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名称：家法 ◎ 家法 jiāfǎ

(1) [domestic discipline exercised by the head of a feudal household]∶家长统治本家或本族人的法度

圣贤家法。——清· 全祖望《梅花岭记》 若其诗文根本六经，德业师模三代(袁可立、袁枢、袁赋诚)，蠕言螳动，俱无愧于汝南家法。——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

(2) [a rod for punishing children or servants in a feudal household]∶家长责打家人或孩子的用具

(1) 汉 初儒家传授经学，都由口授，数传之后，句读义训互有歧异，乃分为各家。师所传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界限甚严，称为家法。至 唐 代家法已基本消亡。

汉 应劭 《风俗通·十反·司徒梁国盛允》：“ 叔矩 则其孝敬，则粥身苦思，率礼无违矣；则其友于，则褒兄委荣，尽其哀情矣；则其学艺，则家法洽览，诲人不倦矣；则其政事，则施於已试，靡有阙遗矣。”《后汉书·徐防传》：“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 李贤 注：“诸经为业，各自名家。”《宋书·百官志上》：“ 汉武 建元 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宣 成 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 明 宋濂 《诸子辩》：“ 穆公 之立，距 孔子 之没七十年， 子思 疑未长也，而何有答问哉？兼之气质萎弱，不类 西京 以前文字，其伪妄昭然可见。或者谓其能守家法，不杂怪奇，历 战国 、 秦 、 汉 流俗而无所浸*，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清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汉书二十一·师法》：“ 汉 人重师法如此。又称家法，谓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以后 宋 明 理学家把道统当作家法。 明 李贽 《答耿中丞书》：“‘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於 孔子 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

(2)治家的礼法。

《宋书·王弘传》：“ 弘 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 王太保 家法。” 唐 韩愈 《兴元少尹房君墓志》：“祖讳 肱 ，为 虢州 司马；父讳 峦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 宋 欧阳修 《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自 唐 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 杜 氏守其家法。”清 田兰芳《皇清太学生信菴袁公（袁可立孙）墓志铭》：“时人交贵之，吾睢推家法者常首袁氏，谓其庶几古闺门遗风焉。”

(3)指学术、文艺流派的风格、传统。

宋 梅尧臣 《与二弟过溪至广教兰若》诗：“长廊 颜頵 碑，字体家法传。” 明 胡应麟 《诗薮·近体上》：“初 唐 四十韵惟 杜审言 ，如《送李大夫作》，实自 少陵 家法。” 清 张尔岐 《蒿庵闲话》卷一：“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论道术，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4)泛指传统的习性。

鲁迅 《书信集·致姚克》：“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5)旧时家长责打子女、奴婢的用具。

《醒世恒言·白玉娘忍苦成夫》：“﹝ 张万户 ﹞教左右快取家法来，吊起贱婢打一百皮鞭。” 清 李渔 《蜃中楼·抗姻》：“叫丫鬟取家法来，待我赏他个下马威。”《孽海花》第二六回：“ 彩云 道：‘这个请 陆大人 放心，我再吵闹，好在 陆大人 会请太太拿家法来责打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文化方面 京剧《赵氏孤儿》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京剧《霸王别姬》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 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 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 、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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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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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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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