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后人，家谱可能需要寻找适当的处理方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处理方式：

1 捐赠给图书馆或历史机构：将家谱捐赠给当地的图书馆或历史机构是一种选择。这些机构通常会乐意接受家谱，并将其纳入他们的收藏中，使其他人也可以研究和利用。

2 转让给其他亲戚：如果家谱属于某个家族的共同财产，那么可以考虑将其转让给其他亲戚。他们可能会对家谱感兴趣，并愿意保存它，以保护家族的历史。

3 委托给专业的家谱公司：有一些专门从事家谱保存和管理的公司，他们可以提供家谱的寄存、整理、修复和数字化服务。可以考虑将家谱委托给这样的公司，以确保它得到专业的保护和管理。

4 焚烧或埋葬：在一些文化中，家谱通常会被焚烧或埋葬，以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如果遵循这种传统，那么可以按照适当的仪式将家谱进行处理。

无论选择哪种处理方式，都应确保家谱得到适当的保存和处理，以保护家族的历史和传统。

1爱因斯坦的爷爷是吃韩国泡菜长大的

爱因斯坦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近韩国美食学家发现，吃泡菜可以使人的智力成倍增长，他们还发现爱因斯坦爷爷从小到大就喜欢吃泡菜，之后直接导致他的后代中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2 甘地祖籍在汉城

主张非主流不合作的圣雄甘地祖籍原来在汉城，这一结论是韩国著名历史学家朴贱下研究甘地家谱之后得出来的。引起世界轰动。

3 莱克星顿的枪声中，打响反击第一枪的那个人名叫KOREA

大家知道，美国DL战争莱克星顿的枪声中，是少校指挥官史密斯领衔的英军先开枪的。那么美国民兵打响反击第一枪的人是谁呢？历史没有记载清楚，但是韩国史学家最近一件不落的翻看了DL战争时候的原始文件，发现那个开枪的民兵居然叫KOREA，韩国人认为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个民兵可能与韩国人有血缘关系，此事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 与发现万有引力有关的那颗苹果树是韩国进口的

牛顿因为苹果落地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这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一位韩国植物学家最近研究表明，那颗苹果树是从韩国移植过去的。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韩国的那颗苹果树，那么就不可能在牛顿坐的那个地方发生苹果落地的事情，万有引力也就不可能被发现了。

5 AC米兰俱乐部是韩国人创立的

享誉全球的意大利足坛豪门，今年欧洲冠军联赛冠军得主AC米兰俱乐部队是韩国人创立的。也许大家认为我在说谎，或者说是瞎扯。但最近韩国足球界的调查结果就是如此，他们发现AC米兰俱乐部是1899年12月16日韩国人李德华一手创立的，《朝鲜日报》上还刊登了李德华创建俱乐部时的照片，郑梦准称，那张照片绝对不是PS的。

6 德古拉是韩国人

最近韩国超自然现象研究协会又有惊人发现，他们通过对罗马尼亚历史进行透彻研究，发现历史上最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居然是韩国人。据悉，在1465年，德古拉在韩国受到政治迫害后潜逃到罗马尼亚，怒火攻心，心里变态，经常以吸食人血泄愤，最终演变成了恶魔。

7 阿姆斯特朗登月前曾经给他的一个韩国朋友打过电话

阿姆斯特朗登月前曾经给他的一个韩国朋友打过电话，这是韩国地外文明研究重心最新爆料，他们认为正是阿姆斯特朗的韩国朋友的电话鼓励，阿姆斯特朗本人才对登月充满信心。据说，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第一步时，本来是想说“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韩国的一大步。”但后来考虑到月球是全人类的，所以才有了“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句传世名言。

8 珠穆朗玛峰曾经位于韩国

根据大陆漂移假说，珠穆朗玛峰是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撞击之后形成的。但是最近韩国地质学家指出，其实珠穆朗玛峰早就存在，他们没有否认大陆漂移假说，但是他们认为珠峰开始时是位于韩国，之后再飘到中印边界那里的。这个结果得到了韩国地质届一致认可。

当然，韩国的历史惊人发现还有很多，比如“两亿年前，马里亚纳海沟与韩国仅一步之遥”，“吕布的方天画戟是韩国人制造的兵器”，“开通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包工头有韩国血统”，“西游记里的东圣神洲其实就是南朝鲜”，“蜡笔小新5岁以前是在韩国度过的”，等等等等，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洪武政令”对整个社会的亚细亚式的控制，实在是太紧了。它从最基层的一丁、一户、一甲、一里开始。朱元璋有一条诰书说：

