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满洲人盗用宋朝女真人的族名，冒充女真人后裔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举兵反辽，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城。之后先灭辽国（1125年），后灭北宋（1127年），夺占了中原，都城随之不断南迁。女真政权入主中原，原来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长白山的生女真以及辽河流域的熟女真纷纷南下，抢占汉人的土地家园，在中原地区作威作福，享受花花世界，抛弃了原本居住的寒北渔猎生活。不论是生女真还是熟女真，没几个愿意留在故乡渔猎而不去中原享福的。

　　公元13世纪，蒙元兴起，不断攻金，金国只是不断南逃，却不曾想过要向北返回故乡东北，为何？故乡早就没有故人了，早被他人占据了。最终金国亡于蒙宋夹击。由于铁木真有一先祖死于金国木驴之上，北宋靖康之耻二帝被俘，且蒙古臣服金国时曾被女真人多番欺辱压榨，蒙古人和汉人对女真恨之入骨，尤其是蒙古人每攻下一座金国的城池，都要进行大规模屠杀，而对女真人的清洗杀戮尤其残暴，从北到南，凡女真人皆被汉人和蒙古人当作第一屠杀对象。几百万女真人被杀得只剩1％不到，只在“河南等地遗存数千户”，辽河流域和长白山南麓剩下少许，总共也绝不会超过十万人，很快或被蒙古各部吞并，或融入汉族。所以，到了元朝时期，女真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灭绝了。

　　从史料上看，宋朝时期的女真人根本就没有后来满人的所谓三仙女起源传说。然如此，那满人又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原来，建立金国，灭亡辽国、北宋之后，女真人占领了中原，几乎全族南下，迁到华北享受华夏的花花江山，辽河流域本就有许多汉人生活，但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长白山北部一带则出现真空，来自更北的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北）不断有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部落向东南迁移，融合当地未被女真吞并的靺鞨部落，逐渐填补了女真人南下后，今东北地区留下的真空。

　　值得一提的是，先后南下的通古斯人并非出自同一个种族，通古斯人是西伯利亚地区无数不同种族部落的统称，而且从更西面的地域还不断有各色部落进入西伯利亚，其中也有继续向东迁至原女真人所占据的东北地区的。融入女真人的通古斯人和后来融入建州“女真”的通古斯人血缘上是不搭界的。

　　不用说与汉人相比，就是与女真人相比，这些新来的通古斯人的文明程度也实在摆不上台面，他们在羞愧之余，不得不考虑傍上些什么。从留在东北地区的个别女真人那里知道金国女真灭辽驱宋的业绩后，加上女真人之前也曾少量混融了来自通古斯的部落，这些新来的通古斯人就自称是女真人，而且冒充是生女真。但他们也不想想，完颜阿骨打就是个生女真，金国就是生女真建立建的，还占据了中原花花世界，怎么还会留下这么多生女真在北寒地带受苦？

　　金国被蒙古人灭国，女真亡族，族名却未亡，新来的通古斯部落们举起了“女真”大旗。不论真假，“女真”这个族名算是传了下来，只是假女真就是假女真，通古斯人许多方面扮得相当不像。

　　女真学了中原文化，建立封建政权，奴儿哈痴的后金集团却学不来，搞了个半原始氏族公社半奴隶制社会，如果是真正的女真人，怎么可能过了几百年，反而从封建社会退化了到奴隶制社会？

　　女真文字太复杂了，学不来，奴儿哈痴的后金集团只得模仿蒙古文而创立满文；

　　女真话也不太好学，好歹撸起舌头含含糊糊学一点，但还是没学到多少。通古斯人发音比较简单，只用不多的几个音节交流。比如女儿的发音不论是汉语还是女真话都太复杂，还是用原来的“咯咯”比较方便，儿子金贵些，加个“阿”音。

　　满族非女真，那应该就是通古斯人后裔了？

　　粗略些可以这么说，通古斯血统应该是满人中比较大的一股，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是一个大杂烩的混血民族。

　　满洲人（满族前身）是由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共二十四旗组成，其中满八旗不过半数左右而已。

　　而满八旗本身的来源就非常杂乱，其来源包括明朝时期所谓的建州女真（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南部、朝鲜东北部）、海西女真（吉林、黑龙江西部西北部）、野人（东海）女真（今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如上所述这三支冒用“女真”之名的部落，实非灭辽驱宋的女真。

