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122）

第十九章

顺祖意躬身修谱 铺张婚事为哪般

前文说到：在曾国藩于返乡时机的看似平常的年月里，却干出了一件令其族人称颂、极大提升其形象与影响力的大件事。

究竟何事如此重要？那就是被民间奉为神圣般如家族建祠、祭祀般之大事：修订族谱！

且由此开始、几乎终其一生而乐此不疲的乡贤大儒所为，并最终由其主导完成了“修订和统一了全国的通天族谱”。此事，使其于不自觉间涉足、后有意为之，并最终奠定、成就其 历史 地位的大件事。

这是什么情况，请接着往下看：

旧时宗族之大事——修家谱

焉何要修家谱？古人云：“前人不修谱，后人不知古”。国史、方志和家谱，构成了我国记录中华民族 历史 发展的三大支柱。

司马迁《史记》曰：“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也。谱不立，则昭穆混、渊源慒。人不知祖，何异禽兽？”意思是说，谱是家族的 历史 ，史是国家的谱系，若不修谱，老小次序则杂乱，世系渊源亦不清。一个连祖宗都不知道的人，其与禽兽有何区别？

再者，姓氏是人们血缘关系之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血缘族人间生生相息根之意识，使族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不管漂泊多远，总忘不了家乡，因那有己父母长辈，其土葬有祖宗先人。

费孝通先生在其大作《乡土中国》中，在对“家庭、氏族、邻里、街坊、村落”逐一陈述之后，对 社会 结构、尤其是对民间 社会 结构与状态进行了解构，使人们获知家族长老行使统治之“权威”、施礼法之“人治”之力量所系，知悉宗族（长老）掌控族人、足以导致 社会 有序的根源。并由此见，被乡土中国中宗族、家族长老们视为圭臬之谱系源流，一下为其寻到共根这一“发号施令”之利器，亦为之显示“威望”提供了力量之据。

家谱，又称族谱。流淌着族人血脉，记载了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推而广之，国人自古重视家之根系源流，乐于寻根问祖、饮水思源，不忘血脉传承、祖宗先人。而家谱，则起着承载伦理规范，塑造人格精神，维系 社会 秩序之用。寻根问祖，家谱作用至要，由是，古人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修家谱之作用几何？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拜客返回已近晚饭时间，即与父亲一起陪祖父晚饭。后，曾玉屏将其父子留下，便与其说起了共举族内公事。

曾玉屏说：“竹亭、宽一，自宽一及第，尤以点翰林后，族内诸长亦多与我商及族事。近日，听闻曾合六等曾邀宽一共商，似觉宽一颇有不快，不知所说属实否？”

曾麟书一听，顿时惊诧，面露惶恐之状，刚想说话，只见曾玉屏伸出左手有制止状，一边用眼睛似在询问曾国藩。

曾国藩见躲避不过，就回道：“爷爷，确有其事。”

“哦？汝意如何？”爷爷问。

曾国藩见爷爷追问，亦不绕弯，说：“族叔合六约我议事。想我入仕之前，族人从无语吾此事，如今不论吾几多繁忙、辛苦几何，亦急吾参与。吾非不愿族事，只嫌此公势利之人，故有不平之忿。”

“哦，鸡肠之见！心胸气窄耳！”曾玉屏批评道，“误以族人前不约吾家参与族事，属尔等不知也。尔等皆知吾少年失学，邀吾举事，吾何可作？未约竹亭，概以尔父多不具统摄之力；尔等兄弟皆求学之途，尤以近年县、乡、会试接踵而至，且于省垣、衡州师承汪师等，多不在坪，何来约尔？吾当知此情，亦少话与尔知。岂知尔等反以此想，实是不该。”曾玉屏说着，下巴上的稀疏花白胡须也随着上下前后的翻动，语气也不客气，又说：“即便是无他人相约商谈，作为有识之士亦应主动作为。”

