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杯进行得如火如荼。比赛第一天，澳大利亚4:1战胜立陶宛。从技术角度来说，这场三级对决不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女足的小将格罗尼亚萨默维尔她和队友以217和2110的绝对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这位小将被誉为苏迪曼杯第一美女，她就是康有为她的曾孙女。

小美第一次是打在苏的茶杯上。结果网上炸开了锅，很多网友都在喊：女神出现了。

在球场上赢得美好的婚姻

羽毛球天才或来自中国的血液。

格罗尼亚萨默维尔出生于1995年5月10日，刚过完18岁生日。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在羽毛球方面有杰出的天赋。许多年前，她被选入澳大利亚国家队。她在女子组排名第82位在国际羽联青少年排名中，他是美国双打和混双的第233名。在整体排名中，女性双打排名第104位，混双排名第200位。

18岁的Gloria是标准的阳光美女，一米七以上的高挑身材，立体的五官，笑起来有甜甜的酒窝。

她的曾祖父是清末学者、戊戌变法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格罗尼亚萨默维尔的父亲是康有为的孙子。6岁时随家人移民澳洲，在澳洲结婚生子。她的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从外表上看，出生在墨尔本的Gloria唯一有点像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她的黑眉毛，在女生中略粗。

羽毛球给她带来了美好的婚姻。格洛丽亚的男朋友比她大两岁，来自新西兰。他们在打羽毛球时相遇。他幽默又帅气。在格洛里亚的眼里，爱打羽毛球的男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家族霸气的中名来源于汉语。

她的名字叫丹琳，她的哥哥叫林冲。

格洛丽亚很小的时候就从家谱上知道自己是康有为的后代。他是我的父亲的祖先。为了了解这位曾祖父，她翻了几本书，缠着母亲听历史故事。然而，我仍然不我不太了解他。我知道他是一个改革的发起者，然后他是一个好领导，爱国。

七岁时，格洛丽亚随家人去中国探亲。她去了香港、澳门、广州和北京。和十年前一样，她对中国的印象只是美食。我喜欢川菜，因为我喜欢辛辣的食物，还有北京烤鸭，也很好吃。至于广东，格洛丽亚不停地说，它天气很热，还有很多人。

作为华裔，格洛丽亚在学校选修了两年中文。我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话，比如你好，我我是格洛里亚。她可以不写也不听，但她有一个霸气的中文名。

根据家庭习俗，在格洛里亚世代，每个人都有一个源自中文的中间名。格洛丽亚她的全名是格洛丽亚琳达萨默维尔。她还特意提醒记者，琳达他的名字和羽毛球王丹琳很相似。因此，我是一个女丹琳。格洛丽亚骄傲地笑了。

格洛丽亚她的哥哥是林冲，她的姐姐是林友。虽然她的大部分家人都可以她不会说中文，但仍有中国情结。

玩票娱乐圈

参加红楼选秀，成为演员。

就在两个月前，格罗尼亚萨默维尔出现在南京，但不是以选手的身份，而是以演员的身份。2011年11月，相关机构举行了全球红楼梦人物选举。为了扩大影响力，草案不仅针对港澳台和mainlandChina，还针对海外。正是在这次活动中，格罗尼亚萨默维尔被选为警察的童话。她不仅出席了发布会，还拍摄了宣传片。

毫无疑问，格罗尼亚萨默维尔的血统和身份是她当选的主要原因，因为红楼梦人物的全球选举更接近于概念包装的商业推广，不是拍电视剧或者**，而是一个叫红楼梦的大型项目。格罗尼亚萨默维尔是中澳混血儿，康有为的曾孙女，作为澳大利亚国家羽毛球队成员，影响力不言而喻。

格罗尼亚萨默维尔本人似乎对娱乐业的发展很感兴趣。因为她出众的外表，她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电视上的模特了。她长相甜美，五官精致，轮廓分明。她是典型的混血美女，在澳洲已经小有名气。去年汤友杯期间，有个电视台专门跟她拍戏。

然而，格罗尼亚萨默维尔也非常清楚主次之分。进入娱乐圈只是玩票的事情，羽毛球才是真正的行当。她即将高中毕业，不会转型成为职业运动员，而是继续在大学学习。她感兴趣的专业是运动科学和生物学。在她自己的计划中，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最佳时间是大学毕业之后。

