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族不是弘农杨氏的后裔。

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桐龄曾提出以下几点质疑，认为杨隋先世应非汉族：1杨隋先世家于武川，其地为匈奴鲜卑人杂居之地；2隋室自谓系出弘农，但其世系中断，颇多暧昧不清之处；3隋室之家族关系常与儒教道德伦理相抵触，而与西北民族风俗习惯暗合；4隋室好与外族通婚。

杨忠（507年－568年）字揜于，小字奴奴， 陕西华阴人，隋文帝杨坚之父。看杨忠的字和小名都不是汉人该有的。杨忠不过是发迹之后，附会的的汉名罢了，依照六朝人取名的习惯，揜于应该是杨忠的本名。如高欢，本名贺六浑，发迹后，改名叫高欢。

宇文泰主掌西魏国事，大将杨忠（即后来隋文帝杨坚的老爸）出力甚多，东征西杀，血梁战袍，被魏慕帝“赐姓普六茹氏”，所以，大名鼎鼎的杨坚最早的名字就叫普六茹坚。

隋文帝杨坚的先世，《隋书》〈高祖纪〉载：弘农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

以上世系《北史》〈隋高祖本纪〉的记载基本上相同，一般就是据此记载而说杨坚是弘农华阴的汉族名门之后，但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隋室系谱记载则有所不同：

震-牧-统、奇、亮、孕（十世孙）、渠-铉（十九世孙）-元寿-惠嘏-烈-祯-忠-坚

以上世系从杨震到杨铉历19 代，与《隋书》〈高祖纪〉所载只历8 代不合，此点清代沈炳震在〈唐书宰相世系表订伪〉已经提出质疑了。

是汉族隋唐皇室的血统问题!隋朝的开国皇帝,老杨家的杨坚一取代鲜卑的北周,不但屠杀鲜卑王族,还把前朝的鲜卑特征都抹去了,就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後,采取诸如禁胡语,胡俗,胡姓以及胡服等各种措施以除去残留在中华大地上的蒙虏特征的朱元璋

更重要的是,在废北周静帝,创建隋朝前夕的 581年(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杨坚就发布了"已前赐姓,皆复其旧"的命令,令所有被鲜卑皇帝赐了鲜卑姓的汉人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杨坚自己当然也把"被赐"的胡姓"普六茹"改回了旧姓"杨"知道什麽叫"赐姓",什麽又是"旧姓"吗如果杨氏是鲜卑族,那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鲜卑皇帝一样继续用鲜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专门改姓,而不是"复其旧姓",更没有必要在尚未废帝即位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命令汉人们改回旧性了这样的人怎麽会是鲜卑人

而把唐朝的统治者说成是"鲜卑民族"也是没有确切证据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乃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其七世祖李皓于晋末五胡入侵中原引 发史上惨烈的五胡乱华大动乱时,在秦凉一带建立汉人政权以自救,史称西凉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带和东晋以及继承者南朝同为保存汉文化最完整,并对北魏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区李家又怎麽可能是"鲜卑民族"

其实,在隋文帝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後,李家也"复高祖姓李氏",即去"大野氏"而恢复了他们的旧姓"李"倘若不是汉人,何来"复其旧姓",即恢复汉姓倘若李家真是鲜卑人,那麽推翻隋朝建立自己的朝代後,就该恢复他们那"鲜卑旧姓"啊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拿出了他们祖先是汉人的家谱这说明他们要麽是真汉人,要麽就是认同了汉人,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的鲜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後者,即他们真不是汉人而是人,那也该知道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历史上汉人是很重血统,有非常强烈的血族意识和血族感情,因此特别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绝不会把他族祖先当作自己祖先来祭祀,因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灵不会享用不与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孙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们也不会去祭祀异族祖先的亡灵这是汉人,特别是掌握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贵族们自古就严格遵循的祭祀原则而且祭祀是一项严肃的国家大事,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把他族祖先当自己祖先来祭祀,这就是《礼记·祭法》所说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认为自己祖先是汉人,并有家谱佐证的李氏只能是汉人

著名隋唐史专家陈寅恪曾对李氏祖先进行过分析论证,也得出了李氏血统其初本是华夏的结论,陈先生还推论李渊可能不是陇西李氏之後而是赵郡李氏之後,但赵郡李氏同样也是汉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麽鲜卑族

就是北魏的孝文帝,虽然他大力推行政策,严禁鲜卑语,鲜卑习惯,鲜卑姓氏和鲜卑服装,但也没有到窜改自己的家谱,弄个千百年前的汉人大臣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谓李氏本是鲜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汉人的家谱的话,不但没有任何根据,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正因为唐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唐朝建立後,不仅没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齐那样恢复鲜卑姓氏或鲜卑特色,而是同隋朝一样,建国後还把本已所剩无几的鲜卑特色也极力抹去李家当然也不可能"改回"什麽"大野"之类的鲜卑姓(这个姓本来就是从前的鲜卑皇帝"赐予"的嘛)

