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每一姓氏在祠堂中都有一本家谱，又名家乘。家谱中记载着祖宗的来源，有许多追溯到周代，因为周代的子孙分封各国，以地方为姓；有的还远溯到轩辕，以证明自己的确是黄帝的子孙。

后世各宗族修家谱，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字辈，是修家谱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每三十年修一次家谱，即使衰落的家族，最多不能超过六十年。在修谱的时候，就要决定排出新的字辈。以蔡家的字辈为例是“世泰家声启，运隆教泽长”十个字。在1944年修谱的时候，就另外决定了新的十个字，作为后十代命名用的，假如本人名“世”信，儿子则名“泰”来，孙子名“家”珍，曾孙名“声”传，玄孙名“启”伟。由名字上一看，就辈分分明，尊卑有序。在同辈中，也有不同字用同一部首的。如启字辈的同胞兄弟姊妹，兄弟名启伟、启仕、启优、启侠、妹妹用启侬、启仪、启仙等等。这种表明血统的方式，后来更扩而充之，作为表明文化系统、社会关系的方式。

在家谱中，可以看到祖宗的来源，我是河南人，我们傅姓怎么由平陆一带到南阳来的？然后历代祖先，有谁到那里去了，都有记录。

宗法社会的组织，就有这样严密，对于个人的名、字、号、谥法、事业、行状，等于一篇小传，在家谱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在家谱族系表的线都是红的，如果中间看见一条蓝线，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因为红线是代表血统；如果是蓝线，就是表示没有生孩子，而是由兄弟的孩子，即侄子过继来承宗祧的；如果没有兄弟侄子，由外甥(姊妹的孩子)过继来延接香烟的，则加双姓，一般是本姓血统最近的过继(也叫承祧)。其中也有一子双祧的，如兄弟两人，哥哥无子，弟弟也只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独子，就同时是伯父的孩子。而且除了生父给他娶一个太太外，伯父也给他娶一个太太，称为长房媳妇。(当然，弟兄排第几，就是几房)。那么长房媳妇生的孩子，就是伯父的孙子，本房媳妇生的孩子，为生父的孙子。如果没有叔伯兄弟，就从叔伯祖的后代同辈中承祧，一直追溯到五代上去。如果外甥过继承祧，要经过族长的同意才可以，而且过继来的第一代要加双姓。如张家由李家外甥过继而来，在家谱中的蓝线下就写张李某某。

在人类学的立场看起来，好像红线或蓝线没有多大关系，“民胞物与”的精神，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谁的儿子都是一样；可是站在宗族血统的立场，就绝不敢以开放的思想来做。还有的人声明不是外甥，是“路边妻”生的孩子。所谓“路边妻”是有的地方有租妻的风俗，租一个妇人来，生下孩子以后，将孩子交给男方，各走各的路，没有夫妻关系。可是怎样去证明呢？“路边妻”等于西藏的多夫制。在西藏有一夫一妻制，有一夫多妻制，也有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有的是兄弟同妻，也有的是一个妇人同时是张、王、刘、李几家的太太，女权很高。所以“路边妻”的孩子，碰到几家修谱时就发生问题了，因为无法证明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丈夫的。但无论是红线或蓝线，有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对于没有后代的，一定想办法把他的宗祧继承下去，香火延续起来，这是中国民族思想的精神。

每一宗族的家谱，依照老规矩，仅有两部。正本放在祠堂里，副本放在族长的家里。如果为了法律问题或者宗族上其它什么问题，要查家谱的时候可不容易，非要全祠堂的董事、负责人到齐了，才可以打开这个藏家谱的箱子。我当年在家里修家谱，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回去修家谱，有所变革，不像以前那样有半张书桌宽大的正副两本，而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四开本，同时印了一百多套，凡是出了钱的，或一家送一套，或三五家送一套，以资流传。所捐的钱，绝对超过预订的价格，甚至有的超过十倍以上，以表示对祖先的孝道，为宗族尽力。领家谱时，非常隆重恭敬，视为一种光荣，除了用古典鼓乐，到祠堂中恭领，如迎神一样，而且当天还要设宴，邀请诸亲友，因为这也是一件喜事，宗族、亲戚、朋友、邻居都会来道贺。领回的家谱放在“谱箱”里面，供奉在祖先牌位的旁边，是不能轻易打开的。如果是几家合领的家谱，就由合领的几家轮流供奉保管，一家以一年为期，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庄重的。

