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试官提出借钱不还你怎么办的话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他嘴里所说的借钱不还，并不是真的，有人找你借钱不还给你，而是要考验一下你的应对能力。那么我们就要认真思考一下因为你的回答意味着，面试官对你的印象，以及你个人能力的体现。

听取你如何应对，询问你的建议。

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其实还是很刁钻的。因为面试官会凭借着这一个问题，能反映出你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当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借钱的时候我找他打一个欠条，或者说我压根不借给他，就不会发生你下面的一些事情。如果对方同意签欠条的，而且还未还钱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走法律程序了，不用顾及其他的颜面。

通过这件事情了解你的思维。

当面试官听到这个主意之后，感觉到非常不错，因为他从一件事上面都做的有条有序，而且毫不顾及颜面，懂得为自己找后路。说明他还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公司还是值得录用的，所以面试官二话不说就把它录下来了。

观察你如何应对突发问题？

虽然借钱不还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要账的一种方式，那么你有什么更好的要账方式，不如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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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在上位之后，疑心很重，制造了胡蓝之狱等各种各样的案件，整顿官员。在他手下的官员们，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还故意让别人把自己画成鞋拔子脸。

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因为把叔叔削藩，结果自己被叔叔反杀，被逼自杀，据说被迫当了和尚，下落不明。第三位皇帝，也就是朱允炆的四叔朱棣。因为自己不安，把方孝孺的的十族给杀了。

第四个皇帝是朱高炽，因为不注意身体健康，导致身材发福，一胖不复返，胖到自己都走不动了，最后被自己胖死了。第五位皇帝朱瞻基，人称蛐蛐皇帝，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斗蛐蛐，不惜花大钱让人帮忙买蛐蛐。

第六位皇帝朱祁镇，因为听信太监王振，竟然亲自出征攻打瓦剌，打也没有打成功，最后自己被敌人俘虏，最后敌人觉得他没啥用，还把他放回来了。第七位皇帝皇帝朱祁钰，因为哥哥被俘虏，自己被推上皇位，屁股还没热，最后哥哥反杀回来，还被关起来，没多久就气死了。

当然，笔者还认为，明代皇室的都普遍短寿，很多皇帝是非自然死亡，尤其是到了后期，想明孝宗只有一个儿子，明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一个后人也没有，留下的子嗣就少，就很难从中选择优秀的继承人，平均寿命只有40多，最长寿的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之后，为了防止女性干政，在自己的家谱《皇明祖训》中就提到，要选择良家女子。很少有女子出身显贵。民间女子的观念就影响了皇帝，从而传给了下一代。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明朝皇帝这么奇葩，但是为什么却坚持了这么久没有灭亡呢？

就要归功于明代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废除了丞相制度，设立六部。这样，皇帝直接面对的就是六部的许臣子。

后来，明代后期内阁的权利越来越大，皇帝起到的作用就越来越小，干脆就不上班，当一个小透明。就算是没有皇帝，国家机构的这个齿轮照样可以正常运转。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为“武世家”。 还有不少人练就一身功夫，虽未中举为官，却在地方志书中留下许多动人传说。明代顾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杨舍人均生性侠义，身怀绝技，喜抑强扶弱，惩治恶少奸猾。其中顾玉川还擅长神行轻功，当年钱牧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内从北京徒步送回家乡鹿苑报喜，钱牧斋专门写有《题玉川画像歌》附在顾玉川传略之后

解放以后，张家港民间习武健身之风未减。1957年，江阴县在后塍镇举办武术汇演，各乡均派代表队踊跃参加，其中素有习武传统的南沙乡代表队在半数以上表演项目中拔得头筹。1983年至1992年，连续10年举办“张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体表演活动，每届都有民间武术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观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术队的节目还被江苏电视台拍摄播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家港为使习武健身之风后继有人，命名具有练武习俗的乡镇为“武术之乡”，并在中小学生中倡导武术训练，其中后塍中心小学武术队训练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并在苏州市和全省的群众体育比赛中屡获大奖。

八、绿化造园

张家港地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与此相应的民俗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植树、栽竹、养花、造园的良好风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张家港的香山种梅栽竹，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内有“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瑶池配丹阙” 等百读不厌的诗句。