　　里甲要明，户丁要尽。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失，不务生理。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情。臣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报官，更名其业，不许在闲。5

　　这里说的很清楚，除去没有“井田”之外，要通过里甲制度恢复亚细亚式的统治。但又比古时候加强了一步，即经商也要“常年守业”，只有亏赔太甚的商贾经呈报批准后，才可改业。这种立法的用意本来是好的，即禁绝一切游手好闲和为非作歹之人。但对商贾抓的太紧，久而久之，经济联络网枯竭，整个社会就失灵活了。但朱元璋一直抓的很紧，被郑振铎先生援引过的一种明万历刻本书《朱氏家谱》中，载有《户帖》一纸，中有洪武3年11月26日的圣旨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6“做军”，是一种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洪武年间，里甲井然，元人敢于干犯律条，正如另一条诰书所说，“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7商贾在外，二年不归，邻里便须询问本户，以免托商在外非为。

　　抓紧“丁”、“户”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役使人民“配户当差”。“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些在宋朝已经很模糊了的东西，金、元以来渐趋严格，明初达到最严格的地步。特别是“军户”，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超经济强制。“军户”之中，除原来元朝军户传袭下来的，加上元末农民起义部队“从征”的，再加上平定张士诚、陈友谅等“归附”的之外，最严重的是可以随时由“民户”中垛集当军。一旦当军，世袭永充；当军之地，又往往是距家极远的边塞；这对于农民说，简直是最大的侵害了。加以当时刑法严厉，有剥皮、称竿、抽肠、刷洗、铲头、枭令、挑筋、去膝、刖足、鞭背，……。用这样的严刑，去保障超经济强制的贯彻。

　　当时，不是没有反映的。如洪武19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便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8社会上暗暗流传着一些诗，一首咏布袋佛的“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另一首咏翡翠鸟的“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9甚至连皇孙和大臣，都感到紧张，希望放宽。朱元璋死后，据说太孙朱允炊及其弟允通指斥梓宫（棺柩）说：“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10自然这可能是燕王的诬陷之辞，但也不排除是真的可能。所以一旦建文即位，大臣齐泰、黄子澄就主张“《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11。

　　在“洪武政令”的亚细亚式超经济强制之下，出现了三种国有土地：一种是“屯田”；一种是与“民田”相区别以强立名目征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一种是“庄田”，包括“官庄”和“皇庄”。其中“屯田”和“庄田”，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身上打着明朝的烙印；高额租赋的“官田”，则是明初的新事物，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杭一带。

　　在明朝的屯田中，军屯是主干。这可跟曹魏屯田形成对比。曹魏先搞民屯，以民屯为主干，而军屯随后补充上去。明朝则不然，以军事管制作为振兴农业生产的有力手段，先办军屯，民屯、商屯是其补充物。军屯，是由专制主义强化了的、带有军事性、国防补给性的一种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劳动者是当军之人及其贴余。在非战争的地区和年代里，80％、即4／5的军人都要从事农业劳动，数量很庞大。所分配土地，军、余各一“分”。这一“分”，有一定的亩积，一般50亩，但亦有低至20亩者，亦有高至120亩者，大抵肥瘠与地之宽狭各不同。剥削的制度，前后有很多次调整。最初有人主张征30％～50％，是分成制；朱元璋不同意，确定收一斗，是定额制。洪武晚年，确定屯田一“分”，正粮12石，余粮12石，上缴公仓。正粮是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收获，余粮是剩余劳动的收获。后来制度慢慢变化，正粮已不需上仓，余粮减半为6石，这个数字稳定并延续下来了。按一“分”50亩计，亩征为一斗二升。与法定的“没官田”租额相当，已经算是沉重的了。此外，军户还受国家的强度隶属，逃军要受重刑。并且，还要受军官（总旗和小旗）的侵害。总起来看，明朝军屯上的“军”和“余”是军事隶农，他们所上缴的“子粒”中，带有地租赋税合一的性质。

　　“官田”，是明初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产物，它是存在着“名”与“实”相矛盾的一种国有土地，或者说，它是一时打着专制主义强度烙印的一种私有土地。所谓“强度烙印”，指的是惩罚的烙印，主要是朱元璋对其顽固政敌之一张士诚原属下一些大地主的惩罚。所以这些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主要在苏、松、嘉、湖、杭一带。其实广义地说，“官田”所包甚广，“没官田”外，还有入官田、还官田、学田、草场、牲地、苜蓿地、陵园坟地、公占隙地很多名色，连贵族的庄田和百官的职田，统统都算“官田”，也就是国有土地。但就狭义而言，“官田”与“民田”的对比含义，仅仅不过在于“官田”租额特高，而差役较少；“民田”租额低，而差役很重。