家谱不但是为个人，而是为一家一族的宗法社会观念而存在；它更高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历史这方面，寻查个人的史料，像岳飞、文天祥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他家乡中的家谱里，找出很多真实的资料与记载，这些资料在历史上很重要。换言之，家谱家乘，就是它这个宗法社会的一个小的历史。我们常说，大家都是黄帝子孙，就是各家循家谱研究，追溯到最后，黄帝是每一家族的根源。发展下来，就表现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民族观念。

更新于 2018-04-27

来自作品集姓氏普籍

　相对于西式婚礼的简洁，中式婚礼较为复杂，步骤流程比较多。以下是我整理的中式婚礼迎亲具体流程，欢迎阅读。

　 中式婚礼迎亲具体流程

　1、祭祖：男方在出门迎娶新娘之前，先祭拜祖先。

　2、出发：迎亲车队以双数为佳。

　3、燃炮：迎亲礼车行列在途中，应一路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4、等待：新郎礼车至女方家时，会有一男童侍持茶盘等候新郎，新郎下车后，应赏男孩红包答礼，再进入女方家。

　5、讨喜：新郎应持捧花给房中待嫁之新娘，此时，新娘之闺中密友要拦住新郎，不准其见到新娘，女方可提出条件要新郎答应，通过后才得进入。

　6、拜别：新人上香祭祖，新娘应叩拜父母道别，并由父亲盖上头纱，而新郎仅鞠躬行礼即可。

　7、出门：新娘应由福高德劭女性长辈持竹筛或黑伞护其走至礼车，因为新娘子在结婚当天的地位比谁都大，因此不得与天争大。

　8、礼车：在新娘上礼车后，车开动不久，女方家长应将一碗清水、白米撒在车后，代表女儿已是泼出去的水，以后的一切再也不予过问，并祝女儿事事有成，有吃有穿。

　9、燃炮：由女方家至男方家的途中，同样要一路燃放礼炮。

　10、摸橘：新娘子迎新车队到达新郎家时，由一位拿着橘子的小孩来迎接新人，新娘要轻摸一下橘子，并赠红包答礼。这两个橘子要放到晚上，让新娘亲自剥皮，意谓招来"长寿"。

　11、牵新：娘新娘由礼车走出时，应由男方一位有福气之长辈持竹筛顶在新娘头上，并扶新娘进入大厅。进门时，新人绝不可踩门槛，而应横跨过去。

　12、新娘进门前应从炭火盆上跨过去，表示洗去进门前的晦气和不祥

　13、喜宴：时下颇流行中西合壁式的婚礼，大都在晚上宴请客人同时举行观礼仪式，在喜宴上，新娘可褪去新娘礼服，换上晚礼服向各桌一一敬酒。

　14、送客：喜宴完毕后，新人立于家门口送客。

　15、闹洞房：新人被整之灾情大小，端视新人是否曾在其他的婚礼上戏弄别人，或平素待人够不够忠厚等。

　 中式婚礼新人着装

　新郎穿状元袍，新娘披戴凤冠霞帔。

　状元袍是由红色的九品官服变化而来，帽子为乌纱帽，插宫花。

　凤冠是饰有银质或其他质地的凤凰模型，霞帔则是红色的披肩，一般来说，新娘穿红绸袄裤，绣花鞋，上绣鸳鸯、梅花、莲花等吉祥图案。

　中式的服装可以去礼服店订做或租借，在影楼拍摄婚纱照时也可以预定中装，有些影楼会在拍摄套系中免费借用婚礼当天的服装。

　 中式婚礼角色安排

　下聘礼方：由男方家长担当。向女方提亲并赠送礼物﹐即旧时所称纳采和纳征。赠送的礼品通常包括各种在中国文化中表示吉祥的食品﹐物品。如茶叶等。

　媒人：由一位与双方家庭关系都比较密切的人担当﹐负责邀请双方长辈见面，促进双方的沟通。

　童子：由男方家的未婚男子扮演，负责婚礼过程中的端茶迎轿。

　全合人儿：由女方家的几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子扮演，在新娘下轿时扶新娘下轿。 婚礼司仪：宣布典礼正式开始，介绍双方重要亲友﹐并致祝福词。

　主婚人：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或友人担当，为婚礼致词。

　摄像师：专业的摄像人员，记录下婚礼的全过程，拍摄新人与来宾的照片，为新人留下珍贵美好的回忆。

　 中式婚礼选址

　传统的中式婚礼仪式，一般早晨女方家里要"出嫁酒"，而中午男方家里操办喜筵。中午的时候傧相帮助在男家堂屋布置好拜堂的场所。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新人即使采用中式仪式也会在饭店摆喜筵。

