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姓索氏家谱索姓起源索姓名人索姓的来源索姓简介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7浏览：3收藏

索姓索氏家谱索姓起源索姓名人索姓的来源索姓简介,第1张

索

suǒ

名

(会意。意为用绳子把木头束起。于省吾认为是绳索。本义:大绳子)

同本义〖largerope〗。后泛指各种绳索

索,草有茎叶可作绳索。——《说文》

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司马迁《报任安书》

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列士·天瑞》

追讨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慕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后汉书·段颍传》

昼尔于茅,宵而索綯。——《诗·豳风·七月》

又如:索苇(用苇作成的绳索);索头(绳头);索桥(用绳索连结两岸的桥)

人的发辫〖pigtail〗。如:索葛(头发);索虏(发辫)

法度〖law〗

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索,法也。”

链条〖chain〗。如:索桥

中国古地名〖Suotown〗。故地在今河南荥阳县。秦末刘邦与项羽战于京、索之间的索,即此地

索县〖Suocounty〗。中国汉代建立的县,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属武陵郡,顺帝时更名汉寿。今为湖南汉寿县

索

suǒ

动

搜索〖search;trytofindout〗

索,入家搜也。——《说文》

忘索之。——《史记·范睢蔡泽传》

大索天下。——《汉书·张良传》

举国大索。——《汉书·韩安国传》

延年索怀中,得重劾。——《汉书·严延年传》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韩非子·喻老》

遂闻君将合众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个人偕,不外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又如:遍索不得;搜索(搜查);索隐行怪(深求隐僻的事而行为怪谲)

寻求;探索〖seek〗

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改,申其所未申,故以索隐为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自序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又如:索垢寻庇(无事生非,找荐儿滋事);索摸(寻找,寻觅);索合(寻求志同道合的人);索秘(探索隐微)

挑选〖choose〗

以索马牛。——《左传·襄公二年》

又如:索牛(挑选出来的好牛);索引(又称引得,把书刊,文献等作品中的重要课题录出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以便检索)

求取,讨取〖demand;askfor〗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唐·杜甫《兵车行》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清·方苞《狱中杂记》

又如:索战(讨战);索号(回令;求取约定的暗号);索将(索取;求取);索逋(索要欠款);索掯(索取);索句(索取诗句);索米(求取米粮);索命(索取性命);索饭(讨取食物)

须,应,得〖must〗

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元·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虽无人窃听,也索悄声儿海誓山盟。——白仁甫《元曲选·梧桐树》

又如:索将(须使);索是(须是,煞是,真是);只索(只得);索须(必须)

捻绳使紧〖tighten〗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论衡·语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屈原《离骚》

又如:索绳(紧绳)

搓;绞〖twist〗。如:索铁(绞铁成索)

娶妻曰索〖marry(awoman)〗。如:索妇(娶妻)

索

suǒ

形

独自,孤单〖allalone〗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晋·陶渊明《和刘柴桑》

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北国·庾信《拟咏怀》

又如:离群索居;索处(索居);索居(独居一方);索索(冷落的样子)

涕泪流出貌〖tearing〗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为以至于是极也。——《庄子·徐无鬼》

又如:索索落落(眼泪纷纷落下的样子)

索性;干脆〖clear-cut;straightforward〗

只是士大夫不青索性尽底里说话,不可专咎人主。——宋·朱熹《与魏之履书》

又如:索兴(干脆;直截了当)

煞是。确是;真是〖certainly〗。如:索是(煞是。甚是;真是)

尽;空〖exhausted〗

悉索敝赋,以讨于蔡。——《左传·襄公八年》

又如:索手(空手);索知(尽知);索空(竭尽);索莫(空乏穷尽的样子);索索(空虚、空乏的样子)