　　当初，女真人立国之时，仍然有许多靺鞨部落未被女真吞并，海西女真是通古斯人、蒙古人、靺鞨人混杂而成；野人女真是靺鞨人、通古斯人的混种；建州女真是通古斯人、靺鞨人、高丽人、汉人、以及少量真正的女真人混杂而成。

　　在这三支所谓“女真”中，建州女真的构成最为复杂。建州女真一部曾占据朝鲜东北，后被朝鲜高丽政权驱赶向西，故而融入些高丽人；汉唐之时东北皆为中原政权管辖，历经战乱一些汉人留存下来，因长久游离华夏文明之外，融入当地部落。另外靖康之耻钦徽二帝被掳至五国城，随行的臣工约有几千余人，他们的后代或逃归南方，或融入建州女真、东海女真；蒙古灭金后，极少数女真人逃到长白山南麓，后来部分融入建州女真。但建州女真的主体还是通古斯人，三地中建州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最好，是通古斯人迁移的首选。

　　至于海西女真和野人（东海）女真中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女真血统，也基本没有汉人或高丽人融入。海西靠近蒙古，占大头的是蒙古人，加上靺鞨人和通古斯人；东海女真主要是靺鞨人和通古斯人的混融。

　　满八旗的核心应该是建州女真，虽然也不过占三支“女真”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而建州女真中，真正的女真人只有二十分之一不到，经过蒙元残酷屠杀后幸存的数万女真人大多数被融入汉族或蒙古，只有极少数逃回长白山，其中一些融入建州“女真”

　　所以，真正的女真人在建州女真中只占二十分之一不到，建州女真在满八旗中不过半数左右，满八旗在满族人中所占比例又不过半数左右。综上所述，今天的满族从血统上说，真正的女真人后裔也就百中之一左右而已。

　　其实在满清上层，对是否认女真为祖宗是有过争议反复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满人和女真人不论是血缘还是文化，都相距甚远。但最后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美化满清祖先的来源，增强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他们还是选择了冒充女真后裔。

　　（二）、“女真”与“满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一、 两个民族的起源与民族构成不同

　　"女真"与"满洲"的民族组织结构和华夏族都相差甚远!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它开始被称呼为"女真"时只是一个庞杂的民族集合体的概称，类似于突厥系，分支众多。其生存方式类似西方的斯拉夫民族，都是发源于森林的民族，虽然包含有游牧的部落，但整体上并不完全以游牧为主。女真人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12世纪初，也就是北宋末年。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满洲人(通古斯人)是蒙古人种的北极亚人种，与爱斯基摩人有亲缘关系。慈禧弟弟的孙子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的口述实录《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书中描述：“最早满族是从通古斯来的，也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在西伯利亚可能是受到了俄国哥萨克人的排挤,因而迁徙到中国明朝的东北地区，被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收留。“满洲”的形成远远晚于女真，满洲正式成为民族是在明朝末年，具体则是公元1635年。《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书中写到：“ 说起清廷，或者说满族的传说很复杂，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的往上追溯，也只有六代，到上面第七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记载了。我们家的家谱上也是这样。”在构成上，“满洲”（满族前身）还包括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成分。确切的说，明朝末年的“满洲”（满族前身）还只是一个政治集团。

　　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也说满洲人自称是女真的后代。那么为什么满洲人要自称是女真人的后代呢？可能是满洲人的祖上曾经被女真人统治过，所以自称是女真后代，打出了与早期女真人同源的幌子，以便增强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反叛明朝，建立政权。这就像五胡乱华时期的匈奴人刘渊一样，为了占领中国，居然也打出了“汉”的旗号一样，滑天下之大稽，为了政治目的而欺世盗名。事实上，满洲人也曾经自称是日本人的后代，这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要在中国东北建立从属于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在溥仪为祭祀日本天照大神而特发的《国本奠定诏书》中，满人认日本的清河源氏为祖宗，以日本天照大神为国教，视日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

　　二、 "女真"与"满洲"的历史发展比较

　　1、 在金国末年，入主中原的女真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13世纪前中期，蒙古人灭亡金国期间，曾经对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根据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金国公布过的人口统计，女真人只有400多万人，而在蒙古大屠杀之后，残存的女真人只有十几万人。在经历战乱和屠杀后，残留的那些女真后裔也被继续汉化，以至于在蒙元占领中国时期明确规定“女真生长汉地，同汉人”，这个时候的史料也记载“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非复昔日女真。”说明女真人在蒙元统治时期已逐渐失去了独立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换个角度思考,即便女真的后裔当时没有汉化,在这漫漫800多年里也与周边其他民族融合了,也不可能在几百年后的明朝末年突然跑回东北地区去繁衍出一个庞大的满州族。

