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张泽全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古老相传，他的“始祖”是唐代中医大师、药王孙思邈的再传弟子。上溯到明朝的家谱，传到张泽全的父亲张老先生，已是第二十代了。张老先生不仅承传了药王神技，更继承发扬着古人“恭俭谨约、济世救人”的高尚医德，并在民间留下许多佳话。

张老先生长髯及胸，慈眉善目，俨然逸士，但行医十分认真，教子更是极严。泽全年方六岁，张老先生就让他背诵《千金方》、《汤头歌诀三百首》，并让儿子站在一边看当爹的看病。稍长则继之以《内经》、《温病全书》，并常常领着泽全上山采药。泽全天资聪颖，悟性极高，13岁就开始给小伙伴“看病”——开始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一类，不久人们便发现他虽为黄口孺子，但言每有中，真的把他当小郎中，也让把脉，也照方抓药。 1969年家中的一场大祸又加快了张泽全的成熟：张老先生失足从房顶掉下来，腰部不巧正“垫”在一块石头上，形成腰椎错位截瘫！外伤性截瘫，至今也被医学界视为不治之症。张老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上京下沪地花冤枉钱——当时也花不起；但又不甘心颓然卧床了此残生，就让14岁的泽全给他治。父亲动口，儿子动手，但要治好截瘫，谈何容易！中医古来有句话：“瘫痨鼓胀噎，阎王请就客”。这五种“不治之症”——瘫痪、肺结核、腹水（往往为肝硬变所致）、全身或下身肿胀（心肾疾病晚期常见）和吞咽困难（食管癌所致）——随着医疗科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的采用，其中有一些，特别是肺结核，现代医学治起来已“不在话下”了，可瘫痪位于“五绝”之首，至今仍乏回春妙手。

针灸是中医治瘫的主要手段，也是迄今医学界公认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它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又十分难学。为了得到好的效果，必须做到三点：一是选穴准；二是进针快，并按经络原理正确行针，补泻迎随，分毫不差；三是敢在“禁穴下针”，达到治疗深度，但又不能伤人。泽全按严父的指点，一面先扎常规穴位，一面抓紧苦练针功。他制作了人体泥模型，春夏秋冬一有空就练针，后来闭着眼睛也能一摸一个准。除了练针，他还加强理论学习。文字古老晦涩，内容博大精深的《灵枢》，他在父亲的讲解教导下硬是熟记于心。

父亲和自己是他最初的针灸对象。张老先生十分坚强，儿子即使扎得不好，他也总是给予指导和鼓励，从不抱怨发火——这和督导泽全学习时简直判若两人。越是这样，泽全就越觉得过意不去，越想在自己身上多练几次……

这是一段难以想象的岁月。想想吧，泽全作为在校初中学生、既要学习，又要劳动，还得学医、行医，给老父亲针灸、煎药……他能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可事情就是这么怪，时间和精力也能“逼出来”！

奇迹也能逼出来。张泽全这样没日没夜操劳的第三个年头，张老先生的截瘫竟然痊愈，可与常人一样饮食起居、行走工作了！这场灾祸没有给“张氏家族”的医疗事业造成太大的影响，却使它增加了一位人们同样信赖的少年大夫。这位被逼成的少年大夫身上已播下了以后创造更多、更大奇观的种子：由于未曾学完理论知识便投身实践，遇到困难便得带着问题学，学以致用，他身上没有“世医”中十分普遍的门户之见，养成了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治学习惯；泽全行医之初便贯彻了“中西结合”，广泛地接触各种病例，从而思路、视野大为开阔；由于许多病看过后都要请老父亲“审查”，医案必须说得准确详细，并且自己先评价一番得失，这又使他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学习与提高的长处与潜移默化中形成。

