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蒙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见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吕姓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第四十三位姓氏，尤盛于山东和河南地区。当今吕姓人群大约占了全国人口的o．46％， 总人口大约在570多万 。

吕的名义

吕，本义的铜锭。甲骨文中，吕字像古铜饼状，金文的吕字干脆将两口填实，成为铜锭的直观图像。小隶的吕字将上下两口相连。吕，表示冶炼的技术和行业。吕人以此为原始图腾，并命氏族名和族徽，吕人所长期驻留的地方称吕，建立的城堡称为吕邑，最后发展为国，并出现吕姓。

吕姓起源于演变

吕姓的起源主要有两大支： 姜 姓、姬姓。

第一支出自 姜 姓。炎帝生于姜水而姓姜。炎帝裔孙伯夷，号太岳，虞夏之际辅佐禹洽水有功而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伯夷是吕国的开国始祖，侯爵，复赐姓姜，以奉炎帝之祀。吕国历经夏商周三朝，西周初，吕侯入朝为周穆王之司寇，至周宣王时改称吕国为甫国，分一支吕姓至今河南新蔡，史称东吕。春秋初东吕为宋国所灭，其地后来归蔡国，吕人东迁于江苏铜山东北。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灭吕(甫)国，两吕国灭亡后子孙均以国为氏，姜姓吕氏至多有4000多年的历史。姜姓吕氏的后裔吕尚，也称姜子牙、太公望，辅佐周文王灭商，周初封于弃，为周朝东部的重要诸侯国。

第二支出自姬姓。商末周文王占领隗姓魏国之地，封其亲属于魏国，这是姬姓魏国的始封之地。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毕公高于毕，在今陕西咸阳北，是为毕国。迁封魏国于山西芮城东北的魏城。春秋时，晋景公时大夫魏锜食采于吕，号吕锜，吕邑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又食采于厨，故称厨武子，厨邑在今河南商丘北，其子吕相遂以吕为氏。姬姓吕氏的历史至少有2600年。

外族基因的融入

第三支出自外姓和外族的改姓。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北方战争纷乱，政权更迭频繁，中原百姓南逃．外族人居华北。外族基因流人北方汉民中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北方吕姓中融入外族的血液主要发生在西汉以后，最重要的事件有：东汉东越族有吕姓；略阳吕氏出自汉鞫武鄣郡白马氐人之后；秦州吕姓出自羌族；东晋上邦吕姓出自休官族；河南吕氏系出鲜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居中原，改鲜卑族比丘氏、副吕氏、叱吕氏、俟吕陵氏、叱吕引氏等氏族均为吕姓，这些氏族全部成为汉族；清朝满洲人有吕姓，满族的吕姓原先来自汉民，入旗汉民满化，后又汉化，成为东北地区的吕姓汉族。

历史上吕姓的分布和迁移

先秦时期，吕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河南、湖北、安徽、山东、陕西、甘肃地区。秦汉时，吕姓分布在北方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三国和南北朝时，吕姓已经在江浙赣地区蔓延，同时西南的云南和南部广东也出现吕姓的足迹。唐朝时两次南下移民，吕姓进入福建地区，随后在清初进入台湾地区。

宋朝时期，吕姓大约有9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21％，为宋朝第十四大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江西、安徽，这四省吕姓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56％，其次分布于陕西、浙江、四川、福建、河北，这五省的吕姓又集中了32％。山东为吕姓第一大省，居住了吕姓总入口的16％。全国形成鲁豫、赣皖两大块吕姓人口聚集中心。

明朝时期，吕姓大约有5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6％，为明朝第三十二大姓。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吕姓人口增长是负值。面对战乱和屠杀，受害群体首先应是主体在北方的人群，吕姓是北方地区的姓氏，自然遭到严重的冲击。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甘肃，这三省吕姓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山东、江苏、山西、陕西，这四省的吕姓又集中了28％。浙江省的吕姓人口约占吕姓总人口的18％，为吕姓第一大省。全国的吕姓人口流动从北向东南迁移，也向西北转移，吕姓中心由北向东南漂移，全国形成了浙苏、陇秦两大块吕姓人口聚集中心。

当代吕姓的分布和图谱

当代吕姓的人口已达到570多万，为全国第四十三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46％。从明朝至今600年中吕姓人口由55余万增到了570万之多，增长了10多倍，吕姓人口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自宋朝至今l000年中吕姓人口呈下降的态势。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二省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26％。其次分布于河北、辽宁、江苏、四川、黑龙江、浙江，这六省的吕姓又集中了29％。全国形成了以鲁豫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西南三方向逐渐扩散的吕姓分布特征。在600年期间，吕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闻有很大的区别。由东南部向华中、华北、西部的回迂十分强劲，已经大于由北向南的迁移。

