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选择《书法自学从贴》，此套丛帖是很好的习贴、临贴工具。

此套丛帖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分正书、行草、篆隶三部分，各上、中、下册，十二开，共九本。 《书法自学丛帖》正书（上册）目录：

临习须知；姿势；执笔；用笔；笔势往来；病笔实例；结字；笔顺；临摹；笔墨纸砚；书法欣赏

郑文公碑

颜真卿自书告身

神策军碑

智永千字文

虞恭公碑

祭黄几道文

玉版十三行

汲黯传《书法自学丛帖》正书（中册）目录：

麻姑仙坛记

玄秘塔埤

张黑女墓志

张黑女墓志

房梁公碑

卫景武公碑

谢赐御书诗

灵飞经《书法自学丛帖》正书（下册）目录：

李玄靖碑

三门记

张猛龙碑

九成宫礼泉铭

倪宽赞

董美人墓志

黄庭经《书法自学丛帖》行草（上册）目录：

行书及草书的学习方法；

汉晋书简

吴皇象急就章

晋人书济白帖

晋人书李柏帖

晋陆机平复帖

晋王导辛酸帖

晋王羲之初月帖

晋王羲之寒切帖

晋王羲之丧乱帖

晋王羲之二谢帖

晋王羲之得示帖

晋王羲之孔侍中帖

晋王羲之频有哀祸帖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晋王羲之奉桔帖

晋王羲之远宦帖

晋王羲之游目帖

晋王羲之行穰帖

晋王羲之十七帖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定武兰亭序

晋王献之二九日帖

晋王献之鸭头丸帖

晋王献之东山帖

晋王献之中秋帖

晋王珣伯远帖

隋释智永千字文

隋人书出师颂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唐欧阳询梦奠帖《书法自学丛帖》行草（中册）目录：