在澳大利亚，除了少数项目外，职业运动并不是特别受欢迎，羽毛球只能算是一种娱乐运动。格罗娅萨默维尔非常清楚你可以打羽毛球赚不了钱。但是我喜欢打羽毛球。希望能让它在澳洲更受欢迎。Gronyaomerville说，我希望将来赢得许多冠军，让更多人注意到它。

康有为的后代

康有为一生娶了六个老婆，生了十二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四个女儿真正长大了。

长女：康同伟，本名魏军，生于1878年12月，裴元张云珠人。康同伟是妇女中的先进人物清末的s圈。她知识渊博，帮父亲翻译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创新的时间故事。1999年在香港与麦忠华结婚，育有十一名子女。次子曾伟与女前增、长子麦健增、三子麦香增、十一女麦仁增均有早婚。

女二：康桐碧，本名文佩，生于1883年2月。她出生在张云珠，早年曾去美国留学。他先后进入哈佛大学和加里福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并与罗昌结婚。他曾担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道德学会会长、中国妇女联合会会长协会。1949年，在傅召开的华北七省元老院会议上，康桐碧被选为代表，与人民讨论和平入城问题中国解放军。1951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博物馆馆员。他是北京市人民的代表美国国会和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他于1969年8月17日去世，享年83岁。儿子罗荣邦，女罗一凤。

女：康桐夫，第二任妻子梁穗珏之女。生于1903年，1919年与潘之子潘结婚，1980年去世。共有八个共生子女：长女潘清端、长子之、次女潘清辉、三女潘、次子、四女潘清照、三子潘、四子潘清贵。

女：康桐焕，第二任妻子梁穗觉之女，1907年生于瑞典，1933年与何永乐结婚。他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何，二女儿何康怡，小儿子何。1948年，他担任广东省参议员和中共中央委员。美国社会福利协会。他已经死了。

女：康。十八岁那年，我在上海愚园路的家门口被一辆美国车撞死了。

长子：康同治，第二任妻子梁穗觉之子，名文炳，名寿满。他出生于1908年，毕业于圣约翰附属中学大学和光华大学。他曾在广东省税务局工作，后在南京铁路局任工程师。与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女岑德静结婚，育有一子二女。他于1934年离婚，1961年去世。常康保壮，女，上海药学院毕业，曾在某医院任药师，现已退休，生活在上海；儿子康宝琰，定居台湾省，毕业于台湾省中华文学院。年轻女性康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苗族服饰

     苗族分布较广，支系众多。服饰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妇女较典型的装束是短上衣，百褶裙。苗族衣料过去以麻织土布为主，普遍使用独具特色的蜡染、刺绣工艺。裙子以白色、青色居多，服饰的用料、颜色、款式、刺绣等方面，都极具民族风格。配饰以头、颈、胸及手等部位的银饰为多见，苗族的银饰在各民族首饰中首屈一指。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充分显示了苗族的聪明才智，至今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生活习俗

    吃：1．吃油茶。油茶是将油炸后的爆花米，掺水煮成的待客茶，客人喝了，主人高兴，不喝，则视为瞧不起主人。有的还要喝3杯，第一杯是油茶，第二杯是苦茶，第三杯是甜茶。2．吃山泥鳅（晰蜴，统称四脚蛇）。将处理后的山泥鳅加少量米粉，一起腌入坛子内，用来招待贵客。3．吃青菜。农历过年喜欢吃青菜，一般不切碎。

   穿戴：苗族的服饰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男，一般老人穿无领斜扣大襟衣，束腰带，穿裤脚，打绑腿。中年人和青年人，穿开襟上衣，短而小，布料多是自产的"家机斑衣"，妇女服饰另具风格，上身穿无领镶边绣花衣，缀栏插花瓣与其间，下身着镶边、绣花或数纱宽脚裤。引人注目的女头帕，一般有一丈多长，颜色是青、蓝两种，黑色相间衬花格子有的包丝帕。

   住：1．吊脚楼，吊脚一般2－3屋，飞檐翘角，并有走廊围白木质栏杆，栏杆雕有各种图案。吊脚下层用来贮藏粮食，存放农具、堆放柴草、土灰，或圈牛、羊、猪及厕所等。上层为人居住。2．火炉，形状为方形，高60－70厘米，上面周围用木板盖好，四周用砖、石砌好，中间围成正方形火塘，用来烧火做饭，周围下层为空间，用以关鸡、鸭。天冷时，主、客人都坐在火炉上，说笑、谈论家事和休息。火炉上吊有一个不同形状的木架，将种子、茶叶篓、草鞋等挂在上面。