绿化习俗突出反映在境内自然村落的环境方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村，一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绕河，河旁绿树葱笼，浓荫蔽日，村民房屋掩映于绿树怀抱之中，外界只见树木，不见房屋。农民住宅为前场后园，场边种植果树花木，幽香袭人；园内栽种修篁绿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区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数座西朝东，均一字排开，有的长达数里，村民住宅也是屋前为场，场前有河；屋后为园，园后有溪。河溪边种有杨、柳、榆、槐，场园内栽有果木竹林。

由于境内市民喜爱植树栽花，因而自古以来境内不乏私家园林。据记载，境内最早的园林是鹿苑的陈陆园，建于宋代，内有读书台、待潮馆等景点。 明代杨舍有姜园、息园、沧江别墅、许氏前园，清代有赵氏、叶氏寓斋小园。其中以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沧江别墅规模最大，“广袤数十亩，杂艺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沧江书舍、鸣鹤轩、香雪窝诸胜。园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节乔林、月浦渔歌、烟村牧笛、谷渎潮声、海门帆影、斜桥鹤唳、沙渚鸥眠”。

延至当代，境内城乡居民均以植树栽竹、种养花卉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绿化造林成为政府行为，每年都投入巨资，全市生态环境明显优化，质量水平跃居省内外前列。

以上所述，仅是从张家港民俗民风中采撷的几处亮色。同长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一样，张家港民俗文化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千，既同属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异，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体系。

一、绵延千年的传承积淀，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而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就是闻名长三角地区的东山村遗址。境内的徐家湾遗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遗址距今4000多年，均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张家港的先民当时使用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壶、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时也孕育出原始社会中境内较为简陋的生产、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各种图腾和已经流传几千年的“河阳山歌”。

到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内设置暨阳县，以后又设置梁丰县，县治均在杨舍镇，这一历史延续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张家港才分属江阴、常熟两县管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境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以编修家谱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内家谱很少，如有也仅是残本断简，内容十分简单。发展到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年间，修谱之风日盛。由于历经几十代人的资料积累，谱本内容也由简到繁，乃至出现了囊括方圆数百里的宗族大统谱。其中徐氏大统谱多达94册，涉及苏、锡、常和上海地区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亲。再以祭祖敬神这一事象为例，秦汉时期先人祭祀仪式一般仅在家庙举行，较为简单，人数也少。发展到明清时期，境内工商业发展，庙宇剧增，仅南沙乡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座多。 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商业贸易、娱乐游玩、热闹繁华的庙会，境内每个集镇不分大小均有庙会，有的每年1次，有的几次，最早的在农历正月半，迟者农历九月半。庙会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拜谒庙者一”。 也就是说，在人山人海的参与者中，90％是游玩贸易者，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化、传承与积淀，使得张家港境内的民俗文化发展成为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纷繁复杂的地方风俗时尚。

二、吴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识的反映。张家港地属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太伯、仲雍、季扎、言游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传统思想的教化熏陶。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我市梁丰中学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吴文化起春秋，季扎言游，遗泽故乡留”等句，说明这些先哲在民间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可以这样说，太伯仲雍让贤避国的美德，培育了境内敬宗睦族、积德行善之习俗；季扎言游以儒学教化乡民的举措，造就了境内重教兴学、处处弦歌的风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传承，固然要有为政者的倡导，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和践行也十分重要。从张家港的历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舍自晋代置县，迄于唐初为县令者，仅有二人可考，其中一人就是梁代名宦司马筠。此人“孤贫好学，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在任时以儒家礼仪道德之说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影响深远，被本地崇祀为名宦。 北宋江阴军学教授郭庭坚，受任之初，因学校狭小破败，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扩充学校，并“招延治中俊髦，开筵讲学，阐绎先儒性分之理，陶育人才，一时称盛。” 明代，后塍以南曾名“化成乡”，就是为政者在传扬先贤美德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德治民、化民成俗，因而称化成乡。境内著名的文人学者，如北宋经学家陆绾、元代文学家陈基、明代大学者钱牧斋、清代经学家庞大坤等，无不精通儒家经学，著述宏富，也无不以重教兴学、提携后学、感化一地民风为己任。较为突出的有清代杨舍学者叶廷甲，弃举业而习经学，建静观楼藏书5万余卷，“乡里有利益事率倡为之，镇多博徒又随所聚而力禁之，俗以大革，市无犯者数十年。”

