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是指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商业信贷，以及合作社、典当、小额贷款公司，甚至P2P网贷平台的借贷活动。

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宗族内部的借贷活动。唐宋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了繁荣的金融市场，出现了金库、柜台店、金银店等金融组织。到了明清时期，迎来了金融发展的高峰，形成了以钱庄、银行、典当为主的传统金融市场。

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传统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间金融活动彻底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需求的增加，政府开始认识到民间金融在减轻银行信贷压力、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民间金融市场逐步恢复，成为创业家庭和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223%的家庭和77%的负债小微企业通过民间金融市场融资，民间金融信贷规模约为528万亿元，较2011年的447万亿元增长18%。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我国并没有以法律或政策法规的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明确的规范，当代民间金融活动大多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直到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法制办相继公布《最高人民法院

与当代民间金融的发展类似，中国历史上繁荣的金融业也是在法制和政府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考察当代民间金融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之前，有必要以史为鉴，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金融活动所依赖的制度。

以清朝的代码《大清律例》为例。在2000多部成文法中，只有3、4部成文法与商事纠纷直接相关，《大清律例》侧重于调解和纠纷处理，因此其执行力度相对较弱。比如《大清律例》明文规定：“民间借贷钱物债务、典当金融月息不得超过三分。”但在实践中，典当和民间借贷利息超过三分的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月息甚至可能高达20%-30%。但政府并没有将这些高利贷者一一绳之以法，并依法加大了处罚力度。

历史上，银行与银行的运作，民间借贷合同的执行，可能并不取决于知县、县令或法律条文，而主要机制在于儒家所倡导的诚信、宗族伦理等民间信用文化，这种文化作为正统思想传承了两千多年。

我行的贷款业务主要是信用贷款，一般没有抵押，道德承诺是最重要的贷款担保机制。为了缓解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风险，银行一直沿用“跑券商存款”的传统操作模式。通过聘请“跑路经纪人”等“地头蛇”，对客户的身份、个人信誉、财产情况、资金使用、贷款项目风险状况等进行调查、收集、分析。

为了验证历史上儒家文化与传统金融市场繁荣的关系，我们用清代各级政府拥有的孔庙和殉道者的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以清末民初各级政府的钱庄、银行和资本的数量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繁荣的衡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文化可以通过代代相传的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并长期保持稳定。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在历史积淀和长期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普遍遵守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至今仍广泛存在。

在当代民间金融崛起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及其推崇的宗族制度仍可能起到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当代民间借贷交易以信任为基础，依靠熟人获取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从而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依靠信誉、道德、伦理等文化机制来保证借贷合同的履行和违约风险的防范。以“礼、义、仁、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体系及其推崇的宗族伦理恰恰为民间金融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

虽然在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中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有契约的约束性，因此保证民间借贷契约的执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此外，重视家庭和宗族的儒家思想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熟人网络。网络中的成员接触频繁，相互认识，信息基本对称。民间借贷违约者也会遭受名誉损失和道德谴责。因此，熟人关系中信息的传播和惩罚的可信威胁是有保障的，家法和宗族规则也可以对内部成员的金融交易进行监督，这些都有利于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强，当地的民间金融市场就越繁荣，民间借贷的违约风险就越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民间借贷非常活跃的江浙地区，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先行者。

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7年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均居全国第一。江浙地区共有小额贷款公司956家，实收资本高达138384亿元，机构数量和资本分别占全国的11%和17%。

江浙一带以文化渊源著称。清代江浙地区共有进士5636人，其中状元47人，进士数量居全国前两位，占清代进士总数的23%，平均每个县有39名进士。不仅如此，清代江苏和浙江两省分别修建了1171座和1127座文庙和寺庙，产生了9616名和16385名烈士。如今保存下来的家谱数量分别高达3619个和12900个。孔庙、殉道者和宗谱的数量分别占中原18省总数的12%、30%和39%，可见其儒家文化的繁荣。

再比如清代山东济宁和歙县在儒家文化和当代民间金融发展上的明显差异。济宁，在孔子的故乡曲阜附近，是儒家士绅和文人杂居的地方。清代儒家文化非常繁荣，举人学生326人，孔庙26座，烈士3568人。在相应的当代行政区划中，2016年济宁市有10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122亿元。2015年，济宁市民间资本管理机构多达63家，注册资本3688亿元，在山东省17个市中仅次于临沂。

而属于鲁西南的歙县，清代文风不佳。仅修建了10座文庙，就产生了35位举人和715位烈士。枣庄四个市辖区只有三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4亿元，枣庄只有六家民间资本管理机构，注册资本只有185亿元。

