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逮、逯、迨，读音作lù(ㄌㄨˋ)，亦可读作dài(ㄉㄞˋ)，不可读作dǎi(ㄉㄞ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位迹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西周时期，有官员迹人，亦称及人、伋人。在古代，“人及”字义就是“逮”，而“逮”即“逯”的古体字，因此又称逮人、逯人。

逮人，专职掌管王室御设的行猎场所即围场，防止他人偷猎，保护围场内各种动物，探寻记录动物行踪，以供君王狩猎。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禁麋鹿卵者，与其毒矢者。”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设有逮人之官，到南北朝的北周时期，亦设有司迹中士，亦称司逮中士，官秩正二命(从八品)，隶属于秋官府管辖，下属有司逮下士若干。

在典籍《唐韵》中有注释：“逯，姓也。逯音禄，又音鹿。今东郡有逯姓，二音并行。书本逯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反，其义两通。”

在逮人、司逮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逮氏，亦有称迹氏、及氏、逯氏、伋氏者，逮氏读音作dài(ㄉㄞ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邑名，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风俗通》记载，“逯”是一个地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有一个邑名叫逯(今山西永和)，后来有一秦国大夫被封于逯邑，建逯城，其后人就以封邑名为姓氏，称为逯氏。唐朝时期，松赞干布迎娶大唐的文成公主，就是通过逯城回归吐蕃王朝的。

在秦汉之际，“逯”、“逮”二字通义通假，因此逯氏亦称逮氏，世代相传至今，读音作lù(ㄌㄨˋ)。

第三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邑名，亦以邑名为氏。

据史籍《路史》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付逯城(今河南沁阳)，楚王族中有被封于付逯城者，其后代中有以邑名为姓氏者，称付逯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逯氏。

在秦汉之际，“逯”、“逮”二字通义通假，因此逯氏亦称逮氏，世代相传至今，读音作lù(ㄌㄨˋ)。

二分布：

今山西省的清徐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山东省的淄博市、潍坊市等地，均有逮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堂号：

1郡望：

广平郡：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分邯郸郡置郡，是由邯郸郡分置，治所在广平(今河北鸡泽)，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任县、南和、鸡泽、曲周、永年及平乡西北、肥乡东北一部分地区，后改为广平国。东汉时期废其郡入巨鹿郡。三国时期曹魏复置广平郡，辖境扩大。隋朝开皇初年废黜。

临河郡：南北朝时期北齐武平元年庚寅(公元570年)置临河郡，治所在今山西省永和县。隋朝开皇三年癸卯(公元583年)被废黜。

付逯城：亦称河内县、沁阳县。夏王朝时期为覃怀地，属冀州。商王朝时期为鄂侯国，属畿内。西周时期为邘国地，又为雍国之西境；春秋时期为周地、郑地，后又为晋国之野王邑，再后为楚国所占。战国时期为魏国之地，后又属韩国，再后为卫国。秦朝时期为河内郡所辖的野王邑。汉朝时期置野王县，后析为武德、波二县。晋朝时期废黜，恢复野王县，郡治由怀移至此县。隋朝时期改为河内县，因在黄河北。唐朝时期析为太行、忠义、紫陵三县，旋复合为河内县，为怀州治所。宋朝时期析置武德县，不久复并入河内县，属河北西路怀州。金国时期为南怀州治。元朝时期属怀孟路，后改为怀庆路。明朝时期属怀庆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存县，改为沁阳县，因在沁河之北，故名。沁阳县先后属河南省豫北道、河北道及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年以后，改属平原省新乡专区，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改属河南省新乡专区，1986年改属焦作市。1989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沁阳县，设立沁阳市。沁阳市直属于河南省，由焦作市代管。

2堂号：

广平堂：以望立堂。

孝子堂：明朝时期的孝子逮相，广宗人，诸生。明嘉靖中期，母殁，庐墓三年，躬自负土成坟，时有大水而不浸其庐，远近称异。

四历史名人：

逮　并：(生卒年待考)，亦称逯并。著名汉朝大臣、蒙乡侯。

西汉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逮并被封为蒙乡侯。

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廷下大司马孔永认为王莽为事无常，遂辞职，逮并继任为大司马。

