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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你的问题：国家规定六十岁退休或六十多岁退休政策,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企业和用人单位用工年龄都是在45岁以下、48岁以下或50岁以下,请问中央这的规定与现实符合吗？

首先我想冒昧地问一句：你知道什么叫“退休”吗？

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

（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本项规定也适用于工作条件与工人相同的基层干部。

（三）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国家规定的是你到了这个年龄，就没必要再工作了，该退休了，国家出钱满足你未来的生活需求，算是一种奖励机制。

你所说的的那种情况，是企业和用工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更年轻、劳动能力更好的人，而将岁数大的、劳动能力弱的抛弃，这叫“辞退”，不叫“退休”。你应该问“企业开除高龄员工是否合法”，而不是抱怨国家关于“退休”的规定。

中国人大网-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1．白龙江流域的地理位置及人口

1．1白龙江，发源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与四川若尔盖县交界的郎木寺，流经甘南州的迭部县、舟曲县、陇南地区的宕昌县、武都县、文县，在四川广元市境内汇入嘉陵江，在甘肃境内流长3815公里。白龙江流域在甘肃省境内的部分是北纬3260—3440，东经1030—10550，流域面积178463平方公里（白龙江流域还包括定西地区岷县东南的一部分）。白龙江流域以主干流流经之地为主，也包括主要支流流经之地。主要支流流经之地有甘肃陇南地区的宕昌县，武都县的洛塘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流域北面及东北面跟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定西地区的岷县、陇南地区的礼县、西和县、成县、康县接壤，南面跟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九寨沟县、平武县及广元市的青川县相连。整个流域山峦起伏，江河纵横，上游属岷山山脉，中游属秦岭山系，白龙江沿岸的开阔区域不多，大部分地方都是高坡陡崖，居民绝大多数散居在河谷或半山坡上，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艰苦。也正因如此，民风淳朴，方言有一定的特色。

1．2白龙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全流域有近130个乡镇，藏族乡镇占1/6。据甘肃省统计局1999年的统计[1]，白龙江流域总人口约120万人，其中汉族约108万人，藏族约11万人，占总人口数接近1/10。其余还有回族、氐族、蒙古族等，但数量不多。

2．居民来源与语言

2．1在元代以前，白龙江流域的主体民族一直是羌、氐、藏等少数民族。汉族虽然陆续有进入该流域落业的，但数量很少。明代开始，为了巩固边关，教化“异族”，政府开始了往白龙江流域大规模地迁徙汉人的“工程”。加上明清两代的军屯、民屯，更为重要的是两次流民高潮，使汉民逐渐成为流域的主体居民。第一次流民高潮出现在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期间，川蜀移民大量涌入白龙江流域。第二次流民高潮出现在清朝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的十多年间，陕西移民大量涌入本流域。前者是因为明代后期及清初，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大量流民。由于白龙江流域山大沟深，林密流急，较少遭遇苛政和兵燹，因而吸引了大批流民。尤其加上地域因素，四川、湖北涌来的流民更多。今陇南各地普遍流传着其祖先是由“四川大槐树”下迁来的说法。根据民国时期编纂的《徽县新志》和《西和县志》（徽县、西和两县现均属陇南地区，与武都县毗邻）和现今能见到的一些家谱材料，证明这些说法是确实的。《徽县新志》“移民”条载：“数十年来，四川、湖广人络绎而至，垦荒落业，山中已无闲田，编其户曰客户。[2]”《西和县志》载：“清咸、同时，山、陕客商来县者甚多，久之有家室田产，因而入籍者不少。且明末兵燹之后，土著流散他方，以致田亩荒芜，他省之人有来此垦荒以久住者，四乡皆有，今溯其原籍，四川人实居多数。[3]”后者是清代中期以后，陕西、山西的流民不断涌入该地区，尤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陕西回民起义，致使关中大乱，人口空前流失，数百万流民徙往他乡。陕西省在明清两代有一次大的人口下降过程，即是清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三年（1874）的陕甘回民起义至失败期间。据赵文林等所著《中国人口史》[4]，陕西人口在1863年为12023672人，每平方公里为60余人，到了1874年只有7756057 人，每平方公里为40人，减少了近500万。白龙江流域的大量史志资料表明，陕西、山西人进入该地区的数量很多。综上所述，白龙江流域的居民主要来自四川、湖北、陕西、山西。

