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山原名马鞍山，位于米脂城北门外，是一座独立的土石山包，因其形似马鞍状而得名。山南麓原有明嘉靖年间建造的真武祖师庙，1643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次年派他的侄子李过返回家乡，将原马鞍山扩建为行宫，是年11月，闯王李自成率大军回故里祭祖，见行宫地势雄伟，虎踞龙盘，遂赐名“盘龙山”。

该山东傍饮马河，南眺文屏山，西临无定河，北依印台山。山上建筑自上而下依形就势，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整个建筑由乐楼、梅花亭、捧圣楼、二天门、玉皇阁、启祥殿、兆庆宫等7部组成。楼台叠峙，亭殿交错，依山据险，构思奇巧，规模恢弘。

盘龙山上的建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先有李自成行宫，后有真武祖师庙。传说李自成兵败后，女真族入主中原，清廷下令铲除大顺朝全部遗迹，闯王故里的父老十分怀念这位家乡的英雄，不忍毁坏行宫，便抢先在启祥殿内塑了真武祖师泥像，将行宫改为真武庙，保存了行宫原有的规模。先有祖师庙还是先有行宫，成为后世又一个争论的话题。

行宫建好后，李自成准备回乡祭祖，可是走到绥德四十里铺时却突然接到西安军情吃紧的消息，于是便星夜返回西安。第二年(元1644年)起义军就失败了。“闯王”兵败后，清兵来到米脂，企图把大顺遗物全部销毁。为了把这座行宫保存下来，米脂的父老乡亲在行宫的正殿、起祥殿内重塑了真武祖师像，把行宫伪装成真武庙，才幸免一炬。李自成自此以后，再没回到故乡米脂县。

据光绪《米脂县志·建置志·寺观》记载：“米脂柔远门(北门)外出蟠(盘)龙山下”修建的这处建筑，是一所“真武庙”，它创建于明成化年间。崇祯十六年(1573年)，已在西安建大顺政权的李自成率军返回故乡，在此驻跸。因此，被人们又称其为“李白成行宫”。目前能找到最早记载“李自成行宫”的书籍是米脂文人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1926—1930年创作，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365—370页写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李自成命李过率兵攻打延绥，并回米脂修复祖坟、改造马鞍山营房。李过回县后申饬知县征调民夫14000名、工匠2000名分头兴工，用45天时间完成祖坟、马鞍山营房两处工程。“马鞍山行营大殿五间，后殿五间，左右配殿前后共二十间，宫门二座……”不久李自成回到米脂，后来“……传令改马鞍山为盘龙山，正殿曰启祥殿，后殿曰兆庆宫……”，“李自成失败之后，清廷命令叫把大顺遗迹完全铲除，地方上人士觉得不忍将它毁坏，遂想出一种变通方法，在那大堂上塑一座真武祖师像，把这座行宫改为真武庙”。

揭竿与败退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有关研究者认为，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1644年4月13日，率二十万军亲征驻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22日，吴军战败。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4月29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逃往西安。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归宿之谜

对于李自成的历史悲剧，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就向全党推荐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李自成殉难于何地？300多年来史学界虽有一些不同的争议，但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说法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这种说法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

1926年，郭沫若同志随北伐大军途经通城时，曾上九宫山凭吊李自成，其后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亦指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

1928年，驻扎通城的国民革命军14军49师师长岳森至九宫山凭吊，以高六尺、宽二尺、厚四寸，上镌楷书“李自成之墓”石碑更换原“李自成坟”石碑和封建文人立在两旁的“罗公丹灶，闯贼荒茔”石柱。

