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族谱是记录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的簿书。中国人很早就对家族世系有详细的记录。据史载，国史、方志、谱牒都肇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族谱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儒家学说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所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也。因此一个社会就由国家、宗族和家庭三个秩序层次构成。一个国家若要寻求稳定，家庭和宗族的管理就十分有效和有用。于是族谱和氏姓、郡望、堂号等姓氏文化的其它内容一样，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条件。所以说族谱缘起的历史条件，是宗法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在文明开始发达的周代掌握文化的王族阶层就有需要开始编纂族谱，以明确自己家族成员的血统及等级，以致编族谱成为他们的特权。至东汉恒帝，“诏责太邱长呈家状姓谱，以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从而促使全国望族竞相修谱。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完全以门第高下作为做官大小的标准。士族成为社会上层，统治了整个社会，门阀保证保证了士族成员的社会政治地位、仕途和家族的势力，使社会产生对士族的崇拜。士族就是采用族谱来表明自己纯正的贵族血统，国家也严格考查士族的族谱来取士命官，因而修谱是士族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社会对族谱修订有严格的规定，寒族以致很难冒入豪门。到唐朝，这种门阀制度仍然十分重要，但唐朝统治者较为开明，为了招揽国家可用之才，采用了科举取仕的制度，寒族得以进入高级领导层，门阀制度才在门阀官僚阶层与寒族官僚阶层的斗争中逐渐衰弱。随着唐朝的灭亡，士族门阀在农民起义的屠杀之下更加迅速衰落，族谱失去了政治功能，谱学渐渐式微，至北宋，谱学又重新兴起，却又成为滥觞，修撰族谱成为民间一件平常的事情，国家社会也无法再严格管理，而出现宗族为光耀门楣，往往不顾事实，找一个名人作自己的祖先，混淆了历史真实。年代久远后，再也很难辨识事实之真相。其实在门阀制度十分严格的魏晋南北朝也已出现伪造族谱的现象，掌握特权的寒族就想方设法修改族谱使自己的家族摇身变得高贵，而在后世民间伪造族谱的情况那就更严重。

族谱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目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先祖图像、像赞、世系表、恩荣、人物传记、坟墓图、族产、祠堂图、五服图、祭祀图、艺文著述、家规族约、宗族礼仪、契约文书、书院义塾、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当然，各家各种族谱的内容有详有略，并非每种族谱都有上述内容。族谱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 族谱与移民史研究；二、族谱与历史人口研究；三 族谱与社会史研究。当然族谱也有其局限性，伪造祖先世系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实际地对待族谱的资料，不能以之为事实之全部。

家谱世代传承基本上是从最有本事、名望、财势的一代为第一代，比如著名的秦始皇，接下来是秦二世。如果不是中途被刘邦、项羽夺了权，秦三世、秦四世都会流传下去。

但其实在秦始皇成为始皇帝完成统一之前，秦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著名的《芈月传》中芈月的老公秦惠文王等秦始皇的前几辈子秦国之主的努力，才使秦国成为始皇帝，但秦始皇是第一个完成统一的皇帝，因此他实际上就是秦一世。

再说乞丐皇帝朱元璋，朱家祖先也只会从朱元璋作为朱家的第一代，或者朱元璋为了孝心，尊他的父母为朱家第一世，再往上，就没有记录了。但很明显，朱元璋也会有爷爷、曾爷爷，但因为太过碌碌无名，因此基本不会出现在朱家自朱元璋之后的皇族家谱里。

皇家如此，世家大族更是如此。中华第一家族孔家，家谱第一世就是孔子，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还有孔子第77世孙孔德成。

除了声名财势显赫的祖先能成为第一世孙，普通家族的第一世可能源于搬迁，比如著名的洪武年间的山西洪洞大移民，河南、河北、安徽等地都有从洪洞老槐树下迁移过来的移民，他们在各地开荒立祖，开枝散叶、延绵子孙，有的一户人家就能发展一个村庄，那么这个第一个立祖的人就是家谱的第一世。

家谱是中华民族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情感维系，每个家族对自己第一世立祖人的选择，实际也是一种弃恶扬善的选择，毕竟，谁都不愿让臭名昭著的人作为自己的第一世祖先。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