新朝于凤元年(公元14年)，在王莽推行新政改革，即更改地方官制和政区建制的过程中，大司马逮并被免职。

新朝地皇四年(西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拥立刘氏宗亲刘玄称帝，年号定为“更始”，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这使王莽的新朝政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为了冲走这个不好消息带来的晦气，王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显示自己没有老，他还特意将自己的胡子染成了黑色。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王莽的败亡命运。

当年的农历6月，王莽派出的军队和起义军在昆阳交战，结果王莽军全军覆没。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农历10月1日，义军攻进了长安的宣平门。王莽被城内响应义军的一名商人杜吴杀死。

王莽政权败亡后，更始帝刘玄大肆屠戮新朝官吏，逮并因在新朝中任过重职，全族遂避难逃亡，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姓氏古体字“逯”为姓氏者，称逯氏，其实还是同一姓氏字。也有改用先祖名字称并氏者。

逮维全：(公元1951～今)，山东临淄人。著名地方公务员。

原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他曾在1995年任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分管反贪局、四个检察室、举报处等。

逮　华：(公元1953～今)，女；广西柳州人。著名肿瘤医学专家。

广西柳州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她一贯奉行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原则，凭着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对病人的同情心，时时处处都为病人着想。

十多年来，她默默地把自己的知识、智慧、才华和心血全部奉献给了肿瘤患者，奉献给了肿瘤医学事业。虽然癌症在目前仍是世界尚未攻克的尖端性医学难题，但她敢于知难而上，在完成繁重的临床和科室业务管理及带教任务外，坚持与她所领导的青年科研小组成员积极开展肿瘤防治领域方面的科研活动，1991年她研制的“癌症皮试液”获得成功，该成果被评为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她因此荣获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光荣称号。

目前，她开展了“溶链剂联合胎盘提取液在中晚期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这一新课题的临床研究。她的医术和医德赢得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病人的信赖，得到各级组织的充分肯定，1997年获得市“三八”红旗手、市“巾帼建功”能手和市先进生产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国不可无史，地方不可无志，家族不可无谱。史可知古今，志可明衍变，谱则可辨支系、昭亲睦、别长幼、备遗忘。是故，凡家族修谱，旨在弘扬家风，继传家训;承先人优良传统，励后代奋发之气。饮水思源，见木思本。家有谱，如水之清源不断，木之根本不失。

        吾和顺尹氏始祖图功，初讳基，号安叟。因常谓"大丈夫不出仕图吾君，则功勋垂手可建国，即平生之所期许。"故改讳为"图功"。原籍四川重庆府巴县。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奉命随傅有德、蓝玉、沐英征金齿、腾越南来。事平，驻军腾越，以军功授指挥赠武德将军。和顺寺脚、尹家巷(含大石巷)、尹家坡保存之《尹氏宗谱叙》称:"当明太祖定鼎南京，荡除伏莽。命傅公、汤公平蜀。时当事者，上执事。公遂备列行间，相继平滇，以军功补千户，诰封武德将军。"因云南距京城远，边境多战乱，明设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氏世袭此职。始祖图功作为沐氏部下得封官授田，随即卜居于"阳温暾"村(和顺古称)，世代留守边地。《尹氏宗谱叙》亦有"公乃遍历腾境，见一隩区，其山如砺，其河如带，一派和喣之气，洋溢郊坼;万仞明秀之峰，接联霄汉。顾而乐之，不忍舍去，访诸土著，知为阳温暾村，遂卜居焉"的记载。自始祖图功始，褴褛开疆，披荆斩棘，定居于和顺六百多年，子孙繁衍，已传二十四代，人户千余家。居于尹家巷、大石巷、寺脚、小尹家巷、尹家坡，扩展至朗蒲、荷花、尹家湾、中和以及县外干崖、南甸、龙陵、芒市等地，更有远至东南亚、欧美、澳洲者。始祖灵根深，瑞叶繁，名公达人辈出。或出仕国家，或雄财异域;或以文称，或以武显。此皆吾祖洪仁硕德，是以庇荫后代于无穷也。