2．2跟居民的主体密切相关，白龙江流域最初的优势语言是羌、藏语。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大规模入住白龙江流域，使汉语成为其优势语言。流域的汉语有两个历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川语”。可以想象，“川语”在明末清初对流域的语言及方言无疑冲击非常之大。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以川语为首的西南官话应当是白龙江流域的优势方言。该流域原有的藏语圈被越挤越小。第二个层次是“关中话”。关中话的漫入，冲击和侵蚀了以四川话为优势的流域固有汉语方言，使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对峙、抗衡，进而形成了中原官话为主流、带有明显西南官话色彩的现代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的面貌。

3．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跟中原官话及西南官话的语法比较

3．1比较方法。基于白龙江流域的地理位置及居民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本流域的汉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过渡方言。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空间上的共时层面，一是时间上的历时层面。这两个层面在语言上是怎么结合的？笔者试图从语法的角度，讨论今天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中，中原官话的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各有哪些具体表现。我们选取了能够反映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概貌的15个方言点，自上游至下游依次是：迭部县电尕乡（县城所在地）、洛大乡；舟曲县峰叠乡、城关镇；宕昌县哈达铺镇、宕昌镇、化马乡；武都县两水镇、城关镇、汉王镇、洛塘区；文县临江乡、城关镇、碧口镇、中庙乡。

我们以西安话为中原官话的代表，成都话为西南官话的代表。以西安话和成都话为两极，将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跟西安、成都方言语法作一比较。跟西安话与成都话比较的目的，在于统计白龙江流域各方言点语法特征跟中原官话接近还是跟西南官话接近。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的语法材料均为笔者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西安话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孙立新的《关中方言略说》[5]，王军虎《西安方言词典》[6]，及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7]中有关西安话的部分。成都话的材料主要依据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著的《成都方言语法研究》[8]，梁德曼《四川方言与普通话》[9]以及《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中有关成都话的部分。