索

suǒ

量

古时民间计量单位,十丈为一索

古用绳计量长度,因以为计量单位。如:种粟千百索

计算钱币的单位。古代以绳索穿铜钱,每千文为一索,或称一贯。如:受贿三千索

索道

suǒdào

〖ropeway;cableway〗用钢索架设的空中运输通道

索贿

suǒhuì

〖seekbribe〗索取贿赂

渎职索贿

索解

suǒjiě

〖seekthemeaning〗寻求解释

不难索解

索尽枯肠

suǒjìn-kūcháng

〖rackone’ rainsinscheming〗比喻费尽心思

索居

suǒjū

〖livealone〗孤身独居

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礼记·檀弓上》

索具

suǒjù

〖rigging〗见“帆具”

索寞

suǒmò

〖depressed〗∶形容消沉,没有生气

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莫与先异。——《乐府诗集·鲍照·拟行路难》

〖desolate〗∶寂寞萧索

山上杂草丛生,异常索寞

索寞红芳又一年,老郎空解惜春残。——宋·王禹偁《暮春》

也作“索莫”、“索漠”

索赔

suǒpéi

〖claimindemnity〗索取赔偿费

根据合同,向外商提出索赔要求

索桥

suǒqiáo

〖chainbridge〗主要承重构件为铁索或铁链的桥

索求

suǒqiú

〖demand〗索要;要求

索取

suǒqǔ

〖askfor;exact;demand〗要求得到;讨取

索取资料

索然

suǒrán

〖dull;dry;insipid〗∶乏味,没有兴趣的样子

兴致索然(兴趣无味)

〖lonely〗∶寂寞

将吏辐辏,降人争先赂遗,都统府唯大将省谒,牙门索然。——《旧五代史·郭崇韬传》

〖dispersed〗∶形容离散

索然俱散

〖tearing〗∶流泪的样子

索索

suǒsuǒ

〖fearfully〗∶恐惧的样子

震索索,视矍矍。——《易·震》《疏》:“索索,心不安之貌。”

〖tremble〗∶形容颤抖

这时,他的脸、脖子全冻紫了,两只手臂索索地抖着,呼吸已经很费劲了。——《罗盛教》

象声词

形容细微的声音

微闻有鼠作作索索。——《虞初新志·秋声诗自序》

形容风吹草木声

山苍苍而坠叶,树索索而摇枝。——南朝陈·江总《贞女峡赋》

索梯

suǒtī

〖jackladder〗由木踏步和绳索扶手组成的船梯

索喜

suǒxǐ

〖藏soshi〗最普通的一种哈达,三尺长,用麻或生丝蘸粉织成,又作“素喜”

索性

suǒxìng

〖fearfully〗∶直截了当,干脆

累得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上躺一会儿。——《老山界》

〖wilful〗∶任性

休要靠索性

索要

suǒyào

〖askfor〗向人要;索取

索要贿赂

索要钱财

索引

suǒyǐn

〖index〗根据一定需要,把书刊中的主要内容或各种题名摘录下来,标明出处、页码,按一定次序分条排列,以供人查阅的资料。也叫“引得”。

索诈

suǒzhà

〖extort〗用不正当手段强行索要或讹取

索子

suǒzi

〖largerope〗[方言]∶长而粗的绳子或链子

索 suǒ　ㄙㄨㄛˇ

(1) 大绳子或大链子：～子。～道。钢～。绞～。线～。

(2) 搜寻，寻求：～引。思～。搜～。探～。

(3) 讨取，要：～还。～求。～取。勒～。

(4) 尽，毫无：～然无味。

(5) 单独：离群～居。

(6) 姓。

何时清白——张献忠，满清诬蔑栽赃的英雄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再补充说明一下清兵入北京城的情况。有网友认为北京民众之所以欢迎清兵入城，是因为受了骗，是以为清兵拥明太子回京。长期以来，都有人这样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文人不肯承认事实、不愿相信居然会有那麽多的汉人把他们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军队当成了解放军这一残酷事实而已。我也不愿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即北京城百姓把清兵当作王师来迎接的确是因为李自成军纪紊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所致。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城之前，还把皇宫里精心制作的精美的金冠、黄金制作的装饰品等全部融成金块，装入车中运走，临走前还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李自成逃走后，明朝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们在清兵尚未抵达北京城时，就主动跑到城外五里的地方，排队迎接清兵。多尔衮从朝阳门入城时，百姓们是烧着香、跪着欢迎他们的。在入北京城前，多尔衮还向部下发出了“此次出师，乃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掠夺财物、不得焚烧庐舍，违者罪之”。与李自成的残暴相比，是有点“解放军”的味道。

