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

联系岱山陈，又联系岱山毛局长，商定星期六上午去东沙访毛氏家谱。和小王商定周五去岱山，上午七点出发。

10月14日

上午六点五十，出门骑电瓶车到车站，很快89路来。与王联系，无人接，也未见其上车。7点50到三江码头，小王随后8点15分到。乘8点30分快艇，9点到岱山。打的前往图书馆。见王馆长，地方文献部沈老师，讨得很多岱山地方文献，岱山中学校庆纪念册等。

在馆里，拍得金维映家族世系谱，邬氏族谱。发现这本邬氏家谱是新谱，里面有彩图古人像，看来应该有旧谱。联系家谱编者邬老师，说有旧家谱在图书馆，但不全。向他讨新家谱，已经送完，有机会找到给我们。谢谢老人家。

问沈老师邬家老家谱，她捧出一本，果然是。下午我们在拍。

先去枫树社区家风馆，於波驾驶员和傅馆长陪我们去。路上谈及秀山厉家，傅老师说起她老公姓童，秀山大人家，他公公是老师，上代作过伪乡长，送几个孩子赴外地读书。以后有机会采访她公公。

在枫树社区参观，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家风馆，社区张书记，主任也都来了，陪我们参观。民俗馆里有花轿等特色民俗物品。

一楼有姜家，潘家，祝家介绍，但只有姜家有谱，也是手抄本，很简单。与保管者聊了十几分钟。手抄本是他父亲所抄。

下午两点，在图书馆拍家谱，沈老师拿出七大卷的邬氏宗谱，每卷约400也，总共2800页。乖乖，小王原来以为就一本，半小时能够搞定，傻了。我们开工啦，一页一页翻拍，举着相机，又沉又重，对距咔嚓，一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卷，腰酸背痛，颈椎也累，两个人轮流着拍，到下午五点，只拍得三卷。小王拍的时间挺长，特别累。

晚餐还是由傅馆长陪同在华侨吃自助餐。本来约定下午去她阿公家，没时间去了。与傅馆长聊天，她已经是副高了，文章发在上图杂志。

吃好饭，六点继续开工翻拍，完成两卷。至八点多，门卫阿公要关门，我们准备回酒店拍，带未完成的最后两卷回酒店。

与岱山财政局毛局长联系明天采访毛氏家谱事宜。约定明天上午他父亲回来酒店，然后一起去泥峙。

在酒店，灯光黯淡，且有阴影，不能完成家谱翻拍，只得等明天上午再拍。

10点多便早早入睡。太累。

10月15日

凌晨两点多，醒来发现，小王上厕所，拉肚子了，昨晚吃了螃蟹，不新鲜的三文鱼生鱼片，再加上水果，肠胃不行了。后就聊天。到四点多，昏昏入睡。醒来七点多矣。迅上十三楼自助餐厅就餐。不久，回寝室继续拍家谱。小王下楼买药。

八点多，毛梦飞老师傅和毛文杰来。访谈，毛师傅说起编家谱的起因。他很早对地方文化感兴趣。1973年，在老家泥峙的城墩，有一个砖窑厂，红色黏土质，当地有一条河流，曾经挖出上千年的贝壳碎片，说明以前是海湾。有一次，他发现土层里有石犁，石刀，石斧等磨制石器，约十多件物品，在土层一米左右深，周边还有一些石制碎片，疑似磨制的残存物，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加工点。当时也没有在意，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的物品，只觉得是老古董，有收藏价值。

老毛师傅，高小毕业，50年代初四十多名学生在泥峙宫门的盐工子弟小学读书，毕业后从事渔业运输船工作，从水手一直做到船长，跑了四十多年的船。今年七十七岁了。

80年代初，小孩子读初中，中学老师来访，一位汤老师是教历史，他一看这些磨制石器，就认定是新石器时期的产物，建议我交给文物部门保管。于是，他就做了一个红色的木箱，请木匠制作的，外面的油漆他自己涂刷，用绸缎把箱子的内层叠裹起来，里面放上石制器具，到定海捐赠文物部门。