　　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到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之上，即便在旧的历史时代，即便在人们认识“必然”的能力还很有局限、从而其“自由”还很小的时候，也不能够违拗着经济基础过甚，过甚了必然出毛病。明朝的历史，正说明这个问题。高额租赋官田制度执行的结果，引出的第一桩毛病，就是人们在“田皮”和“田骨”、或者“田面”和“田底”上玩弄花样，把“田骨”或“田底”放在那里不动，单把“田皮”或“田面”辗转转让或者租佃出去。三转手两转手，“官田”的身份就模糊不清了。引出的第二桩毛病，就是通过田主、地痞、豪绅、胥吏间的勾结，什么改册、诡寄、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使官册与实种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紊乱，以洪武的严刑酷法尚不能完全禁断，洪、宣之后就自必紊乱更甚了。

　　庄田，是一种贵族占田。朱元璋对一切卡的很严，独对诸王勋臣的赐田，从开始就放的松。勋臣汤和赐田万亩（百顷），见于史料12。亲王最高额至千顷；洪、宣之后，乞请渐多；万历、天启间，横赐日甚，故有福王四万顷数额的说法。明朝的庄田与西汉的“实食封”，有同处，有不同处。其同处在于二者都是独立王国，不受州郡里甲的约束；其不同处是西汉封王仅收国税，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租税的再分割；明朝封王所收为“庄田子粒”，岁亩征银三分，后递增至七八分，约合粮食15斗、2斗、3斗不等。庄田佃户，不是通过自由契约而来，而是由州、县拨充，或由逃军、逃民为避罪避差役而前来投充，这些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很沉重，虽不承担国家差役，但王府所加的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都是很沉重的。

　　在上述三种“官田”之外，就是“民田”。民田上也有民田上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于专制主义统治者意志强加在经济基础上的后遗症。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鼓励贫民积极开荒种地，曾有“永不起科”的谕令，这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日久年深，“祖宗之法”的约束力日渐松弛，一切田土均须丈量作数，于是便发生了“原额地少而丈量地反多”的反常现象，好心的官吏害怕把真相暴露，会造成“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于是挖空心思，瞒上不瞒下，“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13这样，便在北方各省出现了“大亩”和“小亩”的纠纷，河北广平府有大亩一亩折合小亩一亩八分者、二亩者、三亩以上者，甚至七八亩以上者。地主豪霸，从中作恶，遂致赋役纠缠日甚。这种现象，在江北淮安一带直到清初尚有此类的遗留问题，《山阳志遗》一书中记之甚悉。

　　四

　　由于产生了如上的一些田土赋役纠纷，在明朝从洪熙、宣德开始，直到嘉靖、万历，一些不同地区中不同等级的官吏，便不约而同地按客观现实中的问题，图谋各自范围内的调整。这证明有一度人们说官吏从来没有好的、或者说“清官”比“赃官”还坏、或者说统治阶级从来不可能进行什么“调节”或“调整”：都是些别有用心之谈，不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的。从著名的周忱和况钟开始，仅以《明史》有传的，就有孙原贞、顾鼎臣、王恕、欧阳铎、王仪……等一串不小的名单；加以万历年山东曹县的县官王圻和孟习孔这类更低一级的人物，可以证明不约而同来参加这场调整的人，真是为数不少。

　　在江南地区，他们的努力主要是把重租平下去。周忱曾支持他的属下况钟在苏州府把262万石的田租减到72万石。周忱还想减松江府的，把官田赋额减到和民田看齐的地步，为此蒙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明史·食货志》中很扼要地记述了这些调整的踪迹。如孙原贞在浙江，对嘉、湖、杭的租赋，就执行一种“重者轻之，轻者重之”的政策。他们又担心某些地主和其他官吏会对他们进行弹劾，故使用不明显的手法，“重者，阴予以轻。轻者，阴与以重”，在不知不觉中使租赋趋向于均平。于求“均平”的同时，也追求去烦划一，如顾鼎臣、王恕、欧阳铎在江南的调整中，就追求“征一”，“一条鞭”的精神便从这里露头了。既然追求“征一”，自必产生一个连带的问题，“田”（赀财的所有者）和“丁”（或“户”）（劳动力的所有者）中间按什么比例来配成这个“一”呢？顾鼎臣、欧阳铎、王恕的原则是：“以田为母，户为子”14。偏重剥削一点赀财的所有者，相对放松一点对劳动力所有者的剥削——这种精神，也从这里冒头了。