而且，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为自杀死去的崇祯帝发丧，命令臣民服丧三日，并按中国礼法重新予以安葬。还让明朝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减免了很多明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些举措，尽管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受到百姓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舞剑落头说蜀碧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谁敢对新故的什么理论、残喘的几个代表这堆破铜烂铁道半个不字？一律要说紧密团结在谁周围、保持高度一致、高举什么理论伟大旗帜、尤其是什么重要思想，你不肯那样写，只要你出版，编辑必须给你删除刺眼字样，添补什么理论、几个代表替作者买保险套、戴安全帽。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

大槐树移民：世界移民之最

　　在人类迁徙史上，洪洞大槐树下的迁徙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次。这次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战乱之外，水灾、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等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真实写照。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至正19年，山东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

　　此外，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靖难之役”，对山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四年的战争加剧了齐鲁大地的荒凉局面，出现“千里无鸡鸣”、“人烟绝迹”的悲惨境况。

　　山东省临清市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关于“靖难之役”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想当时，或杀，或剐，或逃，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元末明初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相继实行了大移民政策。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从山西未遭战乱、人丁昌盛、经济富庶的地区，强行迁徙出大批百姓，迁往人烟稀少的河南、河北、山东等18个省份。“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50年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前后竟有18次！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古老传说铭记移民之痛

　　关于当年明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尽管都无从考证，但却铭记了人们对大移民的难以言说之痛。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刘中平对记者说，“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河南和山东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复仇的传说。”刘中平说。

　据说，元末时期，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大海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只好移民。

　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曾因为屡屡打不下山西，便迁怒于山西人，发誓将来得了天下，非把山西人迁到异地他乡不可。

　　“其实，这些传说都无从考证，但却被民间百姓津津乐道。”刘中平如是说。

　　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认为，“明代大移民是一段写满血泪的悲壮历史，背井离乡，诀别故土，先祖们怎能不寸心如割，于是大槐树就成了古槐后裔任祖归宗的根。但也不能否认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大量移民垦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滕州市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00余个，其中明代建立的有687个。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个部族明确记载是洪武以及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来。

　　而冠县近3000个村庄中，有近1700个是明代建立的；郓城县1300余个村庄中亦有535个是明朝建立的；定陶县1000余个村庄中有386个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

　　民间家谱记载先祖渊源

　　山东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家谱中，都对先祖的渊源有所记载。有的移民与家人约定以某种物品为记号，作为后人寻亲的物证，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山东省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记载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至今，在很多移民后裔生活的地区都种有槐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何都从洪洞大槐树出发？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如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刘中平对记者说。

　临汾历史悠久，东倚太行，西临吕梁，尧帝曾在此地活动并建都，因此后人称临汾为“尧都”。如今，在临汾的东南西北入口处，均可看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其北部30公里处即为洪洞。闻名海内外的明代大移民的出发地就在这里。

　　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寺旁还设有较大规模的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城北，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为唐朝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寺旁经过，唐宋时期官府在此设立了驿馆，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刘中平对记者说。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洪洞县位处晋南临汾盆地，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地带，是向各地区移民的最佳位置，成本比较低；其次，当时洪洞县地区人口稠密，户均10口人以上，具有先天的人口优势；第三是交通优势，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洪洞县的广济寺旁经过；此外，这里还是晋南的行政中心，设有规模较大的驿馆，具备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组织基础。”

　当时，明朝廷采取的移民办法主要是军屯（将军队迁至某处后就地转民）、商屯、民屯等，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衣物、路费、农具以及承诺免赋役三年等，但更多的是采取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

　　而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导游张**还向记者介绍了一种传说。“因大家不愿意离乡背土，官府就散布谣言说，‘除了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的不迁，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必须限期迁离。’于是，人们纷纷拖家带口赶到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调动大批官兵将人们围住，登记在册，全部强制迁徙。”尽管这个无从考证，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说，民间广为流传的“解手”的说法和“背手”的习惯也是源于这次大移民。“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用绳子将人们的手反绑起来，一串一串相互连结。由于路途遥远，走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了背着手走路。在押送过程中，人们需要大小便时，便央求官兵将手解开，如此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导游张**如是说。