各个地方应该都会有约定俗成的表示亲热的方式吧，就像钥匙一样，一个称呼，一个手势，就能开启你与当地人的屏障。你若是身处江西，尤其在素有“中州清淑之气”的赣南，有一个很好地与当地人沟通的秘诀——亲热地称呼一句“老表”！可别小看这个似乎有些土气地称号喔，它在江西是拉近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桥梁，说不定好客的主人还会因此把你请到家里，尝一尝客家人独有的“擂茶”呢！而江西人自己也相互以称呼“老表”取代“同志”“老乡”等说法，朴实中平添一份亲切。江西人对“老表”的青睐由来已久，最早的说法恐怕要追溯到图腾时代。据考，“表”在旧时多指木，如《宣公十二年》：“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杜注：“表，所指木。”而清江吴城遗址发掘清理出商代红土祭坛“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柱洞上百个，多成行排列或间有错叠。”这显然是江淮流域及江南展延区东夷族群原始崇拜物教图腾表柱信仰。在商中期到战国末“老表”就有文字记载。于是便有说法说“老表”本是图腾表柱的土俗语，是图腾印象在江西族群中的记忆残留。这样的图腾溯源虽然能把“老表”的起源向前推移，但毕竟涉及到很多古代文献，历史考证的东西，能够理解并接受的人并不多。老百姓们更倾向于按今天的思维方式，把“老表”理解为姑表亲。但究竟是江西省的表亲呢，还是江西与相邻省份的表亲关系呢，这在传说中，又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有人说，“老表”的称谓是江西客家人为着适应陌生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倡起的。秦汉以来，中原汉人或被贬，或驻扎，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举族南迁，大都定居于关山重重阻隔的闽、粤、赣山区。土著人自诩为“坐地虎”，称客家人（即中原汉人）为“过山虎”。土客相争，夺田夺山，两虎相头甚为激烈。而彼此不同籍、不同姓、不同宗的客家人，便睿智地用“老表”这种似亲非亲、似故非故的称呼来加强与其他客家人的感情，以达到携手团结、同舟共济、患难相依的目的。久而久之，“老表”便约定俗成，成了江西客家人之间联谊，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亲切称谓。另一种说法也关乎迁徙，却不是迁入江西，而是迁出江西，“老表”则是周边省份赋予江西始祖的昵称。历史原因恐怕在于江西纳入全国政治版图不算很早，秦代以后广州福建等省划入，地理位置才逐渐显露，但仍以农业为主，因人口过早饱和，江西人大都为稼穑耕垦奔走四方，多在穷乡僻壤之间。福建人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叫江西人“老表”；广东人也认为自己和江西人有着姑表亲缘；湖北则有传说，是当年湖北人曾被杀戮一空，后来是靠着江西的三兄弟迁徙过来，才得以传承，至今仍有地方存有纪念这三兄弟的祠堂；更多的还得数湖南人，在邹华亨先生的《湖南家谱简》中这样陈述道：“迁湘始祖多来自江西。现所见湖南家谱中,在缕述世系源流时,有60 %以上的家谱都称始迁祖在宋元明之际来自江西,特别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庐陵、吉水,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元末明初的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随后，苏、浙、皖、闽、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民谣便传出‘江西填湖广’的说法。现在，湖南人一讲江西人，多称江西老表，笔者茫然不知何意，鉴于湖南人的祖先多来自江西的历史渊源，姑妄释之：表，有表亲之意，指父亲姊妹和母亲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都称表亲；老，祖宗之谓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江西老表’，指江西、湖南两省人的祖宗存在表亲关系，是湖南人对江西人的一种昵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说法虽不得到大众的认可，却也颇有趣味，不妨颉之一二，以飨读者。赣南是风水文化的发祥地，赣南客家笃信风水在地方志上也有载：“好谈风水，多惑形家言，清明、冬至改葬者纷纷。” “俗信风水，往往葬后十余年，自行开视，以验穴之吉”。 唐朝末年杨筠松避居赣南，开创风水“形势派”。有人便根据这些史实，判断赣地先人相信风水，同时为了在迁徙中便于掌握方向，江西人爱随身携带一只表，即古时的罗盘，因此被外乡人称为“老表”。还有说法更玄，与张天师有关。众所周知，张天师擅长划符，即划裱。他曾“占得天下年熟三十七年，但人民多灾难。乃是皇王大帝旨懿，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下凡察看人间善恶，善者多传于人，免得一家灾难。若抄得一张与人免得一家灾难，抄得十张免得十家之灾。”他的符裱得到皇上的赞赏，民间便流传出“江西老裱”，后来才异化为“老表”。不过，将“老表”一词传播开去的还得归功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史上，在朱元璋的本纪中有一段关于他与汉王陈友谅在江西的战争。陈友谅是另一支起义的首领，在战争初期，他曾陈友谅曾出动巨舰数十艘，把朱元璋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朱元璋带着残兵败将，慌不择路，狼狈逃命。朱元璋本人也身中数箭，伤势严重。幸亏当地乡民及时帮他疗伤，朱元璋这才很快的康复起来，最终东山再起，打败陈友谅，为统一全国、建立明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元璋为了感谢江西的乡民，应允他们说，将来自己若是发了迹，乡亲们只要说是“江西老表”，便一定会得到款待。果不其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没过几年，江西连年水灾，老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苦不堪言。乡亲们想起当年朱元璋的承诺，便当真到应天府去找皇帝。