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市剑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中国名酒之乡—四川省绵竹市。绵竹自古盛产美酒，“士解金貂”的故事至今广泛流传，剑南烧春在唐朝更是被赐为御酒。齐代地下窖池及纪年砖的出土，证实了绵竹白酒千年酿造历史。

剑西酒业是绵竹一家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的既制曲又酿大曲酒的四川名牌酒业。截止2018年，制曲、酿大曲酒的历史已有337年。闻名全川的企业负责人“江曲子”（平贵先生）是制曲的第十六代传人。据《江氏家谱》记载：江曲子（平贵先生）其高祖江曲春是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移运动从陕西省三元县入川绵竹城西金安桥的。春曲公入川居绵时年方三十有五，具有制曲、酿酒的高超技艺。金安桥附近的诸葛井，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为抗击魏军深挖的千年 古井，曲春公见古井水质甘冽，是酿酒难得的好水，再看宅北不远处是隋代神泉“三箭水”，相传是隋代蜀王以三矢射出的神泉。精通制曲、酿酒高超技艺的曲春公大喜，就开始了在绵竹城西创业制曲、酿酒的至今已有337年。因为酒坊在金安桥，曲春公又是聪明、勤劳、苦读之人，为祈求迁居绵竹开创酒业万福金安之意，江公字曲春，就将酿出的大曲酒取名为“金安春”。

解放后，第十五代传人江太松因家住绵竹城西效区今剑南春酒厂不远处，不属于城区工商业，故未归入绵竹大曲酒厂（今剑南春酒厂）。1979年板桥乡创办乡镇企业，就利用江氏高祖所创的具有三百年多年历史的“金安春”古酒品牌，因紧靠名酒剑南春酒厂，故新建了“绵竹剑西酒厂”。

2004年3月通过企业改制成立“绵竹市剑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以来,公司在传承前人打下的基础上,以诚实守信、多元共赢为经营理念,以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获得了省内外朋友的肯定。公司发展至今，是绵竹市一家以原酒生产为主，制曲、发酵、蒸馏、储存、勾调、灌装、OEM为辅的全产业链条的重点骨干企业剑西酒业2008年被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四川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质量信誉等级AAA及企业,2015年绵竹市工业考核二等奖,2013年,剑西原酒被四川省酿酒研究所和川省原酒质量鉴评中心联合评为”优质原酒”称号公司采用传统五粮浓香型酿造技艺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相结合，以30多年生产积淀的江氏曲药为特色,倡导生产无任何添加剂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并坚持了优雅、舒适、回味悠长的独特酒体风格。目前已有20多个不同品种、规格的产品，剑西”牌系列酒于2013年荣获由四川省政府颁发的“四川名牌”荣誉称号，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9年公司通过线上、线下，通过经销商、合作方深度合作相互持股计划，实现销售收入8645万元,利税1646万元,成为绵竹市白酒企业的典型高成长企业。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对外合作和招商引资。2014年公司与中国文化企业 首强的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达成合作，共同出资成立国有控股企业四川凤凰酒业有限公司。合作5年以来，双方优势互补，将公司“凤凰系列”白酒出口至英国、非洲等地，年营业额连续五年实现20%以上增长，是公司对外合作的典型案例。

