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在山东和山西，家谱主要在山东，河南一带。

梁氏，中国典型的南方姓氏。源流较多，或出自嬴姓、出自姬姓，或以国为氏、以地为氏、以邑为氏。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128位。

2013年，根据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通过综合分析，发布的中国“百家姓”排行榜，梁姓人口排名22位。

梁姓名人有梁红玉、梁启超、梁实秋、梁思成和梁漱溟等。

扩展资料：

人口分布

宋朝时期，梁姓大约有44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57%，排在第三十七位。梁姓的第一大省是山东，约占全国梁姓总人口的345%。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和陕西，这三省梁姓大约占全国梁姓总人口的61%，其次分布于广东、福建、湖南、浙江，这四省的梁姓又集中了26%。

全国形成了以鲁豫、陕西、粤湘、闽浙为中心的四大块梁姓聚集地。而广西是当时梁姓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

明朝时期，梁姓大约有43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46%，排在第五十三位。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而梁姓人口增长比值是负值，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广西、山西，这两省梁姓大约占梁姓总人口的25%，其次分布于江西、江苏、山东、广东、福建、陕西，这六省的梁姓又集中了51%。广西在宋朝时梁姓十分稀少，进入明朝一跃成为梁姓第一大省，约占梁姓总人口的146%。

东南和两广地区的梁姓在这600年中有了稳健的发展。而宋朝的梁姓大省山东，此时梁姓人口却减少了七成。全国重新形成了桂粤闽赣、晋陕、苏鲁三大块梁姓聚集区，重心由东南部转向南部。

字辈排行：

1、江西铜湖锦溪梁氏族谱字辈：彦公肇世业嗣绪大显扬贻燕鸿图远传家厚德彰人文济凤美仕学启龙光祖烈冠裳茂孙谋钟鼎芳三元应捷发五桂永腾香宠命逢天锡云礽冀昌

2、天津市静海县梁氏字辈：朝学天元春秀继续正大光明

3、河南开封刘店东梁寨村梁氏字辈：纯道方成应远本中玉之昌锡福洪家泽明心广性源文光和有教钦景焕来贤

4、河南元岗梁氏字辈：永振洪万应殿作克中连建广耀生瑞明玉长承魁

5、河南坞西梁氏字辈：敬景节科魁国民其之直士永文浦荣作吉龙元恒

6、河南陕县梁氏字辈：公魁兴学希升祥乃顺安

7、河南伊川梁氏字辈：尚思一三喜，万帮修中正

8、河南新乡梁氏字辈：怀名孟志宝孔学圣贤泽成龙继先德世传宗家兴旺延万通苏锡常联海杭来忠臣永盛长

9、河南卫辉梁氏字辈：清林照埙镜汉桂熙增铭法松然在鉴满柏耀坤铜

10、河南洛宁梁氏字辈：幸有篁林万年青品兼南山苍劲松虚心向上翠挺秀一枝三叶抚育情

11、河南光山梁氏字辈：树德培家本维思世绍之光昭其可大建学庆贤熙

12、河南南阳社旗田庄大梁庄一支字辈：孟方先引飬崇道建儒勋师之功可立自为步朝臣尚绍魁光职象嗣景益新膂毓万元秀永定启昌明

13、河南南阳梁氏一支字辈：学文大成业传万

14、河南新安县五头梁村系东鲁一支字辈：应国人克永万守文作大金玉山堂至秉泰和丰士仁义传世道忠孝振家风宪信昭光明学礼书耀宗

-梁姓

历史上真实的“五子登科”:乾隆时期登甲乙榜

查阅《李氏族谱》，从“登科五子”上溯两辈,李氏家族已经是屡登金榜的名门望族了。“五子”的祖辈有兄弟三人,按长幼依次为李晖、李曛、李晟,其中李晖、李晟均考中举人；而“五子”的父辈有堂兄弟9人,其中有两名进士、两名举人。

据传，“五子”的大祖父李晖老太爷赴乾隆皇帝的千叟宴归来，在村头曾对欢迎的族人说：“千叟宴上我曾当众念了四句小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轻易不见八十的，河里无鱼市上买，死不净的老东西。'乾隆帝听了非但没有怪罪，而且还钦赠我诗杖一柄。”宴会结束后，乾隆还赐给每位老人《九龙御匾》一块。这块御匾长22米，宽11米，匾框有15厘米厚，至1978年仍保存在他的后人家里。1978年后他的后人因盖房，无钱买料做门窗，就请来木工砍掉所嵌龙头锯开匾框做了上房门框。一块镶嵌着乾隆真迹的无价之宝就这样毁于一旦。《李氏族谱》记载，晖老太爷卸任归田后，每日课孙自娱、享尽天伦之乐，活到八十一岁无疾而终。

