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家谱地域字辈排行：

1、安徽省金寨县：启大道，正贤良， 一经传家，宗功世守 ，克承先训，继绪可久，长思祖德，齐敦孝友，尚学自立，光前裕后。

2、安徽省亳州市：学北天守广，德心玉俊良；志明本绍统，兴家传费祥。

3、安徽省桐城市：万志之云永，启世自荣昌，大德应时选，兴朝必以良。

4、山东省齐河县：令之允传方圣永怀修世德。

5、山东省新泰市：广安树继云，凤仙世孝远，仁怀振家真。

6、山东省淄博市：成先志光宗，德士传家法。

7、山东省青岛市：世开黄道日，双德吉祥始。

8、山东省兖州市：文士堂西广，召书庆元祥，承彦明嘉绪，振国守典长。

9、山东省诸城市：甲子寿光来，青春依旧在。

10、河南省郸城县：栋国大怀付得加其太平安。

11、河南省邓州市：明喷文鳯，荣先可绍，一本清传，福泽永继，学定万全。

12、湖南省洞口县山门水口张氏：朝鹤忠龙秀，辅遂臣泌发，福显永良才，时大友之天，锡爵文明起，赐禄华映先，千年宏圣道，万世富崇元，家声绵祖泽，懿德复仙元。

13、湖南省宁乡县：德茂光先祖良贻在克家殷勤敦实务谦厚发菁华绂冕芬徽圭璋品诣嘉席珍留待聘掞藻灿云霞。

14、贵州省：荣诗承奇，仁能洪道，国均先进世，奇忠赵王姖，天远开绵秀，普打郑昌依。

15、江西省赣州市：正元高国福玉定志用金□顺茂盛昌忠信永有光学士攀龙凤贤才振纪刚仁义为珍宝诗书。

16、江西省武宁县：挥公肇远绪，友吉炳成周，善颂钦君子，师臣作汉模，宗演三溪秀，嗣昭六监图。必昌崇有。

17、四川省：世卫国步元昌茂兴龙吉。

18、重庆市：鸿才启世，智胜绍欣；传扬天道，信步乾坤。苍鹰展翅，高远超群；翱翔霄汉，啸傲风云。雄狮过岗，迅猛驰奔；横行原野，威震丛林。狂龙涌浪，广阔无垠；蒸腾甘雨，泽惠黎民。

19、江苏省如皋县：大宗乃敦笃毓秀必诗书常守同居训其昌占庆余。

20、江苏省丰县：国泰民安，田广文光，敬传祖，继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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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布：

宋朝时期，张姓大约有49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3%，为宋朝第三大姓。张姓第一大省是山东省。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两省，大约占张姓总人口的277%，其次分布于四川、河北、陕西、湖南、湖北、山西、甘肃、江西八省，集中了545%。

明朝时期，张姓大约有56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6%，为明朝第二大姓。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大约占全国张姓人口的36%，江苏省成为张姓第一大省。

当代，张姓的人口已达到近8500万，全国第三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679%。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大约占张姓总人口的275%，其次分布于江苏、四川、安徽、辽宁、黑龙江、湖北六省，集中了285%。

河南居住了张姓总人口的101%，当代张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以长江为界的高比率的北方张姓区和低比率的南方张姓区。

参考资料：

张姓-

江西宜春高氏字辈：“员学远仕伯若文斗亮应”

贵州松桃高氏字辈：“祖宗志亮明方秀”

山东淄博高氏字辈：“思本持家在惟书可继长广培祥云树保毓锡同光（二十世起）

山东梁山高氏字辈：“景手（清）成（思）启文昌茂”。

山东山亭高氏字辈：“学玉其长洪（振）广锡贵安邦”。

山东五莲高氏字辈：“维兴曰华……”

山东胶州高氏字辈：“蔚业徽方振奕祀绪愈兴承启（其）昌继世兹乃雍（永）照穆（谟）”。

山东高密高氏字辈：“德贤安乐吉和顺福瑞祥”。

山东明水高氏字辈：“斗广向（春）玉（福）振（洪）延（全）尉佩兆邵”。

山东章丘高氏字辈：“佩兆广印玉”。

安徽贵池高氏字辈：“继居成为本一心再锦寒支能求刚面方详文士班国正天星盛家修世德昌。”