海阳四塔海阳四塔：“海阳四塔”是指位于休宁县城海阳镇南面的“巽峰、丁峰、富琅、万峰塔”四塔，现皆为休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巽峰塔：位于休宁县下汶溪村旁的玉几山东。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为楼阁式砖塔，塔形六角七层，全高约35米，每层四个拱门，内有168级螺旋形梯道直通顶层。塔顶有宝葫芦状塔刹，唐代风格。塔内有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虽年代久远，线条仍清晰可辨。丁峰塔，又名停凤塔。位于休宁县下汶溪村的玉几山西，与巽峰塔遥遥相对。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为楼阁式砖塔，六角五层，全高约30米。塔为实心体，辽代风格。富琅塔，又名“水口审皋”。位于休宁县海阳镇南面富琅村，与巽峰塔隔溪相望。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为楼阁式砖塔。八角七层，现存四层，外形完整，残高约17米。砖砌突伸的重檐，工艺精细。塔砖长1尺，宽5寸，厚3寸，上有“万历癸巳寅”或“万历癸巳宿”字样。万峰塔，位于秀阳乡汪金桥村太阳坞山头。明嘉靖年间建造。为六角五层楼阁式砖塔，高20米左右，底层高27米，径上逐层递减。顶部有塔刹。塔内原有螺旋形梯道通往顶层，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一县城的同一方向矗立着四座明代古塔，为他处所罕见，这也充分体现了徽州古代的风水文化。海阳镇夹溪桥：夹溪桥俗称东夹溪桥。位于县城西门外。明嘉靖四年(1525)休宁知县李升举荐邑人程一募建。建桥之初，民工深挖桥基，曾于第三个桥墩下挖出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有“石砌千秋桥，李候万古标；夹溪连内翰，西北出翰林”四句诗。嘉靖六年(1527)桥成后，桥正中建亭，以石碑诗意额“千秋”二字，故又名千秋桥。桥为10墩11孔石拱结构，桥墩船形，桥面铺青石板237块，长189米，宽66米，两边石栏高近1米，桥上有亭、庙、坊等，古朴雄伟，是休宁县最大的一座古石拱桥。明崇祯元年(1628)重修，清代、民国年间曾多次修缮。民国23年(1934)拆除桥上亭、庙、坊等建筑物，改为公路桥，成为屯(溪)景(德镇)公路交通要道。1978年在桥北另建钢筋水泥公路桥，公路改道后，此桥仅供人行；1990年县人民政府曾拨款维修，现桥身完好。 海阳镇海阳古巷海阳古城的每一条寻常巷弄，如同休宁身体的血脉。休宁县城的古巷很多，尤其是烈日酷暑的季节，“穿街”不如“走巷”，街宽且有喧声乱耳，热浪滚滚，而古巷窄且有两侧高墙遮阳，时有凉风扑面。就这样，人们从夏走到秋，从秋走到冬，竟走出了幽趣横生的沧桑…… “东门牌楼西门店，北门住户南门田”，是老县城的总体布局，如今已是面目一新。休宁的老百姓仍把万宁、玉宁、齐宁、萝宁四条街称为东南西北街，而所有巷弄都“藏”在这四条街里。许多巷弄取名都很雅致，如南街的文昌巷、草堂巷、龙池巷，北街的鹤山巷、池草阁巷，东街的万秀巷、淳化巷、厚田里巷，西街的社坛巷、百客厅巷、里仁巷等等。在古巷中温步，跟老人们谈今说古，每条巷弄都有故事，每条巷名都出之有典，就连以姓氏或植物命名的巷弄都是一段历史，如东青巷、苏家巷、金家巷、刘家巷、核桃树巷、柳河巷、桂花树巷、柿树园巷。走在这些巷弄间，叶(东青)、苏、金、刘的后裔均难觅其踪，而核桃、柳树、桂花、柿树也未见其影，给人留下的是一个个悬念……当人们徜徉在清幽而落寞的古巷，看着那斑驳的依附在墙基的苔藓，不由得又生出思古之幽情来。这古巷里的都是凝固的历史遗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城镇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还会出现刘禹锡的《乌衣巷》、戴望舒的《雨巷》等留传千古的诗情文韵吗？若干年后，街谈巷议、街头巷尾、万人空巷之类的成语还会用吗？有古巷就有老屋，尤其是秋冬时节。枯藤爬满的老屋显得更加苍凉。当你踩着飘荡的藤叶走进一座老屋，青石门楼的砖雕已经部分损坏，屋梁两则的雀替和斗拱蛛网密布，嵌着几何图形的木制窗棂上布满灰尘。从门里走出一位老人告诉你，每年都有很多人来看，看过就走了。