当年李廷桂的三子李景岱和五子李景峄同中乾隆甲寅恩科举人又被钦赐进士及第后，还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谈话中知道李氏家族先后三代已有十几人中举及第、在朝为官。于是当即赞叹道：“辉里村李氏家族乃本朝正李也。”

辉里村李氏第11世孙李宏道，是一个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特殊人物。其生于康熙三十九年，从20多岁取得县学庠生后参加科举考试，屡考屡败、屡败屡考，从青春少年一直考到满头白发。乾隆五十一年,李宏道已经86岁了，仍抱着希望和自己的曾孙辈一起参加乡试。当时，乾隆皇帝到顺天府巡视乡试，发现李宏道的特殊情况后，当即发出口谕，钦赐其为乡试举人。不过,李宏道并没有终止自己的目标，他在第二年又以举人的身份参加会试。乾隆皇帝看到这位87岁的老考生，再次受到感动，朱笔一挥钦点其为翰林院编修。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在清朝，邹平有县学一处，书院三处，另有村学、私塾、义塾若干处。县学一般有学生50-100人，师生生活全由国家供给。朝廷选科取仕都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当时要想获得进县学读书的机会，不管出身如何，全凭考试成绩。这一点是最受平民百姓欢迎的。自隋始，1300多年的科考制度在老百姓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没有背景的平民百姓只能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入仕做官的机会。

在清朝前中期，一个中等收入的自耕农家庭都能保证自己的子女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所以当地学风甚浓，更何况能够入朝做官，这在老百姓的眼中那是何等的荣耀和风光。当然这种荣耀深深激励了李廷桂，李廷桂一再教导儿子刻苦读书，争取金榜得中。他除了聘请私塾先生教育孩子外，另外还给孩子制定了严格的家规。白天在书房学习，晚上则按长幼顺序轮流用家中方桌自习。所以经年累月，脚踏的方砖上都磨出了深深的脚印。另外他还提倡兄弟中能者为师，互教互学，有偷懒磨滑者，则实行一级管一级。结果兄弟之间既互相学习又相互监督，从此学业成绩大为长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他们一生的信条。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廷桂的辛勤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登科做官的荣耀和严谨的家教也在李氏子弟中产生了巨大的学习动力。从乾隆51年(1786年)李鹏考中举人，到嘉庆16年(1811年)，老四李鹄考中进士，李廷桂的五个儿子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终于实现了光宗耀祖的梦想。但李廷桂一直没有放松对儿子们的严格教育。史书记载，李鹏等3个孩子为官后，他经常骑着毛驴到儿子的住所听取政声，劝勉他们“以忠事上，以勤奉职，以惠抚民”。

　五子共建长善堂

道光十年，“五子”以李景峄为主，弟兄五人共同出资，并从京城绘来“凤凰单展翅”图纸，开始修建“长善堂”故居庄院。1800年动工，历时十年建成。进大门以后有南北通路一条，门楼正中挂《五子登科》匾，内上方挂“兄弟同榜”，门楼内右侧挂“进士及第”匾。这匾是在李廷桂的五个儿子相继登科中举后，嘉庆皇帝龙颜大悦，亲自书《五子登科》匾赠予李氏家族(有一说法是大学士刘墉书写)。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颁令将全国各府州、县的大小书院逐步改为中西兼学的小学堂。1909年辉里村的开明士绅联合出资在村中心的长善堂建起了全县最早的村级初等小学堂。1929年，村内绅士哩北辰、哩乐亭等人再次倡议集资办学。他们给住在青岛的“五子登科”的后人去信，征得同意后卖掉了碑楼村墓地的大杨树做了课桌凳。在他们的影响下，全村一百多户村民踊跃捐款捐物，使校舍维修一新。一时间，辉里初级小学办得异常兴旺。1931年，时任实验县长的梁漱溟为此题写“共成斯举”石碑以示纪念。村里刻成石碑把它树在了学校院内。后经几次变故，此碑作为基石埋在了办公室的墙下。2001年11月，因打井扒掉了原村办公室的两间房子。“共成斯举”碑终于重见光明。至1956年故居基本保存完好。1957年，因辉里完小扩建才扒掉了二层楼房，后又扒掉了北大厅，人民公社化后逐渐做了生产大队办公室和文化演出场所。后经过十年内乱，故居房屋破坏殆尽。现“五子登科”一家的遗物遗迹已基本无存。

