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宗谱》共8册，即：星源吉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戊册、己册、庚册。《星源集庆》册为直系皇室册，甲、乙、丙、丁册为宗室册，戊、己、庚册为觉罗册。《爱新觉罗宗谱》原称《玉牒》。清初沿袭明制于顺治九年（1652年）设宗人府，掌皇族属籍，并纂修皇族谱系《玉牒》。清代《玉牒》始修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嗣后每越十年续修一次，至1921年共修28次。清制定显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以下子孙为宗室（黄带子），兴祖（努尔哈赤之曾祖福满）、景祖（努尔哈赤之祖父觉昌安）之子孙为觉罗（红带子）。宗室记入黄册，觉罗记入红册，共为《玉牒》。爱新觉罗氏之宗谱，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一次修续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由《爱新觉罗氏宗谱》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并改称《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

新宾境内的爱新觉罗氏祖努尔哈赤的三祖父索长阿后裔均为觉罗，记入己册。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宁公台”六贝勒之一，居住在“六祖城”之一河咯噶善城。该城址初步认定为新宾永陵镇草苍北沟内的罗家堡子古城址。索长阿共生5子，长子履泰，次子务泰，三子绰奇阿注库，四子龙敦，五子飞龙敦。务泰生6子，长子隆苏，次子威准，三子望喜，四子务巴泰，五子僧额，六子洞峨洛。洞峨洛生5子，长子枯迈，次子龙锡，三子禄赫，四子图兰，五子图禄。龙锡生2子，长子阿哈，次子阿塔。

新宾支爱新觉罗氏始祖为阿塔。阿塔生于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满洲镶蓝旗人。由副理事官历任，康熙七年升山西巡抚，康熙八年降为四品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授永陵副尉，康熙三十年六月授永陵总尉。康熙五十六年卒，年85岁。生子13，长子德特赫，次子凤库，三子福海，四子缓山，五子留格，六子察馨，七子察库兰，八子特克新，九子尹登，十子察库丹，十一子哲尔恳，十二子巴图，十三子赛必图。阿塔由巡抚降为四品，康熙二十五年授永陵副尉，乃携家带子由京城赴永陵任上，途经新宾上夹河腰站村时，见此地山青水秀，即将家小安置于该村，他另携十二子巴图赴永陵上任。阿塔自京城来关外赴任时，共携来7个儿子，即留格、察馨、尹登、察库丹、哲尔恳、巴图、赛必图。除十二子巴图安置于永陵居住，余6子皆安顿在腰站村。五子留格居住在腰站村街里，六子察馨住前街，九子尹登住胜利村（距腰站2里）北山根底，十子察库丹住西头后街，十一子哲尔恳住村东头，十三子赛必图居后台子。这六支形成了今天腰站村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六大支派。

阿塔举家迁回新宾后，即形成了新宾满族爱新觉罗氏宗爱新觉罗氏今天主要居住在上夹河、下营子、永陵、嘉新宾镇等乡镇。

《爱新觉罗宗谱》现藏新宾图书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共7册，缺第一册《星源吉庆》。近年来，肇恒奇、肇毓勇、肇祥祯等肇氏子孙均在续修宗谱。他们曾数次研究出版本支宗谱，肇毓勇已编出初稿，但终因无专人投入，以及经济拮据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爱新觉罗氏是满族老姓，有悠久历史。这个姓氏源于金代的“交鲁”姓，在金代为小姓。经元、明、清的三四百年间的繁衍，发展为满族重要姓氏。尤觉罗脉系是个庞大的氏族“哈拉”（hala），支脉繁多，分布也很广，分化出众多的子氏族“穆昆哈拉”（mukunhala）。