包括这位蒙人在内的一些人总以唐皇室祖先中有过娶鲜卑姓的女子的事当做唐朝是鲜卑族所建,或含有浓厚鲜卑血统的非汉族政权的证据,甚至还推出唐不是汉人政权的"结论"可是,这些人恐怕连那几个鲜卑女子身上有多少鲜卑血统,她们还保留了多少鲜卑文化,跟其他汉人有多少的不同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因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晋,甚至五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与鲜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後期,鲜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汉人汉化而最多只剩下个象征其祖先中有鲜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则完全汉化,怎麽能因为那几个女子的姓是鲜卑的,就不但说她们是纯种的鲜卑人,还说她们嫁给汉人後生下的子女也是鲜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鲜卑或者其他异族血统就说该王朝是鲜卑王朝或者其他什麽异族王朝的话,那麽曰本天皇中有朝鲜人的血统,曰本国岂不成了朝鲜人的国家那朝鲜人为什麽还老谴责曰本侵略了朝鲜朝鲜人岂不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的无赖

其实,就是鲜卑本身,在创建北魏前就与汉人杂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汉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更不用说了

这蒙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只要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就不是汉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丝毫的少数民族血缘,甚至仅凭借史书上记载的某人的只言片语,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缘,就狂言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王朝就是少数民族王朝,全然不顾这些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全然不顾他们对汉民族祖先,对汉文化,对汉民族的认同既然这样,那反过来我也可以说,只要有汉族血缘的,就不算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北魏比唐朝都还要有资格是汉人的政权了,因为不仅制度和文化,就连北魏的皇帝老子们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缘也是汉人的嘛,呵呵

在此就撇开文化等方面的汉化事实,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单纯从血统来看看鲜卑人向汉人的转变,北魏为什麽是汉人的王朝

首先,鲜卑的人数远比汉人的少,鲜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贫困潦倒的军户,因此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内所遭受的几次清洗,鲜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撑鲜卑族政权的"国家柱石"军队都不得不由当地汉人组成(府兵),另外还有民族间的通婚与强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究竟还有多少纯种的鲜卑族活下来都是个大疑问事实上,不用说一般鲜卑人不是死亡,族灭,就是早被汉人汉化掉了,就连不会因饿死,战死,病死而绝种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後,也只剩下了1/128的鲜卑血统,而127/128,即9921875%都是汉族血统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血统的中国化表(参照宫琦市定《大唐帝国》等)

1 北魏创始人道武帝======刘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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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元帝(1/2)====== 杜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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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武帝(& ac14;)====== 贺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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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子晃(1/8) ====== 闾氏(鲜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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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成帝(1/8) ====== 李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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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献文帝(1/16) ====== 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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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孝文帝(1/32) ====== 高夫人

(唐皇室之祖先之一的李冲时任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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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宣武帝(1/64) ====== 胡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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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孝明帝(1/128)

(上面括号内的分数为鲜卑族血统的浓度)

1/128,即只有078125%的鲜卑血统!

从上表可知,推行汉化政策的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鲜卑血统,而有96875%的汉人血统,因此,他禁止胡语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汉化路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汉人,并不是汉化了的鲜卑人嘛

所以,无论是从文化,习俗,传统,价值观上来看,还是从血统上来看,不用等到唐朝,早在北魏时期,除少部分人只留下个空头的姓氏符号外,鲜卑人已变得与汉人相差无几了

所以,按某些人的"血统"观点,北魏就更是汉人王朝了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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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窦建德（573年----621年8月2日），汉族，隋朝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漳南镇）人。世代务农，曾任里长，尚豪侠，为乡里敬重。时炀帝募兵伐辽东，建德在军中任二百人长。目睹兵民困苦，义愤不平，遂抗拒东征，并助同县人孙安祖率数百人入漳南东境高鸡泊，举兵抗隋。及后窦建德家人被隋军杀害，建德乃率部众二百人投清河人高士达的起事军队。后称雄河北，建立夏国，621年五月为救王世充窦建德简介，在虎牢关一役被李世民击败并被俘，同年七月十一日（即公元621年8月2日），被唐高祖处死于长安。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遣杨义臣击破张金称、高士达。

建德招集散亡复起，于次年正月称长乐王于河间乐寿县（今河北献县）。又大败隋将薛世雄，攻克河间，大业十四年（618年）定都乐寿，国号大夏。河北起事军队皆来归附。次年，宇文化及引军西归，至山东聊城被建德击败，建德除杀宇文化及一伙外，又将俘获的大批隋皇室、宫人、官员、士兵等放散，录用其中有才学者。裴矩被任命为右仆射，定朝仪、制律令、兴文教。八月，建德迁都州（今河北永年东南），至武德二年（619年），大夏政权已拥有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南与洛阳的王世充抗衡，西与关中的唐李渊鼎立对峙。武德四年（621年）三月，唐军进攻王世充，建德率军十余万援世充，与唐李世民军相遇于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五月，夏军溃败，窦建德被俘，裴矩以州降唐。七月窦建德简介，窦建德在长安被杀。