可见，济宁的文庙和殉道者的数量远远大于歙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朱忠煜

镇海县城著名耆宿、慈善家（一八六零~一九二五），经营木材为业，在晚清至民国前期，长期担任镇海总商会总理。

中文名：朱忠煜

别名：朱彬绳

民族：汉

出生日期：1860年10月03日

逝世日期：1925年08月02日

职业：镇海总商会总理

主要成就：修筑后海塘

办徽荫学堂

疏浚前大河

建公善医院

建梓山公园

修篡民国《镇海县志》

代表作品：修纂民国《镇海县志》

人物简介

朱忠煜字彬绳。清监贡生五品衔、中书科中书。镇海县城著名耆宿、慈善家（一八六零~一九二五），经营木材为业，在晚清至民国前期，长期担任镇海总商会总理。

朱忠煜油画像

五品官服像

考忠煜公与生妣范夫人先妣王夫人

郑孝胥赠对联

彬绳仁兄大雅正

玉粹金和浑然元气

礼耕义种必有丰年

郑孝胥

朱彬绳巡视塘工图

周伯生绘

一九二三年镇海万弓塘修竣典礼合影

朱彬绳五十玉照

向道深绘于徽荫书舍

朱彬绳先生遗像

谢之光绘

《朱忠煜百年来鸿录》

2014年3月31日，镇海区档案局（馆）组织编写的《朱忠煜百年来鸿录》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

朱忠煜（1860－1925），字彬绳，以字行，镇海县城关人，经营木业，生平急公好义，胸怀家国，心系桑梓，是清末民初名闻镇海县城的绅商和慈善家。他在担任镇海商务分会总理期间，积极筹划地方兴革事业，不仅着力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者权益，而且从事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如修志、筑塘、修桥、铺路、抚育孤儿、办学校等，对镇海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书收录朱氏亲友来函117封，并依据来函者不同大体分为7辑，其中前6辑共101封的致信者为民国镇海县知事盛鸿焘及本邑旅外名人虞洽卿、朱葆三、傅宗耀、向道深、陈修榆等，第7辑收录了至亲好友来函16封。此外，该书还收录了一封特殊信件，便是周恩来总理写给朱忠煜孙辈朱世钧的回复信件，具有重要史料文献价值。

这些信件带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气息，重现了随着时光流逝而消散的历史细节和个人情怀，为读者呈现了在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部分宁波帮人士的志趣。此外，这些信函不少还是精美的书法作品，相信研究书法和笔迹学的读者，也会有所收获。

(镇海区档案局保管利用科)

尺素寸心

尺素寸心

——《朱忠煜百年来鸿录》付梓前后

记者陈饰通讯员张雷军何小平

镇海，地处东海之滨。在渔农为生的土地上，出过不少奇人。

名闻四海的船王，长袖善舞的商贾，学富五车的文人，书写红色传奇的***地下党员当然，人数最多的，是你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位乡贤，名叫朱忠煜。

他从平凡中脱颖而出。

根据《镇海县志》记载的朱忠煜生平事迹，一位精明强干、古道热肠的清末民初本土商人卓然而立。

相隔年代不算太远，我们见到了朱忠煜多面的形象：身穿长袍马褂的，着清朝五品官服的，站在后海塘修缮工地现场的

从照片中看，朱忠煜样貌忠厚，体魄强健。

他用一生为墨，善心为笔，描绘出一幅绵延百年的镇海历史画卷。

百余年，百多信。朱忠煜留下了一颗赤诚的爱国爱乡之心。

鸿雁传情

2014年4月，镇海区档案局（馆）组织编写的《朱忠煜百年来鸿录》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

区档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搜集、遴选朱氏信件，重现历史细节、个人情怀。无论式样、字体，称谓还是内容，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为读者呈现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时代，部分宁波帮人士的志趣。不少人的来信，亦是精美的书法作品，喜欢研究书法的读者，也会有所收获。

书中共收录117封与朱忠煜交往密切之人的来信。根据写信对象的不同，编书者将其大致分为7辑。其中前6辑书信，共101封。写信的是民国镇海县知事盛鸿焘及本邑旅外名人虞洽卿、朱葆三、傅宗耀、向道深、陈修榆等人。第7辑收录了至亲好友来信16封。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封珍贵的特殊信件，是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写给朱忠煜孙辈朱世钧的回复信件。该信具有重要史料文献价值。

殷殷之情，深厚之谊，力透薄纸。

打开书籍，我们一一阅读起来。

在来信中，有将彬绳二字写为炳绳、炳盛、炳臣的，都是指朱忠煜本人。

开首的朱忠煜手迹，清秀，字体分明。

卷中处处充满着朱忠煜与政商界人士交相往来的温情。这与朱忠煜所处时代背景有关。清末，政府实行新政，全国各地有了商会组织。清末商会组织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可以办学堂，可以参与社会管理。

两度担任镇海县县长的盛鸿焘，主持修编《镇海县志》时需要大量资金。他写信告诉朱忠煜，所需经费经前任镇海县知事洪锡范提议，“除呈请征地丁附捐外，余归就地及旅外绅商分别筹募。”因为数目较大，他请“妥当人”朱忠煜担任稽查，确保专款专用。

后一封写于1919年的贺寿信，是祝贺朱忠煜六十大寿的。盛鸿焘言辞真切，“六旬荣庆，欢腾珂里（珂里，对朱忠煜故乡即镇海的美称），忭跃良殷。”