　　在北方，有些个别官吏，其调整的精神，也不亚于江南。例如在山东曹县，从万历3～4年到33～34年，有前后两任官吏，王圻和孟习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上文说过，洪武的要害，在于抓紧“户”和“丁”不放。从抓的紧紧的，到抓的死死的。可是转瞬间235年过去了，人们恰好跟洪武政令“对着干”了，孟习孔的“一串铃法”，第一主张取消户等（上、中、下三等）；第二主张取消丁则（九则），说“三等九则，多方支离”；第三主张按亩摊丁，大体40亩内外，派纳一丁；并且，第四以右贫抑富精神处理派丁事宜，“有人无地者，亦念其穷而去之”，“地少丁多者，配地而减之，将遗下丁额，尽添入地多丁少之户”15。试问：像这些人，像这些事，假如不是“调整”、假如调整者不是“清官”，又是什么呢？！

　　这样做对谁有利？王圻的《平赋答问》中说，穷乡细民，称此法便；只有那些企图诡避、需索、包揽的坏田主和恶棍之流，才称此法不便，阴谋破坏此法的实施。除穷乡细民之外，此法对端正的田主（土地经营者）也有利，从而对农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也是有利的。江南有个退职的大名知府姚汝循，他并不完全赞成条鞭法的，但他也反映说，

　　条鞭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赖巡抚海公均田粮，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16

　　必须再次指出，所有这些参加调整和改革的人，中间都没有串连过，他们是从面对现实中“不约而同”地这样做的。并且，他们更不会认识到有一种亚细亚形式的残余表现在“洪武政令”中对整个社会进行锢闭，阻止封建后期人们财产私有制的前进脚步。他们绝不会懂得这些。这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去把宋朝时候本已消退到相当可喜程度的社会阻力，使它们又一次消退下去。

　　五

　　文章写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要超越明朝这个人为的历史段落，因为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实际上是一场前后连续的调整和改革的运动。清朝是明朝的取代者，二者在政治上是敌对的，但二者不约而同地处理劳动力强制的放宽问题，这就可见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仍在默默中起作用。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分枝化、繁荣化，在这种现实下，假如依旧把劳动力死死捆绑到国家差役的柱子上，事情怎么能够推移下去呢？

　　清康熙50年，谕令此后滋生人口，永不抽税（丁银）。这样，“丁银”就成了个历史遗留问题，更方便于把它与田赋捻成一股。康熙55年，首先在广东省试行“摊丁人亩”、“地丁合一”。到雍正元年，又在直隶（今河北）推行，当时的奏疏和批示，现存留在《雍正朱批谕旨》之中，引出如下：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臣李维钧谨奏：为酌议按地输丁之法，恭请圣裁事:……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轻重纳粮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所有现在无地穷民，生生世世，戴皇恩于无既矣。

　　朱批：今览尔奏，分析甚明，筹度极当，实可准行。17

　　为什么奏疏中单单提到“无地穷民”这个词？这个词不是随便捡来的，而是表示“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其后果就是要把这些“无地穷民”从国家差役的超经济强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应雇到社会分枝化的各个部门中去，这个倾向是与社会前进的脚步相适应的。假如明朝“一条鞭法”是嘉靖10年（1531）开始试验推行的话，“地丁合一”则是到道光年间（暂确定为1840）才全国范围普遍地施行了。18这样计算下来，中国封建社会这场最晚的一次调整和改革运动，前后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之久。

　　注释：

　　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2明代垦种田土，依据《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的粗略统计，中叶时为422万余顷，明初“失额”数字当较中叶为小，故实际数字可能较422万余顷为大。其中屯田数字为90或70或65余万顷，即以最小数字计，当为垦种田土总额之十分之一点五。（按最高数字，则应为十分之二）。其中官田，史书中多记载为“七分之一”，则亦接近于十分之一点五。详细数字，请参看伍丹戈先生《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页20～30。

　　3《明宴录·仁宗实录》卷1上与卷6下。

　　4见《天下郡国利病书》龙刻本卷32、《四部丛刊》本第11册。《皇明经世文编》亦收此文。

　　5《续诰》第2，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6见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