唐孙过庭书谱

唐李怀琳绝交书

唐杜牧张好好诗

唐张导受肚痛帖

唐张旭冠军帖

唐张旭三诗四帖

唐颜真卿刘中使帖

唐颜真卿祭侄稿

唐颜真卿湖州帖

唐颜真卿争座帖

唐徐浩朱巨川告身

唐李邕云麾将军碑

唐释怀素小草千字文

唐释怀素苦笋帖

唐释怀素自叙帖

唐释怀瓅论书帖

唐枊公权蒙诏帖

唐释高闲千文残卷

唐人月仪帖《书法自学丛帖》行草（下册）目录：

五代杨凝式韭花帖

五代杨凝式卢鸿草堂+志图跋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五代杨凝式夏热帖

宋李建中土母帖

宋赵佶团扇

宋蔡襄诗札

宋苏轼寒食诗

宋苏轼与叶梦得书

宋苏轼桤森诗

宋苏轼颍州祈雨诗

宋黄庭坚太白忆旧游诗

宋黄庭坚华严疏

宋黄庭坚王长者墓志铭

宋米芾蜀素帖

宋米芾诗翰

宋米芾乐兄帖

宋米芾论草书帖

宋薛绍彭上清帖

宋赵构洛神赋

宋吴琚碎神锦帖

宋吴琚寿父帖

元赵孟頫书东坡诗帖

元赵孟頫烟江叠嶂诗

元赵孟頫五牛图跋

元赵孟頫采神图跋

元赵孟頫画羊图跋

元赵孟頫书札

元鲜于枢行书跋

元鲜于枢论草书帖

明宋克书孙过庭书谱

明祝允明永贞行

明文征明答陈汝玉书

明董其昌试墨帖

明董其昌尺牍

明黄道周洗心诗

明张瑞图后赤壁赋

明王铎草书诗 《书法自学丛帖》篆隶（上册）目录：

篆隶书法简论；篆书的用笔和结字；隶书的用笔和结字

殷甲骨文

两周秦汉金文

周墙盘

周毛公鼎

周散氏盘

周虢季子白盘

楚王盦恙鼎

秦公簋

秦诏版

汉金文

新莽嘉量

简牍书迹

战国侯马盟书

温县东周盟书

战国青川简

睡虎地秦简

汉帛书

汉简

汉武威铭旌

先秦石鼓文

先秦石鼓文

秦泰山刻石

秦琅邪台刻石

秦峄山刻石

汉袁安碑

汉祀三公山碑

汉嵩山少室石阙铭

汉石门颂《书法自学丛帖》篆隶（中册）目录：

汉乙瑛碑

汉礼器碑并阴侧

汉封龙山颂

汉史晨前后碑

汉张景碑

汉曹全碑

汉张迁碑《书法自学丛帖》篆隶（下册）目录：

汉魏残石小品

汉五凤刻石

汉莱子侯刻石

延光残石

汉熹平石经残石

汉华山碑额

汉韩仁铭额

汉君子等字残石

汉子游等字残石

魏曹真残碑

魏三体石经

吴天发神谶

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节选）

北齐陇东王感考颂（节选）

唐般若台铭

唐城隍庙记

唐叶慧明碑（节选）

唐石台孝经（节选）

人物简介

邓石如原名琰，因避仁宗讳，遂以字行，少读书，好刻石，仿 印篆甚工。性廉介无所合。时翁方纲擅篆分，以石如不至其门，为之。刘墉、陆锡熊见其书，皆大惊。登门求识面。包世臣推其篆书为神品。钱坫与世臣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曰：“此非少温（李阳冰）不能作，世间岂有此人耶？”少尝客江宁梅B家，得纵观秦、汉以来金石善本，每种临摹各百本。曹文填称其四体书皆为清朝第一。工刻印，出入秦、汉，而自成一家，世称邓派。出生于寒门，祖、父均酷爱书画，皆以布衣终老穷庐。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17 岁时就开始了靠写字、刻印谋生的艺术生涯，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30岁左右时，在安徽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t，又经梁t介绍至江宁，成为举人梅H的座上客。邓石如在江宁大收藏家梅H处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辅之等人的推奖，书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户部尚书曹文植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经山东，遂登泰山观览。进京后，邓石如以书法响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3年幕僚。张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学习书法。

往事略集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

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民间奇人

邓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无所合，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

因为其祖辈出身寒微，枯老穷庐，他的一生更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过着“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于荒江老屋中高卧，把功名两字都忘记了。

为什么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堪称盛世的“乾嘉时代”。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政局早已稳定，天下亦早已被爱新觉罗氏那双射雕射虎的手抚摩得比较熨帖了。生活随着时间的河流，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流去。我们只知道他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驴，浪迹天下名山大川，有如云水之间孤独的浮鸥。他的好友师荔扉曾经送他这样两句诗：“难得襟怀同雪净，也知富贵等浮云。”看淡了浮华、浮夸、浮名，也就与浮躁相去甚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没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长”，贾逵的雄心进取他缺乏；“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李白的济世大志他也不具备。他只是归于淡，把世间万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远离红尘。可是，他又真正地热爱着书法，一天也舍不得丢弃。每日清晨，他研一盘满满的墨水，就着净几挥洒，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所谓“热爱”，在邓石如的人生里，除了出身寒微，饱受生活的煎熬以外，还得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的艰苦锤炼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愿像某些“名人”那样热衷于今天上电视，明日登报纸，后天获大奖，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难过。

当年，他为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友时，“与人论道艺，所持侃凿，丝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贵客公卿间，岸然无所诎也。”俨然一种平民艺术家的本色。但是，“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此今之所谓时宜，亦今之所谓捷径也。得大佳处，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谓琰能之乎？日与此辈为伍，郁郁殊甚。”他看不惯官场的群蚁趋膻，也不愿阿谀权贵。那么，虽为幕友，却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适合那个生态环境。于是，他拂袖而去，返 间，适者自适，从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没有混迹于官场。

邓石如不愿媚俗取巧的顽固，说得斯文与时髦一点，是不是他正有着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谓“平民意识”或“民间情结”？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号顽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等。以石自比，以

顽石自况，一个山野之人的特立独行，飘然如在眼前。说到邓石如的为人，与他同时代的人评价甚高。有说“高尚”、有说“高洁”。我这里只说两件事。第一件，邓石如初入都，当时的人都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书法的宗师，翁亦骄横一时，而邓石如“独不谒”。不去登门拜访翁宗师，是不愿结交权贵呢，还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书法？我不敢妄猜。但后果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气凌人的翁方纲极度贬抑邓石如的书法，而邓石如一笑置之，“不与校也”。另一件事，也许可以见出邓石如的高洁了。邓石如常居集贤关，得一鹤，精心喂养后蓄于僧院中，他陪它散步，它伴他读书，“朝朝两件闲功课”。不料，某太守见而爱之，携鹤而去。邓石如极是不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索还。从此，与鹤为伴，晨昏无间。邓石如死时，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哀鸣数日后，打了一个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鹤唳、青空、远去——这是我心头漫过的图景，也是眼前流过的诗境。是的，一袭布衣，仰视苍天，有所牵挂而来，无所牵挂而去；既知万物有灵，更轻身外之物；“你自归家我自归”——人鹤两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义于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