   节日、宗教信仰

   节日，除了汉族的节日外，苗族还有以下节日。

   1．三月初三青年男女对歌恋爱。

   2．四月初八吃乌饭，纪念杨再思，也有传说是纪念要一妹乌饭用树叶煮成，要提前将姑娘接回娘家一起吃乌饭；近处的可以不回娘家，但要给她们送去。此俗仅限于杨姓。

   3．六月初六敬土地神，到田坎上挂纸、烧香。一般都将家谱晒一次。

   4．十月初二过"小年"，要杀老鼠吃。

    信仰：1．敬奉杨公再思。过去，乡境内有飞山庙16座。每年秋天举行盛大的庆庙活动。唱几天几晚人戏，其中"扛华山"和"打求财"等是每次必唱的节目，主要内容是，教育家庭和睦。在庆庙期间，要摆猪首、装香、烧纸。2．过去祭祖要杀牛，以自然寨子为整体，举行杀牛仪式，牛内脏用来祭祖先然后每人带一份肉回家。3．敬奉幡蝴，传说幡蝴是苗族的祖先。 

   婚 丧 习 俗

   恋爱：以歌为媒，农历三月初三，青年男女穿戴整齐，成群结队赶到山头水边，对歌恋爱。情同意合者，便相邀离去，表示恋上了。平时看牛、放羊也对歌，并赠红。双方父母同意便结婚，如不同意，还有逃婚的习俗。

    结婚：一般在结婚前一个月，长则半年，就开始哭嫁。对长辈要一个一个地器，然后再送礼物，现在改变了许多。男女结婚时，女方和来人到男方家吃三天三晚酒，这三天新娘只能同伴娘睡，不能与新郎同床。三天后，新娘与伴娘一起回娘家生活，二年、三年、五年不等。男方有农事需人帮忙，接女方在男方家同住。待女方怀孕后，才能接新娘到男方家长住期共同生活。 

   丧事：老人落气时，要抬到中堂里，坐在正中，备有斗（容器）、凉筛，坐在斗上脚踏凉筛落气。洗尸，由长教子井里担水，参入桃叶、菖莆叶煮成温水给洗尸，洗过的水（倒入便桶），让其后代每个尝三点，表示吃字不愁，叫"衣饭水"，在死者身上围白线，一岁一根，平时掉的牙齿要保存着，殓时放入棺材内，死后头发禁烧。进棺材时，口含银，手捏茶叶米还要到飞山庙点亮。

苗族银饰

   由于对银饰的大量需求，苗族银匠业极为兴旺发达。仅黔东南境内，以家庭为作坊的银匠户便成百上干，从事过银饰加工的人更是多达数干。家庭作坊多数为师徒传袭的父子组合，也有夫唱妇随的夫妻组合。这些作坊常是农忙封炉，农闲操锤，皆不脱离农事活动。

  黔东南境内的苗族银匠可分为定点型和游走型两类。多数为定点型，他们在家承接加工银饰，服务于相对封闭而形成区域格局的一寨或数寨，客户毫无例外来自本系，所以，也可称之为支系内部的银匠。定点型银匠的分布和数量，依据区域环境及市场需求自然调节，以施洞、排羊、西江、湾水、王家牌等地较为典型。游走型银匠同样以家庭为作坊，农闲季节则挑担外出，招揽生意。通常每人郡有自己的专门路线。他们并不局限只为本系或本民族加工，对沿途数百里其他分支或民族的银饰款式都了然在腑，加工起来亦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也可称之为地域性银匠。据调查，黔东南银匠游走足迹遍历全省，并延及广西北部及湖南西部。

  黔东南境内不仅苗族银匠多，而且出现了以霄山大沟乡的控拜、麻料、马高为代表的银匠村。银匠村中数百户人家，80%以上以银饰加工为副业。农闲时节，村寨之中叮当之声不绝于耳，炭火炉烟荡然于户，一派繁忙景象。游走型银匠皆出于银匠村，密集的加工力量迫使银匠村的一部分人选择外出经营的方式。银匠村是贵州境内的一个奇特现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比起苗族银饰的历史，苗族银匠的历史要短得多。据对施洞、控拜、壬家牌等地银匠的调查显示，苗族银匠大约出现于清末，至今才有近百年历史。最初的苗族银匠大多挟铁匠之技艺改行拜师，向汉族工匠学习打制银饰。龙里云雾山一带的"打铁寨"，是当地唯一有苗族银匠的村寨，包揽了方圆数十里的银饰加工制作。至今，仍不难由这一地名证实我们的观点。苗族银匠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手艺极少外传。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贵州非白银产区，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政府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暇。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苗族银饰以其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和精巧的工艺，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而且也展示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苗族银饰的种类较多，从头到脚，无处不饰。除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坠饰外，个别地方还有脚饰。