人称“赤脚财神”“海上大亨”的镇海旅沪巨商虞洽卿，投巨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其中三北轮船公司的县城码头在大道头东面，辖镇北、慈北、姚北三艘轮船。

在开办过程中，航线、停靠地点、码头修建、轮船缴纳捐税、买卖船只、与当局协调、水兵扰民事件等事务，都交由朱忠煜协助解决。由于出力较多，虞洽卿向朱忠煜赠送礼物，被婉拒。于是，他再次修书，请求朱忠煜收下。

朱葆三与朱忠煜是同宗同族，论起来有叔侄之谊。很多家乡的事，朱葆三都委托朱忠煜代为办理，包括为徽阴学堂捐三百银元、为弟弟谋职、为下属开拓镇海人寿保险业务、调解金宝福渔船纠纷等。如“徽荫学堂账单亦已照收，一切仰承偏劳，阖族感德。”“珍（朱葆三字佩珍，这里是自称）与衡斋（朱葆三同族人）合助祠堂民田五六十亩，实值价洋三千元，作为（徽荫）学堂之恒产。”等。

药材商人、镇海县梓宫庙前向家人向道深先生，与朱忠煜的来信主要是一些河道疏浚、建造居宅大屋、平粜事宜等。如“河工捐款，俟晤见当嘱其划付。”“平粜折耗如是之甚，非捐集万七八千，不济此事。”等。

清末秀才陈修榆，自称是朱忠煜的“姻小弟”，即姻亲关系中平辈谦称。他与朱忠煜的书信往来与修志、题联、写本文相关。如“承属书沪江大学板刻联，兹照尺寸并来稿书奉。”“承属书勤业堂匾字并仰楼逖声屏联，今照写奉送”等。

《镇海县志》中有一段专门褒奖朱忠煜的，“事关公益辄复热心提倡踊跃输将，顾以经商於外不克躬亲其役，则举一邑之事而尽委之忠煜一人之身。忠煜亦视公事如私事，不以艰巨烦琐而有所推诿，殚精竭虑务竟全功。”

其人其事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史料中了解一下朱忠煜的为人处世。

朱忠煜，字彬绳，清末民初镇海县名望极高的绅商、慈善家。

他的生卒年月为1860—1925年，经营木材为业。他是清监贡生五品衔、中书科中书。（即中书舍人，掌书写事宜）。到了晚清至民国前期，又长期担任镇海商会会长。

根据《镇海氏家谱》记载，朱忠煜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儒朱熹第二十一代后人。其先祖从福建搬迁到镇海白营教场（即现在的西门社区一带），后又搬到虹桥。这一支后来被称为虹桥朱家。1876年，朱家由虹桥迁至城外打（竹切）街。父亲朱孝瑞，经商为生，曾与两浙木商等人一起创办了仁济公所。仁济公所，是当时民间成立，用来处理、抚恤遭难船工等公共事务的民间团体。

家风忠厚，深深影响了朱忠煜的一生。他成人后继承父业，精明干练。后因聪明好学，诚信待人，被聘为多家税行经理。他跟人合资购买一艘帆船，专门运营福建、温州一带的木材。同时，他在木行街开设了榆生、永大、永成等多家木行，并和上海木业经营联运。家道日兴。

朱忠煜的一生，非官非大商贾，却因热心公益、服务桑梓、为人诚恳，在镇海当地拥有极高的威望和良好声誉。

在他担任镇海商会会长期间，积极筹划地方兴革事业。他着力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者权益，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修志、筑塘、修桥、铺路、抚育孤儿、办学校等，对镇海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08年，镇海城北火药局（研制、贮存火药的地方）爆炸，梓荫山文昌阁（镇海当地县学魁星楼，是读书人用来祈求科举中榜的地方）被毁。朱忠煜提议，将其改建为梓荫山公园，供游人休憩。1915年，建成。

1909年朱忠煜过50岁大寿，将朋友赠送的贺寿金，全部捐到借钱局，用来救助乡人。借钱局，又名因利局，是晚清时期出现的新型慈善组织。它以借贷现金方式救助贫民，类似于现在的慈善总会等组织。

1918年，朱忠煜发起疏浚前大河、修筑后海塘等实事工程，他带头捐了1000银元。又向旅沪同乡会筹集巨款，并亲自到工地视察。

朱忠煜还奔走办理平粜之事。所谓平粜，源自战国时魏国李悝提出的扶植、调剂农业生产的主张。具体操作方法是在丰年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余粟，称平籴。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粟，称之为平粜。平粜，帮助民间减少饥荒。