人心换人心 着手编写《地方中草药》

1974年高中毕业后，张泽全在定襄县城关镇当时还叫“公社”的合作医疗站当了专职的医生，独当一面地行医了。他当医生，工作量之大同样令人难以想象，每日看病量在100人左右！医生是当时农村最辛苦也是最受欢迎的人，无论深更半夜、赤日炎炎、寒风刺骨、还是风雨交加，无论人疾畜病，只要有人请，他就得背起药箱出发。当然，群众也尽其所有实心实意招待他，逢年过节，瓜熟枣红都送一些给他尝尝鲜，群众说：这是人心换人心。

这也许是张泽全创造性研究的起步阶段：受《拓荒本草》的启示，他开始编写《地方中草药》。他一面上山下沟寻找本地野生的中草药材，一面调查收集老百姓患了病用草方偏方治好的病例。这样就可以用偏方代替一部分花钱的药，用本地药代替外地药，节省一些开支了。

乡亲们听说张泽全在摸索编撰《地方中草药》，十分支持，纷纷给他送上方子，介绍治病经过，有的是“碰巧”治好某种病的经过，末了就会加一句“是不是某某草药顶了事，您可以琢磨琢磨。”那情那义，张泽全至今还向人说起。

当然，这也是人心换人心的结果。

有一位山里的刘老汉，听说张泽全能用不花钱的药为人治病，特地赶来求医。老汉患肺病哮喘十几年了，现又得了关节溃疡，经久不愈。泽全耐心地告诉他：病情进展得到控制后，可以用本地中草药治病去根；但一开始还得用一个月的青链霉素。说来可怜，那时一支青霉素不过一角八分，链霉素也就是两角多钱，注射一个月才百八十块钱，可老汉一听就吓坏了：“我这肺病十几年了，腿也烂了五年了，就是没钱治，家里一毛钱也拿不出来了，哪能勇气这么贵的药啊！，请您用别的办法救救我吧！”张泽全想起当时有位天津患者是“带药求医”的，痊愈后还剩下一部分青链霉素，看到医疗所药品奇缺就留下了，这不也算“不花钱的药”吗？他就把这些药用给了刘老汉，配上自配的本地草药方剂居然也把老汉的两样重病治愈了！并且真的没让老汉花一分钱。刘老汉迈着两条好利索的腿离去，过一两天又回来了：十几年上山采药，老汉积攒的验方、草方、偏方，以及当地“不花钱”的药的各种记载，竟然有厚厚的好几本！尽管老汉文化不高，缺乏理论功底，没能“久病成医”，尽管这些抄件、记载存在一些错讹缺漏，尚不足以形成体系，但他们是像和氏璧一般的璞玉，加工、整理、完善之后，就会放出夺目的宝光，这些记载，张泽全至今仍宝贝似地存放着。他们不仅给张泽全编撰《本地中草药》助了大力，更是刘老汉的一颗璞玉之心！

还有一位老大娘的故事，也是张泽全念念在怀的。老人得过两次半身不遂。头一次程度较轻，泽全给她用尽各种办法，针灸、按摩为主，辅以汤药和针对性地锻炼，三个月痊愈。可老人一回家就的操劳家务，不久就因为去地里拣柴回来时碰到在门口而旧病复发。泽全再次送医上门，天天为他针灸，隔几天就送去汤药，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二次瘫”比头一次更是康复无望，可在老大娘身上却出了奇迹。大娘痊愈后深为感动，将家藏《傅青主男科·女科》送给泽全，说：“我看这书有用，你们父子对人都是这么好，所以我把这宝书给你，好多给老百姓看病。”傅青主，即傅山先生，清代中医泰斗，他的医疗理论和实践，代表着祖国医学的巅峰！

克服疑难病症 古都西安拜师 “济慈神针”

张泽全也并非总能妙手回春，他常向人们提起两个病例：一个是位肩周炎患者。肩周炎虽不是什么重病，但在那个连肚子都很难填饱的岁月，“风寒湿劳”综合作用，特别难处理。肩周炎又强硬地限制上肢活动——劳动人哪能不用胳膊不用手啊！慕名而来的人满怀希望地坚持治疗半个月，末了只在张泽全的医案上落了个“好转”，他不禁为之辗转反思……