　　2、在金国灭亡几百年之后出现的满人，还在原始氏族公社和奴隶制社会之间徘徊，但金国时期，女真人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封建社会，怎么他们的后代过了几百年不但没有进化却退化到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同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如果"女真"与"满洲"是同一个民族的话,世界历史必须对这种特殊现象重新进行研究,可能全人类的历史都要重写。

　　三、 双方民族文字的巨大差异

　　文字是传承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载体，我们看一下东亚一些重要文字的发展路线：

　　汉字-〉日本汉字-〉假名

　　汉字-〉女真大字

　　汉字-〉女真小字

　　梵文-〉藏文-〉蒙古新字

　　回鹘文-〉蒙古文-〉满文

　　很显然，女真文和满文的文字来源是不同的，从文字发展上看，女真和满洲应该不是一个民族。

　　下面具体比较一下这两个民族的文字：

　　女真文是金国用于记录女真语言的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很像汉字。笔画有横、直、点、撇、捺。 书写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换行。

　　再来看看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前期参照蒙古文创立，后来又有所改进。但满文和女真文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而且文字本身毫无相似之处。满人只恢复类似蒙古文的蝌蚪文，如果真是女真人后代的话，为何不恢复类似于汉字的金国女真文？

　　其实就算文字有着许多的共同点都不能证实是同一民族。 例如，日本文字、西夏文字、契丹文字都是根据汉字所创，但使用者是几个不同的民族。更何况女真文字和满文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更证明双方不是同一个民族。

社会文化史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在人说不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一课题，化费五年的时间，经过四个人的集体努力，写出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实来说话，这比概念之争具体、详实，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们想说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并不着眼于对社会文化作如何解释，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有关社会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都可以沿袭前人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但是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

记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断30年后复兴，1982年12月在上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面对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学问，困惑于文化的多义多解，莫衷一是，史学界的前辈周谷城先生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一言解惑，释放了各自的能量。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一大显学。

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中国文化素以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从未中断的传统闻名于世，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以鸿儒硕学各领风骚，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这些学人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统性、主导性和稳定性，是谓主流文化或大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群星的文化精英，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文化意识，因为自发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又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有一定的间矩，成为非主流文化或小传统。由于资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那也就从这一单薄的基础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时候，它固然被人们遗忘，在文化史兴旺以后，它仍然举步迟缓。

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尤其突出，它不仅有许多空缺，更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这种急剧的变化绝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化和大事变。在世界进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是被迫而后发近代化的国家，伴随小农社会艰难地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国又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不完全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双重转变带来的震撼和阵痛，是整体性的变动，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上层、是精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化和制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探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成为我们这一著作的宗旨。

选择这一薄弱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学科考察，使我们确信历史学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崛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必将成为21世纪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一）、满洲人盗用宋朝女真人的族名，冒充女真人后裔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举兵反辽，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城。之后先灭辽国（1125年），后灭北宋（1127年），夺占了中原，都城随之不断南迁。女真政权入主中原，原来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长白山的生女真以及辽河流域的熟女真纷纷南下，抢占汉人的土地家园，在中原地区作威作福，享受花花世界，抛弃了原本居住的寒北渔猎生活。不论是生女真还是熟女真，没几个愿意留在故乡渔猎而不去中原享福的。

　　公元13世纪，蒙元兴起，不断攻金，金国只是不断南逃，却不曾想过要向北返回故乡东北，为何？故乡早就没有故人了，早被他人占据了。最终金国亡于蒙宋夹击。由于铁木真有一先祖死于金国木驴之上，北宋靖康之耻二帝被俘，且蒙古臣服金国时曾被女真人多番欺辱压榨，蒙古人和汉人对女真恨之入骨，尤其是蒙古人每攻下一座金国的城池，都要进行大规模屠杀，而对女真人的清洗杀戮尤其残暴，从北到南，凡女真人皆被汉人和蒙古人当作第一屠杀对象。几百万女真人被杀得只剩1％不到，只在“河南等地遗存数千户”，辽河流域和长白山南麓剩下少许，总共也绝不会超过十万人，很快或被蒙古各部吞并，或融入汉族。所以，到了元朝时期，女真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灭绝了。