爱新觉罗氏最初使用的姓氏，据文献记载为佟。明朝人和李氏朝鲜人都留下了许多有关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珍贵史料。如茅瑞征说：“奴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傅国说：“万历戊午夏四月，故龙虎将军建酋佟奴儿哈赤初发难，袭我抚顺关，陷之。”张鼐说：“奴之祖曰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佥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日奴儿哈齐，速儿哈齐。”曾经见过努尔哈赤的朝鲜主簿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从佛阿拉回国后，记努尔哈赤祖父名为“佟交清哈”，还说努尔啥赤自称佟姓。努尔哈赤在其致朝鲜国王的回帖中，也自称为“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在努尔哈赤家族早已改为爱新觉罗氏以后的十八世纪末，朝鲜史家李肯翊还坚持努尔哈赤佟姓之说。因此，可以肯定爱新觉罗氏早期本以“佟”为姓。

努尔啥赤之“佟”姓如何而来？这要从他19岁结婚时说起，他的结发妻子（元妃）是佟佳氏。佟佳氏之父为辽东巨富塔木巴彦，汉译为“佟巴彦”，努尔哈赤入赘佟家，遂随妻姓佟。此外，他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提高声誉，也需要强调猛哥帖木儿家族的血统。猛哥帖木儿家族既以佟（童）为姓，那么与努尔哈赤既用“佟”姓又用“觉罗”，这是什么原因呢？“觉罗氏”就是金代的“交鲁氏”。努尔哈赤又以觉罗为姓，根据之一是他表彰功臣时多次赐姓觉罗。其继承人皇太极亦如此。另据乾隆上谕亦有“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之语。据《金史》载， “夹谷曰仝”，仝者，同也，即夹谷汉姓曰仝，同同，同、童、佟三者音同，因此，有的史书译全为童或佟。郑天挺先生说：“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书与《龙飞御天歌》时代相若，所据皆当时记录，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这说得很清楚明了。努尔哈赤一会自称“佟”姓，一会又自称“觉罗”，原来是同一个姓氏。“觉罗”系以居住地而得姓，汉译角落，引申为故里老家之意。后来由于日久年深，氏族繁衍和迁徒，于是形成了人口众多的觉罗氏族。

在努尔哈赤后期，“觉罗”的涵义又发生了变化，即由代表爱新觉罗整个家族而转为特指这个家族的旁系，即疏族——塔克世堂兄弟的后裔。于是，“觉罗”就从姓氏变成了身份地位的代称。姓爱新觉罗的人，就分成了皇家嫡系（直系黄带子〕即宗室和旁系即觉罗（红带子）。自努尔哈赤始，其宗室用爱新觉罗这个姓达300余年。满族使用姓氏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因此，在官方文献中极少见到“爱新觉罗”这个字样。

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为什么有取姓为“金”、“肇”等汉姓的呢？有说，“爱新觉罗”汉译为肇姓， “爱新”汉译为肇，因此猛哥帖本儿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肇者，起始者也。又说，“爱新”汉译也为“金”，“爱新觉罗”即“金姓”，清朝皇室贵族和金代统治者出于同一部族。上二说法都是因为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而产生的。其实，早在清朝初年顺治追封肇祖原皇帝之前，早已使用“爱新觉罗”姓氏，这点皇太极加以否认：“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可努尔哈赤为巩固以其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统治，强化其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独尊地位，在觉罗前面加“爱新”，“以示其异”，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姓氏“爱新觉罗”。其余的觉罗氏则于前俱加土“民”字，构成了“民党罗”，其族属众则以地名为氏，以与爱新觉罗氏相区别，于是，爱新觉罗氏即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成了“国姓”。这样， “爱新觉罗”就不应认同为“肇”姓、“金”姓、“金之遗族”等意思，而应是“金子般尊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觉罗族”的意思。这也是神女吞朱果诞育努尔哈赤家族这一神话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反复强调自己的始祖为上天所生（君权神授）的基本依据。