接着他历数这老屋过去几代主人的兴衰，“他们的后代都在外面做大事呢……”古巷是一部部藏书垒成的，老屋是一本本家谱续成的，它们如今像穷困潦倒而又内心丰富的老翁，心灵深处容纳着多少曲故？五脏六腑珍藏着几多历史？文昌坊是一条不过几十米的小巷，400多年前，中国版画艺术的杰出人物胡正言就诞生在这条巷的一幢老屋里。在西街育才巷口有一家老屋，那是后来在胡天注手上开始有名的胡开文墨店。200多年前，13岁的少年胡天注踏进这家门槛，拜绩溪人汪启茂为师学习制墨。后来便由伙计成为老板的女婿，继而成为老板。出外谋生的少年胡天注走进休宁，而走出休宁的却是中国墨坛的一代大师，休宁的古街古巷记下了这位“墨痴”之魂。里仁巷出现过一位医学奇才，他叫汪昂。清初，汪昂对仕宦之途望而却步，就另辟蹊径，弃儒从医悬壶济世。他在望闻问切的过程中写成了《医方集注》三卷，后又将其浓缩成《汤头歌诀》，成为中医入门的必备课本……海阳镇休宁的古巷老屋很多，古巷的掌故，老屋的逸闻，由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代代相传，已成为经久不衰的街巷文学。当你走进一家老屋的院落，一不小心会踩在明朝的残碑上，或碰到一只清代的瓦罐。虎死威不倒，映入眼帘的这些残存的碎片似乎在告诉人们，古巷老屋虽然没了昔日的繁华和喧嚣，但它们面对现代建筑器械铁齿钢牙的步步逼近，却仍以老朽之躯苦苦支撑在街头巷尾，“泰山石敢当”是旧时家门口或街衢巷口立的小石碑，意喻安定稳固和禁压不祥，它似乎仍倔强地佑护着流淌在古巷老屋的古风遗韵…… 踏着红麻石铺就的路面，走完县城所有古巷，最后来到西行走42号，这是县城最长一条街的最后一个门牌，然后由西向东往回走，这条由很多老巷构成的老街，也只能称为巷了，因为它与南北大街相比，显得太窄了；与昔日相比，它显然又过于萧条，但南北大街上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这里买到。货郎担上有针头线脑顶针箍，寿衣、刻章、剃头、修钟表、打制铁皮器皿、弹棉花等民间百业仍飘荡着古老的商业气息，而这条街上经营的小馄饨、锅贴饺、豆腐乳、米糕极富特色。你要问这些业主为何不把摊子摆在闹市街口，他们都说，就摆在眼下这穷街陋巷，东西还不够卖呢！一副“货”好不怕巷子深的神态使人封了嘴。含珍藏奇钟鼓楼：凡来古城海阳的人，都会在导游陪同下看看钟鼓楼，因为它是休宁县城的标志性建筑。至正年间的钟鼓楼，史称当时的休宁县尹唐棣集富户14人集资重修钟鼓楼，至正五年(1345)六月破土，次年十一月竣工，其时钟鼓楼为两层楼阁建筑。明崇祯十四年(1641)毁于火，知县朱统钰重建，改为三层楼阁。清顺治六年(1649)邑令翁人龙重修，拆去顶层，复改为两层，下层垒以5米高的石台基，正中砌有拱式圆门洞，以为人行通道，其后侧砌有登楼石阶，楼前悬有“休宁县”三字直匾，楼前还引水辟地，池上架一石桥，名“三思桥”，明嘉靖年间知县宋国华改桥为照壁，作为县衙屏障。据清道光《休宁县志》载，钟鼓楼自明洪武二年起(1369)，历经兵灾火焚，至清康熙十五年(1767)，曾先后重建8次。海阳镇如今，我们看到的钟鼓楼是经1984年大修、1986年竣工的建筑，三分古朴，七分典雅，基本符合元代钟鼓楼的外貌，为两层重檐式徽派建筑，占地460平方米，楼宽达18米，高13米，正中辟拱门，台基之上是两层木制结构回廊式建筑，回廊四周设有供游人休息的“飞来椅”。楼的南北全是朱漆木格扇子门窗，东西为山墙，山墙的梁撑和檐口处饰有精致的花草木雕，楼顶仍保持原来的重檐歇山式，四角飞檐下拴有风铃，楼内大厅为大方砖地面，回廊为小青砖铺地，整座钟鼓楼气宇轩昂、古朴典雅。 钟鼓楼还是县博物馆的“藏珍楼”，每逢举办文物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在那琳琅满目的砖木雕中饱览徽派篆刻的神韵，在刻工精湛的古砚中欣赏新安文化的遗风，还有那些玲珑剔透的彩绘、青花古瓷溢出雅趣，令人赏心悦目。观赏者停留时间最长的无疑是那方1915年从万国博览会上载誉而归的万安罗盘，最使人流连忘返的莫过于那些流芳百世的古代书画作品，其中休宁籍明代书法家詹景凤的《千字文》是一幅国内罕见的狂草长卷，长卷纵30厘米、横1000厘米，全篇字体如笔走龙蛇，似龙飞凤舞，疏密相间，笔法刚健。而休宁籍清朝乾隆年间吏部尚书汪由敦的小楷《孝经》却是另一番境界，全文秀丽端庄，一丝不苟，与詹景凤的狂草相得益彰。此外，楼中珍藏的明清徽派居室家具和蕴含着乡土气息的民俗文物，同样为研究古徽州民风民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古老的钟鼓楼在新世纪又有新变化，县政府已将该楼辟为“状元博物馆”，南北两侧空地将建成“状元文化广场”，古楼新姿将会更加吸引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海阳镇-海阳八景 海阳八景石刻白岳飞云：白岳，即齐云山。