　 传统中式婚礼

　上头 上头乃成人礼，传统要焚香秉烛、备三牲酒礼向天地祖先禀告。 上头用汤丸寓意甜蜜圆满。

　传统上头会有红绿线和海棠粉。

　新娘梳头前，全福人会替新娘涂上海棠粉为其「开面」。

　 现代中式婚礼

　上头时用的镜与道教礼斗的镜意思相同。 坊间流行的上头套装。

　有部份家庭上头用品已没有用针线。

　仪式虽简化，龙凤烛和汤丸依然相承。

　 中国传统婚礼历史

　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开始。《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从此，俪皮（成双的鹿皮）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还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又出现了“亲迎于庭”“亲迎于堂”的仪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六礼婚制作从此为华夏传统婚礼的模板，流传至今。

　 唐制昏服、婚姻六礼

　中国的婚礼可分为三个阶段：

　婚前礼，即“订婚”

　正婚礼，即“结婚”或“成婚”的礼仪，就是夫妻结合的意思

　婚后礼，是“成妻”、“成妇”或“成婿”之礼，这表示了男女结婚后的扮演的角色 在中国传统的结婚习俗里，婚前礼和正婚礼是主要程序，这些程序都是源自周公的六礼。 据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男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筳几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而所谓的六礼，据仪礼的记载，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据说六礼是创于周朝的，有学者认为周文王时代已有六礼，不过亦有人不从六礼。

　汉平帝元始三年，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传千朗史家属可行亲迎，次年立皇后亦纳采、卜吉。 魏晋南北朝时，皇太子娶太子妃的婚礼都没有请迎，自东汉到东晋时很多时都不依六礼成婚。

　唐代以后，皇太子开始请迎，而亲王的婚礼都会依随六礼。后来暨“问名”于“纳采”和“请期”于“纳成”；是故虽然概念上还是依六礼而行，实际上只有“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而朱子家礼更将“纳吉”和“纳征”合为一礼，所以只有三礼。 元朝时，婚礼会加多议婚一礼。

　明朝洪武元年时，定方以朱子家礼为标准制定婚礼。

　清朝时，据通礼记载，汉官自七品以上共有九礼，但都拼入了成妇成婿之礼，而古代的六礼亦只余下“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与“请迎”五礼。其他士、庶人结婚都比较简单，而民间的婚礼一般都会依朱子家法进行。

　 三书六礼

　主条目：三书六礼 三书 三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亲书： 聘书 聘书是订婚用的书，于“纳吉”（过文定） 时男家交给女家。 礼书 礼书是“纳征”（过大礼） 时使用的书，礼书内会详细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 迎亲书 顾名思义，迎亲书即迎娶新娘时的书，即在“亲迎”时使用。

　 六礼

　纳采 又称“采择”，相当于后世所称之“提亲”、“说媒”。表示男方曾审慎考虑之后所做的决定。 《文公家礼》说：“纳其采择之礼，及今世所谓言定也。”而古代较为朴实简单，具《仪礼士昏礼》记载，士大夫阶层所执的见面礼，即称“贽”或“挚”，仅“用雁”。其原应执雉而已，但雉不易活捉，多为死雉，婚时不宜，且婚礼为人生大事，故特许新人得越其身分等级穿戴与使用衣着行头。

　唐杜佑通典里就记载了三十种纳采的礼品：

　元纁、 羊 元，象天，纁法地，羊和祥也，群而不党

　雁 雁则随阳

　清酒 清酒降福

　白酒 白酒欢之由

　粳米 粳米养食

　稷米 稷米粢盛

　蒲 蒲众多，性柔

　苇 苇柔之久

　卷柏 卷柏屈卷附生

　嘉禾 嘉禾须禄

　缕缝衣 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

　漆 漆内外光好

　五色丝 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

　合欢玲 合欢玲音声和谐

　九子墨 九子墨长生子孙

　金钱 金钱和明不止

　禄得、香草 禄得香草为吉祥

　凤凰 凤凰雌雄伉合

　舍利兽 舍利兽廉而谦

　鸳鸯 鸳鸯飞止须四鸣相和

　受福兽 受福兽体恭而心慈

　鱼 鱼处渊无射

　鹿 鹿者禄也

　乌 鸟知反哺，孝于夫母

　九子妇 九子妇有四得

　阳燧 阳燧成名安身

　又丹 又丹为王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问名

　问名是指男家询问女家关于女家女儿的姓名、时辰八字，如女家接纳男家的提亲，就会把女儿的姓名和时辰八字等交给男家，放在神前或祖先前以占卜吉凶，如卜吉兆的话，就会决定娶女家的女儿。