        吾族先辈，不忘根本，重视宗族源流，早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就开始修族谱。《尹氏宗谱叙》记载:"我七世祖愿公，聚集族众……族谱之修，其自兹始与。"然而，和顺各姓祖人，明以前相当一部分属军籍，因此宗谱具有军册之名实。到清兵入腾，宗谱中的军籍就成了"犯货""危禁品"，于是"奈腾明季兵燹之后原本损坏"不意十二代间忽为隐匿"之类的记述，都见于各姓新修谱序中。至康熙年间，十一代祖梦鲸续修《尹氏宗谱》(寺脚、尹家巷、大石巷枝谱)，之后十八代祖兆荣抄录了此谱并完整将之保存下来，成为现今留存最早的宗谱。至嘉庆间。十四代祖直臣又续修了《尹氏宗谱》(尹家坡枝谱)。这两部宗谱记录了和顺尹氏家族源流、始祖及其子孙名字，是今天续修《和顺尹氏宗谱》的重要文献资料和关键依据。

        今天，吾族修谱之首要在于"正本清源"。即明确和顺尹氏到腾始祖为尹图功还是尹土，尹图功是否是尹兰之子。查阅现今留存的和顺两部尹氏宗谱，皆以尹图功作为始祖，且谱中皆录有《明授衔千户诰封武德将军尹氏始迁祖图功奴实录并历传宗支族谱叙》一文。在文昌宫镶刻之《和顺乡两朝科甲题名录序》中，开头记有各姓各始祖名:"寸太师庆，指挥;李黑师波，卫所千户;尹图功，卫千所;刘继宗，总旗官;张正，总旗官;贾寿春，腾冲守御。"吾族先辈尹子鉴在《说和顺之原始》中云:"初至和顺者，为李、尹、寸、刘、贾，五姓都属四川巴县人氏……尹图功授千户指挥，赠武略将军。"子鉴公又在《先伯尹为裳先生传》中云:"伯父尹氏，讳蓉，为裳其字……始祖图功，原籍西蜀巴县。"子章公所撰《赠登仕郎敬之尹公墓志铭》中亦云:"公讳其懋，字敬之，而德庵则其号也。吾族为西蜀巴县籍，自始祖讳图功于前明洪武间以武功奉调籍腾。"以上均是确凿实录，有史可据。

        另外，现存放于和顺尹氏宗祠内的图功始祖墓三方残碑也清楚地证实了图功就是和顺尹氏始祖。该墓修建于明正德十二年(辛丑，1517年。后附说明)，从建墓子孙名字能辩认者有"愿、思、元圣、尚儒、尚思"判断，此时尹氏已传至七世。残碑中其一为主碑，虽碑头断失，其上刻字亦有人为破坏，但"千户始祖讳图功尹太公墓"刻字仍可辨认。2001年3月，和顺尹氏族人重修图功始祖墓，于3月18日发现明代原碑深藏于墓基下，书字为"明授封千户尹主公宗亲墓"(见尹文和撰《始祖图功事略及尹氏源流实录》)，而有论者将之误断为"明授卫千户尹土公宗祖墓"，并以"土公"就是"图功"音近及一人多名附会，由此臆断"土公"就是"图功"。然而，按古汉语语法与训诂学对人之称谓习惯考据，显然，"土公"之"公"为对人的尊称，并非人名;而"图功"之"功"是人名之一部分，"图"与"功"二字，绝不能分开。故将"图功"与"土公"混为一谈实为谬也!至于一人多名，目前无确凿资料能够证明"图功"就是"土公"。且《腾冲县志》载"到腾尹姓始祖有尹兰、尹海、尹图功、尹睿天"等四人，亦证实了尹氏到腾始祖中有尹图功其人，"图功"绝非"尹兰"之后。

        若图功就是尹兰之子，则从图功始祖墓修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71年)、建墓时吾族已传至七代的信息判断，建墓距图功到腾约135年，此时吾族的六代、五代、四代乃至个别三代亦有健在者，那么，认"图功"而不认"尹兰"始祖就显得十分荒谬，且查阅和顺两部尹氏原谱均无"尹兰"其人。而"尹兰"与"尹图功"同为两支尹姓到腾始祖，则两人均无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和顺尹氏到腾始祖为"尹图功"确定无疑矣。