曾玉屏又接着说：“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何况于族事？族事都不愿为，岂愿为他事？”意思是：君子（有德行有修养的人）居于下位的时候，就能够排除一方的难题；居于上位的时候，就能够消除万物的喧嚣。

此时，曾麟书非但不敢插话，更是替儿子担心。觉得已是官身，若再遭祖父训斥、埋怨厮闹而有失身份，一时急的满头大汗。一边用衣袖擦额头之汗，一边躬身点头，一边用眼神向其父哀求状，希望老父嘴下留情，以给国藩留些情面。

曾国藩也认识到自己不当之处，看爷爷说话的空隙间，并不辩解，诚恳的回复说：“爷爷教导得极是。宽一确有误会族叔人等。愿听爷爷定夺。”

玉屏见状，便不再纠缠，心绪平复下，说：“想尔等多读圣贤之书，定识君臣父子忠孝之礼，吾不多言。竹亭将修谱之利害损益说与宽一知晓。不到之处，吾再复述。”

（未完待续）

我们都知道，我国一共有五十六个民族，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全国人民都在这五十六个民族之内，因为在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人并没有被列入任何一个民族之中，而这些人中最为出名的，应该就是穿青人了。穿青人被称为人却不是族，这一点时很奇怪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又为什么不在五十六个民族之列，造成这些的历史原因有哪些？

1穿青人简介

穿青人早期叫里民子，也叫羡民或县民，后期叫穿青。之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明朝汉族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色，普遍使用贵州通行的官话，解放后，穿青人要求承认其为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见1978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工作组《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地区，人员相对集中的未识别民族。在部分穿青人的家谱、墓碑记载和传说中，他们的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其渊源存在诸多争议，近年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研究。

现如今，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毕节市、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黔南州等六个市(州)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市、区)。此外云南镇雄一带也有人自称是穿青人，可惜的是如今他们身份证上的民族栏标注的大都是白族，云南省境内的官方数据已无穿青人这一待定民族。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穿青人人口数量约六十七万人，其中，毕节市的织金、纳雍两县在当时已分别超过二十万。

2穿青人的来源

关于穿青人的族源由来，学术界和民间向来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

土著说

认为穿青人和历史上的僚人一样，是发源于贵州的原生民族。这种观点以贵州民族研究专家为代表，穿青人内部的一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士也持该观点。(见1985年《贵州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及2003年织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内部著作《穿青人历史与文化》)

分支说

认为穿青人是汉族的一支，是明朝征讨云南时迁移到贵州的随军汉人，由于地理隔绝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个集团。持这种观点的为以民族识别专家费孝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见1955年费孝通《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

混合群体说

认为穿青人是明代汉族移民与当地土人(即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互相通婚融合后形成的，处于汉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之间。这是21世纪以来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的观点。(见2006年《穿青人问题研究》)

3穿青人为何不是五十六民族之一

话说元朝末年，天下大乱，老百姓们揭竿而起。而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在其中脱颖而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1367年，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大明王朝就此建立。而朱元璋开局一个碗，从南打到北也成为一代传奇。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朱元璋虽然改朝换代，但天下并未一统。当时元惠宗虽然逃离了大都，回到老家当了北元皇帝。但天下仍然有许多的蒙元势力残留。比如关中还有元将扩廓帖木儿驻守甘肃定西，也就是朱元璋口中的天下奇男子王保保，此外在云贵地区，还盘踞着梁王瓦尔密和土酋段氏。

当时梁王瓦尔密割据西南，仍奉元朝为正朔，与明朝政府为敌。朱元璋起初本想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所以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但都惨遭杀害。朱元璋一怒之下，于1381年，即洪武十四年，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江南大军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调北征南讨伐滇黔的战争。洪武十六年，云南全境被平，西南安定，傅友德及蓝玉班师回朝，而沐英则留下镇守云南。