那时候文物部门隶属地区文化局，在定海文化广场一带，收到捐赠的石器居，文化局出具了捐赠书，并且对毛师傅给予奖励。聘请他作为文物保护普查的志愿者。毛师傅对地方文化的兴趣更浓厚了，热心乡村的民俗文化挖掘工作如文昌宫的重建等，毛师傅还专门撰写好几首叙事诗。

退休以后，几位老朋友从事家谱工作的热情感染了他，一位是报社退休的徐老师，还有一位是毛蔚文的后人毛绳祖，他们在宁波，杭州到处寻访，积累了很多资料，并鼓励老毛师傅也能够拿起笔来，把自己家族的家谱编出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老毛师傅走亲访友，收集家族信息，全家总动员，儿子开车送他在双休日做采访调研，女儿把他的手写整理稿打字出来。经过两年的用功，终于把家谱整理出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看着陈年的家谱资料，繁体字又没有标点符号，光寻找阅读家族资料就花费了很大精力。

九点多，采访告一段落。毛局长自告奋勇，带我们去泥峙现场考察。在一个叫山前路的弄堂进去，就是城墩。我们观察了石器的发掘地。原先的城墩隆起地已经被削平，现在的泥土呈现黑土状，已经没了黏土的属性。窑厂也已经停止生产了。

弃车步行，来到毛蔚文先生旧居。跨过小墙门，右边就是一块民国石碑，是墓志铭，当年这块石碑是被村妇们用做洗衣板，80年代省里一位专家来考察出土石器现场，一位姓毛的学者说这块石碑也是文物。于是这块石碑被移到毛氏祠堂前。

15日下

碑文是关于毛蔚文的墓志铭，家谱中有文字。由民国文人汤浚撰文。碑文小楷撰写，文字清晰。在祠堂门墙，发现有说明，其中提到一株石榴树，有数百年历史，树就在碑棵旁边，看树梢，枝叶繁茂，树根粗大，总根部有不少分支，直径约至少有40多公分，作为石榴树，非常大了。旁边几位大嫂说，上代传下来，有几百年了。上周看过汪国华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关于国保名树木的认定，涨了不少知识。宫门村的这棵古树木应该保护起来。这棵树仍然在开花结果，我们还看到几个石榴果实，但是数量不多。

沿着山前路，翻过一个小岗墩就是山后路，毛家宗祠就在山脚下，还在翻修中，栋梁能用的，就不拆除了。本来要把地基提升一下，修得高大一些，但是瞎子一算，建议维持原高。乃作罢。

继续前行，这一地带石壁下，因为前方有巨大岩石峭壁，就在路边。站在路口，北侧是一片荒地，原来这力都是盐田，苍茫盐滩已经变成荒田，有几处芦苇丛生，还记载着海滩的历史。对面山山有大庙，当地人称五大神，因为供奉五个神祗，望东北方向，就是新道头。

沿着文昌路，我们到文昌宫参观，宫门的地名就源自文昌宫。供奉孔子，还有孟子，设文笔塔等。

不久，便乘车回高亭，毛师傅的儿子文杰开车全程接送，非常热心。

毛师傅下车，帮我们联系另一本毛氏家谱编者，希望帮我们讨一本纸质版，回家取徐家家谱，约定下午两点再见。

我们回酒店，继续拍摄邬氏宗谱，约12点，拍完一册，剩下最后一本啦，心始坦然。便下楼退房，去吃中饭。我们先到岱山图书馆，星期天上午休息，下午两点开门。我们把两本家谱放在门岗。

前行10多分钟，在一家大食堂吃中饭，小王点了冬瓜，白菜两个素菜，我点大排菜底，总共36元，小王买单。

1点多，回图书馆，在二楼自助阅览室拍邬氏家谱最后一卷，艺文篇，发现汤浚，孙振麟等人文章，皆与邬家有姻亲关系。这本家谱，岱山内容不多，更多的是嵊州郯川的资料，有几幅手绘地图，比较珍贵。