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不慕富贵而自然隽永，不闹情绪而旷达平和。钓雨耕烟，灌花酿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尘泥污垢，浸润出来的却是经史子集里的书卷气质和一身的仙风道骨。于人，互为表里，安身立命，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达这种境界，艺术的深沉和久远便应运而生。

作为震古烁今的书法大家，邓石如是以货真价实的创新赢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典范。与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他的书法列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书法史上以“我自成我书”自负的“浓墨宰相”刘墉，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拍案惊呼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连眼界很高，学富五车的康有为，贬颜(颜真卿)贬柳(柳公权)，贬晋帖，贬唐碑，而对邓石如之书不仅高度评价，还把他作为划时代的一个标志。平心而论，卑唐贬晋，失之公允，而对邓石如的评价则言之成理。清代篆隶书的革新和碑学的兴起，开拓出传统书法的新生面，这个盖世功勋是由邓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来的。邓之篆书结体的灵动，用笔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阳冰以来僵化的传统格局，难怪他这样自负：“何处让冰斯(斯指李斯)？”邓石如在书法理论上也颇多创见。“计白当黑”之论把“笔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体化了。“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则把虚实对比的艺术理论阐释得明白如话。

代表作品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h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隶书是从汉碑中出来，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也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楷书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行草书主要吸收晋、唐草法，笔法迟涩而飘逸。大字草书气象开阔，意境苍茫。总观其四体书法，以篆书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邓石如又是篆刻家，开创皖派中的邓派。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邓石如的印章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刘墉陆锡熊：“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曹文埴：“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

包世臣《艺舟双楫》：神品第一

赵之谦：“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书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少温，善易者不言易，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皆一理。”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

题字作品

安徽怀宁县城北大龙山下白麟板的邓家大屋内，有一副以楷书书写的计有146字“龙门”长联，即：

沧海日、赤城霞、峨媚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姻、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这副署为“题碧山书屋”的门联，为清代中叶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撰并书。此联气势恢弘，构思奇特，有如南朝文论家刘勰所说的“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之神奇。

上联摄景，五彩纷吴；下联取文，绮章叠秀。上下联气脉连贯，一气呵成。景物典型，文事精粹，语言雅丽，含蕴深长，委属对中之杰构，联里之箐华。

此对联之所以盛传不衰，除上述之外，与作者善于运用列锦修辞手法也有关。

列锦修辞法是以名词或名词为中心的定名结构组成语句，里面没有形容词谓语，却能写景抒情；没有动词谓语，却能叙事述情。

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题苏州寒山寺碑廊

事业垂千古；馨香荐四时。——墨迹

座上南华秋水；屏间北苑春山。——自题

万花盛处松千尺；群鸟唱中鹤一声。——自题

开卷神游千载上；望帘心在万山中。——自题

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自题

涉水跋山，来泻两行寒士泪；临风对月，常怀一片故人心。——挽曹文埴

周围积奇石几层，月色夹空，如窥古涧；其地有高松百尺，绿荫翳日，时到异人。——题扬州瘦西湖小金山草堂

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

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述怀

容人却侮，谨身却病，小饮却愁，少思却梦，种花却俗，焚香却秽；

补劳，独宿补虚，节用补贫，为善补过，息忿补气，寡言补烦。

——自题草堂

长七尺大身躯，享不得利禄，享不得功名，徒抱那断简残编，有何味也；

这一块臭皮囊，要什么衣裳，要什么棺椁，不如投荒郊野草，岂不快哉。

——自挽

篆刻

《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我书意造本无法》、《*读古文　日闻异言》、《家在四灵山水间》、《意与古会》、《笔歌墨舞》、《城一日长》、《灵石山长》、《春涯》、《半千阁》《完白山人篆刻偶存》（文图）

