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 本文作者：绿毛水怪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会稽王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者移置京师，以充兵役，号"乐属"。浙东诸郡群情激忿。以此事件为导火索，东晋帝国末期，长达十二年的孙恩、卢循之乱拉开了帷幕。 黄巾起义 让我们把时间线回拨至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一年，头系黄巾的贫苦农民们（多为信徒）在张角的号令亦或煽动下，呼号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史称"黄巾起义"。纵观封建王朝史，农民起义屡见不鲜。然而"黄巾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张角却与众不同，他煽动劳苦大众跟着他一起造反的工具尤为特殊—宗教。 游戏中张角形象 "东汉光和中，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 东汉末年，张角以奇书《太平要术》为蓝本，创立太平道教。后来他以救助人民为名，四处传教笼络人心，在当时已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贫苦大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从而为后来的"黄巾起义"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孙恩、卢循的发迹史与张角极其相似，不过其宣传工具为张修所创立的五斗米道教。据《三国志》裴松之引《典略》记载，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法门相似，因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鬼吏，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为常例，因故获名五斗米教。 孙恩、卢循何许人也 "孙恩，字灵秀，琅琊人，孙秀之族人也。世奉五斗米道。" 孙恩，琅琊人，是孙秀的晚辈族人，其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教。 游戏里的孙恩形象 "孙秀字俊忠，琅琊人。初赵王伦封琅琊，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信任之。" 孙恩的祖先孙秀，初始供职为琅琊小吏，后因文章写得好，被时任琅琊王的司马伦看中提拔，引为心腹。后来司马伦被封为赵王，孙秀也随之迁了赵人户口，受任为侍郎。孙秀不愧为五斗米教的忠实信徒，在司马伦手下当官的时候，仍不忘潜移默化地向领导传教。 "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谓逆谋可成。" 赵王伦相信了孙秀的无稽之谈，认为自己父亲（司马懿）在九幽之下，支持自己去替代晋惠帝司马衷，于是司马伦与孙秀一主一仆交换了意见，统一了认知，矢志不渝地造起了自家的反。 司马伦像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造反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司马伦没当几天皇帝，但好歹过了一把当皇帝的瘾，引起了一个时代潮流后（八王之乱，由此愈演愈烈），主仆二人双双殒命。 赵王伦、孙秀失败后，孙氏家族到了孙恩这一代，已经迁居南方。孙恩的叔父孙泰，历任东晋的将军，太守等官职。最厉害的是以五斗米道教为媒介，得到三吴士庶的信仰，化身为五斗米道教的人间代言人。 《孙恩传》里讲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可见，孙泰极孚人望。不过，作为一个大忽悠，忽悠一些"愚者"，显然不是孙泰的人生理想与追求。 "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回。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 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 据史书记载，当时上流阶层甚至皇帝，如晋孝武帝，以及执政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都对孙泰或者说孙泰代言的五斗米教宠信有加。究其原因，在于五斗米教有"服食之术"，得之可长生。对于当时皇族崇信道家一事，我们从简文帝的一些行为似乎也可一窥端倪。简文帝字道万，有两子。一子即孝武帝字道生，另一子字道子，皇室起名用字极为考究，简文帝取字如此，似乎侧证了当时五斗米教在皇族之中的影响力。 司马道子卧像 相比之下，孙恩的起义伙伴卢循的家谱则更加显赫的多。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谌之曾孙也。" 卢循太爷爷是卢谌，卢谌是范阳涿郡人，其祖上卢毓于曹魏时位列司空，卢氏更是范阳的名族。到了卢谌这一代，值永嘉之乱，四海南奔。卢谌却坚定地选择留在北方，然后被迫在羯族石氏的朝廷后赵当官，以致"沦陷非所"。到了卢循这一代，这支卢氏业已南渡。 游戏里的卢循形象 "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涂。" 