        修谱中遇到的又一困难源于嘉庆间十四代祖尹直臣所修的《尹氏宗谱》(尹家坡枝谱)中始祖虽为图功，但从二世祖起，出现所录各代祖与寺脚、尹家巷、大石巷和小尹家巷枝谱不能接合的情况。此问题早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腾冲尹氏第二次联族会中就进行过争论，莫衷一是。2001年腾冲籍尹氏联族并编修《腾冲籍尹氏家谱》时，有人误将和顺尹家坡支系归为"尹土"后裔，从而成为"尹兰"子孙。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应予以纠正。基于十四代祖尹直臣所修的《尹氏宗谱》和尹家坡枝系均明确认定图功为共同始祖这一事实，结合上述考据推论，本着"求同存异""尊重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原则，以增进和顺尹氏家族团结、增强凝聚力、促进和谐发展，应将尹家坡枝系归入和顺尹姓始祖"尹图功"后裔而列入谱内，并将续修谱定名为《和顺尹氏宗谱》。

        历来修谱，卷帙浩繁，工程巨大。余耗三年时间，详察祖茔、先人之碑记、采访父老之传闻，搜集、整理文字资料，探寻、考证遗迹遗物，问询、求教族内外师长。秉承"述而不作"的叙史原则，并遵从"蓝本寻祖，按辈下排，男女并重，娶赘加括，嫁就不续"的修谱宗旨，终于完成《和顺尹氏宗谱》初稿。奉送刘振东校长、马有樊先生、培健族长、伟章先生和义虎先生等方家、长辈审阅校正，诸方家、长辈给予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指点。礼请有樊先生为本谱题写了书名，更使此谱增色不少。在此向他们致谢!同时还要感谢族内外对《和顺尹氏宗谱》给予鼎力支持和帮助的师长、亲友和同事们!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年代久远、历史资料局限以及本人工作繁杂等原因，《和顺尹氏宗谱》肯定会存在错误和遗漏之处，还望族人、方家批评指正;更待吾族后来者，发现此谱有错能正之，有漏能补之，有断失能续之。也希望后世子孙览斯谱者，能"念祖泽绵延与宗功之博厚。溯渊源于累世，益思大振其家声;奋事业于当时，各欲光辉其祖考。"诚能如是，则足矣!

        早在2013年清明，培健族长、曰蘅叔祖、曰富叔祖等族中长辈就嘱余主持续修《和顺尹氏宗谱》，余以不才，且工作、俗务千头万绪而疲于奔命为辞。诸长辈多次临门敦请，其心之诚，其情之真，其意之切。余虽身为和顺尹氏子孙，因忙于工作、俗务，对乡族甚少建树，早是抱歉良深。况续修族谱是吾族朝思暮想宿愿，更是先父生前允诺族人完成之文债，故余慨然领命，"父债子还"，尽余所能，了却吾族之宿愿，完成先父之遗愿。余之所以受此重任，斗胆涂鸦，也源于平日常得先父言传口授，更得先祖、先父遗留之大量乡史、族史和侨史资料。若无此，即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今新谱初成，聊以了却先父遗愿，告慰先父在天之灵!是为叙!

                        奉祀二十代孙尹春城      谨叙

                                二零一七年岁次丁酉清明

始祖练何祖居怀州河内赵寨村

练姓始祖本姓东，

裔孙叩拜尊何公，

唐宗论功赐姓练，

千年青史留美名。

练姓受姓史载清楚，源清根正，练氏来源均出自贞观赐姓练何的裔孙，天下练氏出河内。1370年来，练氏宗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练姓裔孙感恩始祖练何荫德，无不以姓练为荣。

然而，练氏先人也许是为了考验裔孙的智慧和毅力，有意留下一道智力命题，这就是“始祖练何故里到底在古河内哪里？”族谱无详载，史籍无遗存，寻找答案，实非易事。

也许，在练氏南迁后的早期，族人对始祖练何故里记忆犹新，感觉没必要考证；数百年后，练氏迁徙地增多，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族人欲知始祖练何故里，实属没能力考证；千年之后，时世多舛，战乱频仍，族人对始祖练何故里已经没有心情去探寻了。而今，国逢盛世，族多精英，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互联网上练氏宗亲又如“同居一村”，如此空前优越之条件，我们若还不能探寻到始祖练何故里之所在，实显我练裔不孝不忠、无智无能！