朱忠煜建立公善医院，为看不起病的老百姓提供诊治场所。1915年医院遭受火灾后，再次重建。

他在虹桥朱家办徽荫学堂，向平民子弟开放。并参与修篡民国《镇海县志》等。

一句话，只要遇上公益事业，朱忠煜一定参与，亲力亲为。从不因事情艰难繁琐而推诿。

朱忠煜为人诚恳热情。旅外乡亲凡是有事嘱托的，都会尽力帮助。他交游广阔，镇海旅外名人多与他书信往来。每每有涉及镇海的要事，他们便会写信给朱忠煜，拜托跟进。如代购木材、家乡地皮纠纷、人情往来、人事安排等。朱忠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求必应。不会敷衍了事。

朱忠煜一生积德行善，令乡里受惠，在清末、民国时期先后受到多次褒奖。1892年清政府由抚院举报部奖以九品头衔。1901年，国子监叙议其为五品头衔。1919年清政府内务部奖励其河工一等奖。1921年浙江省省长沈金鉴向朱忠煜颁发了“急公好义”匾额。

朱家后裔也名人辈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力量。

忧乡之心

朱忠煜除了为宁波帮人士奔走之外，还积极为家乡出力。他一力促成的重大事件包括1918年疏浚前大河及1922年修缮后海塘。这两件事与一代代的镇海人息息相关。

据县志记载，灌溉镇海数千顷良田的前大河，因河泥淤积，造成堵塞，影响灌溉。乡人“屡议_治，以费钜不果。”（多次想疏浚整治，却因为费用高而未果）

1918年夏天，朱忠煜倡议疏竣前大河，戴运来带头捐献5000银元，接着朱忠煜捐出1000银元。经过奔走，朱忠煜一共劝募疏浚费用20000银元。把钱交给朱忠煜，乡人都深感放心。

数月后，前大河疏浚完工。1919年，清政府内务部奖励其河工一等奖奖章。

始建于唐朝的镇海后海塘，因长期遭受飓风狂浪，多次溃塌。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镇海县令将后海塘改建夹层石塘，整整三年建成。此后百年未大修。直到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以后，土石溃决，又不得不几经整修、改建、加固。1921年冬，后海塘因受多年风潮侵蚀，再次岌岌可危。1922年春，众人准备集资修筑。傅宗耀等人带头捐出巨款，他们一致推选朱忠煜主持修缮事宜。

朱忠煜热心奔走，筹划谋算，监督指导。后来因为太辛苦生了病。他抱病拄着拐杖，步履缓慢，依旧在工地上来回巡视。终于将海塘修缮完毕。

1923年，后海塘再次经历大风，却屹立不倒。朱忠煜的善行被乡邻称颂。

由于操劳过度，朱忠煜自次年起便身体不适。1925年，朱忠煜积劳成疾去世，蛟城哀哀，“以是闻其溘逝，识与不识无不同声痛惜。”据说，朱忠煜留下的遗言是：“做好人、做好事。”

此外，朱忠煜还在镇海留下了一则则佳话。比如，他热心为同行和乡里排忧解难。如宁波商会首任会长费绍冠、宁波商会总董余承谊曾联名致信朱忠煜，要求他为木行与船户间的纠纷进行排解。涉事木行包括祥泰等，开设在现胜利东路一带。因为发现船户夹带板枋，准备充公。案件移交鄞县公署。他们尊重朱忠煜老于船务，恳请他“俯察本案情形，合诸该业向来习惯”，给予“鼎言指示”。

仅仅六日后，事情圆满解决，达成和解。二人再次联名写书，感谢朱忠煜“弭患无形”。

民国时期，慈北、镇北、姚北，三北地区花会盛行，严重影响百姓生活。花会，是一种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民间大型赌博行为，危害极大。百姓参与花会，不事生产。朱忠煜动用人脉，向一些有影响力的旅外宁波帮人士求助，晓以利害，请他们插手参管此事。直到花会杜绝。

结集出版

“百年来鸿的出版，源于一个偶然。”区档案局负责人说。早在2012年2月，区档案馆向社会广泛征集档案资料，通过征集，得知现居镇海的朱之轩先生仍保存着虞洽卿、朱葆三、向道深、樊_、陈修榆等人写给其祖父朱忠煜的信函。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了朱之轩先生，经过沟通交流，他表示，愿意将这批信件的复印件交给区档案馆保管，希望专业人士提供帮助，既能使信件得到妥善保管，又能挖掘信件的价值。他说：书信放在家中可惜了，字体难辨，也认不全，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经过初步梳理，朱忠煜来函共有120余封。大部分起首、落款、内容都很清晰。其中几封略有缺失，有的有头无尾（落款），有的有尾无头，研究价值不高。

工作人员经过甄别，决定将其中117封书信结集出版。为便于读者阅读，工作人员又会同地方上致力于文史研究的专家对书信进行句读，考证、注释信函所涉人事等，并按来信者不同分辑。经过近一年半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终成此书。

近年来，区档案馆非常重视地方文献资料和地方名人档案的征集。目前，已有48人被收录镇海知名人士档案，为保留镇海地方文献资料提供了重要参考。

1菏泽牡丹有多久的历史

牡丹产我国，原系野生，分布在中国西北高原的陕甘宁盆地，巴郡山谷，秦岭一带，散生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缘。