　　从史料上看，宋朝时期的女真人根本就没有后来满人的所谓三仙女起源传说。然如此，那满人又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原来，建立金国，灭亡辽国、北宋之后，女真人占领了中原，几乎全族南下，迁到华北享受华夏的花花江山，辽河流域本就有许多汉人生活，但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长白山北部一带则出现真空，来自更北的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北）不断有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部落向东南迁移，融合当地未被女真吞并的靺鞨部落，逐渐填补了女真人南下后，今东北地区留下的真空。

　　值得一提的是，先后南下的通古斯人并非出自同一个种族，通古斯人是西伯利亚地区无数不同种族部落的统称，而且从更西面的地域还不断有各色部落进入西伯利亚，其中也有继续向东迁至原女真人所占据的东北地区的。融入女真人的通古斯人和后来融入建州“女真”的通古斯人血缘上是不搭界的。

　　不用说与汉人相比，就是与女真人相比，这些新来的通古斯人的文明程度也实在摆不上台面，他们在羞愧之余，不得不考虑傍上些什么。从留在东北地区的个别女真人那里知道金国女真灭辽驱宋的业绩后，加上女真人之前也曾少量混融了来自通古斯的部落，这些新来的通古斯人就自称是女真人，而且冒充是生女真。但他们也不想想，完颜阿骨打就是个生女真，金国就是生女真建立建的，还占据了中原花花世界，怎么还会留下这么多生女真在北寒地带受苦？

　　金国被蒙古人灭国，女真亡族，族名却未亡，新来的通古斯部落们举起了“女真”大旗。不论真假，“女真”这个族名算是传了下来，只是假女真就是假女真，通古斯人许多方面扮得相当不像。

　　女真学了中原文化，建立封建政权，奴儿哈痴的后金集团却学不来，搞了个半原始氏族公社半奴隶制社会，如果是真正的女真人，怎么可能过了几百年，反而从封建社会退化了到奴隶制社会？

　　女真文字太复杂了，学不来，奴儿哈痴的后金集团只得模仿蒙古文而创立满文；

　　女真话也不太好学，好歹撸起舌头含含糊糊学一点，但还是没学到多少。通古斯人发音比较简单，只用不多的几个音节交流。比如女儿的发音不论是汉语还是女真话都太复杂，还是用原来的“咯咯”比较方便，儿子金贵些，加个“阿”音。

　　满族非女真，那应该就是通古斯人后裔了？

　　粗略些可以这么说，通古斯血统应该是满人中比较大的一股，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是一个大杂烩的混血民族。

　　满洲人（满族前身）是由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共二十四旗组成，其中满八旗不过半数左右而已。

　　而满八旗本身的来源就非常杂乱，其来源包括明朝时期所谓的建州女真（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南部、朝鲜东北部）、海西女真（吉林、黑龙江西部西北部）、野人（东海）女真（今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如上所述这三支冒用“女真”之名的部落，实非灭辽驱宋的女真。

　　当初，女真人立国之时，仍然有许多靺鞨部落未被女真吞并，海西女真是通古斯人、蒙古人、靺鞨人混杂而成；野人女真是靺鞨人、通古斯人的混种；建州女真是通古斯人、靺鞨人、高丽人、汉人、以及少量真正的女真人混杂而成。

　　在这三支所谓“女真”中，建州女真的构成最为复杂。建州女真一部曾占据朝鲜东北，后被朝鲜高丽政权驱赶向西，故而融入些高丽人；汉唐之时东北皆为中原政权管辖，历经战乱一些汉人留存下来，因长久游离华夏文明之外，融入当地部落。另外靖康之耻钦徽二帝被掳至五国城，随行的臣工约有几千余人，他们的后代或逃归南方，或融入建州女真、东海女真；蒙古灭金后，极少数女真人逃到长白山南麓，后来部分融入建州女真。但建州女真的主体还是通古斯人，三地中建州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最好，是通古斯人迁移的首选。

　　至于海西女真和野人（东海）女真中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女真血统，也基本没有汉人或高丽人融入。海西靠近蒙古，占大头的是蒙古人，加上靺鞨人和通古斯人；东海女真主要是靺鞨人和通古斯人的混融。

　　满八旗的核心应该是建州女真，虽然也不过占三支“女真”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而建州女真中，真正的女真人只有二十分之一不到，经过蒙元残酷屠杀后幸存的数万女真人大多数被融入汉族或蒙古，只有极少数逃回长白山，其中一些融入建州“女真”

　　所以，真正的女真人在建州女真中只占二十分之一不到，建州女真在满八旗中不过半数左右，满八旗在满族人中所占比例又不过半数左右。综上所述，今天的满族从血统上说，真正的女真人后裔也就百中之一左右而已。

