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淮安府桃源县：元为桃园县。洪武元年(1368)更名桃源县。西北有古城巡司；东南有三义镇巡司，崇祯末年迁县西北白洋河镇。

1912年民国政府废府设道，驻淮城的淮安府裁撤，设淮扬道驻清江。1914年1月民国政府内务部改定各重名县。山阳县改称淮安县、清河县改名淮阴县、安东县改称涟水县、桃源县改称泗阳县。

1996年，江苏省新设宿迁市（地级），原淮安市所辖之泗阳县划归宿迁市。

故淮安府桃源县现为江苏省宿迁市所辖之泗阳县。

（2）据查，吴城乡即为今吴城镇，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西南部，距城区约35公里，东与南陈集、码头镇相连，南与韩桥乡接壤，距洪水泽 湖约10公里，西与宿迁市泗阳县交界，北傍京杭大运河，与凌桥乡隔河相望。全镇共辖10个行政村，72 个村民小组，社会总人口33000余人，8000余户。全镇总面积51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40000余亩。

公元569年，南朝陈国大将军吴明彻与北齐对抗筑吴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析淮阴县置吴城县，3年后撤销。旧址在今吴城镇。后城毁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黄河决口。数年后，县内大兴庄吴姓绅士应官诏来此开荒，此后，逃荒百姓纷纷来附而渐成集市。至清光绪二年（1876年）建吴城镇，时隶属于清河县。民国时期，为淮阴县第二区所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在此建立吴集区公所，属淮泗县。建国初，淮泗县撤销，吴集归淮阴县所属。是时，吴集区下辖联泗、五合、美龙、五联、河头、陈集、梨园、旧县、玉坝、兴庄共10个小乡。1950年下半年，陈集、梨园二乡划入陈集区，旧县、玉坝二乡和兴庄部分村划入城南区。1957年撤区并乡时称吴集乡，下辖头庄、联泗、河滩、吴集、五合、美龙、河头、沙河、五联、洼东共10个高级合作社。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改称吴集公社。不久，因县内有个北吴集公社，为区分起见，将位于运河南的吴集公社冠以“南”字，遂成南吴集名。1983年社改乡制时，称南吴集乡。1987年，全乡辖南吴集、南圩、更生、淮泗、集西、堡工、黄河、河滩、头庄、二庄、运河、联泗、陶庄、小河北、头堡、果林场、农科队共17个村，128个组，6120户，30440人，其中回民34人。2001年5月区划调整和并村联组，南吴集乡更名为吴城镇，17个村合并为现在的10个村。

（3）综上所述，可确定“江南淮安府桃源县吴城乡”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吴城镇。

我们这清朝时有建一痤石麟楼，同样的也是姓徐。祖上传言是徐百万真名叫徐瑞甫建的，他的上辈在漳州开染坊，还有当铺。石麟楼上面以前是用木盖的叫朝阳楼已倒。现只剩底层石麟楼保存完整。以前也是供祖上灵位用的。占地约一亩左右。福建省漳州龙海市角美顉东美村。

族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姓同一代人用一个字表示，比如孔姓自孔子以下到今天大概70几代了，每一代一个字不重复，孔姓这个字辈古时是请皇帝题的，一次请20个字，用完了再请；孔姓是特例，其它姓，比如李姓，全国李姓并不是一个祖宗，所以字辈不统一，一般是同修族谱的用一个字辈，字辈用字是循环的，江南李姓有一支用裁缝和木匠工具（谐音）做的字辈，有一句记得是剪子针线袋（贤、子、珍、先、代）。大体意思如此，具体说法可能有错。

方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六十二，在台湾排名第五十三位。方姓的起源有两种。一是炎帝的后代，炎帝的第九世孙方雷，因为帮助黄帝讨伐蛮尤有功，被封于方山，后代就以方为姓。方姓的另外一个起源是出自姬姓。周宣王时期，大臣方叔领兵平定南蛮，被封于方，因为方叔姓姬，名寰，字方叔，后代就以他的字作为姓氏，也姓方。 发展和演变：方姓还有其他一些来源。如，泉州人翁乾度有六个儿子，分别姓洪，江，翁，方，龚，汪，这就是『六桂堂』之由来。方姓人早期主要在发源地河南发展，后来逐渐向四周扩展。唐代，河南方姓开始有人进入福建，广东，并在清朝初期移居台湾。方姓的主要聚居地有：河南，泉州，固始，九江，莆田，漳州，青州，河东等。