　　7《续诰》第4，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8《续诰》第79，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9见《七修类稿》。

　　1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页16。

　　1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12《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

　　1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北直隶3）引《广平府志》。

　　14本段所引片断原文，均节自《明史·食货志》。

　　1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山东5）。

　　16同卢书卷14（江南2）。

　　17《雍正朱批谕旨》李维钧册。

　　18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器3。

晚清末期，皕宋楼是赫赫有名的人文地标。当时，中国有“四大藏书楼”，分别是浙江湖州的皕宋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

而皕宋楼藏书的受损，自然让世人叹息痛心，其与敦煌遗书遭劫，并称为中国文化的两大惨重损失，让中华儿女无不扼腕叹息。

皕宋楼，清末陆心源的藏书楼，以丰富藏书、珍贵文献、大气藏书楼建筑受到收藏界尊崇。但不幸的是，藏书楼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搬空，藏书存于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

同治年间，嗜书如命的陆心源，先后购买了宜稼堂部分藏书，严元照芳椒堂、汪氏芝芸书会、福建陈征芝带经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等名家秘本藏书。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已达15万卷之多，他将藏书分门别类，保存在毕生经营的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内。

陆心源临终留下遗言“训勉诸子，以努力读书勿负国家所给恩惠，且以著作未尽刊刻为念”，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

而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在苏州任候补道时已家道衰败，缺乏资金与精力来管理藏书以及接待至先阁查阅资料的学子们的费用，但陆树藩为恪守父训，依旧多方寻求藏书的保全之道。

陆树藩从寻求清政府帮助，到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寻求保全，都没有得到答复。在失望之余，他只得登报声明，如果有藏家能建新楼，他则将私家藏书集中赠予，但依然没有回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陆树藩为偿还债务，卖掉了上海的一些不动产后，尚有余欠，在此他不得不考虑藏书的出路问题了。

日本学者岛田在江南游历时，得知陆氏困境便下决心将书购至日本，他串通日本藏书家岩崎弥之助等，极力怂恿陆树藩将书转售日本，一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联系买主，终于三菱财团谈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他以118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三处藏书全部买走，运归日本，藏于东京骏河台的静嘉堂文库。

当一直致力于购买皕宋楼藏书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10万元赶到湖州时，看到的只是空空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

事后，张元济写到“每一追思，为之心痛”，多年后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还说：“昔年皕宋楼藏书将散，弟初入商务，力有未逮，致被流入海外，至今引为憾事”。

国宝回归，自然就成了一大难题……

当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后，愤闷的文人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日本过去的藏书，珍惜随唐钞本，不太看重宋元本；而四部之中，只注意经、子二部，尤其是集部宋元刊本更为缺乏，而至此其所藏中国古代刻本始称完备。

日本得到皕宋楼藏书后，其国内学者们大喜过望 ，奔走相告，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考》中说满意说过：“予知今日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然则此举，虽曰于国有光可矣”。

近来有关学者就日本收购皕宋楼藏书的性质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文化掠夺行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有关规定，稀有手稿和古版书籍，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学等）古书、文件和出版物，不论是单本或整套的都属于禁止进出口文化财产之列，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禁止并防止在这些领土内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

我国政府也颁布了有关法规充分证明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国际关系下，日本岩崎家庭名义上购买皕宋楼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文化掠夺。

看看这些藏书国宝……

我国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唐及五代流传下来已寥寥，宋代版刻事业颇为发达，刀法精细，字体遒劲，而且校订精审，学术价值非常高；宋本继承宋金遗风，也有不少精刻遗世：明刻校订粗陋，错漏甚多。因此，宋元刻本，尤其是宋刻本，一向被藏家视为珍宝。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皕宋楼藏书志》120卷，藏书15万卷，其中宋刊200余种，元刊400余种。藏书来源十分广泛，有100多家旧藏，几乎涵盖当时江南地区大小藏书家，且多是辗转得到，可见陆心源收藏古籍之不遗余力。

皕宋楼藏书一大特色就是，它拥有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书楼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4000余种，家谱族谱860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所以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如今，日本静嘉堂文库仍然是日本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丰富的著名图书馆，而皕宋楼藏书的加入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1992年，日本出过一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剔除当时误判的部分而成，该图录中皕宋楼藏书宋版书占88%左右，元版书占81%左右。