　　其实在满清上层，对是否认女真为祖宗是有过争议反复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满人和女真人不论是血缘还是文化，都相距甚远。但最后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美化满清祖先的来源，增强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他们还是选择了冒充女真后裔。

　　（二）、“女真”与“满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一、 两个民族的起源与民族构成不同

　　"女真"与"满洲"的民族组织结构和华夏族都相差甚远!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它开始被称呼为"女真"时只是一个庞杂的民族集合体的概称，类似于突厥系，分支众多。其生存方式类似西方的斯拉夫民族，都是发源于森林的民族，虽然包含有游牧的部落，但整体上并不完全以游牧为主。女真人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12世纪初，也就是北宋末年。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满洲人(通古斯人)是蒙古人种的北极亚人种，与爱斯基摩人有亲缘关系。慈禧弟弟的孙子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的口述实录《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书中描述：“最早满族是从通古斯来的，也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在西伯利亚可能是受到了俄国哥萨克人的排挤,因而迁徙到中国明朝的东北地区，被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收留。“满洲”的形成远远晚于女真，满洲正式成为民族是在明朝末年，具体则是公元1635年。《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书中写到：“ 说起清廷，或者说满族的传说很复杂，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的往上追溯，也只有六代，到上面第七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记载了。我们家的家谱上也是这样。”在构成上，“满洲”（满族前身）还包括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成分。确切的说，明朝末年的“满洲”（满族前身）还只是一个政治集团。

　　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也说满洲人自称是女真的后代。那么为什么满洲人要自称是女真人的后代呢？可能是满洲人的祖上曾经被女真人统治过，所以自称是女真后代，打出了与早期女真人同源的幌子，以便增强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反叛明朝，建立政权。这就像五胡乱华时期的匈奴人刘渊一样，为了占领中国，居然也打出了“汉”的旗号一样，滑天下之大稽，为了政治目的而欺世盗名。事实上，满洲人也曾经自称是日本人的后代，这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要在中国东北建立从属于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在溥仪为祭祀日本天照大神而特发的《国本奠定诏书》中，满人认日本的清河源氏为祖宗，以日本天照大神为国教，视日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

　　二、 "女真"与"满洲"的历史发展比较

　　1、 在金国末年，入主中原的女真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13世纪前中期，蒙古人灭亡金国期间，曾经对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根据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金国公布过的人口统计，女真人只有400多万人，而在蒙古大屠杀之后，残存的女真人只有十几万人。在经历战乱和屠杀后，残留的那些女真后裔也被继续汉化，以至于在蒙元占领中国时期明确规定“女真生长汉地，同汉人”，这个时候的史料也记载“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非复昔日女真。”说明女真人在蒙元统治时期已逐渐失去了独立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换个角度思考,即便女真的后裔当时没有汉化,在这漫漫800多年里也与周边其他民族融合了,也不可能在几百年后的明朝末年突然跑回东北地区去繁衍出一个庞大的满州族。

　　2、在金国灭亡几百年之后出现的满人，还在原始氏族公社和奴隶制社会之间徘徊，但金国时期，女真人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封建社会，怎么他们的后代过了几百年不但没有进化却退化到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同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如果"女真"与"满洲"是同一个民族的话,世界历史必须对这种特殊现象重新进行研究,可能全人类的历史都要重写。

　　三、 双方民族文字的巨大差异

　　文字是传承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载体，我们看一下东亚一些重要文字的发展路线：

　　汉字-〉日本汉字-〉假名

　　汉字-〉女真大字

　　汉字-〉女真小字

　　梵文-〉藏文-〉蒙古新字

　　回鹘文-〉蒙古文-〉满文

　　很显然，女真文和满文的文字来源是不同的，从文字发展上看，女真和满洲应该不是一个民族。

　　下面具体比较一下这两个民族的文字：

　　女真文是金国用于记录女真语言的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很像汉字。笔画有横、直、点、撇、捺。 书写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换行。

　　再来看看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前期参照蒙古文创立，后来又有所改进。但满文和女真文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而且文字本身毫无相似之处。满人只恢复类似蒙古文的蝌蚪文，如果真是女真人后代的话，为何不恢复类似于汉字的金国女真文？

　　其实就算文字有着许多的共同点都不能证实是同一民族。 例如，日本文字、西夏文字、契丹文字都是根据汉字所创，但使用者是几个不同的民族。更何况女真文字和满文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更证明双方不是同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