在《三字经》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而至清，则有李廷桂，教五子，中高榜，传美名。时光已过百年，祖先们曾经创造的辉煌神话早已成为历史，但他们为梦想刻苦勤奋的经历却一直鼓励着他们的子孙后代，这大概就是学习的魅力吧！

　李氏五子生平简介

据《李氏族谱》记载，辉里村李氏族人李廷桂原来共有6个儿子，但大儿子李景严17岁早逝。从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次子李鹏考中举人，到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四子李鹄最后一个考中进士，李廷桂的5个儿子在25年的时间里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子登科”。

清乾隆五十一年，次子李鹏23岁考中举人，乾隆六十年考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宗人府主事、吏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江南道监察御史、福州府知府。“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期间,他请旨疏通吴淞江河道,带头实干,原定五年完成的任务三年就完成了。”李东说。

三子李景岱乾隆五十九年考中举人，嘉庆六年考中进士,历任河北平乡、邢台、清苑、获鹿县知县。任清苑知县时，当地盗匪横行，积案如山。李景岱亲自深入调查办案，仅用一年时间就肃清了盗匪。

四子李鹄嘉庆六年考中举人，公元1811年才考中进士。李鹄性格内向，不善言语，中进士时已经42岁，历任直隶成安、云南宜良县知县。

五子李景峄生于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五十九年跟三哥李景岱同榜中举。据说，李景峄是“五子”中身材最高大、相貌最英俊的一个。因此，他在中举后即被钦点至咸安宫任教师，一年后提拔到江苏溧阳、丹徒任知县，继而升任松江府常州府知府，最后晋升为苏松太兵备道。李东表示，“李景峄行事果断，敢作敢为，老《邹平县志》记载他的事迹最多。”

道光六年，江南运河水道严重淤积，漕运受阻。朝廷任命李景峄为治河总指挥，他亲率官吏、百姓奋战数月即疏通了河道，使滞留江南的160万石粮食很快运抵京城。李景峄一生为朝廷尽忠，为民办事，是政界的“拼命三郎”，公元1828年积劳成疾卒于任所。

六子李景嵩生于乾隆四十年，20岁时考中举人，24岁时便考中了进士。据说，李景嵩精明干练，很有办事之才。任职河北深泽县知县12年，除盗贼戒赌俗，选人才办教育，建树颇多。嘉庆十六年，父亲病故，李景嵩回家守孝两年，归任后不久患病身亡，年仅38岁。

与今天的学子期盼高考后金榜题名一样，封建社会里，科举入仕是每个学子的梦想。在清朝的滨州邹平辉里村，有这样一个李氏家族，一家五子连续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俗称“五子登科”。他们的成功成为古代人人羡慕，津津乐道的家族盛事。

历史上三四代的“累代甲科”并非少见，但五代以上的则为数不多。我省已知的五代以上“累代甲科”有四例：一是滨州杜受田一家七代进士，二是诸城刘统勋一家五代进士，三是昌乐闫世绳一家五代6名进士，四是邹平李廷桂一家五代10名进士。

据资料记载，一家“五子登科”，这在山东省只此一例。登科“五子”的父亲名李廷桂，一生育有六子，除长子李景严17岁早逝外，其余五子李鹏、李景岱、李鹄、李景峄、李景嵩皆在乾隆时期登甲乙榜，这便是名传后世的“五子登科”。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一点看来已不容易引起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可定义为一种人文性质的文化、或一种“内在超越” 的文化，以区别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世界具有较强宗教色彩或者说“外在超越” 的文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上述确定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性质的尝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的神话、巫术、或如梁漱溟所说很早就相当理性、相当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后来也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入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的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征服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阙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正如上述，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我们把握“人文学科”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学问开始。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是“经、史、子、集”：“经”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加乐，但乐经实不存）、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九经（一说五经中礼分出三礼、春秋分出三传为九经）、十三经（以上说九经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是历史，其主干是正史；子主要是先秦诸子；集是各家文集，以文学为主。而这四个方面又是打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