在如此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境内老百姓的伦理观、价值观、民俗观得到规范和优化，一般人家均以读书上进、勤俭节约、敬宗睦族、积德行善等传统理念教育子女，有的还在住宅大门的对联中、或者客厅堂额上，写上先哲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学箴言、治家格言。这种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普遍认同和践行，是境内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助推力。

三、江尾海头的特殊位置，是其重要的地域原因。

民风习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因地而异。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存条件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吴地自古以来就称作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族，以民风强悍、尚武轻死而著称。《汉书》“地理志”：“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代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

张家港民间习俗中的“节概之风”比起吴地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张家港居长江之尾、大海之口，素称金陵锁钥、江海门户。《杨舍堡城志》谓杨舍乃“由海入江之咽喉，自狼（山）福（山）西达江（阴）靖（江），我镇适扼二三两重门户之中。”自明代“筑倭城，设参戎，列巨炮，经武制胜者盖已三百年于兹矣”。 因此，尽管境内属鱼米之乡，山水秀美，物阜民丰，但战乱不断，屡遭兵燹，由此造就了市民百姓不畏强暴、刚烈忠勇、习武健身、保家卫国的习俗。

据清代光绪《江阴县志》记载，自前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起，到明代朱元璋亲率大军在巫子门大败张士诚止，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江防兵事就有20多起，其中南宋建炎三年（1129）至淳佑中（约1245）的110多年中，就发生9起重大兵事。面对如此频繁的战事，境内百姓惟有奋起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以明代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为例，杨舍乡民为抗倭而自发参加习武训练者有2000多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乡民武装成为抗倭战斗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乡民武装毕竟缺乏严格正规的训练，在虎狼般凶狠的倭寇面前，其弱点暴露无遗，先后有数百名乡兵在杨舍、港口、凤凰、鹿苑、南沙等地的血战中壮烈牺牲。

血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在抗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斗争中，畏缩后退没有出路，不掌握杀敌本领、不练就高强武艺也没有出路。此后，境内习武健身之风有增无减，民谚谓“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意思就是要练实战真功，不练花拳绣腿。明清时期，仅南沙香山周围地区民间习武健身的拳场就有几十家，专聘武艺高强者传授指点。这些拳场的徒子徒孙在明末江阴抗清守城、清代咸丰庚申之变、1927年农暴斗争中，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实战本领。

四、锦绣水乡的富庶产出，其重要的经济原因。

经济状况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也是决定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基础。张家港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和支撑。[/size]

在远古时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 至唐宋年间，“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到明清时期，自给自足农本经济逐渐向工商业发展，带来境内经济的兴盛繁华，棉纺织业、五金铁业、油米加工业、酿酒制酱业陆续出现，商贸服务业日趋昌盛。以后塍镇为例，晚清时期的雷沟杜布远销海外，抗战以前“商业一条街，南北三华里”，大小店面数百家，从业人员逾千人，其中米行就有32家半，人称“盘篮升斗满天飞，车载肩挑尽是米”，街头巷尾运输货物的手推车之多如“周庄潵墩梅子”。

古训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的支撑下，境内民俗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发展获得坚实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民间才得以重教办学，培养出众多达官贵人、儒家学子；行善积德、敬宗睦族之风才得以代代相传；讲究礼仪、祭神拜佛之风才会延绵流传。以绿化造园习俗为例，贵族大户人家建造私家园林固然不足为奇，而一般老百姓在衣食无忧之余，也习惯于在场前屋后设置花坛、花圃，甚至在农田中建小型花园，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明代后塍之东、蔡港之滨，徐姓农家在耕作之余，共计辟出30余亩田栽种四时名花异卉，此村由此得名“徐家花园”。 明代塘市古泾村农民以种花为业，连畦接壤，品种繁多，尤以牡丹、芍药为最，此村后由顾鼎臣改名为“花泾”。 如果农民在饥寒交迫、衣食无着之中苦度光阴，是决不会有此养花种草、侍弄园艺之雅兴的。