　　你问的是隋朝皇族的血统吧，先说一下隋朝皇族的来源：

　　（—）皇族来源：

　　众所周知，隋朝本托体于北周，北周则是鲜卑宇文氏建立的朝代，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勋臣，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忠死，杨坚袭位为隋国公。而后杨坚于581年迫北周静帝退位，建立隋，遂继续进行北周武帝以来的统一大业，而根据《陈寅格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陈先生的结论：“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也就是隋在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伴随的是结束了关陇集团建立之初以胡化为主的形势，代之以汉化为主！除此外，杨坚还自称为“汉朝太尉杨震的后代”，把自己定位为汉族，但这就不免令人产生了诸多疑问！

　　第一：杨坚即自称为汉朝太尉杨震之后，为何拿不出完整详备的家谱？而当时的士族都是有完备的家谱的！即使无法追朔到汉代，至少也可追朔到魏晋，但是杨坚仅知道自己的曾祖和祖父是北魏朝廷的达官显贵，其家族与鲜卑贵族关系不同寻常，除此以外就再说不出确切的先祖了，不免令人生疑！而陈寅洛先生也曾指出杨坚自称杨震之后为冒认！而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杨坚家族世系是不连贯的，更为其家谱的不完整提供了佐证，所以其家世为汉代名门之说实难采信！其实帝王为了巩固统治，树立正统地位，经常冒认先祖，比如北魏君主也曾编造自己是皇帝子孙，而经过北朝的胡汉迁徙，冒荫现象十分频仍，除非有确切的族谱证明，否则出身都是疑问

　　第二：赐姓的疑问。杨坚家被赐姓为“普六茹”是正史记载的，然疑问是被赐姓者是否确切为汉族？以朱希祖为代表的多数老派学者认为鲜卑皇帝赐姓的对象除六人外皆为汉族，目的是为了笼络汉族人心，然根据“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 林静薇 对照西魏赐姓58人的正史或墓志铭记载以及参考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得出结论是：除去三人实无记载外，剩下的55人中非汉族也有20人之多，即占到了赐姓人数的1/3强！从此可以看出，鲜卑皇帝对于赐姓的人中未必都选汉族！那杨坚家是否确切为汉族？这是个疑问。

　　二）隋初上层官僚成员民族构成考：

　　就算以上疑问全部推翻，杨坚祖上确为汉族，但是其家族与鲜卑贵族的亲密关系却不可否认，而其亲信和隋初的官僚集团构成也多有胡人！曾看到一位网名叫“迫击炮”的在其新浪博文《华夏汉族击败游牧民族之大汉英雄杨坚消灭一万鲜卑达胡》中疯狂叫嚣：“杨坚自代鲜卑的北周后，不但屠杀了鲜卑胡人贵族10000多人，更是还把前朝的鲜卑胡虏特征都抹去了,采取诸如屠杀残余胡人,禁胡语,胡俗,胡姓以及胡服等各种措施以除去残留在中华大地上的鞑虏特征,杨坚是第一个恢复中华的伟大英雄,他光复了北方中国江山。”此种说法甚是荒谬，首先，杨坚代周自立后，确实对北周宗室大加杀戮，但是这并不能与种族屠杀化等号！历朝历代的篡位者或开国之君都不乏大杀前朝宗室的例子，如果说杨坚是有意进行种族屠杀，为什么在官员选拔上不彻底的弃胡用汉，而根据《周书》、《隋书》、《北朝胡姓考》等史料考证，杨坚在禅代之际所信任且受重用的42人里，其中胡族就有约13位！代表人物是对杨坚最有影响力的如隋朝开国勋臣高颖，位列三公的太师李穆等皆为胡人！再根据学者韩升的《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考证，隋初的三师三公也皆为胡人，而三师三公位于隋朝官僚阶层的顶端，可谓大权在握，更有《剑桥中国隋唐史》引用山崎宏对隋朝军事精英的组成作成的分析，其结果略述如下。他只考察了12个卫的60名其官品相当于六部尚书的大将军，发现在整个隋代，汉族（可能其家庭受鲜卑族军事传统的强烈影响）占533％，非汉族占40％，其余人的情况不详。所以屠胡一说纯属歪谈，更不要说那句“采取诸如屠杀残余胡人”的说法，真是极尽歪曲之能事！

隋朝皇室没有死绝。

杨广有四子分别是元德太子杨昭，齐王杨暕，赵王杨杲以及早夭的（殇子铭 ）

杨昭生子：隋恭帝（代王）杨侑、皇泰主（越王）杨侗、燕王杨倓。这三人死后都没有留下子嗣。

杨暕有三子其中长子次子都被宇文化及所杀，还有一个遗腹子杨政道，杨政道一直活到唐高宗时期并有儿子一人杨崇礼，官至户部尚书，封弘农郡公。孙子三人，杨慎矜官至御史中丞。杨慎名，杨慎余。

杨杲十二岁时被杀没有留下子嗣

杨坚有五子分别是长子 房陵王杨勇，次子 隋炀帝杨广，三子 秦王杨俊，四子 蜀王杨秀，五子 汉王杨谅。杨坚的孙子除了杨政道以外都被宇文化及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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