这里奇峰幽壑，万石峥嵘，松藤薜萝，竹木婆娑，飞泉碧潭，景色秀丽。春秋季节，山上云烟缭绕。游人登望仙台俯视山下，那一望无垠的田川，尽被飞云流烟所淹没，如幕如障，欲吞欲灶；遥望远山，峰峦朦胧，时隐时现，若浮若沉，瞬息万变。古人有诗云：“白云何处来，须臾四充塞。弥漫亘天关，周匝洪城域。”清人沈烈的诗句更是神形兼备：“白岳钟灵气，云飞未肯闲。炉峰缥缈里，屏嶂卷舒间。带露穿林湿，随风触石还。不因钟磬响，何方访仙关？” 寿山初旭：寿山即万岁山，亦称古城岩，在万安镇东。晴日之晨，上寿山之巅东望，大气磅礴，水阔天空，一轮红球，冉冉升起，如火映金盘，光芒四射，红霞灿烂，东方尽赤。少顷，红日普照大地，晴空万里，彩云飞渡。俯视横江，日影与桥影，随波光摇曳，别有一番奇观。清休宁人查锡恒有诗云：“天鸡咿喔起云霄，绝顶曦光接斗杓。赤页玉盘开红晕迥，黄金轮涌赤波摇。一峰高向三光拱，万岁名应百世标。放眼扶桑胸次旷，不辞扪葛上召尧。”松萝雪霁：县城北郊松萝山，山势高峻，蜿蜓曲折，松萝漫径，怪石罗列，松竹成林，极为幽奇清秀。严冬大雪之际，“玉屑”纷飞，奇峰披银装，松竹挂冰花，分外晶莹。若晴日，则红装素裹，更增妖娆。明休宁县城陪郭人、礼部尚书程敏政，当年与友人游松萝山时曾即景赋诗云：“双峡中分一径通，宝坊遥隔片云东。四时山色涵空翠，万折泉声泻断虹。清爱竹孙穿冻雪，静闻松子落香风。登高两屐吾方健，携手无因得赞公。”海阳八景石刻凤湖烟柳：在城西凤凰山下，白鹤溪与夹源水汇合处，昔有泊名凤湖，湖边栽满了柳树，春夏佳日，柳丝轻拂，微风送爽，碧波荡漾，景色醉人。每当晨曦初露，曙光高照，湖面雾气霭霭，若云若烟。看那团团新绿，与几顷波光，相衬相映，更显得清幽秀雅。明休宁上资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汪姬生，曾为湖广黄州府推官，晚年送友人至凤湖，触景生情，染翰挥毫，题诗一首云：“春光摇曳斗城西，老眼低回望转迷。树底不逢青雀过，湖头偏听紫骝嘶。雨垂荫边村隐，风起晴毕与寺齐。欲折一枝聊赠别，依依愁绪挂前溪。” 练江秋月：也称老桥双月。在海阳城南下纹溪一带。这里水色清澈澄碧。南岸青山绵延，玉几山东西两翼，巽峰、丁峰两塔峙立，水光山色塔影，浑然一体。汶溪河面开阔，汛期洪峰汹涌，流湍水急。明嘉靖年间，曾先后两次在这里修建石拱大桥。每当秋高气爽，云淡风轻，漫游于老桥之间，明月当空，桥底上、下游各现月影。恰似“秋光似练月如水，十里汶溪月涝桥。”如果在上弦或下弦时间，则是“出云面面拥寒溪，江底初沉月一钩”，别是一番风光。清人沈烈有诗赞道：“平分秋夜好，冰鉴漾浮沉。影泻丝丝练，辉流点点金。江天浑一色，水月荡千寻。俯仰清风好，悠然会此心。”落石寒波：又称落石回波。景点在海阳城西二里许白鹤溪畔。横江水自黟境经齐云山麓迤逦西来，夹溪水由北奔腾而下，两流交汇在县城西南郊玉几山西北麓，潴为深潭，名落石潭。水清影碧，风光秀丽。潭南峭壁矗立。当溪环绕的中间，有巨石一方，若从云天下堕，名落石台。台面平整，可坐百人。又有云头石，为下流藩蔽。旧有楼宇寺庙，现尚存摩崖镌字。一为“三山聚秀”；一为“落石回波”。昔时舟棹上下，多在此停泊。“日映树梢添翠绿，风来水面听鸣弦，”那雄峙的青山奇石，翠玉碧澄的幽潭，令人陶醉。清代休宁女诗人汪韫玉有诗赞曰：“奇石何年落，登临亦快哉。三山移欲会，五水汇初来。月色前村雪，松声大壑雷。悠然诸境外，即是此灵台。”海阳八景夹源春雨：夹源水出自休北，三面绕城，环流如带。从北郊新塘观音阁，逆水上行，两岸高峰对峙，一水中分。山峦林壑，郁郁葱葱。清明时节，春雨蒙蒙。远山景物，尽被云霭笼罩；近处田园村舍，错落参差。水桥流水，渔舟横泊，如入“武林桃源”。明崇祯年间休宁籍进士汪姬生，性爱山水，晚年辞官归里后，不顾老迈乏力，拄杖游历其间，曾即景赋诗一首云：“于今何处复桃源？一水千山夹石门。地瘠浪凭茶作产，欲淳时风槿为园。春生气象回寒谷，雨弄霏微失远村。蹑屐扶筇寻窈窕，杳然云树长溪痕。” 龙井飞瀑：位于鹤城乡冯村海拔1629米的六股尖，为新安江源头第一瀑。瀑布高300余米，分数层从山顶跌宕而下，似白龙出涧，轰鸣如雷，回荡幽谷，极为壮观。瀑下碧波荡漾，灌木成荫。宋朝诗人杨万里有《新安江源头诗》赞：“金陵江水只咸腥，敢望新安江水清。皱底玻璃还解动，莹然酃渌却消醒。泉从山谷无泥气，玉漱花汀从佩声。水纪茶经者未识，谪仙句里万年名。”2000年盛夏，本县规划黄山市滨江大道休宁段（第六景区）工程时，该景点被选为新“海阳八景”第八景