苗族舞蹈

苗族民间舞蹈有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湘西鼓舞、板凳舞和古瓢舞等。尤以芦笙舞流传最广。贵州的丹寨、台江、黄平、雷山、凯里、大方、水城，以及广西融水等地，在每年正月十五、三月三、九月九等传统节日，和过年、祭祖、造房、丰收、迎亲、嫁娶等喜庆节日，都要举行芦笙舞会。舞姿以四步为多，也有二步、三步、六步、蹭步、跳步、点步以及左右旋转等跳法。苗族一级演员金欧领舞的“苗族青年舞”，1963年已摄成舞蹈艺术影片《彩蝶纷飞》，在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上演，深受群众喜爱。

苗族是歌舞的富有民族，仅苗族“鼓舞”一项，就近十种之多。苗族“鼓舞”在唐代《朝野佥载》上就有“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闾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的记载，由此可见苗族“鼓舞”历史的悠久。

苗族的“鼓舞”主要种类集中在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一带。

黔东南的苗族《木鼓舞》，是过去每13年才举行一次的“吃牯脏”大型祭祀活动时的“鼓舞”形式。节日时，舞蹈的男女狂舞三日，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如醉如痴。

《花鼓舞》是湖南省凤凰、保靖、花垣等县苗族人民欢度农历“六月六”“八月八”“赶夏”“赶秋”等传统节日时，必有的自娱性舞蹈。届时，在举行盛会的广场中央，架起一面由三人负责敲击的大鼓。由两人持双槌敲击鼓皮，一人持单鼓槌敲击鼓梆，参加集体作舞的人们，没有人数和男女限制。作舞之前，击鼓者用本民族语言歌颂发明木鼓者的功德，以此作为对祖先的祭奠。然后，众人便在鼓点的伴奏下围鼓成圈翩跹起舞。这些作舞者的基本舞姿多来于各类生活动作的模拟，其中还加入一些武术成分，使舞蹈动作柔美而刚劲。《花鼓舞》的特点，是两位击鼓者在旋转、翻身或跳跃下表演多种对称性舞姿的同时，还能敲奏出和谐而统一的鼓乐。

苗族民间舞蹈《猴儿鼓》，是以三人或多人模拟猴子各种习性与击鼓姿态的男子表演性舞蹈。表演时，由一名鼓手在鼓后击鼓作乐，另一鼓面朝向穿猴装、画猴脸谱的舞者。舞蹈动作多为模拟猴子啃吃苞谷、荡秋千、看鼓、试鼓、惊鼓、相互嬉戏等。扮演猴子的舞者可用拳击鼓，也可以槌击鼓。整个“鼓舞”不但风趣、热烈、技艺性极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戏剧情节。

苗族民间自娱性的《踩鼓舞》，是年节、喜庆集会，尤其是农历三月“姊妹节”时，必不可少的女子“鼓舞”。舞蹈时，先由一名少女边歌边走入场内，然后继续歌唱并击鼓伴之。歌词内容基本为召唤，如姊妹们不要错过时机，快来作舞等。随后，众多盛装的苗族姐妹便聚拢在鼓架周围，面对皮鼓踏节而舞。在舞蹈进入高潮时，外围的男女老幼观众也可进入舞场，组成若干层同心圆圈共同作舞。舞蹈动作自由、欢快，时有两腿颤抖而带动全身的特点。

流行于黔东南的《反排木鼓舞》，现已成为苗族节日庆典以及出访他国的代表性舞蹈，被邻国友人誉之为“东方迪斯科”。

新中国成立后，在苗族诸多种自娱性和表演性“鼓舞”的基础上，人们又创造出了由四人同时敲打作舞的《四面鼓舞》。这种“鼓舞”流传在湘西的凤凰县和贵州省松桃县苗族聚居的地方。该舞男女均可参加，四人分别站在鼓面前，双手持槌击鼓。在统一的节奏下边击鼓边表演规定套路。每一套路动作完成后，大家按顺时针方向换到下一鼓面位置，再进行其它套路的“鼓舞”表演，既有表演性又有娱乐性。