据此推断，静嘉堂文库的灵魂-宋元古本部，就是皕宋楼藏书的精华。我们当时不甚关注的国宝，在他国被视若珍宝后，才知它的可贵，悔之晚矣呀。

（文中来自网络，如侵则删）

崇[崇，古音读作sōng(ㄙㄨㄥ)，亦可读作zhōng(ㄓㄨㄥ)，今音读作chóng(ㄔㄨㄥ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妊姓，出自夏朝桀时期太史令终古，属于以先祖名称为氏。

夏桀时期，太史令终古曾泣谏暴君夏桀，但是头昏脑胀的夏桀却不予理置，伤心之余的终古，便出奔商汤，使夏桀的罪状更昭然若揭。终古的子孙后代便姓了终氏。古代“终”字通“崇”字，终氏亦称崇氏，读音作zhōng(ㄓㄨㄥ)。

第二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上古有崇氏部落首领崇伯鲧，属于以氏族名称为氏。

虞舜时期，夏的前身有崇氏部落活动在今河南嵩山一带，其首领崇伯鲧帮助虞舜治理洪水。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从大禹开始，称夏禹。

大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今黄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

崇伯鲧的有崇氏部落，大多以氏族名称“有崇”为姓氏，称有崇氏，读音作sōng(ㄙㄨㄥ)，是十分古老的姓氏之一。

到商汤时期，自商朝开国以来，有崇氏就辅佐商王开创基业，为商朝平定北方犬戎叛乱立下汗马功劳。至商纣王帝辛执政，崇氏兄弟二人皆封爵位，成为纣王的重要羽翼。兄崇侯虎继父之位成为北伯侯，掌控北疆地区，阻挡北方犬戎族的入侵。弟崇黑虎，封爵冀州候。当时商王朝辖下共八百诸侯，崇氏兄弟二人就统领四百诸侯，可见其宠势之大。

西周中期以后，有崇氏族人按陕西方言，将姓氏读音改作chóng(ㄔㄨㄥˊ)，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崇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熊氏楚国太子商臣之师傅潘崇，属于以先祖名称为氏。

在潘崇的后裔中，大多以“潘”为姓氏，称潘氏；但也有以“崇”为姓氏者，称崇氏，读音作chóng(ㄔㄨㄥˊ)。今天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均有许多潘崇的后裔。

第四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熊氏楚国将军崇公，属于以先祖名称为氏。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的麾下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车骑大将崇公。其后代以先祖名号为氏，称崇氏，读音作chóng(ㄔㄨㄥˊ)。

第五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金国时期金睿宗完颜氏后裔，属于避讳改名为氏。

据史籍《金史·宗端修传》记载，金国第六位君主章宗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公元1168～1208年)下诏，为避金睿宗完颜宗辅(女真名讹里朵，公元1096～1135年)名讳，凡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金国第二代君主，公元1075～1135年)诸子之宗姓皆加“山”字头，改为崇氏，读音作chóng(ㄔㄨㄥˊ)。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崇果噜氏，以地为氏，世居崇果鲁(今黑龙江通河)，后以姓氏首字的汉字谐音改为汉姓崇氏。满族崇吉喇氏，世居乌拉、虎尔哈、瓦尔喀、讷殷等地，后以姓氏首字的汉字谐音改为汉姓崇氏、丛氏，读音作chóng(ㄔㄨㄥˊ)。

得姓始祖：终古。

崇姓的历史十分久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的融氏的儿子陆终。据《元和姓纂》上说，出自夏朝太史令终古，子孙以其名字中的“终”为姓，终、崇同字，亦即崇氏。终古是后世崇氏家族的始祖，在夏桀当政时官拜太史令，因劝谏夏桀不成而出奔商汤。崇氏后人尊终古为崇氏的得姓始祖。

二郡望堂号：

1郡望：

彭城郡：彭城郡在秦朝时期为县，西汉时期为楚国。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以楚国改置彭城郡，治所在彭城县(今江苏徐州)，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复名楚国，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又改为彭城国。南朝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复为彭城郡。隋开皇(公元581～600年)初废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置。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改为徐州，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名彭城郡。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徐州。历史上的彭城郡，其统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山东省微山县、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沛县东南部及邳县西北部，安徽滩溪县东部及山东微山县一带。彭城郡与沛郡在地域范围上有部分重叠。