值得一提的是，一同留下的，还有二十万随之出征的明军将士。这个不难理解，当时西南大部分地区本就属于未开发的蛮荒地带，交通不便，民风彪悍，且又地处边疆，明朝如果想要保证对此地的绝对控制，就必须要留下军队戍守，于是二十万明军便留在了异乡。

他们主要驻留在西线的安顺一带，而安顺乃黔之腹，滇之喉，明军此举尚属高明，守住了腹部，守住了咽喉，那么黔、滇两地也就是无法相通连了。

当时大部分地区采取的是屯军制度，具体就是允许将士携带家眷，随军前往驻地居住。驻守在守地的兵士就一边实行军屯，一边继续操演练兵，以防不测之变。

其目的是为了照顾戍守边疆将士的思想情绪，因为大部分并非是心甘情愿千里迢迢地来贵州的，而是被采取抽丁的方式强迫进军贵州的。家眷的到来，士兵们可以安心的一边参加农业生产，一边参加军事集训，一旦有战事发生，就丢下农具，拿起武器，上阵杀敌。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大大缓解朝廷的粮饷供给压力，还在戍守边疆的同时，顺带开发了这一蛮荒区域，一举多得。

总之这批江南水乡汉族移民的到来，无论是对贵州的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久而久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里安下家，再也没有回到故土。甚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人慢慢的还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后代，逐渐形成了咱们现在所看到的穿青人。当然，类似还有湖广人、南京人、屯堡人，他们就是那时划分在不同区域内屯军后裔的称谓。

其实相对于土著说，个人觉得移民说比较靠谱。因为从研究穿青人的文化习俗来看，其还有着古代汉人的影子。

穿青人也有着自己婚嫁丧葬习俗，比如年轻人嫁娶婚俗礼数颇多，从说亲到结婚后的回门，一套下来，得有十八礼数。比如姑表联亲、背鸡认亲、以鹅押礼、打亲闹亲、砍亲路和照亲路、草鞋陪嫁……此外他们同宗或同姓之间严禁通婚，也保有姑舅表婚和兄终弟及的转房制习俗。

同时穿青人的丧葬也颇具特色，比如穿青人的老人过世后，要经历草鞋荐亡、竹棍报丧、买水浴尸、垫鸡鸣枕、火把送葬、鹊窝掩井、拔牙等七种程序。

当然，说到文化，语言是一个关键。穿青人说的叫老辈子话，这是一种流传在贵州的黔南和黔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其与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关系，而不是从贵州通行的官话中演变出来的，这说明穿青人讲老辈子话是在进入贵州以前就有的。虽然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年轻人已多不使用，但其口音之中多多少少还保留着这种方言的痕迹。如f变h，ian变ie等，。

由此可见，穿青人很可能就是当年明军的屯军后裔。

当然了，这其中难免会发生一些融合变化，因为穿青人有着独有的图腾崇拜，独特的民族风俗。

穿青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他们信奉山魈。当然，不是那个动物界猴子山魈，而是神话传说中居住在山里的独脚鬼怪，身长体黑，力大无穷，乃是山中的霸王，所以亦可以认为是山神。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山海经》

穿青人会从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五开始，由他们的巫师披上毛皮装扮成山魈，各村各户举行仪式，其目的是为了驱赶瘟疫，迎接新年。这个仪式会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

此外，穿青人的的民族服饰也是很有特色：穿青族妇女不缠足，喜穿细耳草鞋或反云勾鼻花鞋，脚扎青色绑带，穿三节衣，两节袖的滚花边大袖衣，拴腰带，戴大勾耳环，梳三把头。穿青人姑娘的服饰与穿青妇女的服饰不同之处是：不用青蓝二色连接，用全青色或全蓝色，白布镶边，云勾花边镶衣襟，白布或云勾花边镶袖口，衣袖不上套袖。

所以，更准确一点讲，穿青人应该是洪武年间入黔的江南军与地方原住民之间的融合。这也是穿青人如此特殊的存在的主要原因。

目前，穿青人作为“未识别待定民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青”、“青族”或“穿青人”写上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仍然印着“穿青人”三字，全国火车票、机票、酒店宾馆等通行无阻。