方姓 源流编辑本段回目录

方（Fāng）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黄帝神农氏裔孙雷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风俗通义》及《世本》等所载，相传上古黄帝神农氏之裔孙雷，封于方山（今河南省中北部，西起洛阳龙门，东至密县东境，绵延于伊川、偃师、巩义、登封、荥阳、密县境内的嵩山），后人以封邑为姓，称为方氏。因方雷氏在上古黄帝时“以功封方山”，黄帝的基地主要在河南，所以，应该说方氏起源于河南嵩山一带。

2、出自姬姓，为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之后，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西周后期宣王时，有大夫姬方叔，在征伐淮夷、猃狁，特别是平息南方荆蛮的叛乱中居功至伟，周宣王封方叔于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其子孙以祖字为姓，称为方氏，史称方姓正宗。

3、出自方雷氏及方相氏，为神农氏第8代孙帝榆罔子雷之后，以地名为氏。传说神农有后裔开始得雷姓。传至8代孙帝榆罔之子雷，黄帝伐蚩尤时，因功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省叶县南），其后子孙有以地名为氏姓方。又有方相氏，黄帝时嫫母之后。亦为河南省方氏（疑与上“1”款姓源相同）。

4、出自姬姓，为宋初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之后所分。据《元和姓纂》所载，宋初有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姬姓后裔），生有六子，皆进士。分姓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其中第四子分姓方，其子孙也姓方。

5、出自其他小数民族有方姓。如现今的满、蒙、傣、回、土家、朝鲜、台湾土著、壮等民族均有此姓。得姓始祖：姬方雷。炎帝神农氏第九代孙。黄帝伐蚩尤时，双方激战于涿鹿，雷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佐黄帝剿除蚩尤立下大功。战争胜利后，黄帝论功行赏，雷被封于方山（今陕西省陇县）。夏代时，其部落迁至今河南叶县南、方城县东北一带，其后子孙有以封邑为氏者，称方姓，他们尊姬方雷为方姓的得姓始祖。

方姓 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方氏始祖—方雷方氏至今有近4700年的悠久历史。神农炎帝十一世孙即八代帝榆罔长子曰雷，黄帝伐蚩尤时，雷因功被封于方山（今为河南省禹州市），雷受封于方山后，称方雷氏，子孙以地为氏,分为雷姓和方姓,到了西周宣王时，方雷子孙中有一位叫方叔的将军，智勇过人。奉命南征，平定过荆蛮的叛乱，为周室的中兴立下了大功。因此，后世不少方姓宗谱采用了“周大夫方叔之后”之说。方氏在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时就承诏定谱，《方氏血脉谱》早在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就被御批为“名家盛典”，并敕谕方氏子孙，“世代藏传，永久勿失”。《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中记载：“歙之方，自河南之固始，无别出也。江南、闽广之方，俱自歙之东乡，无别出也。歙之东乡，则今淳安也。方之在徽歙者，皆出淳安，谱牒甚明。苐各派繁衍，昭穆难序耳，世祖黟侯之墓与庙在淳者，子孙世守之。在歙者，惟柳亭山一庙，郡志载焉”。宋代安徽宣城有一支方姓改成邝姓广东及海外许多地方都建有“雷方邝”溯源堂组织，方、雷、邝三姓“源同一脉，衍以三宗”。

方姓 迁徙编辑本段回目录

西汉末，丹阳县令方紘因王莽篡权，为避乱，从河南迁居安徽歙县东乡(今为浙江淳安)，成为徽严二州,乃至所有的江南方氏之共祖。纮二传为储, 其后代繁衍于严、婺、越、九江、滁阳、莆田、徽、宣、池、秀、湖、常。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 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交通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方氏为名门望族,徽州八大姓之一, 方姓在歙县为第3大姓, 淳安为第1大姓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31人直至近代。