南阳郡：春秋战国时期称南阳的地区颇多。鲁国的南阳指泰山以南、汶水以北地。晋国的南阳指太行以南、黄河以北地区。战国时期魏国的南阳，一部分属韩国(公元前263年，秦国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取南阳，韩本部与上党郡被分隔)，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地亦称南阳，分属韩楚。秦朝时期南阳郡设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为秦国夺取楚国之地而设，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以宛为治所，置南阳郡。两汉之际，南阳郡辖二十六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之间和湖北省大洪山以北应山郧县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后逐渐缩小。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置。唐朝初期废除，唐天宝至德年间又曾改邓州南阳郡改良穰县(今河南邓县)为治所。元、明、清诸朝的南阳府治在南阳，即汉朝的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

济南郡：汉朝时期高祖刘邦设有济南国。荆楚七国乱政后改为济南郡，治所在东平陵(今山东章丘)，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临淄市一带。晋朝时期移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北魏时期改为齐州。宋朝政和中期升为济南府。元朝时期则为路。明、清两朝均为府。民国时期废府改为山东省省会市。

2堂号：

奔商堂：夏桀无道，凿池为夜宫，男女杂处，一月不朝。臣子崇古哭谏，夏桀不听。崇古遂放弃夏桀，到商汤那里去了。

八历史名人：

崇　军：(生卒年待考)，字子云。著名西汉朝大臣。

年十八岁时入长安，从济南步行入关，关吏与繻(帛制通行证，上写字，分为两半，出入时验合)为信，令其返还时验合。崇军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

后崇军果当选为博士弟子，官至谏议大夫。后执节出关，行使郡国。出使南越，自请“受长缨，一定捆住南越王的脖颈，把他带到宫殿下”。

崇军逝世时年仅二十余岁，世称“终童”。

崇　带：(生卒年待考)，著名汉朝将领。

西汉末期，崇带任汉代校尉史。王莽篡汉后，崇带与陈良共杀校尉，自称废汉大将军。

不久，终带害怕匈奴入侵，祸及自身，便与陈良、司马丞、韩玄、右曲侯任商等人带领两千多人投靠了匈奴。

崇　郁：(生卒年待考)，唐朝人。著名唐朝官吏。

为人仁义，做县官。著名诗圣杜甫和他很有交情，写过不少诗赠送给崇郁。

崇悦华：(公元1939～今)，江苏滨海人。著名公安部一所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三级警监。

主要从事半导体光电器件研制工作。主持摄像管系列产品靶面研究和生产。其中图像存贮管等获国家科学大会奖；碲化锌镉系列摄像管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公安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作为主要参加者，参与系列硅靶微光摄像管研制和生产，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安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论文约二十万字，其中《摄像靶负像》用静电场理论和半导体理论，在世界上首次完整建立摄像靶负像理论模型；《摄像靶光电转换特性》首次在世界上完整解释光电转换特性的物理机制。首先在国内建立三氯乙烯预氧化处理工艺，有效消除硅单晶二次缺陷，大大提高硅靶的成品率。此项工艺也适用于其它半导体器件的生产。碲化锌镉摄像管靶面制作工艺，实际上完全可以用于制作相同材料的太阳能电池，工艺成熟，转换效率也高。希望与有志者合作，开发新的能源。

崇　刚：(公元1943～今)，安徽天长人。著名地方新闻工作者。

1965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67年到黄石人民广播电台从事记者工作，历任电台编办副主任、台党支部副书记、副台长、党支部书记、总编辑等职。

1992年任黄石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95年兼任《黄石晚报》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了《黄石人民广播电台三十年》、《鄂东漫行》、《今日黄石》等书，《一封边防战士的来信》、《走出困惑》、《举步之劳嫌麻烦，一楼之内寄公函》等新闻作品，曾分获全省优秀广播作品二、三等奖；《散步健身法》、《大自然的报复》等科普作品，曾获黄石市科普作品一等奖。

获奖的论文有《中等城市台的改革要走自己的路》、《关于批评报道“属”的探讨》、《也谈报纸的商品属性和新闻的非商品性》、《坚持抓好三个环节，实现图文两翼齐飞》等。

崇世民：(公元1940～今)，天津市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现任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总公司信息部主任，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设计并制造出：丝扣检查仪、塑料与粉末冶金零件破碎机、卸扣机、四百克注塑机、二百五十吨油压机及渗碳炉改装、自动搅腊机，挂砂与浇注流水线、250千瓦中频可控硅电炉、十二工位自动压腊机。