爱新觉罗氏家族按血统亲疏分为宗室与觉罗，“以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系黄带，六祖（其余的）子孙俱称觉罗，系红带，以别之。”另有获罪而未除氏者，系紫带子。爱新觉罗家族在有清一代享有特权，因此，无人愿舍弃其姓氏。直至清亡后，族人则皆冠以汉字单姓，只宗室支，仍姓爱新觉罗，但“宗室与人私生子，则不入属籍，赐姓口觉罗禅，犹言非正支也。”

爱新觉罗姓氏400余年的演变，首先表现在－名字的汉化上，如福临、玄晔、乾隆等名，即已汉化。据史载：乾隆“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道光丁亥，钦定续拟‘溥毓恒启’四字。咸丰丁巳，又钦定续‘焘闿增祺’四字，均见谕旨。”取名已经汉化，但“爱新觉罗”这个姓依然不变。

辛亥革命以后，爱新觉罗氏族成员，除极其个别的，多冠以汉字单姓。起冠汉字姓规律为：一、以满语意思冠以汉字。爱新，汉译为“金子”，即以“金”字为姓，如清末肃亲王善耆之女金璧辉、清高宗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七世孙金启孮。另如金寄水等。二、以名为氏。清末以后，以父祖名字得姓者，有汤、英、祝、荣、永、万、成等。如新宾支迁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几个分支，“溥”字辈的汤武涉之子孙，即以“汤”字为姓至今。汤武涉生有五子，为“毓”字辈，长子汤毓琮，次子汤毓琰，三子汤毓琢，四子汤毓瑁，五子汤毓睁。他们的子女则为汤伟刚、汤洋、汤巍（女）、汤伟红（女）、汤伟玉（女）、汤隽东、汤隽王嬴。汤伟刚之子，即汤武涉之曾孙，为汤灵岳。溥哲后改名为洪哲，其子孙即以“洪”为姓。沈阳的肇凤来（毓字辈）之侄肇恒增，据其父辈名之首字而改肇姓“凤”。恒增同辈亦有用“恒”为姓的。三、以“肇”（或赵）为姓。居于新宾的爱新觉罗氏除上述冠以“汤、洪”等姓氏者外，绝大多数冠以肇姓，乃缘因肇祖猛哥帖木儿。但索长阿一支之后裔则没有冠以“赵”姓。其他地方爱新觉罗氏有冠“赵”姓者，如努尔哈赤第十三子赖穆布之后裔在20世纪40年代改姓肇（或赵）为金，辽宁省北镇县赖公堡一带赖穆布的后裔也以金、赵为姓。美术学家爱新觉罗·溥仙，又名赵师兴。四、将爱新觉罗简化为“罗”，并以之为姓。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即是。五、原姓不变。极少数爱新党罗氏之人仍然使用原姓，如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爱新觉罗·毓（上品下山）等。一些地方的爱新觉罗氏，也有冠以其他姓氏的，但都不忘其爱新觉罗的旧姓。如居于北京等地的爱新觉罗氏冠以金、罗等姓，居于辽阳的冠以海姓，居于沈阳的冠以肇、德、洪、凤、恒、铁、毓、涛等姓，新宾这支除冠以肇姓外，还有冠以依、罗姓的。

爱新觉罗氏字辈问题。《爱新觉罗宗谱》自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以下24代世系，自18世以后改汉字姓“肇”。可在《宗谱》中既没出现“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又没出现汉字“肇”姓，这是满洲个氏族修谱的共同特点，即姓、名不连写。爱新觉罗氏字辈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近几年来，一些书刊杂志上刊登的爱新觉罗氏的字辈多是不正确的，原因都是以《玉牒摘要》《肇白山世代要则》序中的《肇白山百字派》来作为爱新觉罗氏字辈的。此字辈中只有“胤弘永增祺”是爱新觉罗氏字辈，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民字辈。

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阁（错字，应该为“闿”）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字辈。