方姓

最早迁福建莆田的方姓为唐时方叔达官泉州，后居莆田方山,后裔称“方山方”。晚唐另一支迁莆方姓为古歙人方廷范官长乐,被封金紫光禄大夫生7子， 其中6子皆仕，时称“六桂联芳”，尊方廷范为“六桂之父”。后裔“金紫六桂方氏”。该支方氏的一些外迁支派以“六桂堂”为堂号。

宋明时期， 莆田方氏科举盛况空前，科甲人物竞达360(进士和举人)多人，两宋方氏有28对父子、26对兄弟中进士，进士多达132人居莆田诸姓之冠。

桐城（今为桐城和枞阳）方氏为第一大姓，主要有三大支， 曰“桂林方”，“鲁谷共方”即“猎户方” 和“会宫方”。桐城方家以古文名世，代有才人，文风衍长，几百年不衰，为我国明代中叶以来，学术文化与道德上，历史贡献最著之家族。桐城方氏把方氏诗礼文化传统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方氏扬名立世作出巨大的贡献， 直到当代。

1、人口数据

历史上，方姓以河南为发源地，以古徽洲为中心向四周扩展，是典型的南方大姓，人口重心在东南省份，其中安徽、 浙江、 江西、江苏、河南最多，次为福建、两湖、两广、云南、 四川、台湾、海南、上海、北京、天津、陕西、 东北、山东等等。人口最多的县市为广东惠来县，人口达17万多（17%），其它人口较多的聚居县市为福建云霄县，莆田县，浙江淳安县，桐庐县，安徽桐城市，枞阳县，歙县，湖南平江市，广东普宁市等等。

韩国温阳方氏为唐代从中原河南迁过去的，人口10多万，始迁租方智明代方孝孺拒绝为篡位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暴君诛杀10族，被害人数达八百多人。株连流放的族人也高达万人这是方氏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许多方姓人因而流落全国各地。也有不少逃离魔掌的族人改为他姓， 如六，何，才，张，施, 旋， 余，汪等等。方姓在宋代列为第35位大姓，人口约45万；占全国059。 元朝列为第28位大姓；明代为49位，人口约44万。占全国047。最新统计当代方姓人口排全国第63位。 占全国036。

2、名人数据

方姓历史上方姓名人精英辈出。宋状元文天祥序方氏族谱中赞曰：“方氏之显于周，汉以达我朝，声光显赫，流泽及后者，何其盛哉！” 到了明清二朝，以桐城方氏为代表的方氏诗礼世家更是使方氏的声誉达到了鼎盛。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方姓历代名人242名，占名人总数的053，列第三十八位；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08，排二十五位；著名医学家占066，排第三十一位。

按名人姓氏人口比例，方姓名人率居第11位,达14722(依次：钱顾陆崔汪沈史萧杜孔方孟郑范姚）。

方姓 郡望堂号编辑本段回目录

1、郡望

河南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奉三川郡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新安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后移治安徽歙县。

2、堂号

方姓堂号有：“河南堂”、“六桂堂”、“立本堂”、“伦叙堂”、“榴耕堂”、“聚乐堂”、“敦义堂”、“永思堂”、“大训堂”、“友庆堂” “永锡堂”、“白云堂”、“发祥堂”、“世恩堂”、“壮猷堂”、 “观礼堂”、“阳牧亭”、“光远堂”、“光启堂”、“正学堂”、“朔源堂”。

方姓 字辈编辑本段回目录

江苏溧阳潘氏字辈：忠武贲威，峻卿辅乾，程皓策楚。

浙江新昌潘氏字辈：炳其宣慈，承先继泽。

某支潘氏字辈：旧序：添万汝和鸾，循女志思心，廷仕金□承，之起永长大。派行：忠厚传家人，存心启裔昌，经营多秀实，绩治载元黄，博学诗书富，宗儒月桂香，乾坤敦孝蔚，仲伯笃恭芳，燕翼贻谋远，周基德泽良，季孙分衍派，世代与天长。