因沧桑潜易，时代久远，我们探寻始祖练何故里，只能从族谱、史志入手。

始祖练何生卒年月、立功受封等资料已得到史书典籍的印证，本文不再赘述。现查与练氏族谱有关的史料，最早的当数明朝洪武年间进士、工部侍郎、御史大夫练子宁续《练氏族谱》时，请同科进士黄子澄撰写的“谱序”，其文云：粤稽洪荒甫辟，生民浑噩，姓氏未著。自太昊嗣兴帝，号伏羲，以木德王其姓风氏。民之有姓，实自此始。厥裔羲仲，帝尧时，命掌东方，青阳之令，易风姓为东方氏，取义青阳，曾称济阳为郡。东方氏三传有东不訾者，盖帝舜七友中人，居太原墟，因帝呼为东友，即更其覆，而仍相传为东。由居太原，故又易其郡为太原。自不訾以后，历传九十六代嗣裔东何公,乃汉仕郎中泾州东富公二十七代元孙，世居河南河内县，智勇超群，于唐贞观时，为总管府录事参军，诏与李勣伐高句丽，献火攻策，焚南苏罗城有功，上以“精练军戎”，封公为岐山侯，赐姓练，故易东为练。相传至今，不易其世系、世族、郡县，人文愈传愈盛，可得而详记焉。

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廖用贤撰的《尚友录》卷十八载：“练姓，河内”。

由明代“谱序”和《尚友录》可知，始祖练何“世居河南河内县”，“相传至今，不易其世系、世族、郡县……”。而河南河内县古为怀州河内县或怀庆府河内县，现为河南省沁阳市。

清朝乾隆皇帝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收录明朝万历年间凌迪知撰的《万姓统谱》，《四库全书·万姓统谱》卷一百二载：“练何，河内人，本东姓，贞观中为总管府录事参军，诏与李勣伐高句丽，献火攻策，焚南苏罗城，遂破之，以“精练军戎”之故，赐姓练，封岐山侯”。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典籍，其价值得到史学界首肯，其中记载也证实“练何，河内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1525页载：“练何，唐河内人。本东姓，贞观中为总管府录事参军，诏与李勣伐高句丽，献火攻策，焚南苏罗城，遂破之，上以“精练军戎”之故，赐姓练，封岐山侯”。

以上史料证实，始祖练何世居河内（现河南省沁阳市）应该没有异议。

但是，具体在河内县（现沁阳市）的那个村落，由于族谱没有详载，又没有石刻等历史遗物存世，要想弄清楚实在是对我辈智能的考验。

《练氏族谱》载：“河内县紫金坛葬始祖练何，三尖山葬有二世练舜麒、练舜麟、四世练贤开，芝岭葬有三世练友钦、练友文、练友思、练友德、练友善及四世练贤相、五世练裔聪夫人江氏”。族谱所载练氏先人仙居于河内紫金坛及三尖山、芝岭计有五世共十一冢。如此详细记载，应该绝对真实，绝非凭空杜撰。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怀庆府，河内县”，记载太行山：“在府北二十里。山麓曰太行南阪。五代汉初，河阳来附，契丹帅崔延勋等自泽州引兵南逼河阳，嵩山贼帅张遇赴救，战于南阪，败死。又府西北（注：疑为东北）三十里曰太行陉，一名丹陉，太行八陉之一也。又有紫金坛，在府城西北四十三里，太行之阳，诸峰之上，下有紫金涧。唐因以名县（注：唐初曾设紫陵县）”。

《怀庆府志》卷三舆地河内县，记载紫金坛：“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突高千仞，群峰拱向，上多白松，每岁重九日，邑人登高於此”。（按：旧志，以李义山家在坛山者，非檀山，自在荥阳，义山祭寄寄文可证也。）