苗族演奏芦笙、以芦笙伴舞的历史，自宋代已有记载。清代刻本《广舆胜览》中的舞蹈形象与“每岁孟春，择平地为月场，男吹芦笙，女摇铃，盘旋歌舞，谓之跳月”，分明是对现在所谓《铜铃舞》的记载。

曾生活于洞庭湖畔的苗族先民，以鸟为图腾，因而今日苗族妇女的头饰银冠与彩条长裙，仍充满着锦鸡羽毛的斑斓色彩和飞鸟图案。至今贵州省黔南苗族，保存着一种源于古代祭祀的大型舞蹈《芦笙堂》。表演时，由男子吹奏芦笙，专人敲击铜鼓，身着盛装、头戴银冠的少女，微乍双臂作鸟态款款起舞。这种情景与云南省开化出土的2000余年前铜鼓鼓面上的纹饰极为相似。此外，从云南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上的“击鼓歌唱图”中，可进一步窥探到苗族与古代百越部族及铜鼓文化间的密切关系。

在苗族的自娱性舞蹈中，还有头戴银冠、身着彩条长裙模仿锦鸡动态的《锦鸡舞》；头戴羽冠、模仿雉鸡相斗、跳跃、嬉戏，含有杂技技巧的男子双人《芦笙舞》和源于妇女刺绣、搓麻等家务劳动的《板凳舞》等。

中国苗族的支系繁多而分布广阔，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歌舞品种。除以上介绍者外，贵州省“花溪苗”的《芦笙舞》、“红粘苗”的《跳硐》、“花苗”的《花树舞》、流传在丹寨县的《古瓢舞》、云南省苗族的《芦笙舞》、广西壮族自治区苗族的《芒哥舞》，以及《斗牛》、《牵羊》、《花棍舞》等，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苗族音乐

苗族音乐较为丰富、克满民俗生活的生动情趣，是苗族社会生活的写照，它由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曲两大部分组成。

  苗族民歌按社会功能及体裁可分为：山歌、酒歌、婚俗歌、叙事歌等几类。山歌是苗族社会生活中演唱最为自由的一种体裁，它既能用汉语唱也能用苗语唱，编唱亦有较大的随意性。它是苗族赶场、歌会、走亲访友，谈情说爱所必须的一种演唱形式，流传广，影响大。

  苗族除了丰富的民间歌曲外，流传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乐器和大量的乐曲。共同展现了“能歌善舞”的民族性格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是芦笙和唢呐。

苗 族 历 史 

     苗族先民于秦汉时聚居在“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等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这就是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人口：7398035

    分布：主要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苗山、海南岛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交界地带。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分三大方言：湘西、黔东和川黔滇。1956年后，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汉语并用汉文。  

    苗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手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驰名中外。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三十多种，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相媲美。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以情歌、酒歌享有盛名。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

一是颜料,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成分为进口宝石。二是环境,敦煌那里干旱少雨,湿度低,敦煌壁画基本是在密封状态,所以可以维持时间长点到近代,情况不容乐观了

敦煌壁画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脱色？颜料从何处来？用什么工艺、矿物制成？多年来众说纷纭。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通过对敦煌壁画所使用的三十多种颜料进行科学分析后近日提出，中国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学工艺技术，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

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采用科学方法，将现代仪器分析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以敦煌壁画常见的红、黄、绿、蓝、白、黑、褐等三十多种颜色为样品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上述观点。

据新华社今日报道，王进玉说，借助敦煌石窟的不同年代研究壁画颜料，不仅可以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铜绿、密陀僧、绛矾、云母粉作为颜料应用于绘画中的国家之一，而且表明中国古代的化学工艺技术和颜料制备技能在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

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

由于它产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关键地区敦煌，因而具有特殊的地理文化性质。这个地区曾经居住过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在境内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为中西使者、商贾、僧侣东来西去必经之地，因而敦煌自古便是“华戎所交”的都会，也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具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的特点。但所有特色都包融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艺术体系之中而呈现出新的风彩。下面略述十大特色。

（一）石窟建筑的中国特色

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从印度飞天到中国飞仙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敦煌飞天来自印度。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1）A〕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特别是天宫，阁中的伎乐天也腾空而起，化为绕窟一周的伎乐飞天。