荥阳堂潘氏字辈：力昭诒训，芳远泽深，美彦振起，宣述儒林，际逢景连，为国家琛。

湖南宁乡潘氏字辈：德力昭先训，培植在心诚，美彦筩振起，宣述定儒林。

江西潘氏排辈：庭芳应朝向，仕国文启昌，仁明依勇绣，道德正荣光。

广西平南国安乡潘氏字辈：运善敬永诵，泽文润国红，维华田业永，兴发有余年，道真传万世，勤俭富千秋。

江西上饶清水乡常阜村潘氏排辈：时之大成，肇修人纪，德必希贤，行惟求是，自天笃生，思皇多士，卜世其昌，永昭国史。

四川绵阳盐亭海门村潘氏排辈：家朝万事兴，文章政国厅，宗之成永手，国泰祖先登。

赣鄂湘三省潘美潘骞公裔下子孙老谱联派诗：淳道崇元运，文明际世隆，熙朝恒清泰，善裔裕亨丰。雍正壬子年派系诗：盛德承先业，鸿犹启后雄，本支相继祖，福禄定攸同。

广东四会江谷潘氏字辈：玉宗文仕，维世廷宏。定成元绪，允启歧光。英才昌济，学智名馨。明德纯雅，宪锡勲华。

山东济南荥阳堂潘氏辈序：永文玉荣尚，传家齐道昌，善述能继志，以谋世运长。

方姓 武林流派编辑本段回目录

桐城派—方苞桐城派：创始祖师为古文大师方苞。桐城散文派雄霸清朝文坛两百多年。桐城派大家还有方东树，方宗诚，方孝岳等。

桐城方氏学派：创始人方学渐，集大成者方以智。方氏家族七代人的研究，形成博大精深的易学体系，是近代科学易的先声 。

洪门（又名洪帮） 创始人“洪门前五祖”（少林五祖）：方大洪，“洪门中五祖”：方惠成。几百年影响的反清复明组织。

少林白鹤拳：创始祖师方七娘，为南少林五祖拳之一，也称永春拳，在闽粤海外影响巨大。

少林纵鹤拳：创始祖师方微石，一代武林宗师纵鹤拳为白鹤拳的支派，流行于闽台海外各地。

少林方门拳：创始祖师方顺懿， 根据少林刚拳和""肖门""的特点创造的。流行于成都市、重庆市、德阳市、乐山市等等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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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从另外一个同学那里找到的答案：

义乌南陵王氏字辈：十六～七十六世：“宣振常充仁义礼让文行忠信善积庆远学勤业隆晋萃理贯通乾坤道圆净爱竹风节高植槐枝秀挺芝兰生庭阶裘图争辉映地久并天长似续斯与并”。

汀州琅琊堂王氏字辈：十九世--三十五敬绍书思先泽在兹得(另一为尔)其永则长庆远之。。。。

安徽绩溪王氏字辈：“玉大元祥兆安邦维义诚宏开能绍业积德庆长春俊杰辉光显家声永茂庭骅骝驹骥马骕龙凤鹿孝麒麟卜吉谦恒益希贤智勇仁俭勤忠信让均正适时平”。

润州王氏字辈：“洪勋振立世德克昌绍承先志永锡嘉祥”。

凤林王氏字辈：“创业凤林勋绩立敬存诚著贤声文章华国妥先灵忠孝世家启后人乌邑发祥绵世泽凤林创业振家声”。

楚伪王氏善庆堂字辈：“礼乐修明定湘南泰运开傅家徵世泽光国蔚人才道立英贤作心恒孝友培熙朝荣俊彦宝树植庭槐”。

王氏太原堂字辈：“自绍玉昆诚经纬雄才具安邦定国荣文光昭盛治懿瑞振家声敦本前谟显修伦世道平休仁知绪永敏学兴时行以上培原裕方来受命旌”。

宁乡鸟石王氏字辈：“文运人才盛奎光斗汉莹葆衷恢世泽作善振芳声植树先知贵魁英实得名绪从忠厚衍瑞应集簪缨”。

王氏太原堂字辈：“有章汝焕式德聊昌修礼立义守本安常兴家成业锡庆致祥功昭道显声远名扬”。

湖南益阳王氏字辈：“先善友至子仕仲孟文廷万生永以用秉德信元平仁崇礼可育中正本和心器字辉星汉词章耀锦城科名光世泽禄位定均申”。旧序：“鼎范铭功远诗书启俊英家声传益盛前武克相承”。