《怀庆府志》卷三舆地河内县，记载三尖山：“在府城西北四十里，三峰耸列，故名”。（按：金史，正大九年，诸军败绩于三峰山，元兵与白坡兵合。则三尖，乃俗名耳。）以上三则史志引文，都证明练氏族谱所载先人仙居之地和史志所载地名完全吻合。历史上的“河内紫金坛”（俗称小北顶）就是现在的沁阳市神农山神农坛。而三尖山、芝岭就在紫金坛附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考证，紫金坛、三尖山、芝岭等山地（因历史久远，有些地名流传中有变），自古以来都是赵寨村的属地。据赵寨村史记载，在明代之前，赵寨村所辖山区面积广阔。明末清初，因故将紫金坛主峰以西部分划归紫陵村管辖。但现在神农山主景区依然属赵寨村所有，紫金坛依然在赵寨村属地。

《沁阳市地名志》载：“紫金山在市区西北，紫陵镇赵寨村北。一名白松岭，俗称小北顶（今神农山）。山顶有紫金坛，故名。清道光乙酉年重修《河内县志·山川志》载:太行西来，入县之首山为阳洛山。”山东为紫陵村，村倚蛟脊龛。”“又东五里为紫金坛。旧志云，在城西（北）五十里，突高千仞，群峰拱向，上多白松。每岁九月，邑人登高于此。曹石仓《天下名胜志》云:紫陵涧水出焉。今亦名白松岭。”南北走向，面积约9平方公里，海拔1042米，坡度45°左右。山体由下古生代深灰色石灰岩和白云岩构成，表层为褐土、棕壤土。多白皮松、黄栌、鹅耳枥、小叶白腊、照山白、荚莱、檀木、对夹木、六道木、黄荆等，郁盖度约70%。盛产药材，其北老君洼有山药沟、地黄坡，是“怀庆三野”的集中产地。名胜古迹有紫金坛、伏羲殿、女娲庙等，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

从练氏族谱和地方史志可以看出，练氏先人安葬于紫金坛附近的就有五代人。那就是说，从始祖练何开始，练姓族人在河内祖籍地不间断生存活动的时间至少在150年以上（若论东姓祖先，应该时间更久）。这150多年间，先人们选择风水宝地为前辈安葬，为什么都在赵寨村所辖的区域内？若是外村、外地人，连续五代十一个墓冢任由你家挑选，且占据村内山地至高至尊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唯一的可能，练氏家族就是赵寨村人，而且是赵寨村的名门望族。　　30万练氏族人已经确认了始祖练何仙居之地，我们更应为寻访到始祖练何故里感到慰藉。中国沁阳神农山神农坛，古称怀州河内紫金坛，是练氏始祖练何的仙居之地；河南省沁阳市紫陵镇赵寨村，是大唐岐山侯练何的故里。这是练氏后人数十年来考察考证的结论。

（本文作者：练鸿佳，广东信宜人，居中山，练何55代裔孙，练氏宗亲文化研究青年学者，练氏宗亲寻访始祖练何故里发起人。）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也就是北京）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 8种旗帜为标识的 8个方面军。这 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先有四面“整”旗，后来分别将“黄”、“白”、“蓝”旗镶上了红边，将“红”旗镶上了白边）。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民人”)，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 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只有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作为乡土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差着几十米，便能进入正红旗原先的驻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仅有血脉，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第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由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判断：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就是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断不可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也许，就是这样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间的旗族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拉动？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 3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 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任务是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里，早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还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记载很多。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既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省吃俭用，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响当当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苦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而老舍的父亲永寿，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幼年的老舍，缺吃少喝，发育很晚，可是论懂事，却比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幼年有些事情，对他来说留有终身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再比如，他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巴亚喇”时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使用的通行证。还比如，母亲多次讲过他怎样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他们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父亲的故事在心中扎下根，幼年的老舍渐渐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战死于抗击外寇战场上的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情。今天，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这段童年往事，不难想到的是，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对于父辈以及世代八旗将士以血汗和性命来开拓、捍卫的祖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异常地忧国忧民，早期作品篇篇都是这种情感的自然表达。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儿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与妻子的分手，说：“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为了国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样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显然都有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殉国的榜样。

　　在老舍母亲的身上，也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应当做为生活规范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急公好义的传统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总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还把她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习俗，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满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保留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所以从小都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我的母亲》），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角色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也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餐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她总是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老舍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