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科莫·普契尼

贾科莫·普契尼（意大利语：GiacomoPuccini，全名GiacomoAntonioDomenicoMicheleSecondoMaríaPuccini，1858年12月22日－1924年11月29日），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有《波希米亚人》、《托斯卡》与《蝴蝶夫人》等歌剧，也是世界上最常演出的歌剧之一。

这些歌剧当中的一些歌曲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贾尼·斯基基》的《亲爱的爸爸》与《图兰朵（图兰朵特）》中的《公主彻夜未眠》在内。

中文名：贾科莫·普契尼

外文名：GiacomoPuccini

国籍：意大利

出生地：意大利托斯卡纳卢卡

出生日期：1858年12月22日

逝世日期：1924年11月29日

职业：歌剧作曲家

毕业院校：米兰音乐学校MilanConservatory

代表作品：《波希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

性别：男

基本信息

个人介绍

贾科莫·普契尼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卢卡的一个音乐世家。普契尼的父亲在他5岁时去世，所以他被送到叔叔福图纳托（FortunatoMagi）那里来学习音乐，但是福图纳托却认为普契尼是个没有修养且粗俗的学生。后来普契尼成为卢卡教堂的风琴演奏家与唱诗班教师，但是直到观赏了著名的歌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之后，普契尼才决定当一位歌剧作曲家，而为了欣赏这次歌剧演出，他与朋友徒步185英里（30公里）前往比萨。

因为普契尼得到了奖学金与一位亲戚的帮助，于是在1880年进入米兰音乐学校（MilanConservatory）就读，在浪漫派作曲家庞开利（AmilcarePonchielli）及巴齐尼（AntonioBazzini）的指导下学习作曲。在普契尼21岁的这一年，他创作了《安魂曲》（Messa），标志着普契尼家族与卢卡的基督教音乐长久合作之下的巅峰。虽然普契尼将这部以天主教弥撒为背景的作品命名为安魂曲，但如今却以《光荣弥撒》（MessadiGloria）而闻名。这个名称是技术性的以头两位角色（Kyrie及Gloria）来命名，而忽略其他角色。

这个作品也隐约透露普契尼成为剧作家的迹象，因为他在舞台上展现出了戏剧化力量。男高音与男低音的独唱者在咏叹调上具有爆发力的演出，的确是比教堂音乐更加类似歌剧的。因为它所拥有的管弦乐编曲及戏剧般的力量，所以普契尼的《安魂曲》常常被拿来与威尔第的《安魂曲》（Requiem）相提并论。

学校期间

在音乐学校就读期间，普契尼从丰塔纳（FerdinandoFontana）那里得到了一个歌剧的剧本，并在1882年参加一次歌剧作曲竞赛。虽然后来普契尼并没有获胜，不过作品《群妖围舞》后来于1884年在米兰威尔姆剧院（TeatroDalVerme）举行公演，而且获得黎柯笛公司（CasaRicordi）黎柯笛（GiulioRicordi）的注意。普契尼因为受到黎柯笛的委托，所以第2部歌剧《埃德加》（Edgar）于1889年公演。后来普契尼也与丰塔纳成为终生的好友。

成长经历

从1891年开始，普契尼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托瑞德拉古（TorredelLago），这是一个距离卢卡15公里、位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Sea）与马撒秀可里湖（LakeMassaciuccoli）之间的小社区，位于维亚雷娇（Viareggio）的南方。普契尼在托瑞德拉古承租了一间房子，不过他仍然定期的前往卢卡。在1900年，普契尼买下土地而且在湖上建造一间别墅，也就是现在的普契尼别墅博物馆（VillaMuseoPuccini）。普契尼在这里居住到1921年，因为受到泥煤污染的影响才搬迁到维亚雷娇。在普契尼去世之后，普契尼的别墅变成了普契尼别墅博物馆（VillaMuseoPuccini）。而普契尼则被葬在当地的教堂中，后来他的妻子与儿子也葬在这里。

普契尼别墅博物馆，为普契尼的孙女西蒙内塔（SimonettaPuccini）所有，是开放参观的。

代表作品

普契尼的第3部歌剧《玛侬·雷斯考特》（MANONLESCAUT）于1893年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它连