　 纳吉

　纳吉，即过文定，有一点像西方人的定婚，这时其实婚事已初步议定。

　 纳征

　纳征，即过大礼；“纳”是的意思是聘财，而“征”就是“成”的意思，亦即是说男家需要纳聘礼后才可成婚的意思。过大礼时，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 （须是全福之人） 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完成纳征的仪式后，婚约便正式定立。 请期 请期即是“择吉日”成婚的意思。男家会择定一个成婚的良辰吉日，再准备婚期吉日书和礼品给女家，女家受礼及同意后，便可确定婚期。

　 亲迎

　亲迎亦称迎亲，就是在结婚之日，新郎会与媒人和亲友一起前往女家迎娶新娘。新郎前往女家之前会先到女家的祖庙行拜见之礼，然后以花轿接新娘回到男逐。新人会在男家举行拜天、地、祖先的仪式，然后送入洞房。

　 换庚谱

　换庚谱，就是男方和女方的家庭互相交换家谱，作为定亲的凭据。媒人提亲后，如男女的时晨八字没有相冲，双方就会换庚谱。

　 过文定

　男家会选择一个吉日，带着一些礼品到女家，礼品一般都是三牲，酒礼等，并正式奉上聘书。

　 过大礼

　“过文定”举行后，就会举行“过大礼”的仪式，这是订婚的最隆重，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因为这仪式过后就等如正式定立了婚约。跟“过文定”一样，男家会选择一个吉日，带同聘金和各种礼品到女家；而女家亦会准备回礼礼品。以下就是男女家只方的礼品：

　 男家礼品

　以下的礼品皆是均双数以取其“好事成双”之意，依照各地风俗不同，礼品的种类会有差异。

　聘金：这表示著男方承认和感谢女方家长对女儿的养育之恩。

　聘饼：一担 （五十公斤）

　海味：分四式，六式或八式，款式与数量视男家的经济状况而定。 每款通常分两包。其中发菜是必须的，以取其发财之意，而其他的海味有鲍鱼、蚝豉、元贝、冬菇、虾米、鱿鱼、海参、鱼翅和鱼肚等。

　三牲：两对鸡，两雄两雌 （如父母不全， 这则一对已足够）；猪肉三至五斤起双飞 （喜只飞），即一片相连开二，以表示丰硕诚恳的敬意。

　鱼：大鱼或鲮鱼；意即腥（声）气；也表示有头有尾年年有余。

　椰子：两对 （父母不全可用一对），即有爷 （椰） 有子的意思。

　酒：四支，表示爱情浓郁。

　四京果：即龙眼干、荔枝干、合桃干和连壳花生，以祝福子孙兴旺，亦含圆满多福，生生不息之意。

　生果：即生生猛猛的意思

　四色糖：即冰糖、桔饼、冬瓜糖和金茦，表示象甜密，白头到老的意思。

　茶叶、芝麻：因为种植茶叶必须用种子、故以茶叶作礼品，暗喻女子一经缔结婚约，便要守信不渝，绝无后悔，亦即“油麻茶礼”。

　帖盒（礼金盒）：内有莲子、百合、青缕、扁柏、槟榔两对、芝麻、红豆、绿豆、红枣、合桃干、龙眼干，还有红头绳、利市、聘金、饰金、龙凤烛和一幅对联

　香炮镯金：香 （无骨透脚青），炮 （大鞭炮和大火炮），镯 （龙凤成对喜镯）。

　斗二米：男方准备十二斤糯米、三斤二两砂糖，这是给女家做汤圆的，以取其圆满，甜蜜美满之意。

　 女家礼品

　视地域各有不同，列举一二：

　1、河南开封地区

　组合柜等家具

　电视机 自行车或摩托车 洗衣机 被子6个或8、10、12、等双数 生面、生面条、烧饼若干 2。南方地区 男家礼物的一半或若干 茶叶 生果 莲藕、芋头、石榴 （各一对） 贺维巾 长裤：意即长命富贵 鞋 （一对）：意即同偕 （鞋） 到老 扁柏、姜、茶煎堆、松糕 回聘金 槟榔 （受一个，余数则全回给男家）：意即一郎到尾