1955年，通城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政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麓原李自成墓址上培修了李自成之墓，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沐若同志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为墓碑题了词。墓成后，有位通山县高湖乡的民办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在通山县高湖牛迹岭被程九伯打死的李延就是李自成。次年，郭沐若同志根据《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初步论证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注销他的题词并将《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通城”更正为“通山”。1964年，《历史教学》又发表了专文进一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三人成市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从此在国内，李自成殉难于通山说取代了通城说，编进了教科书。 李自成失败后，他的归宿问题，300年来并非是个未解之谜，而是人为制造的谜团。解放以来，官僚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缺少客观、公正、严谨的科学态度，闭门造车、牵强附会、信口开河、道听途说、人云我云、以讹传讹，把李自成殉难地从通城九宫山错误地订正到通山九宫山，误导了一代国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研究领域并非一方净土圣地，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影响，湖南石门与湖北通山方面为了争夺旅游文化资源，各拉拢部分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李自成殉难地争夺战，造成在这个史学问题上前所未有混乱。有人认为，李自成用金蝉脱壳之计，来到了湖南省石门夹山寺隐居为僧，直到69岁时圆寂。这种观点是依据1981年该寺发掘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许多文物，与当地流传李自成出家为僧的一些故事极为吻合，专家们又根据出土的碑石、墓砖上有关文字、图案等，推断出与陕北的风俗习惯有关，认为这个和尚极有可能是李自成。其实这个奉天玉和尚与李自成毫不相干，把他附会成李自成相当荒谬；有人说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4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5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于明朝的地方武装杀死。其实在这里被程九伯打死的是李自成的族侄李延，根本不是李自成，而且时间、地点与李自成死的时间、地点完全不同；另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兵败后隐居到甘肃兰州青城一带。其实这个手抄家谱中记载的李自成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根本不是同一人，只是同姓同名。

300年来，根据有关官私文乘、文录、谱牒、方志及野史记载，李自成兵败后，其死于何时、何地？归纳起来却有十几种说法：一说死于通城九宫山；二说死于通山九宫山；三说死于黔阳罗公山；四说死于辰州九宫山；五说死于广西峡山；六说死于平阳；七说死于宜嶂莽山；八说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寿终正寝；九说死于江西；十说死于湖北黄州等等。李自成只有一个，现在出现了他十几处殉难地，而接近实际的殉难地只可能有一处。好在近年来通城县民间历史爱好者在湖南平江县李自成侄子李过后裔发现大顺档案1500多件，内有缴获清军的文告20多件，其中有30多件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县九宫山，与《明史》的记载完全一致，但李自成故乡的米脂县李自成行宫纪念馆中，仍采用人云我云、以讹传讹的通山九宫山遇害和石门夹山寺禅隐两说并存建档展出，不能说不是遗憾。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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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何琦，字万伦，司空充之从兄也。祖父龛，后将军。父阜，淮南内史。琦年十四丧父，哀毁过礼。性沈敏有识度，好古博学，居于宣城阳谷县，事母孜，朝夕色养。常患甘鲜不赡，乃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选补宣城泾县令。司徒王导引为参军，不就。及丁母忧，居丧泣血，杖而后起，停柩在殡，为邻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计无从出，乃匍匐抚棺号哭。俄而风止火息，堂屋一间免烧，其精诚所感如此。服阕，乃慨然叹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谓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实利微禄，私展供养。一旦茕然，无复恃怙，岂可复以朽钝之质尘默清朝哉！」于是养志衡门，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书自娱。不营产业，节俭寡欲，丰约与乡邻共之。乡里遭乱，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为购赎。然不为小谦，凡有赠遗，亦不苟让，但于己有余，辄复随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动，不占卜，无所事。司空陆玩、太尉桓温并辟命，皆不就。诏征博士，又不起。简文帝时为抚军，钦其名行，召为参军，固辞以疾。公车再征通直散骑侍郎、散骑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尝登琦县界山，喟然叹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养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为事，著《三国评论》，凡所撰录百许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以上记载见诸《晋书》卷八十八之《孝友列传》，民国版《南陵县志》亦载，并《嘉庆府志》云：后人为立祠工山，又祀郡孝子祠。1994年版《南陵县志》也将其列为人物志第一人。

做工山志的汪炎亮老先生说：“何琦，为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博古通今，隐居著作。始隐马仁南，民国十三年版《南陵县志》：“桓温登县北山访何琦”即指此山（见《何氏家谱》）。终隐大工山（西）朗陵峰。“辟谷炼丹著书立说”史称其“沉敏有识度”“好古博学”。《三国评论》是他开写三国之先河。他一生布衣蔬食，修身立德，清心寡欲，翰墨为事，享年八十二岁，堪称寿考高龄。”