结了普契尼与剧作家雷基·伊利卡（LuigiIllica）及乔赛普·贾科萨（GiuseppeGiacosa）的关系。他们在接下来的3部歌剧共同合作，后来成为普契尼最知名的作品。这3部歌剧分别是：

《波希米亚人》：被认为是普契尼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历史上最传奇性的歌剧之一。

《托斯卡》：实际的描绘出真实生活的不同面向（包括暴力在内），可以说是普契尼第一部带有写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因为它许多重要的特征，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作品之一。

《蝴蝶夫人》：一开始被敌视（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对手），不过随着几次上演后，现在被认为是普契尼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不幸少产时期

普契尼在1904年后的创作是越来越稀少，因为对于飙车的怀抱着热情，使得他几乎在1903年的一次车祸中身亡。贾科萨于1906年去世，然后在1909年爆发一件丑闻，因为妻子艾维拉对于他们的女佣曼佛迪（DoriaManfredi）与普契尼发生关系的不实指控，后来导致该女佣自杀。而艾维拉则遭到曼佛迪的家人控告成功，于是普契尼必须支付赔偿金。普契尼的出版商雷哥尔第在1912年过世之后，也结束了普契尼剧作家生涯中的多产时期。

不过普契尼还是在1910年完成《西部女郎》，然后在1917年完成了《燕子》（Larondine），这是一部普契尼重新作曲的轻歌剧，但是他发现这与他的风格及才华是格格不入。

三合一作品

《三合一歌剧》（IlTrittico）在1918年于纽约首次公演，这部作品由3个部分所组成。

晚年

歌剧《托斯卡》的海报因为普契尼有抽烟的习惯，所以从1923年底开始有慢性的喉咙痛。因为被诊断出罹患喉癌，所以医生建议他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进行一种新的实验性放射线治疗。因为普契尼与妻子从不知道癌症是多么严重，所以只有告知他们的儿子。

普契尼在1924年11月29日死于治疗所引发的并发症（因为在手术后无法控制流血状况导致心肌梗死）。他的死讯在《波希米亚人》上演期间传到了罗马，所以表演立刻终止，管乐队则为这些感到震惊的观众弹奏了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的《送葬进行曲》（FuneralMarch）。普契尼在1926年埋葬在米兰，但是他的儿子后来将他的遗体移到托瑞德拉古普契尼别墅内的礼拜堂内。

《杜兰朵公主》是普契尼最后的作品，在普契尼去世时仍未完成，最后的一幕是由弗兰科·阿尔法诺（FrancoAlfano）根据普契尼的草稿来完成的。不过弗兰科·阿尔法诺是否完全遵循普契尼的草稿则引起一些质疑。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于1926年4月指挥《杜兰朵公主》首演时，他选择不演出阿尔法诺完成的部分。当演出进行到普契尼完成的部分结束后，托斯卡尼尼停止管弦乐队的演奏，然后转身对观众说“这出歌剧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位大师（意指普契尼）已经过世了”（有一些纪录则显示托斯卡尼尼是更有诗意的说：“这位大师在这里放下了他的笔”）

意大利作曲家卢恰诺·贝里欧（LucianoBerio）在2001年时根据原本的手稿完成了《杜兰朵公主》一个新的正式的结局，但是这个结局并不常被演出。

政治

普契尼在政治上并不活跃，这点与威尔第或华格纳不同。然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宣称，普契尼申请加入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不过这件事看来是不太可信的，因为并没有纪录或证明普契尼曾经申请加入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除此之外，如果普契尼真的曾经这么作过的话，他的好友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不太可能与他这么得友好，因为托斯卡尼尼足够来影响普契尼，而且他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