　安床

　在选定吉日后，于婚前几天由“一世好运的男士”把新床移到适当的位置。位置要依男女双方的八字以及神位等决定，而安床的住置亦不可与桌柜、方橱的尖角相对。

　然后，再由一位“儿孙满堂的女士”负责铺床，并摆上各式喜果、荔枝干、红绿豆及利是。

　安床后，安床之后，禁让自己或其他成年人坐卧，寡妇、失婚者尤忌；但可先让婴孩在床上玩耍，寓意添丁发财。

　嫁妆

　嫁妆最迟需于结婚前一天送到男家。嫁妆的多少象征女家的身份与财富。除了珠宝手饰外，嫁妆主要都是富有吉祥寓意的东西：

　蝴蝶双飞：剪刀

　甜甜蜜蜜：片糖

　花开富贵：花瓶

　丰衣足食：七十二套衣服

　哭嫁

　据《礼记》记载“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

　哭嫁在今天可能会是一些很难理解的事；但在古时，因为交通没有现代的方便，女儿出嫁后，就很难有机会可以见到家人。

　而事实上，出嫁后的女子也不是可以像今天一样，随时可以返回娘家探望家人的，回娘家需要得到夫家的批准。

　此外也有以下的说法：说哭嫁是源自古时妇女不能拥有自由的婚姻，所以她们会用哭嫁的歌声，来控诉古时不公平的婚姻制度。

　上头

　古代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己成年。而女子十四岁成年行“及笄礼”。标示已到婚嫁年龄。因此成年礼与婚与婚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许嫁之后，女子需要改梳发式，以表示她不再是姑娘，而是待嫁新娘了。“上头”不只是皆梳发挽髻，而是指整个头部打扮，还要开脸画眉，涂脂搽粉等。

　“开脸”是指用细绒绞去新娘脸上的汗毛，使面部更为光洁。

　“上头”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仪式。梳头要用新梳子，助“上头”的人必须是“全福之人”（俗称“好命佬”及“好命婆”），即这人是六亲皆全，儿女满堂之人。

　此外，娘家还会设宴请客，“上头”的隆重性在此也可见一斑。

　“好命佬”及“好命婆”替新郎新娘梳头，一面梳，一面说：

　一梳梳到尾， 二梳梳到白发齐眉， 三梳梳到儿孙满地， 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 盖头

　新娘子通常会以一边长三尺的正方形红围巾蒙在头上，这红色的围巾称为叫“盖巾”，俗称盖头。

　对于盖头这种婚俗，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盖头是为了遮羞；而另一种说法是说源自于古代的掠夺婚，表示新娘子蒙上盖头后就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迎亲

　古代婚配时，男方必须去迎亲。“亲迎”是六礼中最隆重的礼节。没有迎亲的新郎，就没有出嫁的新娘。古代亲迎，有徒步的，也有用车的，比较普遍的是用八人大轿去迎亲。 抬轿的人必须身体强壮，遇上别人家的花轿，绝对不可以与他们碰头，必须绕着走。迎亲回来时，还要最一条路回去，以取不会走回头路之意。如果途中经过庙、祠、坟、井、河等处，必须由男方娶亲的人手张红毡子将花轿遮著，作为“避邪”的意思。

　如果在途中遇见出殡的队伍，迎亲的人会说“今天吉祥，遇上宝财！”究竟为何会这样呢，遇到出殡的队伍会是财宝吗？其实这是因为棺材的谐音为“观财”，亦即看到财宝的意思，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图个吉利。

　拜堂

　“拜堂”，又称为“拜天地”，是婚礼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有趣的是，“拜堂”是不属于古代“三书六礼”之中的礼仪的。

　“拜堂”这一婚俗于宋代以后非常流行，经过“拜堂”后，女方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一员。 “拜堂”时，主持婚礼的司仪会大声的说：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齐入洞房。”

　其实，拜天地代表着对天地神明的敬奉；而拜高堂就是对孝道的体现；至于夫妻拜就代表夫妻相敬如宾。某程度上，夫妻交拜是在古代少数可以让女性跟男性同一品位的时候。 出门

　出门是指新娘离开娘家的意思。当到达吉时的时候，女须由大妗姐背着上花轿；据说新娘双脚着地的话就会带来恶运。

　在出门的时候，，新娘的嫂嫂是不可以相送的，这是因为嫂字有着扫帚星的扫字的谐音，是故人们相信嫂嫂于出门时相送会带来不吉利。

　现在的新娘出门时，由伴娘 （陪伴新娘过门至男家，而且必须是是未婚的） 撑起红伞护著新娘，取其开枝散叶的意思。大妗姐及众姊妹一边行，一边向上空、伞顶及花车顶撒米，用来“喂金鸡”，意思指鸡啄米后便不会啄新娘。最后上花车前，新娘子会向送行的亲友鞠躬，以示谢意。