王氏太原堂七大房字辈：“礼乐修明定湘南泰运开今逢清鼎位代毓国家材世际人文起源从晋祚来子孙发千亿贤仕策金台”。续序：“文运人开洪猷日展克慎芳修用敬盛典士德茂昭卿材益显宝善立名祖诒云衍”。

华夏江南有一个饮誉中外的郑氏大家族，她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她就是多次受朝廷旌表，明太祖朱元璋亲赐的“江南第一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以“孝义”名冠天下的家族却发生了先祖两起“弃孝从亡”客居他乡的事件，直到2002年3月和2010年3月，失踪了六七百年后，流失到韩国瑞山和福建宁德的郑氏后裔相继来到“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续接延脉。

为什么这个“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家族会发生先祖两起逃亡外地客居他乡以致造成血脉中断骨肉离散的事件呢？他们与当时的朝廷和皇帝的命运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悲抑或是喜？今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当年所发生的“弃孝从亡”事件呢？

“江南第一家”已经融入了爱民忠国，崇义重德，清廉自律，为贤是举，遵规守法，谦和民主，敬祖尊老等诸多文化元素，蓄积了厚重的历史遗存与丰富的文化底蕴。“义门郑氏”忠孝仁义传家，以“孝义”名冠天下，明太祖亲书“孝义家”又称“郑义门”。郑义门“九世同居”的基点就是一个“孝”字，先孝后有义，无孝谈何义。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以孝治天下”，称“孝为德之本”，并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说。

　　郑氏义门有许多感人的行孝事迹相传，其中“孝感泉”就是他们孝感天地的历史见证，位于白麟溪南岸一口方井上的“孝感泉”是当年首创合族同居始祖郑绮的遗迹。据宋史孝友传记载，郑绮在当地是位有名的孝子，母亲患“风挛”，瘫痪在床30余年，他“抱持以就便溲30余载”未有半句烦言。一年大旱，溪水干涸，病母却想喝溪水，郑绮在溪边“挖数仞不得泉”，急得他号啕大哭了三天三夜，感动上苍，从地下突然涌出甘泉，人皆以为孝感所至，故名

“孝感泉”。后人在泉上立碑建亭，以资纪念。

　　然而郑氏义门的孝义家风更体现在“义”字上，这种“义”不仅仅表现为对亲情、对家族之“义”，而是体现了对民族、对国家之“义”，这就是“正义”之“义”。特别是当国家命运和民族矛盾到了危难的关键时刻，这种家族之“义”就升华为民族之“义”。所以郑氏义门之“义”更是表现了一种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和匡扶正义、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品质。

　“江南第一家”的两起认祖归宗事件正是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义”字，自古义孝不能两全，而以孝为儒家文化核心的“江南第一家”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毅然选择了“义”字。因为“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始终与一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位皇帝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孝子之门出忠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起事件是在南宋末年，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武官员纷纷出逃或投降。南宋亡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成立小朝廷，逃亡至南海一带。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后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身亡，宣告南宋彻底灭亡。

　　从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南宋虽然势弱偏安，但是南宋小朝廷毕竟传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正统王朝，而元朝属于外族侵略者。据记载，当年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野蛮的侵略战争。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忠于南宋朝廷，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但他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堪称民族英雄。他的《过零丁洋》作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作为外族侵略者的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贵族，不通汉族文化。但它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认识到汉文化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家乃固国之本，于是“江南第一家”的治家经验，以其家庭政治、家庭伦理建设和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一开始就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郑氏家族到了第五世祖郑冲应时，正是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动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朝丞相脱脱逼迫曾在南宋朝廷任刑部员外郎一职的义门郑氏第六世祖郑臣保归降元朝任官，遭郑臣保断然拒绝。他大义凛然地说：“古人云：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二君，我怎么能当你们元朝的官员呢？”宁可弃孝从义，忠于南宋朝廷，为避免他们再来纠缠报复，郑臣保当即携带家眷从杭州湾划小船远走他乡。在海上经过长时间的漂泊后，郑臣保来到了高丽瑞山的看月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看月岛上，郑臣保夫妇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先后生了3个小孩，其中一个名叫郑仁卿的儿子后来当上了高丽国的丞相。据统计，由浦江迁徙去的郑氏后代在韩国世代繁衍生息，至今已有5万余人。直到2002年，韩国瑞山郑氏和浦江郑氏在河南荥阳参加一次寻根问祖的宗亲活动中，发现双方的郑氏族谱中竟然有一位太公同叫郑冲应，经史料查证才确定韩国瑞山郑氏与浦江“江南第一家”属同宗同系，双方在郑氏宗祠隆重签订了《归源金禧书》。正因为当初郑臣保的忠臣之“义”，于是就有了760多年后韩国郑氏来浦江郑宅认祖归宗的事件发生。