　　山东曾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标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这个传说亦不可信，但却饱含了人们对强制移民的痛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祖文化部副部长罗红玲说。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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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说的对。说伊尔根觉罗是徽钦二帝后人是没有根据的。

《八旗氏族通谱》《八旗通志》这两本清代记载满族各氏族历史最为权威的书，居然都没有什么钦二帝后人的记载。

《金史、金语解》里边记载了当时女真人姓氏中的“夹谷氏”用汉姓“仝”。朝鲜《李朝实录》里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本姓“仝”。《清太祖实录》里也说明爱新觉罗的正式发音应该是“爱新角罗”。今天辽宁本溪档案馆藏《觉尔察氏家谱》也明确记载“觉尔察氏本清肇祖之后，因之谐肇祖庙号音为赵姓”。觉尔察氏《八旗氏族通谱》亦载曰“觉罗禅氏”，此“觉罗”即爱新觉罗、依尔根觉罗、舒舒觉罗、阿哈觉罗、通颜觉罗、嘉穆湖觉罗等之觉罗，同为满语gioro之音译。概同姓gioro，而不同出处不同哈拉，或莫昆而已。这些都足以证明金朝的“夹谷氏”就是后来的“觉罗氏”。只不过是不同时期汉字音译用了不同字而已。夹谷和觉罗都是满语 gioro 的音译罢了。既然金代女真人当中就已经存在的姓氏，又怎么可能是钦二帝后人？

研究满族文化，就必须先学会满语，因为清代大部分历史文献是用满文记录的。不会满语就等于黑夜里没有灯，那怎么行呢。

至于那个徽钦二帝为避祸发明拼音语的故事，纯粹是野史杜撰光怪离奇，且无任何文献可证。不足信。

一、姓氏源流

东郭（Dōng guō 东郭）源流单纯，源出有一：

出自姜姓，是齐国公族之后。古代外城城郭。春秋时，齐桓公有子孙住在都城临淄外城的东门一带，称为东郭大夫。其后代子孙遂以居住地命姓，称东郭氏。

得姓始祖：齐桓公。相传周朝齐国国君的同族大夫分居于东郭，南郭，西郭，北郭，各有以地名为姓的。齐桓公的子孙曾住在临淄外城的东门附近，而古称外城为郭，因此得东郭大夫一称，后来他们就以东郭为姓。据《姓谱》载，齐公侯大夫居东郭，以地为氏。故东郭氏后人尊齐桓公为东郭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东郭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古代春秋时候的齐国，有一支公族住在城四方。那时的城墙叫廓，于是这位于公族的后代就以居住的方位，分别姓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而齐国公族又是炎帝，的后代，炎帝族人崇拜牛图腾和凤图腾，是农耕民族的信仰。而到了东郭姓产生的时候，这些炎帝的传人大都还是擅长于耕作，所以居住在城廓边，因为耕地都在城外的原野上。东郭氏望出济南郡。西汉时在齐郡之地分置济南郡。相当于现在山东省临淄一带地区。

三、历史名人

东郭牙：春秋时齐国大臣，他为人正直，脾气犟，看到不对的事，不管君王高兴不高兴，就直言相劝，从来都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由于他敢说，为国家、为百姓带来许多好处。

东郭顺子：战国时魏国贤士。修道守真，清而容物，是田方子的老师。

东郭延年：东汉时道术家，晓“房中术”。《后汉书·甘始传》曾揭出曹操的好奇心理说：“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人名）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即左慈）、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济南郡：西汉时在齐郡之地分置济南郡。相当于现在山东省临淄一带地区。

东郡：秦置,治濮阳（今河南濮阳西），辖境包括鲁西及豫东北。隋曾以兖州为东郡，此兖

州由滑州改名，并非今山东省之兖州。

2、堂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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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郭姓宗祠通用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