扩展资料：

高氏人口分布——明朝时期

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高姓大约有93万人，约占中国人口的1%，为明朝第十九位姓氏。宋、元、明600年中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高姓人口基本没有增长，远远低于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600年中高姓人口纯增加率为4%，净增加了4万。

山东为高姓第一大省，约占总高姓人口的188%。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江 苏（125%）、浙江（122%），这三省高姓大约占高姓总人口的44%；其次分布于山西、江西、甘肃、河北，这四省的高姓又集中了29%。

宋、元、明期间，高姓的分布总格局变化较大，其人口主要由北方向东南和西北迁移，特别是向江浙赣地区移民。中国重新形成了山东、江浙赣、陕晋三个高姓人口聚集地区。

山东鄄城边氏字辈：“金文孟（廷）广道兆祥”

山东滨州边氏字辈：“云喜玉清瑞，田越礼智信”

山东长清边氏字辈：“其绍庆（清）家培（丕）现克孝衍（延）修长薪（金）传开基业诗书学温良”。

山东淄博边氏字辈：“圣洪昌继凯”。

山东临沂边氏字辈：“永文经（景）俊玉”。

山东郓城边氏字辈：“凤梦广道兆祥庆传同”。

山东蒙阴边氏字辈：“丕景振立田开洪乐成圆”。

湖北咸宁边氏字辈：“作善吉后志友光康林臣佳”。

湖北宜昌、南漳边氏字辈：“世忠厚传……”

安徽涡阳边氏字辈：“静兴怀心（力）”

湖北沔阳（仙桃市）边氏字辈：“积厚自有光”。

湖北天门边氏字辈：“惟尔孙子名震家邦”。

辽宁本溪、锦州边氏字辈：“万宝朝忠（镇）宪成继广”。“国文长振久，福海庆云生”。

辽宁昌图边氏字辈：“国永喜志庆庚生”。

河北河间边氏字辈：“凤西德树增元玄少”。

河南商丘边氏字辈：“申敬传家祥红永”。

江苏边氏一支字辈：“学振中华伟业乃仓”。

边氏一支字辈：“孝先绪文祥”。

边氏一支字辈：“宏德志宝……”

边氏一支字辈：“学从广东正志光华”。

资料有待补充。 [1] 

甘肃省临洮县卧龙乡雁门村边氏字辈：“海、世、宏、国、正（第三十六代）”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县辛集乡边庄村边氏字辈：庆 玉 保 洪 之 乐 志

山东省兖州市王因镇王因村、前竹亭村、后竹亭村

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边庄：广、贻、德、茂、永、

山东省济宁市长沟镇南韩村：德、永、业、

河南驻马店边氏字辈：战、理、学、奥、振、思

河北涿州一支字辈：玉、章、文、金

四川广元一支字派：德、化、先、元、吉、学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燕店镇付庄村：计、学、国、立

河南省杞县边氏字辈：“星玉照家永，红中振齐天”

山西省五台县边家庄支系字辈：自4世起至23世：（括号中为一辈多字情况）景廷尧永，崇维学如（崇一四章），成来藩关（业文国彦），奏起远功，定开锡命。2005年新修家谱拟定24世至39世字辈派语：秉承禹贡，鼎泰玺铭，忠善鸿儒，万世韶华。

扩展资料：

边姓起源：

起源一：

商朝有诸侯国边国（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边国国君有伯爵的封号，所以又称为边伯，其后以边为氏。至周王朝时，有大夫亦名边伯。

起源二：

出自子姓。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朝时，宋平公之子御戎，字子边，其后世子孙便以边为姓，成为边姓一支。

起源三：

出自满族老姓汉化。改为边姓的满族老姓包括：边佳氏、博尔济氏、沙拉氏、额尔吉氏，以及加入满族的边氏（朝鲜族、汉族）等。

-边姓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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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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