书法

《游五园诗》、《篆书文轴》、《篆书中堂》、《隶书四条屏》、《隶书七言联》、《隶书节录文心雕龙》、《陈寄鹤书》

诗文

《登岱》

岱秩巍巍秉节旄，峻蛑鄙献咴斥。一无所限唯天近，百不如人立脚高。

过眼云烟失齐鲁，增封诸岳视儿曹。尊岩莫讶风尘迹，终古乾坤几布袍。

《完白山人寄鹤书稿》完

完白山民邓石如顿首，奉书为启，陈寄鹤事。此鹤之主人闲有岁月可证者，已百三十有零岁，历公卿之门四。据宛陵张涵斋太史焘《古鹤行诗》，滇南中丞孙公曰秉刻之金陵藩署中，叙此鹤先在常熟蒋家，次居吴兴沈家，后归德清徐家。京口农部袁礼堂以千金聘归三十六峰山馆中，此百三十有余岁可屈指而计者。其前之岁月，则不可得而考矣。山民游于袁公家有年，农部之子廷极命鹤谓山民曰：“此尔主也。”谓鹤与山民宜，遂以赠山民。山民年垂耳顺，得此为老伴，洵旷事也。嘉庆元年秋，舟过金陵，孙中丞悦之，欲聘山民鹤，兼以灰鹤二赠山民。此海雀也，非鹤也。与鹤为奴，鹤不受也。却之，载吾鹤归。山民家徒壁立，食指甚繁，每一砚四方以活妻子，恐鹤遭野人之厄，遂择地而寄鹤于集贤关僧舍中。虽禅室荒陋，而林木蓊郁，竹树交翠，关隘险固，山石嵯峨，为达天衢之冲要道，又皖城龙脉所特起。僧欲仗佛力创兴之，以扶持行道，培护风水，其志诚深远矣。离山民居遥不三十里，担粮饲鹤，月有常例。虽待此鹤也，亦隐以待僧矣。因向僧唤鹤训而祝之曰：“尔乃胎禽浮丘，著经云门，鼓翅华表，飞声负霄汉凌云之志，恐终非贫家有也。尔有遐心，亦听尔之翱翔寥廓，可不尔羁也。今属尔寄于僧，以修尔龄。僧托于尔，以辅成其名。尔无负山翁寄鹤之意，以徜徉于此。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荫尔；有古佛青灯，可忏悔尔；有灵幡宝盖，可威仪尔；有法座经坛，可庄严尔；有蹲狮伏象，可护持尔；有萝月松风，可徘徊尔；有山花野卉，可纾尔步；有溪泉潺，可濯尔羽；有积石漫山，可厉尔喙；有苔华绣砌，可逞尔狂；有高梧重重，可张尔盖；有苍藤垂垂，可排尔幢；有钟鼓镗O声，可遂尔海峤搏风盘礴乎青云之志；有风雨草木摇撼声，可触尔引领高唳，若有捍卫牧圉之任；有山禽鸣噪声，可助尔群下相融物我，熙熙共乐林泉之度；有车马行迈声，可慨其尘途仆仆，尔则梳翎戢羽，矫首而游观；有冠盖往来，贤士大夫之憩止，可念其干旌在野，载驰载驱，长路迢迢，趑趄日夕，益显尔之清旷劲逸，孑然而孤标。凡山中四时之致，雪月花风之候，阴晴雷雨之辱，尔得默领其常变。尔其钦承吾训辞。”

又曰：“僧归尔伴，僧出尔守。月白风清，听经点首。毋徒饮啄，端洁毛羽，他日太清衣裳楚楚，岂不尔驾骑，尔遨游。贯无十万，难上扬州。我居不远，于焉卅里。尔若怀归，龙山凤水。尔其谛听吾祝词。”祝毕，鹤四顾惶然，若有逸志。乃慰之曰：“尔来前，尔其安于此矣。”鹤遂皈依于佛。虽皈依佛，鹤仍为山翁之鹤也。僧拟其名，余曰：“是昂藏物，非可以几名辱之也，惟佛可以使之。”遂更其名曰佛奴。寄鹤之地莫此若也，怡鹤之情莫此适也。鹤耶僧耶，其相助为理耶。山民家无担石储，前曾以十金助僧创寄鹤亭，施茶以济行人。昨秋枯旱，犹以钱十千佐僧架此东轩，今修竹万竿，清阴满座，过者可凭涤烦嚣也。今闻僧临白石草堂记言，阁下花骢住此，鹤舞阶下，从官称庆，以为官阶一品之兆，直指日事耳。左右不察，爰遣厮卒束缚以去，送至署中。僧号于途，鹤厄于卒，不闻轩车之迎，而有囚系之辱，物之报人以嘉祥者，顾身受如是之困乎？从此莲幕宾朋，竞赏芸窗不聘之禽，而使冷院枯僧，日颜于寄鹤之山翁矣。山民知阁下意万不如是，不过近侍之人图此以邀赏赉耳。亦或梅开东阁，暂借娱情，张琼筵以咏花，命羽觞而醉客，不有翟翟之白鸟，其何足以畅此雅怀。乘兴招之，尽兴挥之，则鹤不日仍归山民。亦或政闲遐赏，睹物怀人，慕古人琴鹤之风，以益励其清廉，而光照皖国。山民得为治下之民，亦与有荣焉。若徒手而有之，山民能负袁郎中赠鹤之意乎？亦负惭于此鹤也。且起外议谓太守夺山人鹤之名。若以草野冒渎尊严而罪之，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故历陈古鹤之始末，与僧人、山民同此心事，特用缕述上陈，不胜恐惧悚惶之至。山民再顿。