牡丹在中国已有1900多年的栽培历史。汉代以药用植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 ；隋代，北方已大量种植；唐代，盛植于长安；北宋，洛阳牡丹为天下冠；南宋，牡丹种植中心开始南移，四川的天彭牡丹继起，有“小洛阳”之称。天彭牡丹之后的亳州牡丹也曾经盛极一时。再后来“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曹县志》）“至明，曹州牡丹甲于海内”（清朝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曹南”即指今菏泽一带。

菏泽牡丹栽培始于何时已难于查考。早在南宋就记载，至明朝的嘉靖年间，栽培已盛。到了清代更加兴盛，栽培面积已达千亩，曾建牡丹园数处，尤以“桑篱园”“凝香园”“绮园”最为著名，菏泽牡丹在中国牡丹发展史上独领 500余年，现在菏泽牡丹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曹南牡丹谱》载：“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清代即有“菏泽牡丹甲天下”之说。

菏泽牡丹是在明清以来风格不一、大小不等的十几处牡丹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清朝道光年间的赵氏园、桑篱园，创于明代的毛花园，以及当时的铁藜寨花园、大春家花园、军门花园等。当时的县志记载：“每至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接陌，艳若蒸霞”。同时，让牡丹冬季开放的技术也在清代道光年间问世，成了菏泽花农的一门绝技。花农通过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调节光和空气，使牡丹隆冬发育，春节怒放。

菏菏泽牡丹的种植面积十分广阔，历史上种植面积最多时曾达五千亩，一九七六年调查还有三千多亩，单是城东的“曹州牡丹园”就占地一千亩，目前菏泽牡丹种植约二万余亩。每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上旬花期时候，千顷牡丹，一望无际，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好似人间仙境一般。现在全国各地的牡丹，大部分都是由菏泽运去的。

解放后，在党和 的大力支持下，菏泽牡丹不断发展。传统品种延绎不断，新育品种日益增多。如今，菏泽人民又研究成功了“大田催花”技术，人工控制牡丹的花期，可使其四季开花，并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目前，种植面积已达两万余亩，为全国最大的牡丹生产、科研基地。一九八二年，在赵楼、李集、何楼牡丹集中产地修建了“曹州牡丹园”，王梨庄恢复了以编制松艺动物为特色的“古今园”，洪庙新辟了具有传统品种的“百花园”。

近年来，菏泽供应外地的牡丹每年都有几十万株，品种达200余个，除销往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洛阳、西安、等各大中城市和港澳地区外，还远销日本、朝鲜、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泽牡丹属中原牡丹种群，花色丰富多彩，花型千变万化。其主要花色为粉、红（含紫红）紫、蓝、黄、白、黑、绿、复色九大色系。各色系有深、淡、浓之分，根据花朵形态和雌雄进化程度，分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托桂型、蔷薇型、金环型、皇冠型、绣球型、台阁型九类花型。 牡丹为芍药科，芍药属落叶灌木，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现在栽培区域遍及全国各地。

2东海县的历史有多久

根据江苏省 《关于调整连云港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将东海县浦南镇划归新浦区管辖，并将江苏省国营岗埠农场划入新浦区行政区域。行政区域调整后，新浦区行政区域面积4611平方千米，人口439万人，辖6个街道办事处、2个镇、3个乡；东海县行政区域面积20409平方千米，人口1088万人，辖13个镇、8个乡。基本介绍

邮编：222300 代码：320722 区号：0518

拼音：Dōng Hǎi Xiàn,Donghai Xian

东海地图

东海县[1]位于江苏省北部，邻接山东省。总面积20409平方千米。，总人口1088万人（2008年）。

东海县辖13个镇、8个乡：牛山镇、白塔埠镇、黄川镇、石梁河镇、青湖镇、石榴镇、温泉镇、双店镇、桃林镇、洪庄镇、安峰镇、房山镇、平明镇、驼峰乡、南辰乡、横沟乡、李埝乡、山左口乡、石湖乡、曲阳乡、张湾乡。县人民 驻牛山镇。

2008年，根据《江苏省 关于调整连云港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将东海县浦南镇划归连云港市新浦区管辖，并将江苏省国营岗埠农场划入新浦区行政区域。

基本概况

东海县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西行第一县，闻名中外的“水晶之都”。公元2008年3月1日，根据省 《关于调整连云港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东海县浦南镇将划归新浦区管辖，并将江苏省国营岗埠农场划入新浦区行政区域。 行政区域调整后，新浦区行政区域面积4611平方公里，人口439万人，辖6个街道办事处、2个镇、3个乡；东海县行政区域面积20409平方公里，人口1088万人，辖13个镇、8个乡。

东海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之一。

东海县历史悠久，交通便捷。建县已愈两千多年，人文荟萃，古迹众多，已形成水陆空兼备的立体交通网络。东陇海铁路贯境内，310国道、204国道以及正在建设的连霍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公路等东西南北大动脉均在县境交汇。连云港民航机场座落境内，有京、穗、沪等直达航班，将陆续开通香港、日本、韩国等国际航班。内河航运可抵长江、运河。邮电通讯进入国内国际自动电话网，实现传输光纤数字化，交换程控化，交换机容量8万门，开通了移动电话等各类新兴业务。