吕姓在人群中分布在豫鲁晋、京津、陕西北部、河北大部、黑吉辽大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苏浙、安徽大部、湖北东北、福建东南角、台湾、广西东南、云南大部，吕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56％以上，中心地区可达12％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占了总国土面积的277％，居住了大约72％的吕姓人群。在河北东北、内蒙古东部、辽宁西端、黑吉交界区、宁夏、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湖北中部、安徽西南、江西北部、福建大部、广西大部、广东东南、云南西北，吕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42％--056％之间，其覆盖面积大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5％，居住了大约14％的吕姓人群。

吕姓的传统文化

郡望和堂号 吕姓的郡望主要有河东、东平、东莱、阳翟、濮阳、洛阳等，吕姓的堂号除了与郡望同名外，还有渭滨等。渭滨堂号典出吕氏先祖吕尚。吕尚即姜子牙，相传曾垂钓于渭水之滨隐居，与周文王相遇，被尊为国师，辅佐周武王灭商，封于齐。

楹联 重要的吕姓楹联有以下五副；

立朝正色；夹袋储才。

岳阳仙客；渭水耆英。

耆英怀渭水；春花满瀛洲。

老弃钓竿荣佐帝；少交中伞喜多才。

夹袋储才，推圣功之雅量；立朝正色，懔晦叔之遗风。

家训格言

吕姓家训以明朝学者吕坤的家训最为实，也最易为人们接受。吕坤，河南宁陵人，万历年进士，累官至山西巡抚、刑部左右侍郎。吕坤的思想兼收并蓄，自称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坚持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的一元论观点，反对理学家的理在气先说法，也反对佛教的轮回说。提倡对之存亡，百姓之生死，人心之邪正充分关注之思想。在教育思想上，他反对生而知之，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新知。主张读书只要明大意，不必寻章摘句拘泥于诂家之言。提倡善于用心、有过认过、长善救失等修养品德。他非常看重子女的人品教育，认为如果没有良好品德，纵中三元、官一品，那值得一文钱？强调要存阴德之心，干公道之事，做老成之人，说实在之话，凡事必须把天理放在头顶上。

家谱 目前在上海图书馆中收藏吕姓族谱198部。

名人频率和宗族先贤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吕姓历代名人250名，占总名人数的055％，排在名人姓氏的第三十七位；吕姓的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074％，排在第二十八位；吕姓的著名医学家占中国历代医学家总数的045％，排在第四十九位；吕姓的著名美术家占中国历代美术家总数的043％，排在第五十五位。

历史上吕姓的重要人物有：秦朝相国吕不韦；西汉高祖皇后吕雉；东汉名将吕布；三国东吴名将吕蒙；西晋文字学家吕忱，音韵学家吕静；东晋十六国后凉国君主吕光；唐朝哲学家吕才，宰相吕谨，名道士吕洞宾；北宋尚书左仆射吕大防，宰相吕蒙正、吕端、吕夷简、吕公著，学者兼金石学家吕大临；南宋诗人吕本中，哲学家兼文学家吕祖谦；明朝画家吕纪，学者吕坤、吕楠，戏曲理论家吕天成；明清之际思想家吕留良；民国民主革命者吕大森，建筑师吕彦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吕思勉、吕振羽，气象学家吕炯，书画家吕凤子，民族音乐家吕文成．佛教学者吕澄。

吕姓血型

吕姓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是：O型占338％，A型占286％，B型占288％，AB型占88％。

没有三苗族，三苗是传说的古代部落名。

三苗，姜姓，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部落名。又叫苗民、有苗。有西北说，也有长江以南说。 当禹的夏部落联盟跨入奴隶社会时，三苗已有君子、小人之分，开始有了阶级分化。

危姓与三苗的关系：

源于缙云姓，出自蚩尤后裔三苗，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相传，上古时帝尧因儿子丹朱行为不检，故而把帝位禅让给舜。当时居住在河南南部至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一带的三苗部族比较强大，他们也反对禅让。丹朱就联合三苗起兵，与舜争夺天下。

舜派大禹领兵镇压，禹在丹水一带打败了三苗，三苗君主被杀，丹朱不知所终。三苗叛乱被平息后，舜帝将三苗族人迁徙到西北的三危山（中国甘肃敦煌）一带居住。三苗后裔遂以危为姓，称危姓。

扩展资料：

三苗的起源：

在中国传说中“三苗”是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部落名。

有的文献说三苗是“九黎之后”。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有文献说三苗的首领驩兜是“尧臣”，被称为“诸侯”。后来，尧将三苗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禹时，三苗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从此三苗在历史记载中消失。

此后，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活动。近代有少数学者认为，现代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后裔，但章太炎、吕思勉等与此看法不同，认为现代的苗族与三苗无关。

-危

-三苗

8岁的孩子阅读什么历史类的书籍比较合适？

《上下五千年》和《世界五千年》这两本就很好

尤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版本图文并茂 每个小故事会配有一张插图

编者林汉达先生是我国比较著名的通俗历史读物推广者 除了《上下五千年》代表作品还有《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等等（貌似后来又增补了三国故事等）

