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安悦来镇廖家沟张氏，入川始祖：张希旦。字辈：时希国定正，士大化世隆,才鸿宜高选，邦声名达,纯武贻谋远，祖功宗德长。（湖南湘潭、祁阳等地迁入，湖南南轩谱系）

2、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皂角村红庙子张氏：奉天君令，应运子开。福善光德，寿嗣永忠。先祖自清初“湖广填四川"来蜀。

3、四川绵阳安县黄土镇友谊村张家湾：仁德礼智信，忠孝振朝廷，明良四喜启，永乐太平春。

4、四川省成都市崇州街子古镇张氏先祖自清初“湖广填四川"来蜀，安定于今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街子镇味江村张家磨房，古双河古城遗址地，以务农、经商为主，张氏族人为崇州当地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建设默默地作出家族贡献。

后人亦有迁居至附近县市：大邑、都江堰、邛崃、温江、双流等地。为激励张氏入川支系族人团结奋进、勤尽务实、报效国家，入川定居先祖曾立下激励诗句作为家族字辈族谱，分别为：万闻月人凤，廷文永正春；洪拍怀忠远，天元玉国平；明星照千里，四海满乾坤。

5、四川大邑县上安镇张家湾，据前辈口传和一世祖碑文介绍。张家湾祖宗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人氏，湖广填四川迁到四川邛崃平落坝后又迁到现处。重立排行，原排行已不清楚了。

6、湘蜀张氏：朝鹤忠龙秀，辅遂臣必发，福显永良才，时大友之天，锡爵文明起，赐禄华映先，千年宏圣道，万世富崇原，家声绵祖泽，懿德复仙元。

注：“朝鹤忠龙秀”清朝曾用“朝学忠秀梦”，湖南洞口山门水口张氏迁蜀后裔，广泛分布于什邡、广汉、旌阳区、彭州、金堂、郫县、彭山区等地，湖南南轩谱系

7、蜀湘张氏：国正天心顺，中邦颂治兴（或万芳庆治平），居家安质实，素履守贞诚，裕后垂芳范，光前有懿行，贤良绵世泽，金鉴复鸣盛。居广汉、中江、武胜、宜宾、泸州、邵阳等地。

扩展资料：

张姓：

张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张挥为该姓始祖。历史上，西汉时期张耳被刘邦封为赵王，张耳的十七世孙张轨（255年－314年）建立前凉国。

张姓在宋版《百家姓》位列第24位。至2007年，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中国户籍人口的统计分析显示，张姓人口在中国姓氏中排在第3位，共有87502万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83%。

张的本义是“使弓弦”，把弦绷在弓上，将要开弓，与“弛”相对。引申为开弓、上弦、捕捉、伸展等意义。张，也是星名，属朱雀七宿中的第五宿，天象的排列形状似弓。张是擅长制造弓箭的氏族崇拜的原始天象图腾，进而成为氏族名、地名和姓氏。

迁徙传播

张姓氏族最早活动于“尹城青阳”，古地在今河南濮阳和河北清河一带。直至西周宣王时期，在陕西地区出现了张姓的踪迹，西周青铜器皿上铭有张伯、张仲，他们是西周的贵族。张仲辅佐周宣王，使西周得以中兴。

春秋时晋国是张姓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区。河东“解邑张城”是张姓重要的聚集地和发祥地（古张城在今山西临猗西的黄河东岸）。

张氏世代事晋，晋灭后事韩。张老、张侯（即解张）均是晋国的大夫，张老的后代韩国贵族张良成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解张也被一部分张姓后裔奉为先祖。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张姓人群主要活动于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

秦汉是张姓向四周发展和繁衍的重要的时期。张姓在秦初进入了四川，多为三晋贵族的后裔，在反秦战争和随后的楚汉之争中，政治倾向明显，战争中建功立业，封侯赐爵；再西进甘肃、宁夏等地。