包公墓葬，史籍记载有两处：安徽合肥和河南巩县。二说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和地方上的实际墓冢。如今合肥的包拯墓葬经过考古发掘，已得到专家的确认，那么巩县宋陵中的那个墓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南宋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包公墓在安徽合肥市，“合肥，公之乡里也，中更兵火，子孙流离，故宅废为民居，独庙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谓东原村者，公之墓也”。包公葬后的百余年间，经历了战火和荒顿的岁月，到庆元年间，地方官曾加以重修。另外，《大明一统志》、《合肥县志》和《包氏家谱》等文献，也都清楚记载，包公墓在安徽合肥。

然而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的《巩县志》明确记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之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朝的《河南府志》皆承旧说。到实地考察，包公墓坐落在河南巩县宋真宗永定陵和宋仁宗永昭陵之间，离真宗刘、杨二后陵只半公里，是一座高约五米的墓冢，封土扁圆，直径有十余米，墓前尚有望柱一坐，石虎两个，石羊一个，均为北宋风格。规模上看，确是座北宋高级官员的墓葬。如今墓前还立有清代石碑一通，高二米，正中楷书“宋丞相包孝肃墓”。冢大碑高，气象威严。

1973年，因合肥钢厂扩建的需要，对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出包拯的一号墓，实为迁葬墓，墓中有一具基本完整的男性骨架，据鉴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与包公情况大致相符。出土的墓志石铭有三千多字，由当时的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确凿记述了包拯的生平，说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加强市场管理，增益国库收入。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敢于查办权贵。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廉洁清白，不谋私利，颇得民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暴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可知包拯生前已被人们尊称“包公”。

包公墓还有包拯长子包德与崔氏的夫妇合葬二号墓；长孙包永年的三号墓，他是崔氏的继子；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合葬的四号墓。及南宋以来一直被人当作包公墓膜拜的五号墓，实为包拯妻室董氏之墓。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时，把包拯之妻董氏的五号墓当作包公墓，供人长期祭奠，因此民间流传着“包拯墓是假的”之说法。最后，根据当地老人追忆的祖辈传言，在墓地的最北端，意外地发掘出包公原葬的六号墓，还存有石板和东西残墓壁，其中的陪葬木俑“十二时神”，是确定包拯墓的重要物证。墓地已在南宋初年被金兵所破坏，棺骨迁至一号墓重葬，原墓废为耕地。

此外还有一个疑冢，就是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布局均称，整个外形要大于包拯夫妇的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往下深挖，都是一色的生土，没有坑位，可知是个典型的“疑冢”。令人感兴趣的是：包公墓为什么要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总之，在一块墓地上，出现包拯的原葬墓、迁葬墓、以假乱真的五号墓及张冠李戴之疑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在相关墓址的考古发掘上也是罕见的，为什么包公墓要建得如此神秘呢？也不免有一些混乱。当然，包氏族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史学界补充和修正有关史实，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今合肥墓地从各方面考察，都已能够确认是包拯之墓。其大型石室墓的规格，似乎超出了《宋史·礼志》的有关规定，也足见墓主生前受到朝廷的特别恩宠。其出土的洋洋千言的墓志，也同样毫无疑问地诉说着此地包公墓的由来。尤其是包拯遗骨三十五块，专家鉴定已予以确认，并移葬于合肥新建的包公陵墓。至此，似乎千年的包公墓址之谜已经解开，包公墓应在安徽合肥市的东郊。

但是，巩县的包公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墓？它与合肥的包公墓是否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还是难以回答。据说此墓已经被盗过，盗墓贼说墓中没有砖石、棺骨，也没有盗到什么东西，这可信吗？从最早明嘉靖三十四年修的《巩县志》记载来看，至少明代中叶巩县宋陵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到如今也至少经历了四五百年，但元、明两代的有关史籍对此均无说明。由于合肥包公墓园考古发掘中仍出现一些较为混乱的情况，所以至今还有学者坚持包公真正的墓地是陪葬宋皇陵的巩县包公墓。