　过门

　过门的意思是新娘由女家出门后正式踏入男家家门，拜见翁姑及男家其他长辈。 传说翁姑不可以在大厅直接看见新人进门，因为这样会相冲。所以当女方步入男家后，翁姑会由房间出来大厅会见新人。

　然后新郎新娘会先拜天地，后拜祖先。新人会向翁姑奉茶跪拜。翁姑会说一些祝福语，并送首饰及礼物给新娘。新娘收到饰物后需即时戴上，以示谢意。然后，新人会向其他长辈及亲戚奉茶。

　三朝回门

　三朝回门，即归宁，三朝是指婚后的第三天，新抱由丈夫的陪同下，带备烧猪及礼品回娘家祭祖，然后再随丈夫回到夫家；相传在先秦时已有这样的习俗。

　归宁，就是回娘高向父母报平安的意思。在古时，交通没有现代的方便，如果女子要夫家是离娘家后远的话，所谓出嫁从夫，女子到夫家后就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到娘家了。 所以回门可能是女子踏足娘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亦因为如此，人们十分重视归宁这一个婚礼习俗。

　现代婚礼回门时，男家需要预备： 烧猪一只 （以示新娘的贞洁）

　西饼两盒

　酒一对 竹蔗两支 （步步高升） 鸡一对 生菜 （风生水起） 生果两篮 荵 （松松动动） 伊面两盒 鸡仔灯笼金 猪肚及猪肉各两斤

　中国婚礼的两种典型风貌

　虽然婚礼仪程的结构保持稳定，但就婚礼的风貌演变来看，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故此，本文将按照两种风格将它们分类区别：

　‘蓝本型’的周礼婚制——庄重典雅

　 周制昏礼

　周制婚礼，承启上古至夏商，集成于礼乐开国的西周，发扬于君子风范的春秋战国，稳定于华夏诸族最终形成汉民族的时候，在漫漫三千年里始终为华夏婚礼之蓝本，最终蔚成灿烂的云霞。

　那时候的婚礼还叫做昏礼。没有奢侈的聘礼，没有铺张的排场，也没有喧闹的筵席。昏礼重的是夫妇之义与结发之恩，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可以喧闹嘈杂的事。那时候的昏礼简朴干净，没有后世繁缛的挑盖头、闹洞房这类繁杂的玩意儿，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酳”，而后携手入洞房。次日拜见舅姑，三月后告见家庙，从此，新妇正式融入夫家家族。那时候的昏服也不是现在人们误解的大红一片，而是端庄的玄色礼服（玄色，黑中扬红的颜色，按照五行思想，是像征著天的、最神圣的色彩）。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烛火，在盈盈火光中思念著远去的女儿；夫家也三日不举乐，安慰著思念双亲的新娘整个仪式宁静安详。但安静细致的仪式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捕捉到的力量。黄昏中开始的那个安静优美的仪式，映照出一个久违的文明气息——那是纯正、优美而伟大的汉文明，直指人心。

　‘发展型’的后世婚礼——喜庆热闹

　此类是指在周制婚礼的基础上逐渐演变的后世中国婚礼。其中混杂了许多其它来源的婚俗礼仪，有诸多变异，故此称为“发展型”。

　婚礼是什么时候慢慢放在白天的已经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汉代以后的战乱，夜晚不安全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感染了胡俗习惯，再加上后来的婚礼排场逐渐变大，时间变长，也

　就逐渐放在了上午，这样，欢庆的仪式往往持续一天。

　与后世婚礼不同，先秦至两汉昏礼，女父迎婿于门外，礼节甚重，更别说刁难女婿的事了，唐《封氏闻见录》6卷五云：“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自从昏礼有了贺客和婚宴开始，婚礼的世俗欢庆气氛就逐渐扩展。婚礼的欢庆的气氛本是生民常态，同时也来自华夏周边的风俗浸染。胡俗婚礼多喜庆，后世婚礼的许多杂俗，比如闹洞房，是契丹的婚俗。跨火盆，则来自满族。根据周礼，婚礼是没有盖头的，但红盖头却成了世俗婚礼的像征。仪礼中的婚礼不举乐，无酒筵酬宾的仪节，只在新房中为新郎新娘专设一席。到后世，宴众宾客会成了婚礼必不可少的一项，闹房也成了保留节目。也许，我们更加熟悉的婚礼就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