还有一个是偶然相逢的。张泽全一行四人乘火车去吕梁山采药，在车上一个小孩因高烧抽风母亲抱着直哭，泽全主动掏出针盒抢救孩子，但稍有好转不一会又接着抽风，邻座的一位老者对人说，西安有个神针济慈，能把死人救活，可惜太远来不及了。当时，孩子的病情确实严重，为了抢救孩子，他们改变了行程，及时在阳曲站下车，护送孩子到县医院，当晚10点多钟孩子得救了，他们四人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张泽全出现在古都西安，为那个孩子，也为了那个肩周炎病人。他打听到“神针”大号济慈，当时已九十多岁，住在市郊一所古旧简朴的小屋里，从不收徒弟。泽全三番五次登门拜师学艺，都遭到拒绝，他急了，装病再去，不料却被老人一眼看穿，泽全哭了，哭着说明了来意，特别是学艺不精力所不及的隐痛，他说到了孙思邈，更说到了当时人们患病的痛苦，济慈老人眼里放出了亮光！原来老人不是根本不收徒弟，而是择徒条件极严：一要天分高，二要心术正，三要基础好，四要有毅力——能达到这些得真是凤毛麟角，张泽全具备了这四大条件，成了济慈老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弟子。老人对泽全的教诲，远过“倾囊相授”，不仅让自己的弟子研读自己的全部医书、史书，给弟子讲解疑难病例，做出针灸示范，为了使泽全迅速掌握“神针”，他们师徒还经常试针——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取穴、行针”与“针感”的微妙之处，有了严父和济慈老人两位良师，张泽全这段时间的《本地中草药》研究课题便生出双翼：两位老世医即同出一源均为药王，又各自传承数十代，在温暖富庶的关中平原和寒凉贫瘠的塞北山区这两地不同的常见病、多发病医疗实践中，各自积淀下深厚的理论方药经验，正好由泽全把他们连在一起，便会“碰撞”闪现出光彩的火花！

三载光阴就这样在“西安－定襄”两点一线中穿梭而过，《本地中草药》在邓小平以教育为突破口整顿全国，大抓业务那年的早春二月杀青付梓，医药方面的论文也见诸报端好几篇。张泽全这位入室弟子被济慈老人“赶”了回来——让他报考北京中医学院，接受正规系统的专业教育，孙思邈的传人能否在当代再放光彩？老人对这位弟子寄予厚望！

求学生活是相对平静的。张泽全像一块巨大的海绵，静静地、充分地吸吮着专业知识。

通过中医学院的系统学习，他如虎添翼，多年的行医实践与理论得以结合，使他的医技医术确确实实得到升华而为以后的业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不幸的小女孩 走向糖尿病研究之路

幸运之神就在这平静中伴随着一位不幸的女孩向张泽全走来：她当时只有14岁，骨瘦如柴。家人为她看这种“能吃能喝就是老掉肉”的怪病已倾家荡产，她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来到了泽全的面前。

小女孩的不幸和他亲眼目睹的千千万万个糖尿病患者的身体被病魔逐渐吞噬的痛苦以及目前医疗界缺乏治疗糖尿病有效手段的现实，深深激发了泽全攻克糖尿病痼疾的决心和勇气，他决意潜心研究糖尿病，自1983年起，他开始对这一被称为当今世上三大顽症之一的糖尿病立项公关。从此，他凭着坚定不移的坚强意志，刻苦钻研的顽强精神，锲而不舍的临床实践，博采众长的豁达胸怀，荟萃了中外糖尿病研究理论之新成果，创立了多维全息糖尿病医学新理论，首创了“脂糖消系列新疗法”，展现了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通过近十万例患者确切疗效的实践，他终于跨入了通向糖尿病治疗的自由王国，他庄严的向世人宣告：“糖尿病不是终生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前无古人的论断震惊了医学界，令人信服的治疗结果给广大患者带来了幸福之光。