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是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但这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自文明发轫以来就是如此，塑造了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发生在周朝，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看来还是一个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生命力洋溢、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的时期，。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举一个例子，他们喝酒看来是常常喝得昏天黑地，在商纣王时，不仅是王室“酒池肉林”，下面也是酗酒成风，以致到西周时，周公还敦敦告诫康叔一定要戒酒，不要学商人酗酒丧邦，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

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例见后来在贵族之间交往中相当流行的赋诗、观乐、有辞、有言的风习，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早期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尤其是赋诗、观乐及各种礼仪活动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i] 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一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恻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于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于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把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231西周之宗法制度

周朝的”家”，是一个政治单位，并不等同於我们现在对”家”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明白，当时的”国”是拥有千辆马车的战斗单位，而”家”是具有百辆马车的战斗单位，可见在这时”国”和”家”是相提并论的。不过我们现在从古代的文献来看，”家”虽然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织成核心。一般而言，”家”所涵盖的范围，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组合而成。至於”族”，则由同一高祖父的血亲，以及他们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来的。简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所以相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缘关系更为亲密。

”宗”的本义是祭祀祖先的庙，只有属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不过在祭祀祖先时，必须依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大宗”和”小宗”。一般最简单的分别，就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脉相传的为”大宗”，其余的庶子便是”小宗”。以当时的制度来看，周天子的传承是”大宗”，其他的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这些诸侯世袭的领地中，继位的嫡长子在领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以此类推，扩及到每个阶级之中。以这个精神来看，”家”中的成员，比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员，则比较接近”小宗”。

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后代子孙不可忘了自己的来源出处，用血缘关系把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这项措施对於当时正在发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项十分有利的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先秦留下来的许多文献，都会先谈到如何持”家”，再谈如何治”国”，最后才谈到如何平”天下”。探究其中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说，在当时观念中，先要将”小宗”的力量凝聚起来，再去发巩固并发挥”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基於这样的认知，特别重视家族中伦理的观念便自然出现了。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是阶级统治在社会中的一种完善。

关于大、小宗的组织，《礼记大传》有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别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国公子、异姓公子（来自他国者）以及庶民起为卿大夫三种，或曰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后一说较合理。

继别:谓继承别子位置的后代，就是别子的嫡长子孙。

继祢:祢，指宗法制度下死去并在宗庙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亲。此处当指诸弟，继祢是指继承别子诸弟的后代子孙。

别子为一宗的正支，虽经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为大宗。别子诸弟是一宗的旁支，传至五代之后其与别子关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围，因此就不再祭别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为小宗。大、小宗虽是相对的，但对于天子来说则是绝对的。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式的统治体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导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长子分封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别子为祖”，对于巩固嫡长子的最高统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后人追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极六合，四方如星拱卫。因此需要选建道德贤明之人，藩护王室，成为天下中枢的屏障。

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为房顶，“示”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庙宇，其原始义为“尊祖庙也”（《说文解字》）。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

宗法制度既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故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商人也有繁复的祭祀仪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样具有严格的宗法意义。西周时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权，所谓“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又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宗的责任在于尊统收族，在于别亲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庙为五庙：

到了周中期，尽管文、武功业辉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复属于考、王考、皇考、显考辈，按制不专列庙。但“有德之王，则为宜宗，其庙不可毁”，故增设文武二庙，将文武以下、显考以上诸神主供奉于内，故成七庙。即《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严谨的道德维系与礼乐文化

宗法制度既严格区分亲疏之别，因此血缘重孝、崇德、亲民等道德伦理遂得以建立。诸如同姓不婚这一道德内容得以体现。礼乐文化确立。

232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一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世系，是指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虽然这在世界文明早期历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国最为坚决。

二曰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孙团聚而成，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一致，形成稳固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基本细胞。

“族权”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

族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影响，是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主要标志。族权有严格、固定的组织形式，它既与地方绅权结合，同时又与政权相结合。族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

三曰家、天下同构

此亦所谓“家天下的延续”。

“家国同构”的本质就是家、家族、国家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国是家的放大，“族权”与“政权”的统一。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国有家而无国。

在古代西欧，血缘政治基本被地缘政治、等级政治所取代。在中国则不同，地缘、业缘、物缘都以血缘为基础，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国”与“家”彼此沟通，“社会赖以运转的轴心，是宗法原则指导下确立的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人格化体现的伦理—政治系统。”

四曰根据血亲道德关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06年，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余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一外王”为目标的伦理一政治型文化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