何谓"伧荒"？南方人嘲讽北方人粗鄙，北地荒远，谓之"伧荒"。卢循家族乃是范阳卢氏，中原高族。因为南渡较晚，仍被辱为"伧荒"。这种心理落差，可能为自小遭受南方士族白眼的卢循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南朝门阀士族时代是最看重门第的时代，尤其婚嫁更讲究门当户对。从后来卢循迎娶孙恩之妹来看，以范阳卢氏的奕世高华，虽然沦陷非所，仍不至于沦落到与孙恩联姻。在卢家江河日下的表象之外，恐怕还与卢循与孙恩同为五斗米教信徒有关。 东晋自淝水之战后，谢安交权隐退，不久去世。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接管政权，政治极其腐败，士族的奢侈，直追西晋贵族。下层的吴人因为频繁的服兵役和沉重的赋税，十分痛苦。加上桓玄与执政的司马道子父子尤为不和，东晋朝廷内部势力互相倾轧，整个国家，乌烟瘴气，乱象毕露。 孙恩的叔父孙泰，眼看时机成熟，决定举扛起革命的大旗，推翻暴晋。 "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 孙泰以为晋祚即将终结，便召集他的徒子徒孙一试锋芒，未曾想被谢輶告发，出师未成便被司马道子诛杀。于是孙恩接过叔父的大旗，继承"五斗米教代言人"这个桂冠，于海岛上，召集亡命之徒，伺机向东晋复仇。 "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上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瓌、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孙恩，卢循起义 终于，孙恩等来了机会，司马道子父子横征暴敛，纵暴江左，"乐属"政策颁布之后，老百姓们不值暴晋久矣。于是，孙恩伺机揭竿而起。此时潜伏东晋朝堂之上的五斗米教信徒纷纷造反给予响应，例如会稽谢针，出于会稽四姓之一的谢氏；吴郡陆瓌，出自吴郡四姓之一的陆氏。他们都是江东显赫的士族，却站在五斗米教这一边。不难看出，此时五斗米教已渗透士族门阀，发展成为一股隐于朝野的庞大力量。 "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填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五斗米教教义乃是追求长生，于是孙恩把跟随他起事的党羽称为'长生人'。孙恩率领他的"长生人"一路烧杀掳掠，相约聚集在会稽。军旅之中，有的妇女怀抱婴儿不能跟随，孙恩便让她们用木头制作一个摇篮，把婴儿放置在里面，投到水中，并妖言惑众道："恭喜这些婴儿先一步去了天堂，等我们死后也会飞升登仙。"由此可以看出，孙恩名为五斗米教的信主替天行道，实为借宗教以实现自己个人的私欲罢了。 孙恩、卢循起事后，其义军成员多为常年居住河海边的居民。后来，孙恩侵犯临海，被临海太守辛景打败，无路可逃，自溺于海中。跟随孙恩的信徒们开动脑筋，翻阅《太平御览》，其中一篇《道部 尸解》引《登真隐诀》中记载，尸解有刀、兵、水、火之解。按照孙恩的死法，应归于水解。所以孙恩投水被神化为"登仙堂",自沉被曲解为"成水仙"。 孙恩、卢循起义图 孙恩死后，卢循接过造反的大旗，以成"水仙"为名，继续笼络人心，作乱广州。后趁着东晋新晋权贵刘裕北伐之际，兵犯建康，也算得势于一时，后虽不敌刘裕，兵败身死，亦不负巨寇之名。 宗教一旦沾染上了政治，势必沦为凡人手中搏杀的工具。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堪现实的苦痛，希冀于来世，误信了一众人间"神佛"。不成想，却随之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参考文献： [1]，（晋）陈寿，（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 [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2]，（唐）房玄龄等《晋书》 [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3]，（南朝宋）刘义庆等《世说新语 贤媛》注引傅畅《晋诸公赞》[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4],(梁)沈约《宋书》[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5],（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岳麓书社出版社，2009 [6]，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注：文中均来自网络。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关于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这种政治格局一定的积极作用：

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贵族政治与皇权形成制约，防止纯粹的君主专制的极端化出现，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都是有着积极影响的。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