忠字号王思仲公后裔是哪些的问题回答如下，新安王氏属琅琊王氏支派，出自江左王氏之后，导公后裔褒公为王氏咸阳祖，褒公四传至綝，綝公生十子，其中第三子曰曒；曒公又五传至玙，为唐肃宗宰相；玙公二子，长曰及，次曰乂，乂生鏚 ，鏚公生璧，是为新安王氏始祖。 璧公字大献，好骑射任侠。时值唐季，天下大乱，民无宁日。璧公率众戢民安境，民所赖之。时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闻璧公名，历补军职。璧公随之东征西伐，屡建战功。杨行密建国为吴，拜璧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密卒，子渥嗣立，*虐无道，出璧公为祁门令。璧公遂请老致仕，定居于祁门城西百余里之苦竹港。

　　璧公生有九子，皆仕于南唐和吴越，或为谏议大夫，或为行军司马。九子共二十三孙，分徒各郡，散处江之东西，如安徽之祁门、歙县、绩溪、黟县、休宁、宣城、江西之婺源、九江、彭泽、湖口、鄱阳，浙江之建德，以及江苏之南京、泰州、高邮等地、号称一百三十六房，为江南王氏　　如今，新安王氏后裔人丁兴旺，族人分布于祖国各地，为社会义建设作贡献，更有不少走向世界者，正造福于全人类！九子二十三孙。