歌剧作品

1884年：《群妖围舞》（LeVilli）

1889年：《埃德加》（Edgar）

1893年：《玛侬·雷斯考特》（ManonLescaut）

1896年：《波希米亚人》（Labohème）

1900年：《托斯卡》（Tosca）

1904年：《蝴蝶夫人》（MadamaButterfly）

1910年：《西部女郎》（LafanciulladelWest）

1917年：《燕子》（Larondine）

1918年：《三合一歌剧》（Iltrittico）

1926年：《杜兰朵公主》（Turandot）

纪念

为了纪念普契尼在歌剧上的成就，意大利的托瑞德拉古在每年7月至8月间都会举行普契尼音乐节。

创作生涯

民族歌剧

19世纪中叶，法国的浪漫主义已经退火，文学欣赏者对作家们不加控制的想象力已经厌倦。他们要求符合生活真实的故事。于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意大利出现了“真实主义”的歌剧流派，歌剧的题材取自日常生活，创作上追求紧张的戏剧情节和夸张的情绪，华彩的抒情曲调、较自然的感情、丰富的朗诵调受到欢迎。其代表作家是普契尼、马斯卡尼和莱翁卡瓦洛。作品有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和《艺术家的生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莱翁卡伐洛的《丑角》继之而来的是法国人夏邦蒂埃的《路易丝》等。它们是这一新运动中的开路先锋。

在同时期，以俄罗斯为中心，包括其他国家，又兴起了民族歌剧。民族歌剧皆取材本国或本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等，创作上以颂扬本民族的精神为基点，并力图摆脱西方艺术的影响，作品中洋溢着浓厚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气息。

大师普契尼

真实主义源于左拉和易卜生的自然主义。它取材于日常生活，反映普通人的悲剧生活，可说是对瓦格纳理想主义的反判。他们细心观察身边人物，希望毫不夸张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满怀同情，旋律优美，和声清新，有着浓郁抒情色彩。但真实主义在艺术上又追求紧张的戏剧情节和夸张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的歌剧的情节又往往带有传奇的性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普契尼领导歌剧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功。普契尼大胆地将意大利传统中自由的旋律和现代音乐的新要素结合起来，创作出了色彩丰富、细腻婉转的管弦乐。他的作品充满异国情调，剧情紧凑，题材罕见而又吸引观众，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所以世界各大歌剧院每逢歌剧季必定排出普契尼的作品，而爱乐者也总是乐此不疲，前往剧院观赏一出又一出的杰作。他是继威尔第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是“真实主义”歌剧乐派的代表人物。在普契尼的推动下，意大利作曲家们创作出了大批以各地乡村生活为主题，具有新的演唱风格的真实主义作品。

女主结局

普契尼（1858－1924）没打算写新歌剧，仍在对已经上演了两年的《蝴蝶夫人》进一步的删减和修订。

在歌剧结束时将主要人物都杀光并非普契尼的发明。但普契尼的连贯一致弥补了他在原创性上的不足，他完善了让女主人公死去的这一构思，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艺术程序。

在普契尼的歌剧中至少有一个主要人在落幕之前是要死去的。例如在他的第一部歌剧《群妖围舞》中安娜是死于忧伤，她的恋人罗伯特死于生活窘迫。第二部歌剧《埃德加》以埃德加的恋人菲德利亚被她心怀妒意的情敌刺死结束。还有歌剧《艺术家的生涯》（又译《波希米亚人》）（1896）剧中的咪咪是咳死的；《托斯卡》的结尾是女主人公从身边的阳台挡墙上跳下身亡。《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是用离身边最近的利器自杀的，曼侬·莱斯科则在舞台上尽完义务后力竭而死。

其实，普契尼歌剧中女主角的自杀都非常合适，如果女主人公的名字成了歌剧的名字，她死亡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在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中，当公主图兰朵出于明显的自私而不愿赴死时，婢女柳儿尽忠自杀。尽管这样，作曲家也没给这部歌剧换个名字。

普契尼共写了12部歌剧，其中有8部是女主人公或另一个重要的女角被杀--66%的死亡率。男主角活得好多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一个老死的，都是死于谋杀、自杀或不治之症。普契尼一点都不傻，他知道歌剧观众想看什么。

贾科莫·普契尼1858年12月22日出生在卢卡这个意大利的小村庄。在他出生前，祖辈四代都在那里生活着。他的高祖也叫贾科莫，是村里圣马蒂诺教堂的管风琴师，他把这份工作传给了普契尼的曾祖父安东尼奥，曾祖父又把这活计传给了祖父多梅尼科，祖父又把它传给了父亲米凯莱。普契尼的母亲阿尔比娜·马吉是一名乐师。普契尼出生时，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五，父母给他起名叫贾科莫·安东尼奥·多梅尼科·米凯莱·塞孔多·玛丽亚·普契尼，好像让他成了一个活家谱。