乾隆《宁国府志》云：“丹井，郎陵山南，相传晋郎陵侯何琦辟谷炼丹处。”

而史州《皖志述略》则云：

旧志攀附名人，附会古迹，不止一端，如安贤寺明经楼所祀六位前贤中有晋人何琦，并说“晋朗陵候何琦”栖隐于工山，“辟谷炼丹”，工山之南有“朗陵山”，“以何琦名”。嘉庆《宁国府志》驳正：何琦生平载于《晋书·孝友传》。晋初所封朗陵候是何曾而不是何琦。两人“乡贯不同，族望亦异，何得牵作一人！此种土俗所传，最为僻陋。”明人曹学全（有人字旁，柳注）《名胜志》“并袭其讹，可云无识矣。”

再查《晋书》关于何曾记载：

“曾在司隶积年，迁尚书，正元年中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帝既出，又过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过汝，汝当豫严。”劭不冠带，停帝良久，曾深以谴劭。曾见崇重如此。迁征北将军，进封颍昌乡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郎陵侯。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致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 ”

信然。

又：《安徽人物大词典》南陵人物中无何琦词条，盖其非南陵人否？吾不得而知也。

出生日期：1948年10月37日。

毕业院校：川北教育学院中文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曾人物

曾，男，汉族，1948年10月26日出生，原籍四川省中江县，后随父迁居四川省平武县。

1982年8月毕业于川北教育学院中文系。

1985年7月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

1969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小学、中学、县师范学校任教师。

1986年8月调入平武县地方志办公室，此后一直工作。

1988年6月，经平武县科委鉴定，被平武县史志办聘为编辑。

2001年8月被四川民族学院聘任为兼职研究员。

2002年9月被绵阳市人事局直接授予，并被平武县编办任命为副主编。

2007年10月被绵阳市jumpmh人事局直接奖励，被平武县编办聘为调研员。

2003年1月至2007年2月，他担任CPPCC平武县副主席。

2007年6月，他担任CPPCC平武县监事。

曾的研究成就

20世纪80年代初，曾同志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氐族、藏族、民族文化和白马人地域文化的历史。

至今已编著出版学术专著13部，论文数篇，共计近500万字。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些空白，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术单位和专家学者的肯定。详情如下：

曾个人作品

1《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24万字，1987年8月四川平武白马民族研究会出版。

2，《火溪沟社会历史调查》，14万字，四川省平武县平武县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10月出版。

3《平武县建置沿革志》，5万字，四川省平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8月出版。

4、《平武历史文集》，20万字，四川省平武县平武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8月出版。

5，《虎牙藏族》，38万字，四川成都四川民族学院1993年12月出版。

6，《龙安府志》，58万字。1996年10月，由四川平武平武县人民政府出版。

7，《平武县交通志》，340，000字，由四川省平武县交通局于1997年11月发布。

8，0755-790，000，400字，四川省成都市格萨尔办事处1997年11月出版。

9，《色尔藏族》，520，000字，2000年4月由成都四川民族学院出版。

10，《龙安土司》，70万字。2001年8月，由江油四川李白研究会、李白故里国际李白文化信息中心、李白研究会会馆联合出版。

1，《李白〈蜀道难〉新探》，36万字，由成都四川民族学院于2002年7月出版。

12，《白马藏族研究文集》，16万字，四川平武平武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05年10月出版。

3《平武的民族》，40万字，四川平武平武县地方志办公室2006年8月出版。

14，《白马人的歌舞》，40万字，由四川平武县地方志办公室于2007年2月出版。

自1987年以来，《白马土司家谱》，《中国民族建筑》，《民族论丛》，《民族教育》，《社会科学》，《蜀汉史迹论考集》，《西南旅游》，《绵阳师专学报》和0755。《绵阳文史资料选刊》,《史志天地》,《康定师专学报》,《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民俗研究》,《绵阳文史辑刊》,《白马人的源和流》,《白马藏族的板屋土墙房》,《白马人族属研究综述》,《江油戍的设置时间问题》、《也谈“达波人”的族属问题》、《今之平武县，实为羌番地》、《龙州土司述略》、《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等十余篇论文，共计约50万字。