民俗文化是方志编修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地方民俗民风特色及其成因是方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研究张家港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成因，目的是从传统民俗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当今，传承后代，以更好地存史育人。我相信，民俗文化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注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培育下，一定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弘扬，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瑰丽无比的奇葩！

动乱过后，倪仁吉从浦江故乡回到义乌大元村。50岁（1656年）前后是她创作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刺绣和绘画，在当时影响越来越大。清初文人已有许多记载。如张德行于康熙甲辰（1664年）为《凝香阁诗稿》写序中就指出：“倪子壶操家学，具类大家，其天才云涌，时有出大家所未逮。字簪卫花，画分管竹。更奇者，善以绣代笔，凡美女奇卉，随经点皴，波动欲生，莫窥其针所由度，向称薛灵芸，技至此乎。”纾紞矠倪仁吉侄倪一膺（倪仁祯之子）同年（康熙甲辰）为《凝香阁诗稿》写的“小序”也说：“针绣巧夺天孙，灵动不减；夜来丹青仿摹黄荃摩诘小李大凝，写事绘馨，备极其妙。”纾紟矠倪仁吉留下的《绣谱》今不可见，但她在《绣字》一诗中总结自己的经验道：“尝闻针有神，不为针痕掩。非指亦非丝，秀动同挥染”。艺术感染力可见一斑。正如倪仁吉侄孙倪晋的岳父张以迈，在康熙壬寅（1662年）为《宫意图诗》写“序”时所说的那样：“夫人工绣事，而又娴敏多巧思，特为设意中之景，想景中之人，写人中之画，作画中之诗，对其景而其人呼之欲出，而其人之才与情亦无不毕出。凡其间，才者貌者嚬者笑者，遇景而若有所思，若无所思者，……为之开生面。昔人称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于夫人见之矣”纾纺矠。

倪仁吉的绣品与绘画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虽经动乱，特别是甲寅（清康熙13年，公元1674年）之后流失严重。但民间仍对她崇拜备至。如《金华经籍志》云：“心惠通文史，兼工书画，作小幅山水，近学文征仲，远不愧赵鸥波。刺绣亦精。迄今得书画片楮，珍若拱璧。”140年后的清嘉庆丙子（1816年）年间，重版《凝香阁诗稿》时，陈云友作“小引”时又指出：“况又如绘事之精工，刺绣之神妙，流落散布，幽想结于无涯”纾紣矠。同年，韦嵩寿为重版《凝香阁诗稿》作“跋”时亦指出：“以彼含精宝婺，孕秀仙华，针可呼神（夫子有发绣，寿于隆平寺见之，作篆寿字，内无墨迹，真绝技也）。画能擅绝簪花，俪格咏絮联词”。《金华经籍志》载：“王虎文见其绣《心经》一卷，素绫为质，刺以深青色丝，若缕金切玉”。《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文记载：“仁吉，字心惠”、“善丹青，写美人极妍尽态，称为绝技，亦工山水”。

至今，我们还能查到出处的倪仁吉绣画作品为：

1丝绣《傅大士像》，早年流入日本，现存日本国家博物馆。

2发绣《种树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丝绣《春富贵图》，现藏义乌市博物馆。17576㎝，此图以绫为本，配以各色丝线，绣出山石、牡丹、白玉兰。

4画：仕女图，12547cm，作于清康熙庚戌（1670年），原藏浦江县博物馆，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5画：梅鹊图轴，133695cm，此画精绘梅枝和喜鹊，工笔，但非双勾，以墨色的浓淡色没骨写出，用笔工致。现藏义乌市博物馆。

6画：花鸟图轴，63531cm，画面有红、白盛开的牡丹花各一枚，衬以春叶，山石旁点缀五朵菊花，一鸟悠闲立于画面正中的枝条上。现藏义乌市博物馆。 五十岁前后，倪仁吉的诗歌也日益出名。她夫家和娘家的晚辈，均动员她出版。《凝香阁诗稿》刊印的时间在1665年，时倪仁吉60岁。其侄孙倪晋在“小引”中明确指出：“今以甲子既周，乃得请而寿之梓。四海名流深于诗者，知不以余为私誉也”纾紥矠。《义乌县志》也说：倪仁吉“年六十，有《凝香阁诗稿》。纾紦矠”《凝香阁诗稿》包括“凝香阁诗”、“宫意图诗”、“山中杂咏”三部分。现分别介绍于下。

