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是“三皇五帝”中之一帝；他仁如天，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制定历法，传贤让位于舜，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是晓喻海内外的伟大人物。金湖是淮河下游、江苏省长江以北中部的一个1960年由宝应县析置的新县，说金湖是尧乡，是说尧生于金湖，金湖是尧的生身之地。如此说，是据《史记·五帝纪》中“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一语经考证而来。因该语中“三阿”即今金湖县境内之塔集。故而转言为“尧初生时其母在塔集之南，金湖是尧乡”矣。

地名族内鉴真伪 塔集就是晋三阿尧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有关他的信息覆盖全国，查考尧的出生地必须将其放到全国这个大范围内权衡，绝不能坐于井地；察一言而概全盘。《史记·五帝本纪》中在“尧帝者”下曰“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出版的《二十五史》“史记”第7页“五帝纪”“帝尧”）。由此看出“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之言出于皇甫谧之口，在考证三阿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皇甫谧其人。据《辞海》介绍：“皇甫谧(215—282)，魏晋间医学家，今甘肃平凉西北人……著有《甲乙经》、《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等”。民国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在评品著作者皇甫谧时曰：“年二十余始就学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武帝时累徵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舆之……。”由此而看，皇甫谧既是当时稀有之饱学之士，又是被后人推崇的有能耐的史学家。古往今来，解读并诠释《史记》的能有几人不信其言而谁

既然皇甫谧之“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不虚，则三阿为何地之三阿应是问题的关键。查193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典》中第32页有“三阿”词条，词条释文曰：“三阿，在江苏省高邮县西北。《舆地纪胜》云：‘高邮有北阿镇，离城九十里，即晋时三阿’。《高邮州志》云：‘东晋尚侨置幽州，太元四年，符秦将句难、彭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百里，即此’”。《辞典》除给三阿下了定论一一“在江苏高邮西北”外，还引用了《舆地纪胜》和《高邮州志》中的话来补叙三阿，点明三阿是东晋时三阿，以及三阿相对于高邮城的方位和距离，这为我们确定三阿的具体位置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指出在三阿处发生过的一些大事，说明三阿是有相当影响的地方。经查，《辞典》中三阿仅此一条，别无他目。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是一部参考群书调查甄录上起远古下迄近代的我国地名全书，特别是查阅古代地名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对《典》中所列之三阿及其诠释之内容可以毫无顾忌地照搬套用。也就是说“三阿在高邮西北，离城九十里”。以这样的方位和距离定位，三阿应在今金湖县境内夹沟、塔集、卞塘这一弧形地带。为认定这一结论，排除其他可能，还必须追溯、弄清、交待两个问题。一是有人或曰，阿者不是本县用语，以阿名地者更为鲜见，三阿应是县外他地之地名；二是三阿既在今金湖县境内，应是今之何地呢

阿者，大丘或曲隅也。我县境内湖泊众多，河汊网布。三河以南，闵桥、塔集一线以西区域为缓坡丘陵地带，陵谷毗连、湖溪曲串，墩塘，岗坂，岗头等代表性特色地貌比比皆是，以阿名地是符合中国古今地名命名习惯和规则的，是顺理成章之事，当不以为怪。《嘉靖扬州府志》在解释何为三阿时云：“三阿者，镇之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清朝顾祖禹编著于1692年的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在注释三阿时日：“三阿者，镇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或云，平阿湖侧有平阿村，村有故平阿县……此三阿也。”在历代众多版本的《高邮州志》、《扬州府志》、《扬州营志》、《天长县志》等地方志中，在闵桥、塔集、卞塘一带均多见文字记载和地图标注的以阿为名的地名。可见，三阿不是外来名称，是土生土长的地名，应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笔者由《高邮州志》的《州境总图》中复印了一份塔集周边的地形图，该图虽说方位和比例尺都不甚准确，但塔儿集、闵家桥、卞塘以及平阿中村，平阿西村，平湖、运河等名称均醒目地标列其上，足见以阿名地的地名确实存在。其中，平阿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叫平阿乡。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高邮县政府调整行政区划时将平阿乡、广沛乡合并为第十二区（后叫闵塔区），平阿这个名称才弃而断用（见《高邮县志》1990年版中的行政区划）。该图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那些被水分割的岛状陆地一一一这是自古以来没经过大规模人工雕凿的原始形态，让人目野一新。这种地貌除在尚没有经过大规模人工改造的淮河入江水道中还能寻觅一些残存的踪影之外，在已经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人工条田方整化、居住庄台化、沟渠河网化整治后的现今的闵桥、塔集镇地域内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难道它不能为塔集的远古地貌和以阿名地的地名作些佐证吗