如果说此墓确为宋代陪葬大臣所建，也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巩县的包公墓离宋仁宗的永昭陵远，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近，有的史书说是“陪葬真宗陵”。但是，包公的全部政治活动却都在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要他陪葬宋真宗呢？这基本违反了中国帝陵中大臣陪葬的一般规则。于是有学者推测，包公墓中埋葬的，可能是另一位陪葬真宗的大臣，由于年月长久，原大臣的名字被遗忘了，就附会于包拯。也有学者指出，包拯死于开封，到最后定葬，中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时间，猜想可能当时要求陪葬帝陵而安放于巩县一段日子，最终仍迁葬合肥，但在巩县留下一个衣冠冢。人们出于对包拯的敬意，不忍心废弃，并进一步修缮，使之符合包公的身份，从而使包公出现两个墓，并让人真假难辨。

巩县包公墓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考古的实地发掘，才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

民间美术形式的来源

　民间美术形式的来源，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仔细发现的话，生活中很多是事情和景象都是值得我们记录的，民间也有很多的经验传承，以下民间美术形式的来源。

民间美术形式的来源1

　 一、民间美术的起源

　中国的民间美术与中国原始社会的美术同根同源。中国的民间美术和中国原始社会的美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共同的特点。至今中国的民间美术还有中国原始美术的艺术痕迹。中国的民间美术是在中国古代人民的生产劳动中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原始社会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开始从不自觉地追求美发展到自觉地对美的追求，最早是为了制造一些实用的劳动工具而产生的，追求实用是最初的原点。

　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发现锋利的工具和光滑的工具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从实用性的不自觉追求逐渐演变为对美的自觉追求。古代人们开始在一些器物上添加一些简单的线条，对称的线条乃至一些简单的图案。例如，人们在早期的陶制品上为了使用方便加上了把手，为了区别用途和使用方便加入了一些简单的线条和图案。

　再如，人们将贝壳和兽骨打磨光洁甚至通过钻空等方式配挂在身上，用来吸引异性。这些都是最初的中国民间美术的雏形。至今在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品上还能见到早期的一些图案，人们依然对此有审美上的感受，现在我们在一些民间的剪纸和刺绣作品上还能经常见到这些简单、朴实的图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阶级，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从而促使民间美术也逐渐分类，民间美术在制作上也更为精细和多样。一直到现在，民间美术出现了迅速的发展状态。中国民间美术凭借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具有多样性，中国民间美术将艺术的审美性和实用性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产生了大量的艺术样式，例如编制、剪纸、年画、泥塑、皮影、刺绣等等众多的艺术样式。

　 二、民间美术的特点

　中国民间美术产生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因此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过程一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紧密联系，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言传身教”是中国民间美术传承的主要方式。中国民间美术主要是通过父子师徒关系进行传承的，言传身教的传承形式是由于中国民间美术技艺的掌握者是最为普通的民间艺人。

　由于中国古代将这些艺术视为低级和粗俗的事物，因此这些民间艺人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他们不可能通过文字进行传承，更多的是依靠口口相传。这种口口相传、亲身示范的传承形式将技术经验传承给下一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进入了科技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审美需求日益增长。机械化的大批量无个性化的生产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家庭式的个性化的生产方式，传统的民间美术的生产方式正在逐步消失，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在冲击着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很多优秀的传统工艺从此失传，许多传统的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品被现代所摒弃。

　在这种缺乏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民间美术变成了一种西方文化的入侵，而被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们所重新提起。如“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很多专家对已经衰落了几十年的民间美术进行重新整理和研究，这些工作对民间美术的保护和振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不分精华与糟粕的保护方式，使我们的民间艺术并不完全代表我们民间美术的真实发展状态，甚至有些艺术工作者为了西方媒体对于“神秘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和对它文化的观赏需求而制造了一些“伪民俗”的艺术作品混淆了媒体试听，使我国的普遍民众不能产生文化的认同感，而对民间美术的发展处于漠然状态。

　 三、民间美术的发展方向

　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整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民间美术作为具有原发性与地域性的美术形态是我国本民族艺术的最佳代言人，民间美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成为我国艺术界与文化界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传统手工艺与工业社会的对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既不能放弃民间艺术形式也不能违背社会规律，试图以民间美术来代替大工业时代的产品，要使作品更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非常重要一点是必须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做更深的研究。

　寻找工业文明与民间美术的互补点，工业文明带来了商品的大量生产与简单复制，而这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实用主义色彩的产品形式，它同时应代表一种带有审美色彩的人文精神，民间美术以其丰富的审美形态与人文精神，成为工业文明社会的有效补充，工业文明以其时代感与社会性引导民间美术的发展。两者的互补使人类文化最终向着一个更加健全完美的方向延续。

　民间美术发展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滚动，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中心课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待和保护老祖宗留下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使它带着古老文化的血脉不受干扰地向前发展。无论是现代的文人画或西方的人文主义作品，它们的先驱都是当地发展起来的最原始的民间美术，所以，民间美术的发展像黄河长江滚滚向前。