亲子阅读书籍，适合0-3岁的哪些比较好？

孩子还小。根本看不到好多书，但是我们需要给她培养好的阅读习惯。还是可以买一些孩子有兴趣的书籍的。亲子阅读还是必不可少。卡片书，布书，孩子小的时候都可以买来给孩子。另外孩子一岁多两岁了。可以买一些绘本，幼儿杂志。如《东方宝宝》《婴儿画报》《婴儿益智画册》这样的，图画大，文字少，颜色鲜艳的绘本书籍。孩子阅读都还是要从小培养的。杂志铺的书非常多，这家可以先收藏着，等到孩子以后的书籍都可以订阅的。

九岁男孩适合读什么历史类书籍

比较适合于读，能够学到知识同时还附有一定娱乐性的读物

建议看看曹余章教授编写的《上下五千年》，对整个仲华民族的发展重大事件用深入浅出的故事进行讲述，脉络清晰，故事性强，孩子看了很有好处。

还有《中华成语故事》《中华名人典故》

以上的都是浅显易懂，话语直白。小孩能够理解的

历史类的书籍有那些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钜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充套件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络。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巨集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 ．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 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 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征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 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征、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征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 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介绍一些历史类的书籍

《明朝那些事儿》，呵呵，看上去很闲，其实史实是准确的啊

《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陈旭麓。大家之作，但是通俗，而且对近代一些观点有修正的作用，呵呵，我的最爱！

《国史十六讲》，樊树志。中国古代史的通俗版，但是很有价值！

还有人物传记啊，一般是不错的

以上，我看过，绝对推荐价值！

推荐几本历史类的书籍

月望东山的《那时汉朝》 墨香满楼的《唐朝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中天《品三国》曹升《嗜血的皇冠》

有什么适合女孩子看的历史类书籍

电视剧《宫心计》是根据书《沉浮》改编的，可以看看，很好看的。

2岁的孩子用什么点读笔比较合适

两岁的孩子可以开始早期阅读了，绘本和英文启蒙都可以给孩子点读的，推荐您使用小河马点读笔，可以点读三千多种图书绘本，制作任何图书的点读档案。

8 岁的孩子怎么教育比较合适？

要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多鼓励孩子自己去做，哪怕做的不好，还有要自己带头做到，只有自己做到了，才能更好的教育孩子，因为更多的时候孩子是学你做的，是你教会你的孩子怎么去做！

怎样的书适合孩子阅读？

周三放学回来，看到小区门口摆起了一个大大的书摊。女儿很是兴奋，嚷着从车上下来去买书。买书是好事，我当然支援。女儿挑选了沈石溪、杨红樱、伍美珍的七八本书，心满意足地抱着回家了。 第一本开工的是杨红樱的《五三班的坏小子》。瞧这家伙，像著了魔似的，等电梯时看，等车时看，上厕所的时间一再延长，甚至走路时也夹着这本书。为了能在睡觉前看上一会儿书，这两天弹琴也自觉多了，一会儿功夫就完成了任务。我有些好奇：“这书真有这么好看吗”女儿自豪地说：“当然啦！杨红樱就是懂我们小孩子的心，她写的书就是有趣！”她的书，我读过几本，容易让孩子嬉皮、玩世不恭。相反，黄蓓佳的书，则往往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洋溢着正义的力量。我就问：“跟黄倍佳的书比起来，你更喜欢谁的？”她一本正经地说：“黄倍佳的书也很贴近我们小孩子的生活，她的文字是优美。杨红樱的书是幽默。两个人各有特点，我都喜欢。” 哦，有点道理。最近他们班的共读书目是《伊索寓言》，每天带来带去，却不见她看。我问为什么，她说：“这《伊索寓言》由许多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后面都会点出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像一个伤口贴，勉勉强强贴在最后，与上面的故事并没有多大的联络，或者说联络的范围很小。如果让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讨论这些故事中的道理，一定比书上写的丰富得多！”是这样吗？《伊索寓言》可是世界名著！我从女儿的书包里翻出了这本书，看了几则，还真是如此。也许在伊索那个时代，这些故事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几千年过去了，这些故事肯定有许多已经落伍了。就像我国古代的许多典故拿到今天来看，已经是糟粕了。 课外阅读对于语文学习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此，我们沿袭前两年读书活动的传统，每月师生共读一本好书，教师每月会上读书课并进行阅读考核。当然，一个月一本书的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像黄蓓佳、沈石溪、汤素兰、杨红缨、伍美珍、金波，他们的书很受孩子的喜欢，也有利于孩子的积累，除了我们给孩子推荐的书籍以外，孩子自由阅读的时间是无穷的。在这方面，家长们也需要广开书源，帮助孩子挑选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最好能根据学校要求和孩子自身情况，帮孩子制定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像《阿衰正传》《七龙珠》《乌龙院》之类的漫画书，除了垃圾语言和暴力思想，什么也不能提供。 畅销书未必是合适的，孩子喜欢的也不一定是有益的。很多书店都会把销量最好的书列为畅销书，而我们也会认为只要是畅销书就是好书，其实不然。畅销书文学性不一定强，内容也不一定合适孩子读，给孩子读的书应该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所以，在推荐孩子阅读的时候，我们老师最好先自己读一读。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从阅读走向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