张姓人群活动地区迅速发展到整个北方、西北和四川地区，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第一大姓。同时，西汉留侯张良的后裔从陕西出发，徙河北入江苏，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地区。西汉末，张姓已经到达浙江、江西和福建了。

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由于北方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大批进入中原的原因，张姓人群向南方和东南迁移，同时继续向西北发展。西晋末，张姓人群涉足东北，渤海湾地区成为张姓人群重要的聚集中心。唐宋时期，张姓开始向湖广和云贵地区移民。明朝永乐年间由广东始入台湾地区。

-张氏族谱

-张姓

畅[畅，读音作chàng(ㄔㄤˋ)]

一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公族大夫，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有诸多史料、文献记载中，指畅氏出自女真族，为满族独有姓氏。其实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在唐朝，著名茶圣陆羽在《茶经·七之事》引释道悦《续名僧传》说：“宋绎法瑶姓畅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嘉中过江，遇沉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从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僧道在江淮以南的寺庙中已经有尚茶的风气，而且从此也可看到，畅氏族人已经颇为人们所识。

中国国家图书馆墓志第6958号拓片记载的《柳淮及妻畅氏合葬志》，其首题记载：“明处士乐溪柳公暨配畅氏合葬墓志铭”；盖篆书题：“明处士乐溪柳公暨其配畅氏合葬墓志铭”。该墓志由明朝的张鲤撰，锺铎正书，方元焕篆盖，铭于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农历11月9日，该墓志出土于山东省临清市。显然，根据此方墓志，说明在中原地区早就有畅氏族人生息繁衍。

实际上据史籍《风俗通义》、《陈留·风俗传》等的记载：“畅出姜姓，齐后，望出魏郡。”

畅氏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为公族之后。畅氏始祖吕望深谙文韬武略，为劝周文王不要贸然攻商，曾以一段非常精彩的语言来劝说他：“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俯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春秋时期，齐国之公族一支为别于同族他支，以所迁居之畅邑(今吉林畅邑)为姓氏，改称畅氏，仍尊吕望为其始祖。

明朝末年，有畅氏族人投靠佟·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者，被编入满洲镶白旗。入关后随爱新觉罗·多铎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因功被列入旗籍，但仍为汉族。

得姓始祖：吕望。

即姜尚，字子牙，初隐于渭滨，周文王猎于渭水遇之，与语大悦，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俗称姜太公。在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伐纣的过程中，吕望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一，制定了恭顺事殷，麻痹商纣的策略；二，采取了争取与国，翦除商朝羽翼的步骤；三，鼓舞士气，严明纪律；四，指挥了牧野之战，亲自受命突击，击溃商军主力。

在辅佐周武王完成灭商大业后，吕望被列为社稷首功，被封于齐邑，定都营丘(今山东淄博)，成为齐国之始祖。在有周之朝，齐国有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地位在各诸侯国之上。

二迁徙分布：

畅氏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百一十六位的姓氏，人口约四百八十万余，占全国人口的003％。

畅氏发源于春秋时的齐国，历桑海桑田，世事变迁，渐在洛水之北的河南郡和河北、山东、河南间地的魏郡形成大的聚落，其人丁兴旺，枝繁叶茂。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板荡，狼烟四起，畅氏同其他中原士族一样，有避乱进入今安徽、江苏、浙江等南方省份者。

隋、唐两朝时期，畅氏河南郡望仍存，而魏郡的治所临漳由于几度焚于战火，畅氏不得已徙奔四方，一支迁入表里山河的山西，在晋南的河东郡落籍，中唐时期以一首与王之涣同名的诗《登鹳雀楼》享誉诗坛的畅当便是河东郡人，该诗与王诗俱为情景交融的好诗，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后，加之宋末蒙古铁骑践踏江南，畅氏人不堪战火之苦，或谋生，或逃难，或仕宦渐散居于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省。