土著说：认为穿青人和历史上的僚人一样，是发源于贵州的原生民族。这种观点以贵州民族研究专家为代表，穿青人内部的一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士也持该观点。

分支说：认为穿青人是汉族的一支，是明朝征讨云南时迁移到贵州的随军汉人，由于地理隔绝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个集团。持这种观点的为以民族识别专家费孝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

混合群体说：认为穿青人是明代汉族移民与当地土人（即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互相通婚融合后形成的，处于汉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之间。这是21世纪以来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的观点。

穿青人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也叫“羡民”或“县民”，后期叫“穿青”。之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明朝汉族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色，普遍使用贵州通行的官话，解放后，穿青人要求承认其为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见1978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工作组天《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地区，人员相对集中的“未识别民族”。在部分穿青人的家谱、墓碑记载和传说中，他们的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其渊源存在诸多争议，近年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资料：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

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

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

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

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

“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

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

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

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

——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

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

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

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

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

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

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

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

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里可以理解为高层社会和边缘社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开篇界定本章乃至整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即基层的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不同于中国城市，它们更能代表中国社会的整体情态，更能反映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



②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三条大河指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流域皆孕育了农业文明。）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举例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维与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思维所具有的差异性。）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用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种地的事例说明了中国人与耕种的紧密关系，同样的事例还有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种菜喜获丰收，江西医生在南极种出蔬菜的新闻等，不胜枚举）。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评价中国乡土社会的两面性，土地哺育了农业文明，又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费孝通分析乡土的“土性”来自“泥土”，指出乡土社会“土性”的第一个特点：人与土地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土地孕育了乡村文化，所以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是乡村文化的基础，因而表现出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感。农民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即便迁徙到别处，首先想到的也是种地。太平天国运动时，洪秀全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用”的口号吸引农民，我国也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口号。从侧面可以看出，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因土地的吸引而努力奋斗。



③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用比喻手法说明农民受缚于土地，生动地表现了农民保守封闭的性格特征），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对比农业、游牧业和工业在土地对人的束缚上的力度，得出因赖以为生的土地难以挪动，而使得农民也具有了土气。由于不流动而生出的土气，其实是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在农民身上的体现



④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黏”字形象地描写出人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采用举例说明的手法，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理解人与土地的黏着关系。）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论述乡土社会“土性”的第二个特点：不流动。《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⑤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里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本段为过渡段，由不流动的社会特性引出“村落”的概念。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农村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就是对其最好的注脚

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作者提出“地方性”概念，对乡土社会的特性做进一步说明。村落之间的隔膜在《血缘与地缘》一章中，作者论述到外村人很难真正融入进去，外村人与本村人的划分是极其明显的，这种由本村人构成的亲密的社群关系靠的是互相欠人情积累起来的。村落内关系的稳固也是其与外界关系产生隔膜的原因之一。

⑦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社会“土性”的第三个特点：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讲究的是人际关系，“朋友多了路好走，朝里有人好做官”，从俗语中就可以看出熟人社会的特点。

⑧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说文解字》：习，数飞也。习的古字形一般认为表示鸟在日光下飞行，或练习飞行。习的基本义是练习、学习。）“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进一步论述熟人社会。作者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解释说明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礼俗社会，社会成员学习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以达到在社会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⑨“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此处说明在乡土社会人们受制于内化于心的“规矩”而非外在的“条文法律”。）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深入论证熟人社会。在礼俗社会中，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熟悉，所以人际间的交往规范就是社会约定俗称的“礼俗”，也可以理解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里没有法律的施展空间，大家按照“礼”的内容对自己进行约束。

⑩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论述熟人社会的内涵，指出经验在乡土社会中的重要性。从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的研究思路可以去理解，科学技术不是来自科学性的论证推理，而是来自经验性的总结；中国传统社会不重视“万有真理”，更重视个体体验。

⑪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