民间美术形式的来源2

　 重新发现民间美术的价值

　民间美术是在漫长的民间生产生活中孕育生成的艺术形式，在几千年的农耕岁月中，它是老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审美和教化功能。譬如，一个刺绣荷包不仅造型美观，还有良好的收纳功能；

　一条雕花木凳，既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又具备极佳的使用价值。而这些物品上的图案造型，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传统小说、地方戏曲等，传递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忍的价值观念。时至今日，剪纸、农民画、刺绣、编织、印染、风筝等民间美术形式依然流行，装饰、美化、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史上，民间美术的创作者都是普通劳动者（很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生活简单、思想单纯、创作过程呈偶发性，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直接表达出来。

　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民间美术一直以一种原生状态恣意生长。传承至今的它，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是研究民间文化心理、传统民俗习惯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欣赏那些“土味”十足的民间美术造型，其实是跟先民“对话”。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不少专家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民间美术，甚至有人专门出资大量搜集整理民间美术作品。

　现代社会，民间美术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我们搭建与先民“对话”的桥梁，还在于为现代设计提供素材和灵感。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看似相差甚远，其实却有共通之处。民间美术的传承一直通过“手把手”的形式进行，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是纯手工创作，融入了作者对世界、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这份纯粹无华的真情实感正是现代艺术设计所追求的。

　目前，在产品造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多个领域，民间美术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中国联通的logo“中国结”，设计灵感就来自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形式盘长结。

　 正视民间艺人的生存困境

　从古至今，专业艺术机构的艺术家大都由国家供养，而民间美术从业者却只能自己“刨食”。现代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前，从事民间美术工作的人凭自己的手艺，能够挣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当机器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这些人却被逼到了历史的墙角，陷入生存困境。

　以皮影为例，手工制作一个50厘米高的皮影人物，通常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汗烫平、缀结合成等八道工序，仅镂刻人物造型就需要3000多刀，完成所有工序要一个星期左右。可使用机器，只需输入程序，启动开关，仅30分钟就能镂刻一个皮影人，就算加上上色、缀结，完成全部工序也就需要三四个小时，并且机器制作的皮影人线条流畅，没有刀误，生产成本仅是手工制作的几十分之一。

　因此，不管手艺多么精湛，皮影艺人都很难靠制作售卖皮影作品在现代社会解决生存问题。与皮影艺人面临相似处境的还有剪纸、刺绣、泥塑等许多民间美术从业者。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当从事民间美术工作无法养活自己时，老艺人便会转行，年轻人更不愿进来。由于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大量老艺人离世后，民间美术就会陷入“人亡艺绝”的困境。

　当然，目前仍然有一些民间美术爱好者在进行相关创作。可这些人仅仅把民间美术当作兴趣爱好，而前辈老艺人却把民间美术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一个是兴趣，一个是事业，定位不同，付出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间美术爱好者的作品多是在重复前人，未能创造出与新的时代环境和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的新的艺术语言。所有这些，导致民间美术陷入发展困境。

　 激发民间美术的内生动力

　任何艺术形式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因此，抢救乃至发展民间美术，最重要的是找到民间美术与现代人生产生活的结合点，探索以何种方式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如此才能激发民间美术的内生动力。

　如前所述，民间美术对于现代设计具有借鉴价值。若能将民间美术的艺术精华有效融入现代设计，那将为其找到一条重生之路。民间美术种类极多，有绘画、剪纸、雕塑、纸扎、编织、刺绣染织、服饰裁剪等，每大类又包括多个小类。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设计师、艺术家将民间美术与现代设计成功嫁接。

　比如，有的地方大胆创新农民画的视觉语言，并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其艺术精髓融入当地特产包装，二者的“邂逅”产生了新奇有趣的火花，由此推动了农民画的传承与创新。再比如，有设计师将传统扎染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设计出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居用品，不仅摘得国内外大奖，还将产品卖到了国外，千年扎染因此旧貌换新颜。

　总之，通过现代设计手段，深挖民间美术的艺术潜力和商业价值，拓宽民间美术的应用领域，打造民间美术的艺术品牌，是激活民间美术活力的最好方式。从实践中看，制约民间美术在现代社会应用的一大瓶颈是，懂民间美术的不懂现代设计，懂现代设计的往往又不懂民间美术，缺乏将二者成功打通的“通才”。

　因此，笔者建议大专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一方面要开设民间美术课程，另一方面要鼓励大学生深入民间，多向民间老艺人请教学习。