又书后自记一则云：“鹤寿不知其纪，人寿修短，极之不过百年。均宇宙之寄物耳。此鹤寄于公卿，寄于山民，寄于僧佛，又寄于太守。太守也，僧佛也，山民也，公卿也，皆寄于鹤耳。鹤寄于人耶？人寄于鹤耶？然人鹤之寿虽有长短不齐，亦终当还宇宙也，于我何有哉！余长年仆仆四方，自有此鹤，归时不过以为耳目一瞬之玩，究未尝与鹤性灵相周旋也。作此书成，用鹤、恋鹤、训鹤、祝鹤，吾何得忘情于鹤。顾此虽亦无负于鹤，而心中有不释然于鹤者。存书以存鹤，可谓有鹤而无鹤，无鹤而有鹤也。鹤兮，鹤兮，不待吾他日碧水苍山偕游观于冥漠耶？奚去之遽也？

艺术鉴赏 简介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又名顽伯，号完白山人，又号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有人把他归为皖派，更多的人因为推崇他在篆刻史上杰出的贡献，而尊为“邓派”。

邓石如幼年时家境贫寒，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已说：“我少时末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这样一位读书不多的“一介布衣”，成长为伟大的艺术家，全靠艰定不移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锻炼。他十七岁后，就开始以书刻自给。三十岁后，通过友人介绍，陆续认识了南京梅缪 三兄弟等友人，遍观梅家收藏的金石善本，凡名碑名帖总要临摹百遍以上，为此起早贪黑，朝夕不辍为以后的篆刻艺术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基础。所以，当时人评他的四体书法为清代第一人。

邓石如时代，正值皖、浙两派称霸印坛之时，但他绝不满足于前人印家所取得的成果，而以自已雄厚和书法为基础，做到“书从印出，印从书出”，打破了汉印中隶化篆刻的传统程式，首创在篆刻中采用小篆和碑额的文字，拓宽了篆刻取资范围，在篆刻上形成了自已刚健婀娜的风格，巍然崛起于当时的印坛，可说与皖、浙两派形成鼎足之势。邓石如的雄风一直影响到同时期的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吴咨、胡澍徐三庚等人。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是一位杰出的大家。可惜他原石流传极少存世有《完白山人篆刻偶成》、《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等。

作品介绍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句出苏轼《后赤壁赋》，是邓石如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构思最忌平均呆板，他在书法理论上曾提出的“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美学观念，这方印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生动体现。“流、断”二字繁写增其密度，以密衬疏。“江”字与“岸、千、尺”三字相呼应，笔势开张，大片宽地又正好与“断”字相呼应，加上流、有、声”之繁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用刀既不同于皖派，也不同于浙派，而是使刀如笔，宛转流畅，刻出了他刚健婀娜的风格。

“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印，在细白文刻法上，可说前无古人，戛戛独造他把宋元圆朱文的刻法，发展到这种细白文的刻法，印中文字的方圆曲折，完全视印之形式随机搭配而出，而这种白文的线条，最能体现出他书法的笔情墨趣和以刀当笔的金石风味。

“*读古文，日闻异言”，风格同上印，虽然刀法上不及上印挺劲，但章法上却是苦心经营。全印八个字分三行，疏其中行而密其左右，是这方印的特色。

“家在四灵山水间”全印七字，一如其书。此印的章法正好与上印相反中间密而左右两边疏，紧密处不使人感到窒息，疏处则绰绰有余。绘画大师黄宾虹受此影响，在他画论中也有“疏可走马，密可透风”的说法。