　纵观以上两种中国传统婚礼的模式，不难看出：历史的悠久，国土的辽阔，文化基因变异的程度自然不会小，毕竟，没有交流的民族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在婚礼的发展上，华夏民族的婚制婚仪，吸纳了许多外来民族的习俗。历经多次主动的、被动的民族间交流，经历多次国运纵横起伏，华夏婚礼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流变。

　耐人寻味的是，从历代礼书的修订，可以看出古人对这种现像的态度：对周礼婚制的偏好，对世俗婚制的宽容。于是，理想与世俗便两不相悖，各有市场。这也许就是华夏文化的特点之一，古人已经给出了适宜的处理方式，不必苛求统一。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歌舞、美国**《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中国问题可望通过两人“友谊”解决，指出把外交活动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缘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败，非所计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经过鲁迅的揭发和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滓”，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从《“友邦惊诧”论》开始，在以后的一系列杂感里，鲁迅又给群众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爱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有一部分杂感，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抗主义追击，立意遣词，则又较为轩豁和明快。鲁迅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感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仍然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在鲁迅看来，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的“逃难”正是国民党压制爱国运动的结果，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在鲁迅看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好象“一盘散沙”，正是统治者的“治绩”，他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注：《南腔北调集·沙》)他从现实生活中举出生动的例证，为青年和群众辩护，说明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此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者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时期他还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笔名，由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注：《大观园的人才》里用来和吴稚晖作对比的，是汪精卫)，鲁迅自己写了《“光明所到……”》、《“人话”》、《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篇，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为国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献策的谬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先前所利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鲁迅的这些杂感，就象匕首一样插进了胡适、吴稚晖之流的心脏，不仅帮助人们认识反动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暗示了蒋氏王朝在勾结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由日本转向美国的正在演变的动向。

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间被全部粉碎，国内外反动派大为震动。蒋介石为了向主子表白忠心，声称在“消灭”***之前，“绝对不言抗日”，严禁报刊登载抗日言论。《申报》当局受到威胁，《自由谈》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启事，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头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文化斗争，这个启事宣告了文化方面“伪自由”阶段的结束和“准风月”阶段的开始。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相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感的特点。这些杂感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例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失败的心理。出现在这些杂感里的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蒋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结美国，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兴社(注：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这个组织的性质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褐衫队”一模一样，又因特务头子之一刘健群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组织“蓝衣社”，社会上就称复兴社为“蓝衣社”，它的后身又分为“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爪牙密布，血债累累)，模仿集中营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缔“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书排犹的有查禁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压迫。鲁迅揭露了这种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那些奴性的“强迫服从”(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指出：事实不需要多少时候便可以见到分晓，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调刺”。谈笑于刀丛之中，以极高的轻蔑对待残酷的压迫，坚持真理，临危不惧，这是体现在鲁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杂感这一形式里，往往又构成了作者称之为“准风月谈”的这类寓严肃于轻松的文章的特点。

收录在《准风月谈》里的杂感，还有许多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却在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的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棒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浇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从这些杂感所反映的内容看来，实质上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补充和延伸。出现在鲁迅笔底的是一个充满了混乱、黑暗、欺骗、掠夺的没有前途的社会，这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果。对社会的彻底暴露正是为了动摇这个政权的基础。鲁迅的杂感是雄辩的，每一篇都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尽管不是对某个论敌而发，然而它向生活论战，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论战，表现了广泛的思想斗争的特色。至于集内因《重三感旧》而引起的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其中心也是反对后退，不满于“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包含着永远前进和不断革命的现实的意义。