东海县物产繁多，资源丰富。耕地面积逾十五万公顷，粮食、花生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是江苏省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矿产资源量大质优，迄今已探明的地下矿藏37种，其中有水晶、石英、花岗岩、金红石、蛇纹石、蛭石等非金属矿藏29种，尤其是水晶和石英的储量、质量、品位均居全国之首。水晶和石英制品享誉海内外。

东海县经济繁荣，已形成建材、化工、轻纺、机电、食品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名特优产品数十

东海

种。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经贸合作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世界著名的法国圣戈班工业集团、日本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住友商社、日立化成商事侏式会社、韩国的不倒翁集团等10多个跨国公司建立了投资及贸易合作关系。全县出口商品达11大类上千个品种，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遍及16个国家，涉及建筑工程、机械安装、食品加工、农田水利等十多个行业。

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基础教育、体育、保险、卫生保健等工作进入“全国先进县”行列。

东海县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优越的投资环境。集环黄海经济发展圈、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徐连经济带和海上苏东等区位经济发展优势，有江苏省 批准设立的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国家科委批准的“星火技术密集区”等优惠政策

3圆明园的历史有多久

距今已有303年的历史，但它仅完存了153年。

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圆明三园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花园。在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707年时，园已初具规模。同年十一月，康熙皇帝曾亲临圆明园游赏。雍正皇帝于1723年即位后，拓展原赐园，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正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御以"避喧听政"。乾隆皇帝在位60年，对圆明园岁岁营构，日日修华，浚水移石，费银千万。他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除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绮春园。至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朝，主要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始建于康熙46年（1707年），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1860年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

4天波杨府历史有多久啦

天波杨府是北宋抗辽英雄杨业的府邸，原位于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城内西北偶、天波门的金水河旁，故名“天波杨府”。新址建成于1994年，位于开封市龙亭湖风景区，是一处集湖光山色，历史文化和宋代建筑群于一体的大型私家园林，是开封市极具特色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天波杨府是依据《宋东京考》、《如梦录》、《祥符县志》等记载， 建于开封市城内西北隅，杨家西湖北岸，东靠北宋皇宫遗址龙亭公园，西临清明上河园、翰园碑林，占地面积约60000平方米（33公顷），其中水域面积4000平方米，绿地面积26000平方米，仿古建或建筑物占地13253平方米，是一座大型仿宋建筑群，建筑规格按当时正一品武官级别修成，与杨业受封太尉和大同节度使的官职相一致，东靠六朝皇宫遗址龙亭景区，西临清明上河园，是一座典型的仿宋式古典园林建筑，由杨家府衙，杨家花园，演兵场三部分组成。

5故宫的历史有多久

故宫（Palace Museum,Forbidden City） 故宫旧称紫禁城。

是明清两代皇宫，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屋宇9999间半，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为一长方形城池，四角矗立、风格绮丽的角楼，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城堡。

建筑气势雄伟、豪华壮丽，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 故宫有四个大门，正门名为午门。

俗称五凤楼。其平面为凹形，中有重楼，重檐庑殿顶，两翼各有重檐楼阁四座。

明廊相连，宏伟壮丽。午门后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

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 故宫宫殿的建筑布局有外朝、内廷之分。

内廷与外朝的建筑气氛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封建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地方。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封建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此外还有文华殿、武英殿、御花园等。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在故宫的中心部位，是故宫三大殿之一。建在高约5米高的汉白玉台基上。

台基四周矗立成排的雕栏称为望柱，柱头雕以云龙云凤图案，前后各有三座石阶，中间石阶雕有蟠龙，衬托以海浪和流云的“御路”。殿内有沥粉金漆木柱和精致的蟠龙藻井，上挂“正大光明”匾，殿中间是封建皇权的象征——金漆雕龙宝座。

太和殿红墙黄瓦、朱楹金扉，在阳光下金碧辉煌，是故宫最壮观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大的木构殿宇。 中和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位于太和殿后。

平面呈方形，黄琉璃瓦四角攒尖顶，正中有鎏金宝顶。形体壮丽，建筑精巧。

保和殿也是故宫三大殿之一，在中和殿后。平面长方形，黄琉璃瓦四角攒尖顶。

建筑装修与彩绘十分精细绚丽。 乾清宫在故宫内庭最前面。

清康熙前此处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之处。清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仍在此批阅奏报，选派官吏和召见臣下。

交泰殿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含天地交合、安康美满之意。其建于明代，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重修，是座四角攒尖，镀金宝顶，龙凤纹饰的方形殿。

明、清时，该殿是皇后生日举办寿庆活动的地方。清代皇后去祭先蚕坛前，需至此检查祭典仪式的准备情况。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最后面。明时为皇后住所。