“灵石山长”、“春涯”二印，对角疏密呼应，朱白相映，全印笔酣墨饱，充满着圆浑、朴茂之感。一方印往往有一个基调，相比下来，“春涯”加栏的白文印，由于转折间略见的功力。艺术大师丰子恺曾说，篆刻艺术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因此，“非有精微之艺术修养，不足与语也”。这些精辟的见解对我们理邓石如的艺术当有很深的意义。

书法解读：

自魏晋以降，篆书一体逐渐走向了沉寂，擅长篆书的书家，已如晨星。直至清代，伴随着金石学、考据学的兴起，才迎来了篆书复兴昌盛的春天。乾嘉年间邓石如出，彻底打破了篆书低迷的僵局，开辟了新的生面。邓石如改变了过去几百年的作篆方法，充分运用毛笔的特长来表现篆书的笔意，使书写上的提按、起笔收笔的笔触意态更加富于变化，在结构上也打破了过去那种陈陈相因的固定模式，影响所及，蔚为风气。

邓石如，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安徽怀宁人。终生布衣，以鬻书刻印自给。一生精研书法篆刻，而以篆书的成就为最高，有开创性的贡献。篆书以《石鼓文》、《泰山刻石》、《峄山碑》、《开母石阙》为法，并融合汉碑额婉转飘动的意趣，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笔力深雄，婀娜多姿，体势大度，用笔灵活而富于变化，骨力坚韧，一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又篆从隶入，隶从篆出，自成一家风范。清代以后篆书家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可以说，二百多年篆书艺术风格的丰富多彩，大家辈出，这辉煌的景象实有邓石如为其开端。

书于嘉庆元年以后的 《邓石如篆书册》，笔力遒练，骨力如棉裹铁，体势沉着，运笔如蚕吐丝，尤其是融入了以隶笔作篆的意味，可视为邓石如传世墨迹中的代表之作。在临习此帖要仔细观察和深入体会其用笔多变的笔法特征。就起收而言，既有逆起驻收，内敛含蓄，也有逆入平出，轻松流畅。其弧画的行笔，或用提转之法以见圆畅，或用顿折之法，以见方劲。这些在用笔方面的微妙变化，都是要临到位的，切不可在临习时一带而过大而化之的。一定要做的孙过庭所言的“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在结字方面，《邓石如篆书册》是在努力追求均匀的布白方法，因而使得每个篆字都显得平稳而安详,但在空白处，则垂脚曳尾，从而形成疏宕与坚实，空灵与丰厚的对立统一。在处理好均匀和疏密布白的同时，还要充分注意线条的平行、对称、相抱以及相背的关系。此外，要临好邓石如的这本篆书字帖，线条的参差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小篆线条之间的参差安排，往往是制造生动的关键所在。清人王澍云：“篆书有三要：一曰圆，二曰瘦，三曰参差。圆乃劲，瘦乃腴，参差乃整齐。三者失其一，奴书耳！”这应该是我们书写小篆时要牢记的。

1书道中兴编辑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

2客观原因编辑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

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

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

行书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

草书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

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诸生。原名采，曾名宰。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书少师倪元璐学。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书法风格近于王铎。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

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

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

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

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

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

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

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

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

隶书发展史

隶书者，篆之捷也。

这是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

事实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

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

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

“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

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

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

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

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规范意识，又必须对这种新的字体和书体加以规范。

于是，就有了汉末高度规范的八分书出现。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隶变过程，就是篆之捷所产生的新的书体继而对这种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建构的过程。

而作为书法，隶书的美就存在于这历时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解读隶书的美学内涵和产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

通常，我们是从现存的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的。

但是，通过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还远远不够。

因为这样还无法认识隶书美学内涵的形成渊源。

因此，我们要将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置放在秦汉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探求出隶书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渊源。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

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

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

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

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

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

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

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篆之捷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

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

这是因为：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

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原本社会公众立场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

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开始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

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

其实这种波蹀是对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的美化。

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刻石隶书脱离了隶书原本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

而正是这种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却失去了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原本意义上的隶书。

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篆之捷原本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双重结果。

《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

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

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

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们说，隶书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不是东汉的高度规范和成熟，而是存在于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在这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有着实在太多的书法文本需要我们加以解读和认知。

《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使我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东汉经典刻石文本书法。

这是东汉正大的文化气象和文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书写流露。

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

然而，东汉刻石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整饬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

如果没有原始隶书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

如果东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隶书原本的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

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

因为隶变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书写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

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

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

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