朱元璋接见了江西“老表”，问明了缘由，拨出大批银钱粮草赈济江西灾民。自此以后，“江西老表”便在全国各地传开了。至于到底是江西哪个地区的乡民救了朱元璋，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余干县的康郎山，有的说是庐山山脚，也有的说是赣南山区的南康县，总之各持一词，但都寄托了江西人对“老表”一词的深切情谊。然而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一直都不得到后人的认可，他可以杀掉与他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生死将领，难道真的会在乎几个小小的“江西老表”吗？于是，便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话说1368年，朱元璋灭元，在南京登基做了皇帝。他手下的各路人马，纷纷人京向他朝拜和庆贺。他见如此多的人马一下涌人京城，不但住宿困难，自己也难于应付。于是赶紧下令，要各路人马按顺序进京。当他听说西南的一路人马日夜兼程，已达长沙府时，就急传口谕，命这支人马“在长沙歇息三天，然后听旨进京。”手下人听错口谕，误将“歇息”听成是“血洗”——“在长沙血洗三天”。皇帝金口玉牙，出口成旨，违旨者斩。于是明军在长沙府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杀得长沙十室九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见人迹。却说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从江西那边“吱呀，吱呀”推过来一辆土车子，车子上坐着一美丽的少女，少女的身后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他稳稳地推着车，赶着路，出江西，过浏阳，一路来到长沙东乡，见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就在这里任下了，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直至百岁而终。以后许多长沙人都视从江西过来的那对少男少女为自己的祖先；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无独有偶。驰名中外的陈毅元帅，当初在赣粤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时，同样与赣南老表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结下了没齿难忘的深情厚谊。全国胜利后，陈毅当上了元帅、副总理，当年和他在赣粤山区风餐野露、同床共眠的游击队员朱赞珍进京拜访陈老总。电话打进去工作人员不明来者身份不予通报。朱赞珍的犟脾气来了，怒发冲冠地大喊：“岂有此理！就说我是信丰的朱老表！”陈毅一听，赶紧吩咐秘书派专车迎接。两人相见，朱赞珍热泪盈眶，抬手捶陈毅一拳，亲昵道：“崽古头（意指带兵的人），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作田老表呢！”陈毅抱着他的肩膀说：“哪里哪里，苟富贵，毋相忘。老表同志哥，你瞧我陈毅是那号角色吗？赣南老表与我陈毅情同手足，恩胜父母，我岂敢忘怀！”60年代初，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的刘俊秀进京汇报工作，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道：“这位就是江西老表刘俊秀。”毛泽东呵呵笑道：“稀客稀客！呵，江西老表出了名哩。”其实，早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及父系氏族制早期，因性关系混乱，舅舅与外甥间便存在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和义务。舅舅作为甥儿甥女最亲的男性长辈，与姊妹一起承担抚养教育下一代的职责，年老后由甥儿甥女供养，职位（酋长，祭师等）和个人财产也由甥儿甥女继承。很多地方至今仍有“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系氏族制的残留，但在江西却有许多仪式把这一“尊舅”传统保存了下来。就拿赣州的结婚仪式来看，外甥结婚，舅舅是上宾。在举行婚礼的这一天，还要由舅舅在厅堂的显眼处挂上一块木匾(现多用玻璃镜代替)，上书外甥的名号以及吉祥词语，在挂的时候，舅舅口中还需不停地念吉祥祝词，这一仪式称为挂号牌。还有，客家人嫁女儿，都有送嫁的习俗。在送嫁的人中，最重要的是送嫁舅，也就是新娘的弟弟（一般是最小的弟弟），这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如果没有亲弟弟，就要请与自己最亲的堂弟去。送嫁舅的任务是给姐姐拿钱袋子（过去是抱钱箱子）。新娘在出嫁前要向父母及亲戚朋友哭嫁，哭嫁所得的钱就放在这个钱袋子里。按照客家人的规定，新娘出嫁时身上是不允许带着娘家的钱出门的，于是只能让送嫁的弟弟拿着钱袋子。送嫁舅是嘉宾中的嘉宾，贵客中的贵客。新郎要对他特别敬重和热情周到地服侍，不敢有任何的怠慢。送嫁舅不会同时和姐姐进男方家的门，新郎新娘拜完天地后，新郎家要吹吹打打去门外迎接送嫁舅，同时还要给送嫁舅一个大红包。有的送嫁舅比较调皮或是想多捞几个红包，总要在外面磨磨蹭蹭捱上很长一段时间。送嫁舅进门后，新郎家要立即端上一碗满碗给他吃。此外，新郎要想拿到钱袋子，又要包上几个红包。开席的时候，男方家要进行安席的礼节，毫无疑问，送嫁舅不论年龄大小，是要坐上席的。安席也要吹吹打打，放鞭炮，有的送嫁舅在这时会躲藏起来，新郎左找右找找到后，又要包红包他才会入席。闹洞房的时候，送嫁舅一般会陪伴在姐姐的身旁。等夜深人静闹洞房的人散去后，有的送嫁舅特别是年幼的送嫁舅会赖在那里，不肯离开，说要同姐姐睡。这时新郎又要费一番心思，采取软硬兼施，用红包引诱等办法，把送嫁舅哄走。此时，不管新郎和男方家人的性子多么急，脾气多么躁，都会忍耐着。充分表现出江西人在对待舅方的态度上丝毫不敢含糊。而且，每逢摆酒席，每张八仙桌上，只要有舅舅，都是必须坐上席的。这种表亲关系是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的。江西人就是这样可爱地真心喜欢着“老表”的称呼，并热情招呼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身体力行地充当好全国人民的“老表”角色！