由于遗传的音乐才能，普契尼14岁时已经在卢卡得到了一份演奏风琴的差事，然而，循着家族的足迹仅仅再做一个教堂风琴师对于胸怀抱负的普契尼来说是不够的。他是一个叛逆者：他想写歌剧。

1876年18岁时，他和几个小伙子从卢卡走到比萨单程将近50英里，去听威尔第的《阿依达》的演出。聆听威尔第的杰作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当即认定歌剧就是他要干的事业。格罗夫音乐词典告诉我们，那场决定命运的《阿依达》的演出，“为他打开了一扇音乐的窗户”。他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就是一扇门。

他满怀热情和渴望匆匆奔赴米兰，在那里的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他从叔叔尼古劳·切鲁那里得到了资助。

1883年普契尼在米兰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歌剧《群妖围舞》。1883年，米兰松佐尼奥出版社举办独幕歌剧创作比赛。蓬基耶利建议普契尼参赛，他给普契尼找来一位年轻的脚本作者丰塔纳。丰塔纳提供了取材自旧德国童话的脚本《群妖围舞》。剧情十分简单：贫穷的农家姑娘安娜因受到负心郎罗伯特的欺骗而死去。她和其他受骗的姑娘们阴魂不散，化为鬼怪，专门与人间做了亏心事的男子汉作对。悔恨莫及的罗伯特最终在群鬼的追迫下一命呜呼。过分单调的情节未能给作曲者提供多少发挥的余地，但时间紧迫，普契尼不得不立即着手作曲。于竞赛投稿截止期的前夕方告完成。

作品

普契尼的歌剧总谱因难以辨认，歌剧《群妖围舞》在竞赛中落选。然而，命运之神很快就向普契尼露出了笑容。在博伊托帮助下《群妖围舞》于1908年在米兰上演。剧院满座，演出大获成功。

五年后，他的第二部歌剧《埃德加》问世。于1889年4月21日在米兰史卡拉歌剧院初演，虽然反应不佳，但也充分显示了出自己的身手。多年以后，《埃德加》修订版（压缩成3幕）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歌剧院演出，由名家托斯卡尼尼指挥。述平民生活为主，重视人物的内心感受。

大约在这个时期，普契尼遇到了一位名叫埃尔维拉·邦图里·杰米尼亚尼的女子。啊，他和她越来越好了。他们的男孩安东尼奥于1886年出生了。

作品评价

个人评价

普契尼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首要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意大利传统歌剧的表现技法，并以他对歌剧艺术形式本质上的深刻理解，使得歌剧在戏剧性的表现以及剧情与音乐

歌剧《托斯卡》

他的作品在贯穿发展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都体现在他那富有创造性的、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对多声部音乐那丰富多彩的、技巧超群的艺术处理上。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艺术实践，使歌剧的戏剧效果和音乐效果达到了完善的统一，使演员和观众之间达到了十分融洽而又易于理解的交流。他创作的歌剧，内容大多表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以及悲欢离合的故事。在音乐语言及风格方面，他积极汲取和采用富有民间地方色彩和风格的旋律，使之更加富有民族特色和生命力。如歌剧《图兰多特》，采用了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旋律；《蝴蝶夫人》采用了《美国国歌》和日本民谣《樱花》的旋律等等。这种追求异国情调的创作，也激发了作曲家创作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1893年《曼侬·雷斯科》问世，为其四部成熟歌剧的先导。这四部歌剧是《绣花女》、《托斯卡》、《蝴蝶夫人》及《西部女郎》。它们都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女性为主角，并以悲剧为结尾。音乐清晰、优雅，并与歌词及形象密切结合，但《蝴蝶夫人》因与前几部雷同使首演失败。《西部女郎》于1910年12月10日由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演出于纽约大都会剧院，获得极大成功。普契尼对同时代歌剧创作甚感兴趣，经常研究德彪西、R施特劳斯、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作品，由此创作了以三部情趣迥异的独幕歌剧——情节夸张的《外套》、伤感的《修女安杰丽卡》及喜剧《贾尼·斯基基》组成的《三联剧》。其最后歌剧《图兰朵》是唯一以印象派技法写作的意大利歌剧，惜因患喉癌，手执未完成稿而逝。普契尼堪称意大利歌剧的最后一位作家和写实主义歌剧的代表。