清代改为祭神场所。其中东暖阁为皇帝大婚的洞房，康熙、同治、光绪三帝，均在此举行婚礼。

故宫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为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紫禁城占地72万多平方米，共有宫殿9000多间，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

这些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

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是上罕见的。它标志着我们祖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五百多年前匠师们在建筑上的卓越成就。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城墙绕，周长3428米，城墙高79米，底部宽862米，上部宽666米，上部外侧筑雉牒，内侧砌宇墙。

城墙四角各有一座结构精巧的角楼。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

宫城辟有四门，南面有午门，为故宫正门，北有神武门（玄武门），东面东华门，西为西华门。 在公元1420—1911年这491年间，从明成祖朱棣到清末代皇帝博仪，共有24位皇帝（明代有14位，清代有10位）先后居住在这座宫殿内，对全国实行封建统治。

宫内有各类殿宇9000余间，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建筑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故宫由外朝与内廷两部分组成。

外朝以太和殿（金銮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东西以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是皇帝处理政事、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内廷以乾清宫（皇帝卧室）、交泰殿、坤宁殿（皇帝结婚新房）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西六宫（皇纪宫室），辅以养心殿、奉先殿、斋宫、毓庆宫、宁寿宫、慈宁宫以及御花园等，是皇帝平日处理政务及皇帝、皇后、皇太后、纪嫔、皇子、公主居住、礼佛、读书和游玩的地方。

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前三殿、后三宫坐落于全城中轴线上，气势雄伟，豪华壮观，为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世界上别具一格，辉煌壮丽，并具中国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的建筑物和世界上最大的皇宫。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但被废帝博仪仍居住在故宫后半部分。

1912年将外朝辟为“古物陈列所”。

6寿县古城有多久的历史了

寿县古城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

介于北纬31度54′-31度40′，东经116度27′-117度40′之间。总面积2986平方公里。

全县辖25个乡镇，总人口127万人。耕地面积187万亩，可养水面36万亩。

气候温和湿润，地形地貌多样。北部边界地带为安徽省省级风景名胜区——八公山森林公园；北、中部为淮河冲积平原；西北部沿淮河、淠河地带为洼池；东南部为岗地。

境内湖河纵横，水面占全县总面积的1/4。其中，瓦埠湖为安徽省第二大淡水湖、水质清纯，物产丰饶。

土壤多为黄棕土、水稻土、湖土和砂礓黑土。年平均气温148摄氏度，1月平均气温07摄氏度，7月平均气温279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906毫米，无霜期213天。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称寿春、寿阳、寿州，是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

全县文物古迹160余处，其中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160多件，在级以上文物达6000余件。

历史名人辈出，文化底蕴丰厚。198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寿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已探明的有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钾长石、紫云石、铁砂和矿泉水等，储量丰富，品位较高。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为安徽省重点旅游发展城市，拥有涉外三星级宾馆——寿州宾馆，古迹名胜遍布于四大旅游景区，即：八公山森林公园景区、古城景区、安丰塘景区和瓦埠湖景区。

7红古区的历史文化

八宝川位于兰州市西部，由永登县连城镇、河桥镇和红古区窑街镇三镇相连地界组成。西临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县马厂乡，东接永登县七山乡。此地四面环山，连绵不断，遥望田野纵横，风光秀丽，是一座天然大花园。大通河如镶嵌在花园里的一条银带，蜿蜒全境。

八宝川古称八堡川。解放前属连城鲁土司管辖。据《兰州市文史资料选刊》第六期记载：“八宝川呈西北东南走向，为一带状形，占地约90平方公里，因该地有连城、河桥、丰乐（今牛站村）、杜家湾、马军、七里店、红山、马庄共八个军事堡子，所以称之八堡川”。 红古川旧称峡外川，川境内以北有条峡谷，叫享堂峡，其峡以北称八宝川，峡以南称峡外川。峡外川长约百余里。包括平安乡、河嘴乡、红古乡和海石湾。

川内有条湟水，顺川东下，汇入黄河，南北两面，山峦起伏。湟水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曾有俗语“四马二主拴者牢鳌者装粮库，峡外川是个摇钱树”。年年入春时，桃红柳绿，梨花似雪，民间曾在此举办果花节。

说起红古川这个地名，还有一定的来历，在川内红古乡有个小村庄，现称红古城村，旧时为鲁土司管辖的一座古城。据记载，在明代古城以南有座旧古城，因城建在川中心，没有水源，易攻难守，不适应战略需要。故将城迁筑到现红古城。此处原名叫红古土，建城后遂改名新古城，此城四周筑有十多米高的城墙，南面临河，西面挖有壕沟，东面是悬崖峭壁，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外城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护城河。既险要，又好取水。易守难攻的犄角之势。城内有东西一弓形街道，北面建有王土司衙门，南面是贡爷住居地。据村内老人回忆，民国三十二至三十三年（1943至1944年），杨子恒的部队，有一个中队在城内驻扎过。从王氏家谱表上证明，其先祖为王保保。