1658年（戊戌），倪仁吉53岁，写了140多首五绝，总题为《山居杂咏》。她本人在“小引”中回忆道：“戊戌春，葳蕤小轩，阅大痴老人秋山图，偶忆前语，乃濡秃笔，追记其意，得百四十余绝，益皆家山野寂之景，聊摅俯仰今昔之怀，存幽居故事，与樵歌牧唱，相和于云深水流之外，不敢自以为诗也。巳亥（按1659年）春初凝香阁主人书。”纯纷矠同年，侄孙倪晋在《山居杂咏·题后》称：“余祖姑今春秋日已高，行且尽，发其藏寿之梨枣，若兹帙也，聊以志吉光片羽云尔。”纯纭矠倪晋，字飞黄，号笙鹤，秀才，长期未中举为官，直到1686年（康熙丙寅）才以“岁贡任国学监教习”。1659年时，正在浦江老家中编撰族谱等。他极力支持祖姑倪仁吉出书。

1660年（庚子）倪仁吉55岁时作《宫意图诗》35首，也在众人鼓励之下付梓。首先推动此事的是他的继子吴云将。吴云将的亲生父亲吴之器（吴之艺长兄），明末清初之际在金华“八咏楼”设“八咏楼诗社”，出版《明月斋稿》、《婺书》等书颇有名气。吴云将也应邀参加诗社活动，并有作品收入《婺书》中。此时他请张星瑞为《宫意图诗》作“叙”。张星瑞康熙癸卯（1663年）在《宫意图诗叙》中指出，倪仁吉“顾有才如此，而且自阈言者垂五十余年而后令似。吴生云将辈始得请而梨枣之”。“爰为序，以授吴生而归之，为介眉之觞侑。”纯紝矠倪仁吉娘家的亲戚张以迈和侄孙倪晋也分别在康熙壬寅（1662年）为之写“序”，推动刊印。

倪仁吉一生的其它诗作，则统编为《凝香阁诗》付梓。分析她晚年（50岁前后）的诗作，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艺术特点和比较广泛的生活内容。

寡居生活当然是苦的，晚年也不例外，故《探梅》诗中说：“梅开因自馨，梅结心殊苦。”倪仁吉虽然“一龛灯照壁，溜阶除滴，香篆冷薰笼，影形愁作敌”。(《夜坐》)也想从佛理禅宗中求得解脱，但最终还是决心积极地面对现实生活。故她49岁时在《中秋》一诗中写道：“四十九度中秋月，光华强半共愁看。不成三客慵沽酒，拟祝孤桐净拂栏。环无魂同夕兔，清凉有国可乘鸾。凭虚未许凌风往，遮莫人间是广寒。”她决心摆脱烦恼，保持健康的心态，故54岁时写《自遣》诗：“百年过半还加四，日日无忧岂及前。酒熟莫迟闲处饮，花开须就雨中怜。驻颜小圃俱栽药，曝背重檐更着绵。榻得黄庭最警句，琴心三迭舞胎仙”。于是才有《筑圃》的生活：“筑圃因栽药，残年可养身。菊英清耳目，萱草悦心神。移沃培根壮，编篱护叶新。倦来坐苔石，双蝶也随人”。

在这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指引下，她写出了不少清新活泼的小诗。如《春游》：“百五恰当寒食节，深谷野径众芳齐。乍飘杏雨花边细，将放梨云柳畔低。攘攘游蜂暄画，翩翩轻燕绕晴堤。踏青不怯香泥透，历尽幽寻日已西”。《山行》：“莫羡桃源可避秦，恰生幽谷待幽人。送迎不尽青山意，纡折还随流水亲。莺如呼旧识，嶙峋石似证前身。何能小筑长松下，时听风涛濯世尘”。《秋情》：“窗竹潇潇入梦清，凉蟾皎皎枕边明。秋情无限谁同赋，络纬孤鸿相和成”。《即景·之四》：“缥渺溪云映水飞，矶头凝睇思依依。如何探手澄波下，挈取奇峰一片归”。真是妙趣横生，妙句连连。