明朝初期，山西畅氏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北京、陕西、河北、河南等地。

明、清两朝时期，畅氏繁衍之主流依旧在北方，后伴随走西口，闯关东等各种自然移民运动，畅氏渐分布于西北、东北、华南各地。

如今，畅氏在中国大陆分布较广，尤以山西、河南两省多此姓氏。

三郡望堂号：

1郡望：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

魏　郡：秦、汉之际刘邦置郡，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其时辖地跨今冀、鲁、豫三省之界。五胡十六国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北部内黄县、临漳县、浚县、河北省大名县、魏县、成安县、山东省冠县之间一带地区。北周末年迁治到安阳。隋朝时期改为相州魏郡。唐朝时期改为为相州邺郡(今河南安阳)，而魏郡之名则移给魏州。

2堂号：

河南堂：以望立堂。

四历史名人：

畅　曾：(生卒年待考)，西 。著名汉朝学者。

传其撰有著名的《水德经》。

畅惠明：(生卒年待考)，著名南朝齐国学者，撰有《论语义》十卷。

畅　璀：(公元？～765年待考)，河东人(今山西夏县)。著名唐朝大臣。

畅　当：(生卒年待考)，畅璀之子；河东人(今山西永济)。著名唐朝诗人。

畅　悦：(公元？～788年待考)，河东人(今山西夏县)。著名唐朝官吏。

唐德宗贞元初年(公元784年)为尚书左丞。

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畅悦出拜湖南观察使。

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自任太子左庶子，拜桂管观察使。后逝世于镇所。

畅　巩：(生卒年待考)，河东人(今山西夏县)。著名唐朝画家。

善画山水，似李思训。其子畅明瑾亦工画，成就还超过父亲。

畅大隐：(生卒年待考)，洛阳人。著名宋朝学者。

曾事程颐。撰有著名的《程氏遗书》二十五卷。

畅师文：(公元1246～1317年)，字纯甫，号泊然；南阳人(今河南南阳)。著名元朝大臣、农学家。

畅　宣：(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官吏。

官至泰安知县，有循声，以母忧去。民颂于副使，以闻，明仁宗朱高炽命其服阕还任。

明宣德元年，服阕，吏部以请，明宣帝朱瞻基命其依先帝之命还任。

畅　亨：(生卒年待考)，字文通；山西河津人。著名明朝官吏。

明成化十四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二十五名。

之后由长垣知县擢御史，巡抚浙江。当时岁饥，畅亨奏罢上供绫纱等物。

明弘治元年，又请罢温、处银课，欲置镇守中官张庆伏法。后反为贪官张庆所构，贬谪泾阳知县。

畅　华：(生卒年待考)，字子实；陕西陇西人(今甘肃陇西)人。著名明朝官吏。

明正德十二年进士，中第三甲一百六十七名。

之后初授无锡知县，历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后于福建司员外郎，决狱多所 。

明嘉靖九年，畅华升山西按察司佥事，分巡河东道，弭盗安民。

畅华在职三年后，以年近六十岁为由，奏请退休而去。

畅　悦：(生卒年待考)，河南孟津人。

清顺治三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九十五名。

畅泰兆：(生卒年待考)，河南新乡人。

清康熙十八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七十八名。

畅云松：(生卒年待考)，山西祁县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三十九名。

畅于熊：(生卒年待考)，河南新乡人。

清雍正二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二百一十二名。

畅曾羽：(生卒年待考)，山西河津人。

清雍正八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一百五十二名。

畅春彦：(公元1928～今)，河南孟津人。著名现代书法家。

1948年参加工作，1988年离休。职级为副主任科员。

畅　征：(公元1930～今)，原名畅君正；河南获嘉人。著名政治经济学专家。

畅　快：(公元1930～今)，山西太谷人。著名核燃料专家。

畅必顺：(公元1933～今)，湖北汉阳人。著名地质矿产专家。

畅广元：(公元1937～今)，山西临猗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1959年毕业于西安师范学院，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长期从事文艺学与文艺心理学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诗创作心理学》、《主体论文艺学》、《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等五部。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陕西省作协常务理事，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