探索成果

首次公映

1893年2月1日普契尼的歌剧《曼侬·莱斯科》在都林的雷吉奥首次公演，这是一部在法国开始、在新奥尔良附近狂风肆虐的平原上结束的歌剧。它使普契尼首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首演夜上谢幕达50次。西班牙女高音卢克雷齐娅·博里讲了为首演曼侬彩排时，在后台见到普契尼的经过，当时她对自己穿的为高潮场景而做的漂亮服装颇感得意。普契尼是一个对细节很较真的人，他对她说，这服装对一个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在荒野中流浪的人物来说过于美气了，于是把他的咖啡向她身上泼去，以使她的衣服有那种穿旧了的样子。哇，她简直要疯了!《曼侬·莱斯科》的出成功，奠定了他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地位。

普契尼是个连交好运者，他连续拼搏写出了三部最成功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和《蝴蝶夫人》。它们都是以女主人公之死而告结束。但女主人公死了还不够，还要让她们在彻底消失之前大放悲声。

1896年2月1日《艺术家的生涯》（又译《波希米亚人》）首演于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该剧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巴黎艺术家生活的悲欢离合。观众却因为这部歌剧精彩的戏剧性和感人的浪漫情调而喜欢它。

1890年，普契尼在米兰观看了法国19世纪剧作家维多利安·萨尔杜（1831－1908）创作的同名悲剧极为感动，决定把它改写成歌剧。因当时他正忙于《艺术家的生涯》的作曲，此事暂时搁了下来。完成《艺术家的生涯》的创作后，普契尼即委托路易斯·伊利卡和裘塞佩·贾利萨创作脚本。两位脚本作家将原剧的五幕缩减为三幕，并排除了原作中以法国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特征。《托斯卡》于1900年1月14日，在罗马的康斯坦齐剧院首演。由于有人故意反对普契尼，首演不算成功。音乐评论家约瑟夫·克尔曼称这部歌剧是“蹩脚、低劣、耸人听闻的作品”。歌剧的结尾是托斯卡刺死斯卡尔皮亚，她的恋人卡瓦拉多西被火枪班打死，托斯卡自尽。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

此后，《托斯卡》3月底在米兰上演，5月在热那亚上演，7月在伦敦上演，1901年在纽约上演。现《托斯卡》已成为上演场次最多的歌剧传统剧目之一，并常被列入西欧十大名歌剧之中。

1904年《蝴蝶夫人》在斯卡拉的首演之夜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整个演出过程中，观众席里不停地有人吹口哨、叫喊和大笑。这场惨败是怀有妒意的对手们为了报复这位作曲家而策划的。普契尼拿回了这部作品，修改重写了其中的某些部分。首先是缩短了，这是一个直观地改动。后来的版本获得了较大成功。普契尼用这部歌剧的版税买了一艘快艇，他依蝴蝶夫人的日本名字把它命名为乔乔桑号。

从《玛侬·莱斯科》到《蝴蝶夫人》（1893－1904），是普契尼歌剧创作上多产的10年。他的驰誉世界乐坛的三大名作《波希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依循着“抒情剧”和“奇情剧”这两条线索，不难看出，后者承袭自威尔第浪漫派歌剧，但缺乏威尔第歌剧中社会背景的烘托。

美国公映

1907年初，普契尼赴美国出席《蝴蝶夫人》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演仪式。这次旅行对他的创作想象力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意大利音乐界当时与新大陆接触频繁，一些著名意大利歌唱家、指挥家、演奏家纷纷越洋远赴美洲各国演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当时成了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分院，除卡罗素、里娜·卡瓦列耶里、托斯卡尼尼的歌唱、指挥艺术外，普契尼的歌剧作品也盛行于美国。