正确的爱新觉罗氏字辈应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这14个字辈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玉牒》上所定的字辈序和字辈数。爱新觉罗氏宗谱从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续修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是由爱新觉罗氏宗族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官光绪三十二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而成，并改《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即“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至此，爱新觉罗氏字辈为：觉、塔、努、皇、福、玄（这是肇氏宗族自认的字辈首六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爱新觉罗宗谱·己册》世系中所记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三子索长阿的后裔。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为清前宁公台六贝勒之一，住河咯噶善城，此城位于永陵镇后沟罗家堡子后的台地上，距赫图阿拉城9公里，为清前六祖城之一。索长阿有5子，为努尔哈赤的伯、叔。此5子在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的过程中，参与了阻止和加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史料对绰奇塔和龙敦二人的活动记述，尤为详细。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李成梁部下杀害与古勒城后，年轻的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征讨仇人尼堪外兰，这在爱新觉罗宗族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宗族中五祖子孙在龙敦的煽动下，听信明朝边臣的传言和威胁，“皆归尼堪外兰”，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势力。在五祖子孙中，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成为宗族中反对努尔哈赤的核心人物。以龙敦力代表的族人千方百计地阻挠瓦解努力哈赤的势力，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颇多。明“万历十二年初！王祖之子龙敦…¨唆萨木占口：‘尔妹见在我家，汝可与我谋杀噶哈善（努尔哈赤妹夫）’”。萨木占听其言，带领族人遮杀于路。太祖闻之，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往者。太祖带数人往寻之，族叔尼玛兰城主棱敦止之曰： “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受其害”。当努尔哈赤率部欲攻取兆佳城时，龙敦亦暗中遣人将此密告兆佳城主李岱，致使努尔哈赤劳师往返，一事无成。龙敦又频繁地策划刺杀努尔哈赤，五祖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使努尔哈赤寝卧不安，每“睡到半夜，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令后故意如厕，太祖紧随，以后之体蔽己身，潜伏于烟突侧。”竟致利用妻子的身体掩护自己，以防族人的刺杀。甚至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仍惧怕其势力，不敢杀掉，以免族人以此为口实，兴兵问罪，而以窃牛名释之。此时努尔哈赤是何等的艰难。

刺杀努尔哈赤不成，索长阿的第三子绰奇塔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佳和觉善三人同谋，“纠合哈达国万汗兵，以浑河部兆佳城主李岱为向导，劫掠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

索长阿的子孙在努尔哈赤创业时，全力地阻止遏制其势力的崛起，在分化宗族势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当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挥师西逆时，其宗族，包括索长阿的子孙们又在其率领下奋力冲杀，为建立清王朝树立了汗马功劳，其后人被赐“红带子”。

满族肇氏，经《宗谱》与史料相互印证，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的兄长德世库的后裔，原为觉罗，后被革退，系紫带子，沿用祖姓觉尔察氏，其家中存有《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在谱序及奏折中都有其先世居呼兰哈达山下觉尔察地方的记载，并“因以为氏”。该氏的先世与努尔哈赤所居毗邻，称努尔哈赤为兄。当觉尔察氏的先世在努尔哈赤起兵后因故受到努尔哈赤的处罚，“抽了红带子，降为陈满洲”时，德世库的后代！尚以觉尔察为姓氏。此足证，努尔哈赤宗族此时尚没有以爱新觉罗为姓氏。

对改用汉字“肇”为姓的满族人，《兴京县志》载：“肇氏即爱新觉罗氏”。此记有错。在有清一代，同为六祖之一的德世库和索长阿二人之后裔，前者为觉尔察氏，后者为爱新觉罗氏，非皆为爱新觉罗氏。