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2）A〕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三）菩萨的女性化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在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合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男者面相丰圆、唇有胡须、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裸体像已大为减少。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裸体形象已不存在。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乳房，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故唐初高僧道宣说，造菩萨象：“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3）A〕画家赵公佑形容菩萨像“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4）A〕，感叹失掉了造菩萨像的目的。敦煌画师与中原一样，为了“取悦于众目”，菩萨像也女性化，世俗化了。

（四）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汉代已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便与此结合成为最初的施主列像。西魏已形成一家一族的画像，唐代则发展为家庙，如贞观十六年的220窟，题名“翟家窟”，从道公翟思远到九世孙五代翟奉达“检家谱”〔（5）A〕共连续了280多年，翟奉达又画了他一家三代之像，十几代人一脉相承，岂非家庙？

五代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共画供养人169身，从曹氏家族内亲张议潮、索勋、外戚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公主等，还有节度使衙门大小官员及曹氏姻亲、曹氏家族祖宗三代、儿女、子婿等，按辈份依次排列，而且有一批等身大像，超身巨像，比佛、菩萨画更为显赫，而且依次排列绕窟一周，画像场面宏伟，似乎不是在供佛，而是供人，供奉曹氏家族，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五）大乘经变的王国

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因而如《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弥勒经》等大乘主要经典都有经变。这里的经变是指一部经绘一幅画，本生故事，则一个故事一幅画，也可叫经变，但一幅大型经变却包含许多故事。这种经变，在佛教国家隋唐以前的佛教遗址中尚未发现过，中亚也没有，这是中国画师以佛经为依据独创的。据现存的画迹来看，北魏晚期在麦积山石窟里已出现巨型中国式西方净土变和维摩变。从敦煌说，一般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生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特别是吐蕃时期以后，集各宗各派经变系于一窟，同时并存，各展风彩。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六）敦煌壁画是一座音乐舞蹈宝库

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舞与乐是联在一起的整体，舞是乐之形，乐是舞之声，它融合了各民族和各国舞乐的因素，它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主要可分为三类：中原汉民族的舞乐，如清商乐、燕乐等；西域兄弟民族的舞乐，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外国舞乐，如天竺乐及中亚波斯等国的舞乐。在河西走廊主要流行以龟兹乐与中原舞乐结合的《西凉乐》，其中包括敦煌乐。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艺术在敦煌的发展，天竺乐在西域和敦煌舞乐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分为两大类：即仙乐与俗乐。所谓仙乐即以佛国世界天人形象出现的舞乐，如早期洞窟里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唐代金碧辉煌的极乐世界里的大型舞乐场面，如220窟的胡旋舞、胡腾舞，217窟的柘技舞等。俗舞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营伎；宋国夫人图中的清商伎和百戏；嫁娶图中的六公舞等。仙乐中天人、菩萨的手式和姿态，都蕴含着印度舞蹈的流风余韵。但这一切都纳入唐代吸收融合、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中，形成了中国舞乐的庞大体系和优秀传统。

（七）敦煌石窟艺术与信仰思想

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宣传累世修行积累功德，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政治经济大发展，大乘经变一时蔚然兴起，《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一反早期悲惨气氛，而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当世死后即能成佛、念佛七日即可往生净土的思想代潜了漫长的累世修行才能成佛的旧观念，善男信女对佛的信仰思想发生了变化。大体有三种：一、超度亡灵。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二、为活着的人祝愿。如“现在居誊位太安吉”、“见在老母合家子孙，无诸灾降”、“府主大王曹公保安”等。三、愿成佛者多笼统祝愿。“愿亡者神生净土”、“法界众生，同登正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特别是对现存者的祝愿。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变及千手千眼观音变中，大量表现了口念观音名号，立刻解脱现实苦难的画面，而不是死后成佛。因而极乐世界图往往是人们作为对佛陀的供养，以求得解脱现实苦难的目的，进入极乐世界，成佛的希望是有的，但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是很严格的，得之不易。

千年佛教信仰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和现实思想影响的，是儒、佛思想结合的产物。

（八）中印壁画技法上的交流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壁画制作方法大体相同，造型、线描、构图、赋彩、传神等表现技法，各具民族特色，这里不多谈，主要谈谈完全不同的两种立体感表现法。

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九）释道儒三家思想大融合

敦煌艺术的开始时期，主要表现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

北魏晚期，壁画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

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十）中西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

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