普契尼的第七部歌剧《西部少女》就是应美国剧院之请而创作的一部纯美国题材的歌剧。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描写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大歌剧，以两个恋人骑着马向落日余晖走去而结束。穿针引线般地把东西方的风土人情串联起来。1910年《西方女郎》的首演吸引了大批观众，当然这是因为此时普契尼已经成为意大利歌剧泰斗。他的头发变白了，但有时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而把它染黑，而且走到哪儿都要戴一顶磨旧了的毡帽，就是在屋大部分时间也戴着它，但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摘掉。

那以后他写了一部名叫《燕子》的小歌剧。普契尼当时一定是心情不错，因为这部歌剧里一个人都没死。他接下来创作的实际上是写成三部曲的三个独幕短歌剧。《外套》和《修女安吉丽卡》中有必不可少的凶杀和自杀的套路。但《贾尼·斯基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无赖骗取了一些贪婪亲戚的遗产。这部歌剧是普契尼写过的最接近喜歌剧的作品，它也许能让人笑，但实在不是真正能令人大笑的作品。

最后岁月

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是《图兰朵》又回到了他以往的形式，具有涉及阴谋、背叛、嫉妒和自杀内容的复杂情节，采用通常的材料。这部歌剧还刻画了三个小人物平、庞和彭。普契尼的早期歌剧一直以加利福尼亚和日本这种遥远的地方为背景，《图兰朵》是以皇帝统治的中国为背景。这部作品配乐优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舞台表演讲究，富有礼仪，有着更复杂的象征和谜语。当然，主宰整个歌剧的永远是活跃的戏剧性夸张、戏剧性变化和戏剧性形式。

普契尼从1921年上半年开始创作第一幕，但8月初听到卡鲁索突然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以至于很长时间振作不起来，开始写第三幕时已经是1923年6月，到了1924年5月，创作又无法进行下去了，普契尼的喉病不断加重，最终发展为致命的喉癌。1924年11月，他在布鲁塞尔接受厂手术治疗，其时，他的皮包里仍装着《图兰多》最后-幕的草稿，可惜手术失败了，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图兰多》的创作。1924年11月29日，普契尼逝世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终年65岁。他去世时《图兰朵》还没有全部写完，后由年轻的同时代人佛朗哥·阿尔法诺完成。

该剧1926年4月25日首演于米兰的斯卡拉剧院，首演时只演到柳儿为保护心上人王子而自杀处。指挥放下手中的指挥棒，转身对观众说：“就在这个地方，作曲家永远地放下了他的笔”。

普契尼终究成了最后一位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他的逝世结束了真正的大歌剧时代。自他以后确实没有人能在歌剧作曲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普契尼曾写道，“在我看来，一个艺术家就好像是一个透过眼镜观看美景的人，当他呼气时眼镜就被水汽弄模糊了，因而挡住眼前的美景。他拿出手帕擦他的眼镜，但刚一呼气，纯粹的美景又消失了。”普契尼最恨的莫过于带雾气的眼镜了。

普契尼一生写了十二部歌剧。他把音乐贯穿到整部歌剧中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也使歌剧的戏剧效果和音乐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歌舞、美国**《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中国问题可望通过两人“友谊”解决，指出把外交活动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缘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败，非所计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经过鲁迅的揭发和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滓”，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从《“友邦惊诧”论》开始，在以后的一系列杂感里，鲁迅又给群众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爱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有一部分杂感，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抗主义追击，立意遣词，则又较为轩豁和明快。鲁迅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感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仍然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在鲁迅看来，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的“逃难”正是国民党压制爱国运动的结果，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在鲁迅看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好象“一盘散沙”，正是统治者的“治绩”，他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注：《南腔北调集·沙》)他从现实生活中举出生动的例证，为青年和群众辩护，说明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此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者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时期他还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笔名，由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注：《大观园的人才》里用来和吴稚晖作对比的，是汪精卫)，鲁迅自己写了《“光明所到……”》、《“人话”》、《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篇，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为国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献策的谬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先前所利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鲁迅的这些杂感，就象匕首一样插进了胡适、吴稚晖之流的心脏，不仅帮助人们认识反动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暗示了蒋氏王朝在勾结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由日本转向美国的正在演变的动向。