曾获荣誉。

曾同志出色的工作成绩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得到了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1993年5月，因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表彰。1996年12月，其著作《白马风情》获绵阳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受到绵阳市人民政府表彰。1998年12月，参与编写的《赏景怀古江油关》获第六届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受到绵阳市人民政府表彰。1998年12月，其著作《白马藏族及其族属研究综述》获绵阳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受到绵阳市人民政府表彰。1999年3月，参与编写的《多元化的白马文化》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表彰。2002年12月，其著作《白马人的朝格和跳朝格》获第八届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受到绵阳市人民政府表彰。2004年12月，其著作《虎牙藏族》获第九届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受到绵阳市人民政府表彰。2005年12月，他的文章《平武县志》获平武县科技进步三等奖，受到平武县人民政府表彰。2006年3月，曾同志一家被绵阳市“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协调小组、绵阳市妇联授予2006年度绵阳市“学习型家庭”荣誉称号。

曾的社会活动

交换

近年来，随着曾同志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提高，他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

应邀讲学

近年来，曾同志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讲学，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已收到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邀请，但由于时间安排等问题，尚未成行。

学术会议

近年来，曾同志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藏彝走廊民族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首届藏学国际研讨会”等。

日常交流

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曾同志还与国内和国外的学者有许多交流活动。几乎所有到平武进行调研考察活动的国内外学者都要拜访曾同志，并与他进行学术交流。

利益

宣传效益

曾同志广泛开展与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其学术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客观上对宣传绵阳和平武术，提高其知名度，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直接利益

曾同志的学术成果为地方党政领导决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一是是夹山寺禅隐说，二是青城归隐说，但一般认为李自成遇难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1、夹山寺禅隐说

　　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2、青城归隐说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录并补修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经学者考证，《李氏家谱》中李自成除姓名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相同外，其余与李自成的籍贯、故里和祖辈、父母及夫人姓名等均不相同，显然不是大顺皇帝李自成。

　　3、一般认为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这一点观点主要被清初的正史、野史的记载，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

　　注：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当时中原灾荒严重，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军。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山九宫山元帝庙遭村民误杀。

唐力行

唐力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16-20世纪上半叶）研究。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为苏州大学地方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客座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95”规划学科专家组成员。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和硕士点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地讲学、合作研究。

中文名：唐力行

国籍：中国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南京大学

代表作品：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得奖情况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合作），获全国优秀图书（1978-1987年）二等奖，安徽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78-1985年）一等奖。

《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一期），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1年）二等奖。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香港中华书局修订本1995，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本1997），江苏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1994）。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苏州市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

《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

《徽州宗族社会》（2007年），安徽省第七届优秀图书一等奖。

《徽州文化大全》（2007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苏州与徽州》（200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一等奖。

主要著作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香港中华书局修订本1995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本1997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新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大学历史丛书·新编中国通史·明清》，国家教委推荐教材，2001年9月修正新版。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历代商业故事选》（收有徽商故事20则），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十大商帮》（合作），黄山书社。

《翰墨儒商──徽州商帮》（合作），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黄山书社1999年版。

《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07年。

《江南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0）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古籍整理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作），黄山书社1985年版。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论文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四期）

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

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

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

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

《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

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

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

《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

《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

《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

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

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

《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

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

《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

《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

《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

《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

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

《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

《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

《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

《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

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

《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

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

《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

《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

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朴元_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

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

《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_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

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

《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_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_》，《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

《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

《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科研项目

1、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徽商研究

2、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大学历史丛书·新编中国通史

3、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江南农村宗法制度研究

4、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1999）98BZSO12

5、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1998）教古字(1999)013号

6、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19世纪社会转型期江南家族结构与社会文化变迁（1997）

7、江苏省教委项目：江南望族与社会变迁（1995）

8、江苏省社联项目：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1998）

9、上海教委项目《江南儒商与社会变迁》

10、国家社科基金子项目《徽州文化研究·徽州宗族社会》99BZSO28

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200404BZS018

12、上海市教委教委重点项目《16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整合与发展》（2004）

1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的变迁》2006年立项SJ0703

1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2008年立项07JJD77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