综上，清朝发祥地新宾的《爱新觉罗宗谱》，虽远不如爱新觉罗氏宗室《玉牒》完整全面，但它全面书录了索长阿的后裔世系，并佐证了《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爱新觉罗氏宗族内部的纷争，揭示了清前努尔哈赤创业的艰难和蹉跎生涯。《爱新觉罗宗谱》和《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两部民间谱书，无疑是研究清前努尔哈赤家族发展的两部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满族社会发展史的民间资料。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修谱，是一项系统工程。修好一次族谱，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组织、经费、编辑。修谱的最终成果是编纂出族谱。所以，组织者最关注的莫过于编辑。

首先，成立组织。

组成本家族家谱编纂委员会，人员由各支房负责人组成，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和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步骤。成立编辑班子，主编对整谱构思一个整体思路，然后进行分工，大家共同努力编纂好家谱。

其次，广泛宣传。

1起草一份致全体族人一封信，内容有：编修家谱的意义和目的；编修家谱的内容和重点；编修家谱的时间、步骤和方法；对族人的希望和期待。

2起草一份征集资料提纲，内容有：

①本家族世系人物资料，家族每个人的谱名、字号、出生年月日时、学历、职业、职务、职称、事迹、婚娶，配偶姓名、岳父名字、属几女、生几男几女、子女名字、住址。已故的人，卒殁年月日时、享年、葬址。

②世录、传记：活人为录，死人为传。无论是从政、从军、从商、从企、从文、从医以及其他行业，成绩突出者，先进、优秀、模范、英雄等称号获得者都应以传或录入谱。

③本家族的文史资料、如老家谱、碑文、墓志、牌匾、祖茔、牌坊、人物传记、家族传说、老契约书、老房地照、老照片、褒奖证函、以及文物等的原件、影印件。

④族人的书法绘画、题词、诗文等资料。

3印制一份族人登记表，内容包括：谱名、字号、学历、职业、职务、职称、事迹、生庚、婚娶，配偶、子女、住址等。

上述材料，在第一次召开会议时，发给每一户族人。

第三，收集资料。

按上述要求，各支房派人入户，宣传，释疑。同时，分支房召开族人座谈会，个别走访，进一步加强宣传、收集资料。

第四，撰写家谱。

1整理老谱内容。先确定老谱内容的取舍范围，再将保留的文章进行整理：繁变简，加注标点符号，改正错别字、异体字。

2各支房整理普查资料。根据征集的资料和族人登记表，撰写每一位族人的简历和以传或录入谱的优秀人物事迹文稿。

3根据老谱所载源流，搜集和参考近代本氏源流的研究成果，尽量将本族的世系源流考证详细和清楚，撰写序言、源流考。

4编定所有内容，初成谱稿。编排内容大致如下：序言，凡例，历次修谱序言，历次修谱人员名单、捐款人名单，姓氏源流，字辈，世系，传记，文献资料，后记。

第五，编委审稿。

首先，对全稿逐篇阅读、研讨；其次，进行重点审议、讨论。然后，请语文水平较高的人从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把关。最后，主编审定、统稿。