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间被全部粉碎，国内外反动派大为震动。蒋介石为了向主子表白忠心，声称在“消灭”***之前，“绝对不言抗日”，严禁报刊登载抗日言论。《申报》当局受到威胁，《自由谈》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启事，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头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文化斗争，这个启事宣告了文化方面“伪自由”阶段的结束和“准风月”阶段的开始。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相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感的特点。这些杂感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例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失败的心理。出现在这些杂感里的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蒋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结美国，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兴社(注：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这个组织的性质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褐衫队”一模一样，又因特务头子之一刘健群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组织“蓝衣社”，社会上就称复兴社为“蓝衣社”，它的后身又分为“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爪牙密布，血债累累)，模仿集中营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缔“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书排犹的有查禁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压迫。鲁迅揭露了这种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那些奴性的“强迫服从”(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指出：事实不需要多少时候便可以见到分晓，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调刺”。谈笑于刀丛之中，以极高的轻蔑对待残酷的压迫，坚持真理，临危不惧，这是体现在鲁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杂感这一形式里，往往又构成了作者称之为“准风月谈”的这类寓严肃于轻松的文章的特点。

收录在《准风月谈》里的杂感，还有许多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却在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的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棒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浇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从这些杂感所反映的内容看来，实质上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补充和延伸。出现在鲁迅笔底的是一个充满了混乱、黑暗、欺骗、掠夺的没有前途的社会，这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果。对社会的彻底暴露正是为了动摇这个政权的基础。鲁迅的杂感是雄辩的，每一篇都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尽管不是对某个论敌而发，然而它向生活论战，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论战，表现了广泛的思想斗争的特色。至于集内因《重三感旧》而引起的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其中心也是反对后退，不满于“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包含着永远前进和不断革命的现实的意义。

辑入《花边文学》里的杂感，全部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感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列。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这就活活地画出了知识分子毫无特操的面貌。在《“……”“”论补》里，鲁迅指出“”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在《命运》里，鲁迅说明统治阶级想以优生学济“运命说”之穷，而结果还是枉然，他说：“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失去了客观的根据，这就无法使穷人安于运命而不起来革命。这些杂感都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有时是侧面的戟刺。例如本意在于反对复古运动的《正是时候》，同时也鞭挞了旧家子弟的心理，指出他们“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便会“立刻退缩”，回到“大宅子里”，“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从环境影响说明“旧家子弟”的性格，这就活活地画出了没落阶级百无聊赖的心理。《洋服的没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势力糊涂懵懂的，鲁迅又顺便讥刺了统治集团惯于利用生理的特点以维系野蛮的法制：“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举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击投机分子骗人敛财的，鲁迅也随手讥刺了市民阶层往往利用科学的发明以维系落后的风气：“马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引证普遍而挞伐沉重。这些杂感又都写得贴切，泼剌，论证生动，鞭辟入里，发人之所未发。为了更加彻底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花边文学》里还有不少篇什，描摹和解剖了一部分人精神的空虚和卑下，以揭示病态社会严重的症候。鲁迅谴责了趁队起哄、人云亦云的现象：“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开始时毫无主见，到头来又莫名其妙，作为奴隶生活的思想烙印，这是社会改革的精神阻力，鲁迅常常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又譬如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受到对方威胁，压力强大，心里虽“不舒服”，却又不敢“出死力来斗争”，鲁迅讥讽地说：“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再譬如生活里还有这样一种人，明知摆在眼前的是一个骗局，已经掉入圈套，然而自己不揭发，又反对别人揭发，鲁迅愤愤地说：“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从这些淋漓尽致的分析里，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思想开掘的深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是更加深化了的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的面貌。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教训。由于爱憎的严明，分寸的适称，鲁迅的杂感不只是对旧事物的打击，也包含着对新事物的促进。它简直是一团火，有人会被灼伤，甚而至于烧死；但也有人从这里感到温暖，望见光明。一切“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不可能不同时又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在鲁迅的批判反面事物的杂感里，人们仍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捉摸到作者的理想：他的正面的要求，他所暗示的生活的趋向和历史的进程。

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只身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

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

尽管如此，鲁迅依旧坚持用笔头书写自己对时局的不满。

扩展资料：

鲁迅的追求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

之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

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

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