第二起事件是在洪武帝朱元璋驾崩后，大明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仅四年，其叔父北方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燕王兵力强大，建文帝御敌屡败，朝廷文武百官多见风使舵，开城门纷纷投降燕王。当时南京朝廷武将紧缺，建文皇帝赐封文官郑义门八世祖郑洽为留守卫都尉指挥史。郑洽、廖平等率领南京军民抵抗篡权夺位叛逆朱棣多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而失守。1402年6月13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建文帝只好下令纵火焚宫。

　　建文帝当政期间，一改朱元璋严酷的统治风格，采取宽柔的统治方式，予民以休整，深得民心。建文帝是一个爱民如子，以仁德治天下的明君。时人谈论，均言“四载宽政解严霜”。建文朝四年的新政成功，获得了民众和臣子的支持。

　　对于太祖朱元璋的生性“雄猜好杀”，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提高文官的地位，将权力适当下放，不再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所以得到了朝臣的支持。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都是洪武年间金榜题名的状元。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而以郑洽为代表的江南第一家众多学子也自然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们又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朱棣在登基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建文朝臣子的殊死抵抗。历史上有名的“士中硬汉”大学士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得逞的永乐帝朱棣写诏书的典故就发生在那个年代。方孝儒是郑义门的良师益友，他誓死不愿写永乐帝登基的诏书，朱棣就割了他的舌头，血喷如注。他用自己喷出的血写了一个篡位的“篡”字。朱棣一怒之下，就灭了他的十族，包括师生、好友这一族共873人，这是历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株连冤杀事件。还有众多建文朝臣子同样都因为不愿臣服于朱棣而被残忍地杀害。所以在建文帝被夺位以后，仍有众多忠义之士至死不愈，为建文帝殉死。

　　郑洽就是众多忠义之士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有史实记载，“靖难之变”时跟随建文帝的共有22人，其中有一个翰林待诏叫郑洽的就是浦江郑义门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众臣提议：“忠臣出于孝义之家，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郑洽就对皇帝说：“臣蒙高皇隆恩无以为报，今正其时也。”建文帝说好，大家就约定左右紧随3个人，以师徒相称，其余的都化装改名逃出京城，乘船一路南下，往浦江而来，曾隐匿于郑宅一口相通的枯井内幸免于难。

　　为什么在危难之际众臣会提议“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而郑洽又为何对建文帝如此感恩戴德呢？原来“江南第一家”后裔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早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郑氏义门的孝义就闻名天下。为了表彰义门代代相传的孝义家风，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予以旌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朱元璋万万没想到，自己百年后，后代竟会在他亲赐的“江南第一家”里躲过一劫。

　　据史料记载，浦江郑氏家族是一个有着300来年历史的江南望族。郑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郑义门”之称。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在大明帝国的京师南京供职。不久，灾难降临了。“胡惟庸谋反案”牵涉到郑濂，此罪在好杀成性的朱元璋面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郑氏兄弟与众不同，当官差上门捕人时，郑濂6兄弟争先恐后承当“罪名”。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感慨“像郑氏这样的家族里怎会出乱臣贼子”于是下令，宽宥了郑氏兄弟，并将这次“争罪”中最舍身忘义的郑氏小弟郑湜请来担任左参议。据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还特地赠予“江南第一家”之匾，该匾后来就一直被挂在郑氏宗祠里。