两点左右，毛师傅带徐家家谱到图书馆，毛师傅真是热线，跑来跑去，好几趟，拍完徐家家谱，送毛师傅出门，我们继续拍邬氏宗谱。两点半结束。打车前往码头乘快艇回定海。船上拿着pad完成昨天的日记撰写。

1 文言文解释：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译文：有道德修养的人，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以静思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不下苦工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燥不安就不能陶治性情使节操高尚。如果年华与岁月虚度，志愿时日消磨，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一天天衰老下去。这样的人不会为社会所用而有益于社会，只有悲伤地困守在自己的穷家破舍里，到那时再悔也来不及了。

2 刘定之,字主静,永新人文言文翻译

刘定之，字主静，是永新县人。自幼聪明异常，父亲教他读书，每日背诵数千言。父亲见他好学，他的父亲禁止他写文章。一天，父亲偶然发现了他写的《祀灶文》，感到非常惊讶。刘定之考中举人后，正统元年又考中会试第一，殿试也拿到了名次，皇帝封他做编修一职。刘定之为人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但又十分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一时。

皇帝曾经命他做《元宵诗》，内使太监却站在一边等候，刘定之据案伸纸，立刻写好百首七言绝句。又有一次，刘定之一天之内，起草了九个文告，笔不停书。有人问宋朝人的名字，他马上排列出世系相成的先后（其实就是家谱），一查族谱果然如此，人们对他的敏捷和博学感到叹服。江西、湖广两地发生旱灾，但地方官员仍然照收百姓的赋税。刘定之上疏向皇帝进言：“现在国家粮库充足，储备厚实，而江西、湖广等地百姓因灾无收，张口待哺，还要照样交纳租赋，这不是皇帝怜爱百姓的本意，请圣主体恤下情”。皇帝被他的言辞所感动，立刻下旨停征课税。

3 《僧涉能呼风唤雨》文言文翻译

僧涉能呼风唤雨原文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

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

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

卒于长安。后大旱移时，苻坚叹曰：“涉公若在，岂忧此乎！”（《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译文僧涉是西域人，不知道姓什么。

年少时做了和尚，苻坚的时候进入长安。生性清虚恬静，精于吐纳之术，不吃五谷，每日能走五百里路，能预言未发生的事，非常灵验，就像对自己的手指手掌那样熟悉了解一样。

能用秘语秘咒让龙王爷降临，每当大旱时，苻坚经常让他施咒语让龙王爷降临求雨。一会儿龙王爷下界到了佛钵内，天上就下起了大雨，苻坚和群臣亲自到钵内观看。

（后来僧涉）在长安去世。后来大旱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下雨），苻坚叹息道：“涉公如果还在世的话，哪里还用担心这些事呢！”注释1、沙门：佛教僧侣。

（1）梵语的译音。或译为“娑门”、“桑门”、“丧门”等。

一说，“沙门”等非直接译自梵语，而是吐火罗语的音译。原为古印度反婆罗门教思潮各个派别出家者的通称，佛教盛行后专指佛教僧侣。

晋袁宏《后汉纪·明帝纪下》：“浮屠者，佛也……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

《文选·王屮〈头陀寺碑文〉》：“头陀寺者，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李善注引《瑞应经》：“沙门之为道，舍妻子，捐弃爱欲也。”

《魏书·释老志》：“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浄，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

章炳麟《支那印度联合之法》：“今岁安庆遣四沙门西游求学，是固沟合梵汉之端。”（2）指佛门。

《西游记》第56回：“他们虽是丑陋，却也秉教沙门，皈依善果，不是甚么恶魔毒怪。”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沙门以和尚为尊贵之称。”

2、虚静：清虚恬静。（1）清虚恬静。

《文子·自然》：“静则同，虚则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虚静之道，天长地久，神微周盈，于物无宰。”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通国身》：“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唐李复言《续玄怪录·杨恭政》：“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