辑入《花边文学》里的杂感，全部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感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列。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这就活活地画出了知识分子毫无特操的面貌。在《“……”“”论补》里，鲁迅指出“”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在《命运》里，鲁迅说明统治阶级想以优生学济“运命说”之穷，而结果还是枉然，他说：“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失去了客观的根据，这就无法使穷人安于运命而不起来革命。这些杂感都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有时是侧面的戟刺。例如本意在于反对复古运动的《正是时候》，同时也鞭挞了旧家子弟的心理，指出他们“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便会“立刻退缩”，回到“大宅子里”，“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从环境影响说明“旧家子弟”的性格，这就活活地画出了没落阶级百无聊赖的心理。《洋服的没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势力糊涂懵懂的，鲁迅又顺便讥刺了统治集团惯于利用生理的特点以维系野蛮的法制：“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举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击投机分子骗人敛财的，鲁迅也随手讥刺了市民阶层往往利用科学的发明以维系落后的风气：“马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引证普遍而挞伐沉重。这些杂感又都写得贴切，泼剌，论证生动，鞭辟入里，发人之所未发。为了更加彻底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花边文学》里还有不少篇什，描摹和解剖了一部分人精神的空虚和卑下，以揭示病态社会严重的症候。鲁迅谴责了趁队起哄、人云亦云的现象：“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开始时毫无主见，到头来又莫名其妙，作为奴隶生活的思想烙印，这是社会改革的精神阻力，鲁迅常常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又譬如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受到对方威胁，压力强大，心里虽“不舒服”，却又不敢“出死力来斗争”，鲁迅讥讽地说：“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再譬如生活里还有这样一种人，明知摆在眼前的是一个骗局，已经掉入圈套，然而自己不揭发，又反对别人揭发，鲁迅愤愤地说：“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从这些淋漓尽致的分析里，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思想开掘的深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是更加深化了的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的面貌。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教训。由于爱憎的严明，分寸的适称，鲁迅的杂感不只是对旧事物的打击，也包含着对新事物的促进。它简直是一团火，有人会被灼伤，甚而至于烧死；但也有人从这里感到温暖，望见光明。一切“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不可能不同时又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在鲁迅的批判反面事物的杂感里，人们仍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捉摸到作者的理想：他的正面的要求，他所暗示的生活的趋向和历史的进程。

族谱：族谱是记录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的簿书。中国人很早就对家族世系有详细的记录。据史载，国史、方志、谱牒都肇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族谱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儒家学说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所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也。因此一个社会就由国家、宗族和家庭三个秩序层次构成。一个国家若要寻求稳定，家庭和宗族的管理就十分有效和有用。于是族谱和氏姓、郡望、堂号等姓氏文化的其它内容一样，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条件。所以说族谱缘起的历史条件，是宗法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在文明开始发达的周代掌握文化的王族阶层就有需要开始编纂族谱，以明确自己家族成员的血统及等级，以致编族谱成为他们的特权。至东汉恒帝，“诏责太邱长呈家状姓谱，以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从而促使全国望族竞相修谱。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完全以门第高下作为做官大小的标准。士族成为社会上层，统治了整个社会，门阀保证保证了士族成员的社会政治地位、仕途和家族的势力，使社会产生对士族的崇拜。士族就是采用族谱来表明自己纯正的贵族血统，国家也严格考查士族的族谱来取士命官，因而修谱是士族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社会对族谱修订有严格的规定，寒族以致很难冒入豪门。到唐朝，这种门阀制度仍然十分重要，但唐朝统治者较为开明，为了招揽国家可用之才，采用了科举取仕的制度，寒族得以进入高级领导层，门阀制度才在门阀官僚阶层与寒族官僚阶层的斗争中逐渐衰弱。随着唐朝的灭亡，士族门阀在农民起义的屠杀之下更加迅速衰落，族谱失去了政治功能，谱学渐渐式微，至北宋，谱学又重新兴起，却又成为滥觞，修撰族谱成为民间一件平常的事情，国家社会也无法再严格管理，而出现宗族为光耀门楣，往往不顾事实，找一个名人作自己的祖先，混淆了历史真实。年代久远后，再也很难辨识事实之真相。其实在门阀制度十分严格的魏晋南北朝也已出现伪造族谱的现象，掌握特权的寒族就想方设法修改族谱使自己的家族摇身变得高贵，而在后世民间伪造族谱的情况那就更严重。

族谱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目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先祖图像、像赞、世系表、恩荣、人物传记、坟墓图、族产、祠堂图、五服图、祭祀图、艺文著述、家规族约、宗族礼仪、契约文书、书院义塾、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当然，各家各种族谱的内容有详有略，并非每种族谱都有上述内容。族谱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 族谱与移民史研究；二、族谱与历史人口研究；三 族谱与社会史研究。当然族谱也有其局限性，伪造祖先世系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实际地对待族谱的资料，不能以之为事实之全部。

族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但我看来，族谱是为了纪念先辈，并且避免与先祖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