陵名士解缙、梁潜序文中的说法，以致有“周必大是吉水同水乡人”之说。但是，从史实的角度而言，周必大的籍贯、祖籍均非吉水县泥田村，这是毫无异议的。

历史上有争论太极拳究竟是张三丰所创 还是陈清平所创的问题，事实证明应该是张三丰所创，以下是证据：

张三丰创太极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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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三丰创太极拳的文字记载，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早于清初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及其子黄百家《内家拳法》的史料。这两种记载应该同出于王征南口述的内家拳源流，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关于张三丰创太极拳，过去唐豪、顾留馨在创立"陈王廷创拳说"之时，抓住所谓"夜梦玄帝授拳"等"荒诞"的说法，予以批判和否定。其实在武当山从古至今，历来就有道士们习武的传统，而且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假如我们能够客观地对待，那么请问，张三丰作为武当山的道士，他习武、练拳是不是迷信？荒诞吗？武当山道士们秉承传统，将武当山道士们所继承的拳法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传播到民间，从而发展成为中华武术中一大名宗--武当派武术，这又是不是迷信？假如这些都不是迷信的话，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将唐豪、顾留馨所否定过的客观事实予以澄清，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清光绪六年，李亦余所作《太极拳小序》开宗明义就说道："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但李氏又于光绪七年将开头所作改作："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李氏为何作此改动？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李氏困惑于宋张三峰与明张三丰故而未作定论；其二，当时有陈系（陈、杨、武等派）以外的太极拳流派在民间沿袭着，而这些流派自云早于张三丰。李亦余可能有所耳闻，故认为太极拳起源有可能早于张三丰。

关于这一点，可举一实例为证：清同治年间，杨禄禅先生在京城旗营及端王府教拳，得其传授者甚多。有一旗人夏桂勋从禄禅师学拳数载，后来夏桂勋在河南败给了李六如，方知李六如所练为"金陵太极功"，而李六如的太极功是从学于金陵（南京）的谷宗云、谷宗秀兄弟。谷氏兄弟为清朝乾嘉时人。由是可直知早在乾隆年间太极拳（功）已经在金陵流传。李六如将此派之内容传给了夏桂勋，夏桂勋返京后传京都旗人恒寿山（人称"大力恒"者）等人，并一直沿袭至今天。笔者与此派传人交往甚密，得知此派传谱记载，金陵太极功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可谓早于张三丰。另外，从从此派内容及其特点来看与陈系诸派大异，可断其绝非由陈系诸派所派生。夏桂勋与李亦余为同时代人，李亦余闻知金陵太极功及其源流，也是极有可能的。故而改"太极拳始自宋张三峰"为"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然而李亦余很清楚地说明："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这里虽未提及蒋发，显因系略笔之故。巧得是，禄禅师之弟子王兰亭以师兄弟名义所传授的师弟李瑞东，曾经在光绪七年七月也写过一篇《序》其中也曾提到张三丰创拳和传拳的问题。《序》中说道："太极拳术始于轩辕黄帝，因在常山偶见蛇鹊之战，藉蛇缠鹊跃战斗之机，悟理想义，由此而发明太极拳术。历圣相承，迨至宋元，张三丰先师抚无极、太极、八卦错综之义，阴阳相推之理，五行生克之情，八门变化之机扩而充之，衍成各种太极拳术。至此，本门拳术始大盛矣。实为武术中内家嫡派"。

这里，李瑞东先生说太极拳始于轩辕黄帝，系因道家崇尚黄老，而太极拳传人多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之故。这里的轩辕黄帝应该理解为：不知其年代及姓名的古人的代称。而古人观蛇鹊之战，悟化出一种原始拳术，这绝非迷信，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这种原始的拳术迨至宋元，就成了张三丰进一步创造的蓝本。这说明张三丰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创造出武当内家太极拳。这种说法显然要比所谓夜梦玄帝授拳，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的说法真实可信。

李瑞东在《序》中所言，张三丰为宋元时人，客观地看张三丰从宋代活到明代颇为令人怀疑。但是对于专门练习长寿之术的高道张三丰来说，并非不可能的，因为古有彭祖八百岁之说。

张三丰创太极拳还是内家拳？内家拳早期是否和太极拳同源？其实，张三丰创太极拳和创内家拳并不矛盾，二者皆为张三丰所创，而且早期内家拳和太极拳是不分彼此的。只是名称不同，这是由于传人不同，从而派生出不同的名称而已。或者是由于拳法套路不同，因为张三丰所创绝非单一的套路，很可能是多种套路和各种辅助功法、内功修炼方法。由于传人所承袭的套路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称谓。类似情形在传统武术的沿袭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另一种可能是：太极拳曾经作为武当派内家拳的一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内家拳的其他内容一起沿袭了下来，以后由于在传递过程中的各种原因，与内家拳的其他内容发生了分离。分离之后又不断地吸收其他拳种的内容以丰富、完善自身，逐渐演化成一个独立的拳种。至于何时从内家拳中分离出来的，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深入研究的。

内家拳的概念和内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原有的内容（含太极拳）还包括了"八卦"、"心意"、"形意"、"通背"等多种内功拳种。然而，内家拳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