’”明唐顺之《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铭》：“老子及瞿昙氏书，得其虚静慧寂之说，不逆于心。”（2）宁静。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脯腊》：“脯成，置虚静库中，纸袋笼而悬之。”朱自清《论逼真与如画》：“元朝倪瓒的山水画，就常不画人，据说如此更高远、更虚静、更自然。”

3、服气：吐纳。道家养生延年之术。

（1）吐纳。道家养生延年之术。

《晋书·隐逸传·张忠》：“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唐白居易《赠王山人》诗：“玉芝观里王居士，服气飡霞善养身。”

《西游记》第17回：“想是那个妖精，传他些甚么服气的小法儿，故有此寿。”（2）甘心信服。

《儒林外史》第17回：“匡大又不服气，红着眼，向那人乱叫。”老舍《四世同堂》三五：“他不服气！人都是人，谁也不应当教谁矮了一截，在地上跪着！”李准《李双双小传》八：“这一回喜旺服气了，他想着：‘真没料到，这红薯里边也还有这么大学问。

’”4、秘祝：秘语；秘咒。附注：秦代司祈祝之官。

汉初因之，至文帝时始废。《史记·封禅书》：“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张守节正义：“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于众官及百姓也。”《史记·孝文本纪》：“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裴骃集解引应劭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祝盟》：“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

宋苏轼《奉敕祭西太一和韩川韵》之一：“圣主新除秘祝，侍臣来乞丰年。”5、神龙：谓龙。

相传龙变化莫测，故有此称。（1）谓龙。

相传龙变化莫测，故有此称。《韩诗外传》卷五：“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文选·张衡〈西京赋〉》：“若神龙之变化，章后皇之为贵。”

薛综注：“龙出则升天，潜则泥蟠，故云变化。”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乌仗那国》：“我所仗剑，神龙见授，以诛后伏，以斩不臣。”

（2）三国吴都建业正殿名。《文选·左思〈吴都赋〉》：“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

刘逵注：“神龙，建业正殿名。”6、咒龙：指咒龙请雨。

章太炎《国家论》：“于此而视为神圣，则不异于事火咒龙也。”（事火，指祀火为神。

事火咒龙，比喻荒诞不经之事。）7、请雨：求雨。

《淮南子·泰族训》：“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伊水》：“惠帝使校尉陈总、仲元诣洛阳山请雨。”

《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九：“我为你飞符上界请雨，已奉上帝命下了。”8、俄而：也作“俄尔”。

短暂的时间，不久；突然间。《庄子·大宗师》：“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

《。

4 戴胄犯颜执法文言文阅读答案

戴胄犯颜①执法

上②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④，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⑤。”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注释①犯颜：冒犯君主的威严。②上：指唐太宗。③擢：提升。④资荫：资即资格；荫指封建时代子孙因祖先的官爵而受到封赏。⑤流：把犯人放逐到边远的地方服劳役。

小题1：用“/”线给下面句子划分朗读中的节奏停顿。（2分）

卿 欲 守 法 而 使 朕 失 信 乎？

小题2：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意思。（4分）

①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

②陛下忿选人之多诈：

③复断之以法

④天下无冤狱：

小题3：翻译下列文言句子。（4分）

①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

②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小题4：从选文看，戴胄与唐太宗各是怎样的人？请简要概括。（4分）

2答案（表抄答案，解析更重要->戳这）

答案1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答案2①认为 ②伪造（资历） ③再，又 ④案件

答案3①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公布于众，取大信于民众的根据。②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

答案4戴胄：忠诚、清廉、公正、耿直，犯颜执法，秉公守法，不畏权贵，据理力争。他严格依照法律处理犯事的官员，可见他是一个忠于职守、严于执法的人。唐太宗：从善如流和宽宏大度，勇于纳谏、屈己重法。

5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翻译（文言文）

德才兼备人的品行，是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的。

不看轻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是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

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追求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振奋精神，轻浮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年华随着光阴流逝，意志随着岁月消磨，最后就像枯枝败叶那样，（成了无所作为的人）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到那时，）守在自家的狭小天地里，悲伤叹息，还有什么用呢。