又一说，当年的边陲守将和士兵，百姓多是土人（指少数民族），由于口音上，对“新”字读不准，误读为“红”。这样天长日久才叫成了红古城。1960年4月27日，由甘肃省人民 决定设立红古区，就以这座古城为名，故取名为红古区。从此，人们便称这条川为红古川。有小诗一首“雪浪起峡谷，湟水绕平塬，百里红古川，却似小江南”。

8山东聊城有多久历史了

聊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早在原始社会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从事农业生产。市境发现了距今约六七千年的8座龙山文化城，它们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

可见，古济水西岸是当时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夏商周时期，聊城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春秋时期，聊城为齐国西部重要城邑；战国时期，聊城为诸侯争战之地；秦汉时期，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有改善，铜、铁、铝是主要生产工具，利用水井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豪富之家乘车马出行，铜镜、熏炉成为必需品，能制作工艺水平较高的陶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培养了不少名士武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自然灾害较多，其间局部统一的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事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隋大业4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使市境交通、水利便利，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临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唐代是市境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教育事业发达，造就了许多名人；明清两代是聊城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明永乐九年（1411）间曾数次兴工开复会通河，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为聊城的发展繁荣带来勃勃生机，临清、聊城（今之东昌府区）成为沿运九大商埠之一。聊城“廛市烟火之相望，不下十万户”、商贾云集、百业兴隆、帆樯如林、舳舻相接、车马络绎、货积如山。

外籍商人会馆傍河而立，有崇楼高阁、殿宇名刹，清康熙帝4次来聊，乾隆帝9次驻跸聊城。市境商贸昌盛，农业、纺织业、印刷业、笔业、工艺品生产业、砖窑业、食品业、造船业、漕运业发达。

民国建立之前，市境有同盟会会员秘密组织民众进行革新。民国时期，聊城是鲁西政治、文化、中心。

民国初，有棉业研究所、讲习所、实验厂，修建了公路，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电灯公司、银行、织布厂、医院、官立中学堂、师范学校等。民国中后期，由于军阀混战、日军入侵，农工商各业遭受极大破坏。

1937年“七七事变”后，聊城成为抗日的前沿。抗日武装6万余人，与日军作战80余次，保卫收复了大片国土，聊城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聊城是中国人民 的后方基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强渡黄河之际，市境有37万人参军入伍；在淮海战役、渡江南下作战中，境内民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全力支援 作战，为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聊城人民继承优秀历史传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9盐亭外滩有多久历史

一、高速线路：

驾车路线：全程约2862公里

起点：重庆南坪万达广场

1重庆市内驾车方案

1） 从重庆南坪万达广场向西北方向出发，沿隧道行驶250米，左前方转弯

2） 行驶20米，左转进入南坪南路

3） 沿南坪南路行驶220米，左前方转弯进入南坪西路

4） 沿南坪西路行驶950米，左前方转弯进入花园路

5） 沿花园路行驶440米，直行进入光电路

6） 沿光电路行驶13公里，朝鹅公岩大桥/九龙坡/成渝高速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赵家坝立交桥

7） 沿赵家坝立交桥行驶460米，直行进入海峡路

8） 沿海峡路行驶120米，直行进入鹅公岩大桥

9） 沿鹅公岩大桥行驶55公里，直行进入渝昆高速

10） 沿渝昆高速行驶50米，直行进入渝昆高速

11） 沿渝昆高速行驶43公里，过二郎立交桥，朝高滩岩立交/内环快速/G93/G75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西环立交桥

12） 沿西环立交桥行驶400米，过西环立交，右前方转弯进入内环快速

13） 沿内环快速行驶22公里，朝遂宁/G93/西永/大学城方向，稍向右转进入高滩岩立交桥

2沿高滩岩立交桥行驶640米，直行进入成渝环线高速

3沿成渝环线高速行驶1299公里，朝遂宁东/绵阳/G93方向，稍向右转进入复兴互通

4沿复兴互通行驶12公里，直行进入成渝环线高速

5沿成渝环线高速行驶1005公里，朝成都/巴中/成巴/阆中方向，稍向右转进入三台东立交桥

6沿三台东立交桥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成巴高速

7沿成巴高速行驶281公里，在盐亭/S101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8沿匝道行驶730米，直行

9绵阳市内驾车方案

1） 行驶510米，朝盐亭/S101方向，右前方转弯进入盐蓬路

2） 沿盐蓬路行驶46公里，左转

3） 行驶13公里，左前方转弯进入红光东路

4） 沿红光东路行驶870米，左转

5） 行驶35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

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

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

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

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

女儿杨静远是英语翻译家。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

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

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

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

从他的家谱中我们知道，安倍实际上有三个兄弟，包括他的哥哥安倍宽信和弟弟安史。安倍其实是老二。 阿部宽信没有走政治道路。大学毕业后进入三菱商社，现任三菱商社社长。 安史最初是安培晋太郎和安史的第三个孩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