参与北京焊切工具厂厂房工艺设计，北京风机二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客车厂、重庆中美合资企业喷漆车间改造工程，北京纺织机械厂的零件难加工的攻关，燕山机械厂大理石切割机研制。并通过在北京化工设备厂推广组合作业法与窑炉改造的验收工作。

在推广少无切削、成组工艺、先进的工夹模具工作中写出有价值情报资料，如“国内外夹具发展概况”、“进一步推广组合夹具意见”、“北京市模具行业调查报告”、“国内外模具发表概况”等得到北京市经委领导的好评。并于1983年获一机部科技情报二等奖，1983～1984年分别获一机部和北京市机械工业局推广组合夹具先进个人称号。

他组织翻译二十二万余字科技资料，为上海职工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局职工大学编印《公差与技术测量》、《液压》、《夹具》、《工艺与机床》等书。

根据市场需要为发展我国包装和食品机械行业，经过多年积累现正着手出版《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企业大全》、《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产品使用手册》和《食品加工工艺与设备成套大全》等使用性很强、技术性较全面的书籍。

崇有道：(公元1944～今)，山东青州人。高级农艺师。

毕业于山东农学院。现任山东省青州市益民果树研究所所长。

从事果树工作二十多年，先后承担省、地、县科技课题十二项，其中获省科委三等奖1项，省农业厅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地区科委一等奖一项，县科委二等奖四项，三等奖四项，国家专利一项。

1983年主持的潍坊地区科委“苹果三当育苗技术研究”，把苹果育苗时间由二～三年缩短成一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主持的“青州蜜桃综合技术开发”使青州蜜桃面积扩大到四万亩，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使古老品种又焕发青春。

l990年获山东省农业厅全省农牧业先进工作者称号，l991年获山东省优秀经济林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潍坊市优秀科技人员称号，1985～l990年3次获青州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79年被潍坊市直机关党委授予模范 员称号。

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山东省杏树优良品种调查初报》、《艺术苹果生产技术研究》、《冬雪蜜桃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等论文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证，有两篇论文获中国农学会优秀论文奖；出版专著两部。

崇　泉：(公元1952～今)，安徽人。著名中国外交家。

现任外经贸部亚洲司副司长。

毕业于经贸大学及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经理班。

1980～1982年，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常驻团任随员。

1983～1987年参加外经贸部国际司分管联合国技术转让行为守则谈判。

1988～1991年驻美使馆商务处任二秘。

1992～1996年新华社澳门分社经济部任处长，副部长、部长。

1996～至今，任外经贸部亚洲司副司长。

崇庆余：(公元1955～今)，江苏射阳人。著名当代教育家。

徐州师范大学副院长、副教授。崇庆余副教授是徐州师范大学首批中青年学术人才，1983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先后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省级刊物上发表 三代领导集体的研究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八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的《中国现代史》、《中国政治》、《中国外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理论》等期刊全文转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出版《再铸辉煌——1992年的中国》、《同舟共进——王昆仑、屈武、朱学范评传》两本。相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江苏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政治会理事。

1999年1月江苏省教委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2000年6月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崇辉林：(公元1962～今)，湖南临湘人。著名 地方党务工作者。

现任临湘市交通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主要业绩：1978年参加工作，1991年调临湘县交通局。

撰写了多篇有价值的文章。多次被中央、省、市内部刊物采用，其中撰写的《对当前农村女党员队伍现状的思考》被评为1991年县党建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重视培养和发展农村女党员》1991年在县首届领导干部调查报告征文中荣获三等奖，《湖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获“改革开放与湖南经济发展研讨会”征文荣誉奖，并被收入《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研究文库》一书；《共谱国道文明曲》被收入《中国党政干部改革论坛》，《试论 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主要思想及重要意义》被收入《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文库》和《世纪之光》两部大型文献丛书。

被《人民公路报》授予1995年优秀通讯员称号。1984年、1987年被评为岳阳市保密工作先进个人；1988年被县 授予记功奖励，被省委办公厅授予省优秀机要员称号；1992年被市 授予记功奖励；1993年被评为市人事工作先进个人；1994年被市 授予三等功奖励，并被评为市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1995年、1996年被市 授予嘉奖；1996年、1997年分别被岳阳市 评为107国道文明路创建工作先进个人和授予二等功奖励；1997年、1998年被评为市优秀纪检监察干部。

1998年在抗洪抢险中成绩突出，被岳阳市交通委员会荣记三等功一次，并被评为岳阳市治理公路“三乱”、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个人；1998年、1999年被市 授予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