与男子比，女诗人创作能有成就更加不易。其一“彼闺阁者，外内一阈，限同天堑，不似学士家可借师友进其业，山川荡其胸，朝庙典制宏其识。且副笄一加，两垂垂，便不能不委佗其容，山河其体。又不似学士家可任偏才标胜，逸致横飞者。”纯紞矠其二“顾无如言诗于闺阁而诗更难。豪壮之气，无所用也。慷慨之情，无所施也。且言不出，凛凛自持，惟恐或蹈失言之过，观者亦乐指摘其辞，以滋谈柄，则闺阁何易言诗”纯紟矠所以，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倪仁吉是诗、书、画、绣集大成者，诗作内容超过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诗人，可以与男性大家相比而无愧。

《山中杂咏》——中华古典诗歌的奇葩

我认为，倪仁吉一生中所写的关于故乡题材的诗篇，是最动人的。如《秋暮寄嫂》、《雪夜怀嫂》、《秋日同女伴家山闲玩》、《重阳前一日忆同游》、《月下忆家》、《城中怀家山》等。尤其是写于1658年(时53岁)的组诗“山中四时杂咏”(140多首五绝)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奇葩。其中对各种农事的生动描摹，是其他诗人(不仅是女诗人)无法企及的。从春季的“祈蚕”(“芳时寒食近，风雨鹁鸪知。只恐春晴少，祈蚕到古祠”)；“浴蚕”(“踏青暖径，堤畔柳毵毵。慵听莺歌曲，归来且浴蚕)；“采桑”(柳塘蛙阁阁，花坞蝶飞飞，窈窕桑间子，提笼陌上归”)；“缫丝”(“墙阴犊初息，田事渐成劳，桑柘枝才尽，关心又茧缫”)；到夏季、秋季的纺纱织布(“新丝少女成，机杼云欲就，制萝裙，端阳看龙斗”；“银蟾匝井梧，金风破残暑，流光自催人，张灯向机杼”)，是一个何等完整的养蚕采桑纺纱织布的全部流程。从夏季的“割麦”“耘秧”(“田家事正忙，割麦又耘秧，驱犊向山麓，分流入野塘”)；“打水”、“灌水”(“平畴禾忝遍，处处桔槔声，但觅鸣鸠信，滂沱早暮倾”；“甘雨涤烦心，欣闻畦水深，始知点滴处，乃是布黄金”)；到秋季的“稻香”遍野(“斗杓又西指，四野稻香风，似减半分暑，真亏一叶桐”)，种芋浇瓜(“木棉已结蕾，菽种亦生苗，芋垄泥须壅，瓜畦水旋浇”)，剥枣砻粟（“白露方剥枣，黄梁入夜砻，园畦犹未治，明日记栽松”），撒种播麦（“桑麻堪壅护，禾忝已全收，荷理旧町，筐麦逐行投”；再到冬季的摘豆、晒豆（“种菽日尚长，采菽寒已促，未宜贮瓿垒，挂曝傍木”，翻耕土壤（“三时农务毕，浊酒互劳倾，相约出深淤，冻解沃春耕”），简直成了全年农耕大事的艺术记录。她的笔下既有伐木丁丁，声透荆关，扛树而还，“山花插担”的“肩云叟”；又有“白水映蒹葭”、“红蓼滩头上”的“捕虾”“渔人”；既有“窈窕桑间子，提笼陌上归”的采桑女；又有“短笛僮归牧，呜呜隔陇闻”的牧童。她的诗中，写到了采石耳，尝新茶，品新蔬，吃杨梅，供新藕，食新，让城里人闻所未闻，见更未见。她写到了“迎神”、“送土牛”、“三月三”、“五月五”、“赛农神”，庆七夕，盂兰节等农村民俗活动，甚至写到农家少女捣野花涂指甲（“娇痴有小姝，针线停偏早，为爱指纤红，凤花庭下捣”，）真是活泼清新、别开生面。她写的农村风景小诗极富地方色彩和农村风味，用字洗炼，写意传神，放在中国历代优秀诗歌之列也毫不逊色。如写春景：“盈亩秧针绿，钻笋笔斑，田家侥景物，春自满溪山”；写夏景：“我爱夏景佳，不被炎威苦，消寂奏蝉琴，纳凉具蛙鼓”；写秋景：“一片烟萝处，秋深点染加，宁知霜后叶，绝胜武陵花”；写冬景：“众卉久凋落，山茶一吐芳，那知寥寞处，对此即春阳”。都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写不出来的，因为他（她）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和体验。而倪仁吉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普通女子，生活在普通的山区农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又有文学修养和艺术感受，终于以她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独特诗篇。“文章憎命达”，这个规律在倪仁吉身上也得到再次映证。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后人是应当认真学习、宣扬和继承的。