字辈排序：

陕西神木、秦川、山西罗峪口马氏一支字辈：“茂兆世学子惠明义福照光荣”。

陕西陕南马氏一支字辈：“文成登元良玉启英进昌忠孝全富贵永远正朝堂”。

陕西榆林马氏一支字辈：“金文玉丕振图志川建邦”。

陕西扶风马氏一支字辈：“承斯龙天子单铭德步廷腾世学文正国兴邦永绍汉应汝先君定登云”。

陕西马德昭后裔马氏一支字辈： “乾德秉天勋泽永传”。

陕西榆林马氏一支字辈：有，金，战，登，如，会，凤，鸣，祖，贤，高。

云南华宁回族马氏一支字辈：“文春安甲家有本元国中远正四德维新”。

云南昭通马氏一支字辈：“福寿永远康忠孝传家信诗书衍泽长”。

云南鲁甸回族马氏一支字辈：“贤正义之春荣阳龙明兴（德）毓林广西成刚永长洪真”。

云南马氏一支字辈：“明才贤永关”。

云南马氏一支字辈：“恩清家普昌礼义”。

云南东川马氏一支字辈：国正天兴顺，官清明自安，贤得福利少，子孝父恩宽。资料已毁，口传祖籍，南京应天府高石砍柳树湾。

山东济宁马氏一支字辈：“兴骏瑞照玉”。

山东阳谷马氏一支字辈：“永云月世德文修继志成保守广进化作述维令名光耀功安顺忠孝吉庆祥诗书长久续兴业代相传”。

扩展资料：

马氏家谱被历代马氏子孙视为宗族里的圣物，神圣不可侵犯，被郑重地保管着。

宗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大特征，家谱（又称族谱）则是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一部优秀的家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发源、发展及流布的历史。马氏家谱，正是一部部马姓家族的发展史，是一部部维系马姓家族的圣物。

马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嬴姓、子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赵奢得姓始祖，邯郸即是中华马姓的祖源地，赵奢的子孙后代便以“马服”为姓，后又改为单姓“马”。

扶风郡为主要郡望，铜柱堂为主要堂号。主要分布宁夏大部、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乌鲁木齐地区。

2013年，马姓人口为1198万人，占中国总人口106%，排名第17位。

赵奢即为中华马氏的始祖，邯郸即是中华马姓的祖源地。因赵奢死后葬于今天邯郸县三陵乡的紫山，因此紫山又称马服山，是世界马姓祖山。

在远古的舜帝时代，东夷部落首领伯益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赐姓为嬴姓，伯益的后代造父被周穆王封在赵城。战国初期，赵衰子联合魏氏、韩氏瓜分晋国后，建立了赵国。

当时，赵国公子赵奢（赵武灵王的裔孙）能文能武，以善于用兵而著称。赵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赵奢奉命抗击秦军的进攻而大获全胜，因战功卓著被赵惠文王封在马服（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北），称为马服君，他死后便葬在封邑。

他的子孙最初以“马服”为其姓氏，后去掉“服”字，称为马姓。赵奢从而就成了马姓的得姓始祖。 

家谱体例：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和苏洵都倡修族家乘，他们不仅亲自编写了本姓的族谱，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并逐成为后世修谱的规范。马氏家谱于欧、苏体皆有所采，或者干脆将两种融合。

如暨阳扶风马氏宗谱》采用苏洵“谱法”，“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高祖之父”，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

《锡山马氏统谱》则采用欧阳修“谱法”，而自可见之世，印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别自为世”。原则上是以远近、亲疏为别，乙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

马氏家谱采用欧、苏两种谱法，但不是单的模仿、套用，而是结合马姓的家规、族等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这就形成了独特马姓家谱编写凡例。如《暨阳扶风马氏宗凡例》有20条，其一说：“系图为谱之纲，传为谱之目。

凡有官爵者，制诰敕论等文当备载于谱首，无官爵者，生配、死葬、序赞、传文亦宜附载于后，俾后之子孙得有所观法而兴起焉。”其四说：“总图五世一提者，仿苏老泉遗式；盖取五世，外亲尽之义也。”其五说：“各派复为旋图，以引其传者，盖取曾南丰式，为分别小宗之义，明亲疏也。”

对于哪些族人不能入谱，马氏家谱一般都有明确规定，这通常与其家规、家法密切相关。

如《暨阳扶风马氏宗谱凡例》规定：“子孙为僧道者，不列行第，不登图叙，以其外宗族，而趋异端也。”

“子孙有过恶、训诫不悛者，会众声罪，谱削其名，以其玷宗祖也；如能改进，则复之。”

“同族结婚，即同族同谱者，风化攸关，应禁入谱。”

“某子配合某氏，已经结婚者，倘某子亡故，某氏转配族人，则不论尊卑、适合与否，一概不得入谱。”

不得入家谱，也就相当于赶出族门，这对于重根崇源的中国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与惩罚。马家家法之严，由此亦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马姓-

马姓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