6 文言文说心静的句子

老来自觉万缘都尽，哪管人是人非，春来只有一事关心，只在花开花落

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一尘不到禅关掩，何处风翻贝叶辞

山僧不解数甲子 一叶落知天下秋

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欢面，纷纷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位于武夷山东麓，崇阳溪西岸的兴田镇城村，北距武夷山风景区27公里，距市区35公里。因坐落在古代闽越人营建的王城遗址边上，夙名“古粤”，现号“城村”。 与“闽越王城” 形成城边上的村，村边上的城。“越”即“粤”也，所以城村历史上也称“粤城”。 其自然景观、村庄格局和文化遗存，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村镇的风貌。

潭北名区

城村地界崇阳（原归建阳管辖，民国后划归崇安县）。崇阳溪碧水澄澈，萦带其前，整个村子如同秀丽的半岛，“三面溪光绕村落，四围山势锁烟霞。”沃壤良畴，自成天地。因而是历史上中原与福建双向沟通的水路交通要冲。今村北渡口古称“淮溪首济”（崇阳溪建阳段古名“淮溪”），城村 曾是淮溪的第一码头。昔日商客云集、仕子常临，虽非名都大邑，却也士正民淳。码头前“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货物集散，商业繁荣，一时成为闽北的通商大埠，享“潭北名区”、“ 北方重镇” 之誉。当时村落之繁盛可想而知。

村庄坐北朝南，东西长约845米，南北宽约578米，总面积达48公项。周围寨墙环抱，居民分别从四座大门出入，每座大门都有门楼，设有瞭望孔，据说古代还设有吊桥，足见防卫森严。南门为正门，额书“古粤” 二字，标志远古时期是“粤人” 栖息之地。其余三座门，分别题为“锦屏高照”、“ 庆阳楼” 和“粤城”。 村内四条主街呈“井” 字形，以卵石铺面。几十条小巷纵横交错，其中一条“九曲巷” 迂回曲折，设计别出心裁。小巷悠悠，古风犹存，步履其中，仿佛回到历史的时间隧道。街巷两旁分设排水系统，由西向东、北向南注入溪河。村边顽童在溪中嬉水，村妇在溪边洗刷。每到夏日黄昏，那真是“浮槎看遍越溪花，打发诗情浴晚霞。一道长堤风景线，浣衣嬉水尽村娃。”构成一幅宁静、温馨的山村画面。村中古井随处可见，传说有百口之多，于今还剩下二十余口。井台上的青石围栏被绠绳勒进寸许深的凹槽，井壁长着蕨类和青苔。掬一捧井水啜饮，清凉甘冽。主街中央高耸一楼名叫“聚景楼”，是村庄的风水建筑，登上这座楼，村内外远近风光一览无余，既是游乐之地，也是瞭望台。村内还有九座庙宇，分别是华光庙、文昌阁、降仙庵、关帝庙、三官堂、慈云阁、玉皇阁、崇福庵，妈祖庙等，儒、释、道相容并处。一年数度庙会，热闹非凡。

家族与百岁坊

居民以“赵、林、李” 三大姓为主，祖先都是中原望族，因战乱南迁，他们的先人观风问俗，择里居仁，落籍城村卜居于斯。数百年来，丁男鹊起，子嗣瓜绵，势成鼎立。由于几姓杂处，人口相对集中地段都建一座风雨亭，共有四亭。亭子平时是休憩的场所，人们坐在这里谈天说地，一旦发生家族矛盾，它们又是调解矛盾，解决争端的议事亭，这是古代“方亭” 制的遗风。村庄正门靠西的位置有一座“百岁坊”， 是明神宗万历皇帝钦赐给当地赵姓村民百岁老人赵西源的。牌楼建于1617年，以十二柱支撑，分上中下三层抬梁，每层各为六叠船形斗拱，髹漆彩绘，十分壮观，下置四枚寿桃石。正面牌匾书“四朝逸老”， 后面则是“圣世人瑞”。 赵氏家谱中尚保存有明代万历重臣叶向高撰写的《百岁翁寿文》。 整座牌楼既体现了明代的建筑风格，也是中国古代“尊老敬老”传统文化的象征。