“老表”的称谓是江西客家人为着适应陌生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倡起的。秦汉以来，中原汉人或被贬，或驻扎，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举族南迁，大都定居于关山重重阻隔的闽、粤、赣山区。土著人自诩为“坐地虎”，称客家人（即中原汉人）为“过山虎”。土客相争，夺田夺山，两虎相头甚为激烈。而彼此不同籍、不同姓、不同宗的客家人，便睿智地用“老表”这种似亲非亲、似故非故的称呼来加强与其他客家人的感情，以达到携手团结、同舟共济、患难相依的目的。久而久之，“老表”便约定俗成，成了江西客家人之间联谊，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亲切称谓。

北来的车，南来的船，到了江西地界，见到江西人，兴许会亲切地喊一声老表。在江西内地，特别是在农村里，大家都是老表长，老表短的。老表，几乎成了农民的代名词。为何有此美称呢？据传，第一个喊老表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无末期间，农民起义首领朱元璋，为了争夺天下，与占据汉口号称汉王的号一位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湖大战了18年。陈友谅出身渔民，兄弟众多，兵将骁勇，武艺高强，水上善战。据《余干县志》记载：公元1363年，陈友谅出动巨舰数十艘，水兵60万进围洪都(今南昌)，在这次战斗中，陈军骁将张定边把朱元璋几乎打得全军覆没。朱元璋带着残兵败将，慌不择路，钻进港汉逃命。

浩瀚鄱阳湖八百里，天连水，水连天，朱元璋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曰：落此地步，岂非天绝我也!一连数天，他们挨饿受冻，沐雨栉风盲目地漂流着，退避着，终于靠近一块半岛陆地。经打听，此处名叫康郎山，属余干县地。村民们发现湖上漂来几条船，上前盘问，原来他们就是打过“扫除群寇，解除人民痛苦；实行仁义，不要贪图财货”旗子的朱元璋大军。大伙把他们救上岸来，安顿他们治疗养病，各家各户送来了粮食、猪肉、蔬菜，像亲人一样关照他们。朱元璋身中数箭，伤势很重，村民们把他藏在一个山洞中，请来郎中，每天给他抽箭治毒、敷药喂饭，使朱元璋很受感动。朱元璋问他们姓什么，村民们说，我们全村都姓陈。朱元璋高兴极了，我凤阳老家的娘舅也姓陈，说不定五百年前你们还是一家呢。如此说来，我和你们还是姑表兄弟喽!自此以后双方都亲切地称呼对方为“老表”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朱元璋康复了。他以此为据点，收容旧部，招兵买马，屯垦湖田洲地，帮助村民发展生产，增加部队给养。两年多之后，朱元璋重整军威,20万水师在康郎山列阵而呼，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朱元璋把大批渔船扎上芦苇草人，内藏燃油火药，乘东风火攻陈营，一场历时35天的水上大战，陈友谅被流矢射中头颅毙命，这一仗为朱元璋转变局势，既而统一全国，建立明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对康郎山人的支持与帮助感激涕零，离村时，他向父老乡亲表示说：我朱元璋如果得了天下，你们有什么事只管来找我，只要说一声是江西来的老表就行，我一定要报答你们的恩情。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即位，万人簇拥，三呼万岁，登上了明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没过几年，恰逢江西水旱接踵，灾害不断，老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地方衙门贪官还要向老百姓征收田赋捐税，敛收财货，老百姓苦不堪言。此时，有人忽然想起了当今皇上朱元璋离村时说过的话，也许他真能开开天恩，于是，村里选了三个有胆有识的人去找他。

三个村民水陆并进，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南京。乡下人进京，哪知皇宫大院的森严，左求情，右磕头，送礼塞腰包也总是见不到皇帝。他们出于无奈，只得冒死来到皇宫前打钟撞鼓。钟鼓惊动了皇帝，他问道：“何人大胆惊驾？”太监唯唯回报：“三个江西来的百姓，说是圣上的老表，口口声声要求见驾。”朱元璋一听，忽然想起当年康郎山落魄的情景，大手一杨：快天中门，大礼相迎。朱元璋御驾接见江西来的“老表”，问明缘由，好言相慰，好酒相待，当即下旨，拔出大批银钱粮草赈济江西灾民，康郎山则永远免交粮赋税收，传谕各州、府、县。从此，“江西老表”就在全国各地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