“贞节牌坊”与我们现在的认识

清嘉庆版《义乌县志》载：倪仁吉于“康熙十二年（按癸丑年，公元1673年，时倪仁吉67岁）建坊，（详贞节录）”。纯纺矠在县志及“大元吴氏家谱”中都有为倪仁吉申报“贞节牌坊”的详细记录，包括官府层层上报的材料及朝廷的批文。

这对倪仁吉来说，是幸事，还是不幸？是褒奖，还是压抑？后人对此有不同评说。

我认为，康熙12年，正是清王朝开始巩固统治的年代。他们为了稳定天下，便从儒学中吸取营养，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特别是捡来“宋明理学”一些陈旧观点为武器，把“贞节”视为妇女的最高美德。于是“贞节牌坊”便重新遍布天下。倪仁吉也在“建坊”之列，此事也许会使吴氏家族得到一些“荣誉”，使倪仁吉的一些材料得以保存；但对倪仁吉本人来说，无疑是加了“紧箍咒”。从此，在世俗的压力下，她不得不以“贞节”为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外部形象，自由活泼的天性逐渐泯灭，艺术的细胞逐渐溃散，真正的艺术作品再也无法产生。

且看《凝香阁诗稿》（60岁出，时未建贞节坊）中最后的6首诗，何等生动明丽活泼清新，简直不像一个年近60岁的寡妇所作，反而使人想到故乡少女时代的倪仁吉。

《平坞重游》：

“自隔烟萝几度秋，干霄检柏喜仍留。石屏垒长茸茸鲜，曲涧添分细细流。径草萦裾迷旧胜，山花满目引新游。扶筇偶过疏村下，返影斜阳境倍幽。”

《游八师岩》：

“向多山水缘，此复惬幽赏。翠岩现金身，携我上仙掌。幽壑送灵籁，然已绝尘。更闻云外磬，方悟梦中身。绝境回尘寰，禅关云自锁。何幸此中来，天风为吹堕。”

《过虎尖岗》：

“仙华苍霭中，芝岭烟梦外。群山争献奇，峰峰可惊拜。虬松侣障围，石如莲座。小立一啸吟，幽禽起相和”。

《下密溪岩》：

“龛外游云气，岩前挂雨声。奇观偶相遇，扪石问三生。霞红斜着树，峦影倍涵青。已惜行游晚，归鸦又不停。”

《同女伴游溪山晚归》：

“选胜临溪险，相呼过石墩，风扶翻袖影，沙滑乱钩痕。鸣泉阻归路，山月早相迎。隐隐茅檐外，竹疏灯影清。”

《上元夜》：

“今宵风景兆春阳，月下烟笼似有香。何处红妆笑相约，笙歌阁上祷文昌”。“箫鼓初停月色高，烧灯庭院已深宵。窗前梅影横斜处，把烛孤行照寂寥。”

而立坊之后的倪仁吉，是什么形象呢？《金华经籍志》记载：“者金文见倪氏貌古气苍，晚年戴绒帽，被褐衣，晏坐一室中，校勘图史，得句则出名纸，以精毫书之。类山泽间耆儒名士，不复如闺阁中人”。

“不复如闺阁中人”，就是一个完全被扼杀了个性的节妇形象。从此，再也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作品。而封建社会为了塑造倪仁吉的“贞妇”形象，在编史修书时也有意删削了倪仁吉一生中许多生动活泼的东西，从而留给后代许多谜团及一个极其片面的倪仁吉，前面已多处提到这一点。

风风雨雨过后400年，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自然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倪仁吉，从而解开千古谜团，还倪仁吉一个真实的“绝代才女”的形象。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专家、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副厅级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