儒家文化的折射

如果说城村村落选址曾以中国古代的“风水学” 为准，那么城村的民居则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建筑上的折射。村中保留的老宅还不少，其中以三姓宗祠的风格最突出，宅第具规模的，都高悬堂匾、楹联。平面以三合院为一进，外矗砖雕门楼。富家门第沿中轴线多至五进，并在横向增加二、三条平行“弄” 连结。屋内摆设多清代家具。

房屋外观古朴，皆硬山顶，起架平缓。山墙多采用立砖空砌，内部梁柱用材较大。厅堂立柱采用老油杉或苦珠树，保持原木本色。青石台阶，灰砖铺地。天井架石制花坛，上面养着极珍贵的素心兰，雅号“玉女绣针”。一枝在屋，芳香四溢。 这些人家的祖上多是读书人，重视兰花的品质，在花卉中兰是高洁典雅的象征，养兰于家是希望子孙秉赋如兰，荣华富贵，家道兴旺。 花坛下置方形石水槽或大的陶质花缸，平时装满水，既作消防用，水蒸汽又能养兰花。明间正中跨抬梁，梁、柱用斗拱顶托，并加精细的木雕。厅内和外壁多施彩画，色彩淡雅。插屏门、窗棂、栏杆均釆用木雕，题材都是民间喜闻乐见、流传广泛的内容和图案。有吉祥祈福的纹样，有趣味盎然的历史典故，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褒扬孝悌忠信，倡导礼义廉耻。置身其间，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达高度统一，仿佛进入儒家文化的艺术殿堂，任你阅读、欣赏、品味它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

在城村新街有一座保存完好的进士第，清朝晚期这座宅子的主人叫赵大魁，边种田边读书，终于在戊戍科考中三甲进士，当年高中之喜报还贴在大厅的板壁上，大厅上还保留有他自撰自书的对联，内容是“每比古人自知不足，既生斯世岂能无情”。他的读书楼还在，藏书虽已散失，但今天的人们在这里仍可感受到古代乡村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奋斗之路的那种氛围。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然而时移世异，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公路车辆无情取代溪河舟揖，洋楼取代旧宅，城镇取代乡村，大批青壮年进城打工，村落原型被冷落抛荒，昔日的繁华象彗星一般迅速消失，城村的原型也一样难逃衰老改变的命运。只留下一些文化遗存，揭示着历史的变迁，让那些空巢老人去回味逝去的绮梦。有诗为证：

咏古粤城村

舟横野渡夕阳红，眼底王城荒草丛。

钩月浅留神庙桷，金风晓度佛楼钟。

民情隐现前朝俗，屋宇差寻古粤宫。

异代兴亡遗迹在，浩歌凭吊寸心忡。

社会文化史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在人说不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一课题，化费五年的时间，经过四个人的集体努力，写出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实来说话，这比概念之争具体、详实，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们想说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并不着眼于对社会文化作如何解释，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有关社会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都可以沿袭前人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但是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

记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断30年后复兴，1982年12月在上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面对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学问，困惑于文化的多义多解，莫衷一是，史学界的前辈周谷城先生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一言解惑，释放了各自的能量。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一大显学。

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中国文化素以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从未中断的传统闻名于世，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以鸿儒硕学各领风骚，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这些学人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统性、主导性和稳定性，是谓主流文化或大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群星的文化精英，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文化意识，因为自发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又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有一定的间矩，成为非主流文化或小传统。由于资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那也就从这一单薄的基础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时候，它固然被人们遗忘，在文化史兴旺以后，它仍然举步迟缓。

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尤其突出，它不仅有许多空缺，更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这种急剧的变化绝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化和大事变。在世界进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是被迫而后发近代化的国家，伴随小农社会艰难地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国又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不完全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双重转变带来的震撼和阵痛，是整体性的变动，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上层、是精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化和制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探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成为我们这一著作的宗旨。

选择这一薄弱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学科考察，使我们确信历史学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崛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必将成为21世纪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