　虽然民间美术作品的实用价值在现代社会有所减弱，但它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人们学习制作风筝并非为了卖风筝挣钱，学习裁剪衣服也不一定要当裁缝，但通过接触学习这些民间美术，可以了解传统文化，陶冶个人情操，提升审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民间美术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笔者建议大中小学将民间美术列入美育课程，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选聘民间艺人兼任美育老师。此外，文化馆、博物馆、少年宫甚至私营教育机构，可以开设一定数量的民间美术课程，尤其是陶艺、剪纸这类需要动手的课程，让孩子们通过学习民间美术，一方面提升美育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动手能力。

民间美术形式的来源3

　 “中国民间美术的源头”木版年画

　著名学者冯骥才曾把木版年画称作“中国民间美术的源头”。的确，木版年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史料记载表明它已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有资料称，北宋时期，这种古代民居装饰画叫“画纸儿”，还有专门的“画市”。但直到清道光年间，李光庭著的《乡言解颐》一书中，才正式提出“年画”一词，从此，所谓“年画”就拥有了固定含义，指木版彩色套印的、一年一换的年俗装饰品。

　虽说坊间一直有“木版年画四大家”的说法，但论产地，中国木版年画早已是遍地开花，因为中国人喜欢这种年画所营造的氛围，每到新年就换上一幅新的年画才觉得有过年的感觉。所以全国各地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产地的木版年画都相当有名气，比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四川绵竹等地。木版年画也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一张名片。

　一张看似普通的木版年画卖得并不贵，但真正手工制作起来，工续却相当繁琐。制作者要先设计样稿，再用刻刀一笔一笔地刻到木板上，制好版后，最后反印在纸张上，然后上色、装裱、晾干。有些地方的年画是手绘上色，有些则一张年画有几个色就要分几块版分别印刷上色。整个过程稍有不慎，一张年画就废掉了。

　正是因为手工制作的工序繁杂，很多地方的年画虽传承至今，却改成机器套刻、流水线印刷了。一张真正手工制作的木版年画因此更加难得。但仍有不少民间艺人还保留着手工制作的传统技术，正努力将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山东泰安木版年画

　山东泰安徐家庄村的非遗传承人王连阳，至今仍坚持手工制作年画，绘制一张年画需要十几道工序，一张脸谱就得上五六遍颜色，他家中的模具最久的已经流传近两百年。这些年画形式上红火活泼，色彩亦鲜艳明亮，多用单色平涂，主题单纯明快；题材上则包罗一切具有喜庆色彩的风俗生活民间故事等。

　天津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有一个标志性的画面就是手抱金鱼的胖娃娃。相对而言，始于明代的杨柳青年画传播得更为普遍，在中国版面史上，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其特色是内容饶有情趣、人物造型优美、线描流畅精细。图为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的学生在学画杨柳青年画。

　湖南手工木版水印年画滩头年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艳丽、润泽的色彩，古拙、夸张、饱满、个性化的造型方法，纯正的乡土材料和独到的工艺，作品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滩头年画从造纸原料的选择、纸张的制造、刷底，到刻版、七次印刷、七次手绘，一张年画的生产需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图为传承人正在年画上加工细部。

　东昌木版年画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以门神画的形式出现，它构图简洁，整体感强，还具有造型高度概括、夸张变形、追求神似不求形似的特点。最特别的是着色，它历来只有“草版”，即只印不画，系全部用木版分色套印，有丹红、粉红、黄、绿、青、黑等最多七色八版，整个画面五彩缤纷，装饰性强。

　67岁的东昌木版年画传承人徐秀贞在她的工作室演示印刷技术，在使用木版前，她要先用湿毛巾敷一会，然后才用棕毛刷上墨。她说这样能让湿气浸入木版，墨才能浸得更好。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

　凤翔木版年画始于唐宋，兴于明清，大致分为五大类：门画、风俗画、戏剧故事、窗花、家宅六神。关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理优势缔造了凤翔木版年画独特的艺术风格，其线条刚劲有力、简明质朴，色彩以红、绿、黄、紫为主，再衬以黑色线条，对比强烈，生活气息浓郁，形象丰满逼真。

　河南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特色是线条粗犷、形象夸张、构图饱满、色彩艳丽，因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深受人们喜爱。其题材多为吉庆和戏曲故事，人物形象则多以灶君神、天地神、钟馗、门神为主。图为朱仙镇年画艺人尹恩天在制作年画。（新华社朱祥 摄）

　朱仙镇年画艺人张宝德在篆刻印刷年画的木板。

　 河南内黄李新张木版年画

　内黄县的李新张木版年画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对比浓烈、画面古拙厚重，还具有构图布局写实化、程式化，人物主次分明，形象喜欢夸张变形等特点。它是中原文化的一种独特反映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图为传承人李秋旺在印制年画。

　李秋旺介绍，神像画是内黄李新张木版年画中的主要题材，内黄李新张木版年画神像画既有佛教神灵也有道教仙家，还有民间俗神，此外也有家谱轴和灯笼画这两类题材。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四处收藏民间刻版，如今家中刻版已有一百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