　　对于郑氏家族的忠义，朱元璋在培养自己皇储的时候，他就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这期间，郑濂的弟弟郑济、郑沂纷纷被提拨重用。既然郑济出任过朱允炆的东宫属官，那么由此可以说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本来已是明皇朝接班人的太子朱标也与郑家有一定的关系。原因是朱标的老师宋濂早先居住在金华潜溪，因仰慕郑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而迁徙到距“郑氏宗祠”约一公里的青萝山麓，直到1360年被朱元璋请到南京出仕为止。正因如此，朱标儿子朱允炆上台后没多久，就表现出对郑氏的亲近，他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当时的郑氏家长郑渶还专门到南京去朝谢建文帝。建文帝亲笔御书“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被郑氏家族收藏。

　　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靖难之变”后，他被迫退位出逃。他的下落600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是历史上十大谜案之一。而江南第一家的不少史迹表明，建文帝就是在这里避难的。

　　郑义门的家长就把建文帝藏在万松岭和古树蔽天的东明山西麓这个地方。江南第一家至今留有反映建文帝在这里避难史实的古迹，分别有：帮助建文帝羁难脱身的枯井“建文井”，以及供建文帝藏身的小阁楼“老佛社”等。郑氏子孙们结婚用的礼堂昌三公祠的18块门板上，中间花板雕刻的就是建文帝从继承皇位到退位出逃江南第一家的完整故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独具一格一步一颠的郑氏龙灯，相传建文帝避难来郑宅街上观灯解闷，被迎龙灯的村民认出，马上半跪行礼，龙头也随人下颠，行路时不断行磕头礼。此后，这种其意在向建文帝行礼的跷脚灯头即行礼灯头，至今尚在延续。

　　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随帝出奔，毅然选择了“义”字，继续护卫建文帝逃亡到南方，浪迹天涯，后其母亲妻儿都四处讨饭逃难，连爱子郑安治也在战场阵亡。郑洽终身追随建文帝，矢志不移，最终在福建宁德郑岐村隐姓埋名，直到现在被大量史料证实发现这段隐情。

　　郑洽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收容一位被逼下野的皇帝，“江南第一家”整个郑氏家族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赤诚，而这正是“舍身取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忠臣郑洽表现如此可歌可泣的铁胆忠义之举，才引出了一段600多年后的今天，福建宁德郑岐村郑洽后裔前来浦江“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重续延脉的一段传奇佳话。

　　以往“江南第一家”祭祖时都是鸣钟二十五下半，为何还要鸣钟半下？原来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隐姓埋名，随帝出奔，郑氏家庭以恐干系，在家谱中暂时削去郑洽之名。后裔在祭祖时本应先鸣钟二十六下，然因讳郑洽之名，只得鸣二十五下，但子孙不甘隐其名，在二十五之后，复鸣半下，以示郑洽随帝出奔之意，这一习俗至今已越六百多个春秋。

　　2010年3月22日，“江南第一家”在隆重的认祖归宗仪式上第一次敲响了二十六下完整的钟声，郑义门第八世祖26位兄弟子孙第一次齐聚，“失踪”六百多年的郑义门第八世孙——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终于归宗了，郑氏义门裔孙在宗祠内欢聚一堂，以告慰郑洽忠魂。

　　虽说“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的当初都是在义孝不能以两全的难题下，郑氏祖先只能暂时忍痛割爱弃孝从义、移孝致忠造成血脉中断这样一种带有一定时代悲剧色彩的结局。然而，时隔六七百年后，韩国与福建的两支郑氏后裔队伍相继认祖归宗，重续宗脉，不正是说明“江南第一家”在经历弃孝从义百年磨难后，最终还是实现了孝义相传、义孝两全皆大欢喜这样一种富有喜剧色彩结局的目标，圆满解答了一道千古以来令人费解的难题，从而演绎了一场义薄云天和孝感天地的传奇历史剧。

　　“江南第一家”的认祖归宗事件诠释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大“义”字。今天我们将赋予“义”字为新的内涵，“义”就是要我们具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面对责任不言代价回报的奉献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多难兴邦，玉汝于成”。面对外敌入侵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如此，面对自然灾难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也是如此。近年来在中华民族遭受百年不遇、南北为患的滔滔洪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肆虐，天崩地裂的汶川、玉树大地震等大灾大难的危难之际，全国军民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奉献大“义”之歌。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