九子

　　王思聪（863——？），璧公之长子，官至朝散大夫。

　　王思联（864——？），璧公之次子，官至谏议大夫。

　　王思仲（867——？），璧公之三子，官至中议大夫。

　　王思茂（869——？），璧公之四子，官至行军司马。

　　王思会（872——？），璧公之五子，官至宣州行营都统帅，卒于阵。

　　王思悰（873——？），璧公之六子，官至洪州教授。

　　王思经（875——？），璧公之七子，官至直秘阁。

　　王思谅（876——？），璧公之八子，官至通议大夫。

　　王思谦（876——？），璧公之九子，仕吴越国为客省舍人。

二十三孙

　　敬璋，思聪公长子，受父恩，文学出身，官至文林郎，初任丰州丰县主簿，二任靳口镇监辖，三任衡州安仁县县丞，四任赣州安远县知县，任内亡。

　　敬允，思聪公次子，受父恩，初任韶州仁化县尉，捕贼阵亡，授宣教郎。

　　敬文，思联公长子，受父恩，官至文林郎，后任通判。

　　敬昭，思联公次子，初任宣州太平县尉，二任汉阳军司法，三任常州无锡县丞，四任处州桂阳县令，五任荆门军知录，六任峡州推官。

　　敬成，思联公三子，仕至文林郎，九经丞事。

　　敬爱，思仲公长子，官至文林郎。

　　敬琬，思仲公次子，官至县尉。

　　敬德，思仲公三子，初任江陵县尉，二任洪州司户，三任奏王府司干，四任石埭知县，五任彭泽县令，六任佥判，七任柳州通判，官至朝散大夫。

　　敬献，思茂公长子。

　　敬祥，思茂公次子，受父恩，补将仕郎，初任江陵县主簿，二任张俊奏宣干，三任洪州司户，四任石埭知县。

　　敬仲，思悰公长子，初任越州萧山尉，二任饶州司理，三任岳州石首县令，四任靳州仕曹，五任舒州府怀宁县知县，六任广州通判，官至朝散大夫。

　　敬饶，思悰公次子，受父恩，官至承信郎。

　　敬海，思经公长子，初任广州道县尉，二任宁波通判，三任文林郎。

　　敬伦，思经公次子，受父恩，官至奉议大夫。

　　敬显，思谅公长子，初任德安府知录，仕至文林郎。

　　敬清，思谅公次子，初任韶州任化县尉，仕至文林郎

　　敬淳，思谅公三子，任潭州宁乡县尉。

　　敬逸，思谦公长子，为先锋将。

　　敬义，思谦公次子，仕至文林郎。

　　敬和，思谦公三子，任保议郎。

　　敬忠，思谦公四子，官至通议大夫。

　　敬珉，思谦公五子，官至翰林院文馆秘书。

　　敬复，思谦公六子，官至通判。

新安王氏名人

　　王壁，新安王氏一世祖，字大献，好骑射任侠。时值唐季，天下大乱，民无宁日。璧公率众戢民安境，民所赖之。时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闻璧公名，历补军职。璧公随之东征西伐，屡建战功。杨行密建国为吴，拜璧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密卒，子渥嗣立，*虐无道，出璧公为祁门令。璧公遂请老致仕，定居于祁门城西百余里之苦竹港。

　　王思谦（876——？），璧公之九子，仕吴越国为客省舍人。后梁国曾经赐给吴越国一匹名马，有一天，这马忽然死了。吴越王大怒，将看马卒下狱，准备斩首。看马卒的母亲在街头哭泣，正好被思谦碰到了，思谦教她到吴越王面前，当着满朝文武，哭诉道：“马死了，我儿偿命；那我儿死了，又由谁偿命呢？”王问：“是谁教你的？”说：“王舍人。”吴越王自知理亏，只好将看马卒释放了，但却对思谦怀恨在心。思谦感觉到不好，遂辞官归去，走到半路上，被追兵袭击而死。后人仰慕其仁义，立庙祭祀，称“祁山祠”。

　　王宠，字仲锡，号岩溪，明代歙县岩镇人，赐进士出身，秋官员外郎。正德乙亥谱（公元1515年）主修。

　　王彦洪（1467～1540），字克宽，号松山。安徽望江人，与王祥、孟宗、徐仲源并称为“望江四大孝子”。

　　王琠，明嘉靖年间御医，他笃志学古，精研诗文，自幼研读《素问》诸书，得医学之奥妙，治病不泥古方。明嘉靖年间闲游京师，因治愈皇太子病，授太医院官，直圣济殿事，加授登仕郎。有《医学碎金》、《意庵医案》等书行世。　王应斗，彭泽蒋家巷人，为新安琅琊王氏八房后裔，字士光，号彭泽羡人。曾主修明嘉靖庚申谱（谱名《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是谱原版本如今所存不多，其一为河北图书馆收藏，是谱为吾族传世家谱中最为完整的一部统谱，虽由于当时信息所限还有较多族人未能录入，但丝毫不影响其价值。有作品《归田录》传世。

　　王之庆（1593-1645），字修祜，号天宠，谥忠节，安徽望江人。幼年家贫，“躬耕养父母，读书尚奇节。”明崇祯二年(1629)，任福建尤溪县令，政绩卓著。后因双亲年迈，告假归田。崇祯十五年，张献忠部大军压境，王之庆率领家乡子弟多次击退来犯之敌。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部大破京师，崇祯皇帝自杀，王之庆悲痛欲绝。顺治二年，清军兵临城下，王之庆率众奋起抵抗。清军统领大怒，调集大军扬言屠城。城内有人见大势已去，劝王之庆投降，为了全城百姓安危，他出城前往清军大营。清军统领欣赏其大义，委任他为黄州太守，王之庆笑而不答，返城。行至九江时连写两封《示子书》和一封《寄合邑书》，随后穿上明朝官服投入琵琶亭后碧水池中身亡。墓初建在望江城北，后迁葬于太湖。顺治二年，望江县公建“忠节祠”于望江城西街。安庆府亦建祠，将他与左光斗、雷縯祚同祀，名曰：“三贤祠”。

　　王稼祥（1906~1974），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中国***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王凤梧（1901-1985），派名王万桐，金寨县南溪镇王畈村王台子人，系新安琅琊王氏后裔。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数百战，战功卓著，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解放后，历任航空学院政委、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和党委代理书记、空军高射炮指挥部副政委等职。在民航工作中，为创建中国民航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病逝于北京。

谢谢仅供参考。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文章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 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 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