要说三阿为今之何地，则是非塔集古镇而莫属。南宋权威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云：“高邮有北阿镇……即晋时三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北阿镇，在江苏省高邮县。即晋时三阿也。”而且该《典》中仅一个北阿镇。《高邮州志》云：“北阿镇，在州治西北八十里，亦日三阿，以镇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等等，众多典籍均道出同一个声音：北阿就是三阿。《舆地纪胜》是南宋的地理总志，由王象之编著，成书于1227年，是我们目前已知最早记载叫“北阿就是三阿”的典籍。

为了理清塔集与北阿的关系，1982年5月笔者与同办工作人员约请塔集镇上老居民翁正，陈友山、吴承志、杨淇、杜平等座谈，请他们介绍、追溯塔集名称的由来及演变。老同志们兴趣浓厚，个个争相发言，他们谈到了宝塔，谈到了吴大庄，谈到了塔儿集，塔阿集、北阿镇等。言他们在孩提时上人在农历腊月送灶神时灶符上落款的地址有的还叫“高邮西北北阿镇吴大庄”；现在的塔集是北阿镇移来后兴建的；此地原叫吴大庄，在北阿镇东北一里多地，北阿镇因地势较吴大庄低，常遭水患而迁此；新集镇初叫塔阿集，因北阿镇内原有一座古塔(塔在今集镇西南一里多地，于1966年8月在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拆除)，从古塔和北阿内各取一字组成；由于“阿”、“儿”在方言中音近，因而常传呼为“塔儿集”；再后来，由于传呼和文字记载的缘故，将“儿”字逐渐淡去，才成为两个字的“塔集”等等。众人所述，将塔集名称的由来和演变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环环相扣，让人无懈可击。为了证实这些口碑资料，本人又查阅了清道光年间重修的《高邮州志》，在志内所附的“州境总图”上就标有塔的图形和“塔儿集”这个地名。据姜燕先生1988年发表于《淮阴志林》的“前秦、东晋三阿之战地点小考”云：“1986年在金湖塔集镇北首发现一块明代地眷，眷上镌有‘维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昌平乡口口口口见寓平阿西村北阿镇’”。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北阿镇在明朝时是高邮昌平乡平阿西村内的一个集镇。这就以出土实物佐证了北阿镇的存在和它大概的地理位置。1996年5月6日戴之尧先生在《淮海晚报》上发表了“北阿古塔”一文，戴先生在文中无遮无掩地直点：“北阿镇即塔集的古称”。出土地眷的镌文，戴之尧先生文章中的提法和塔集镇翁正等一班老者口述的内容可谓是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侧面验证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塔集就是古北阿镇，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历史的真实。从来就没有人将北阿和与塔集相邻的夹沟、闵桥、卞塘等地相联系，在考证夹沟、闵桥，卞塘这些地名时也从没有人提及过三阿这个名称。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准确性，本人又查阅了一些其他历史资料，以期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作进一步佐证。其中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的信息，既增加了证据的种类，又提高了结论的权威性。因为在其内的有关地图上明标着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一是在第四册的《东晋》图上，在高邮城西北(今金湖县境内)的同一个点上标有幽州、兖州和三阿三个地名，其中三阿是聚落名，幽州，兖州是政区名，时二州侨置于三阿。二是在第七册的《明·南京图》上，在原三阿的位置处标着北阿镇。这就说明今金湖境内的这个地方历史上先后确实分别叫过三阿和北阿。查遍全套图集，没有发现第二个三阿，也没有发现第二个北阿。这就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三阿和北阿仅此一个，或够资格上图册的仅此一个。这和《地名大辞典》中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或说，实地中可能还有另一个三阿，但既然《图集》、《辞典》中都未提及，难道皇甫谧所言之三阿还能是它

这里，还有两个情况有必要作个说明。一是三阿或北阿在图所标注的位置与塔集应处的位置稍有偏差；二是北阿名称南宋就有了，但南宋图上没有标注出北阿。对此，我们认为这不影响三阿、北阿就是塔集的结论。其一，前面已经详细阐述过，高邮西北的三阿或北阿非塔集莫属，别无他地；其二，因为该《图集》是全国性的，其版面和比例尺都非常小，两图分别为八百四十万分之一和二百八十万分之一，象三阿这样的小地名不是因为其重要是根本不会被选标上图的，这样的小地名在这样比例尺的地图上也很难标注在准确的位置。至于南宋图上没有标注北阿，是因为该《图集》中的南宋图是以1208年的南宋政区成图的，而首现北阿的《舆地纪胜》是王象之1227年成书的，前后有19年之差，所以“北阿”南宋图上没有只能在明图上见到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地方志介绍、当地百姓口授传承、文人墨客笔下提及，还是出土文物镌刻，全国性典籍记载，可谓是异曲同工，它们共同佐证了一个事实、推断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塔集就是北阿，北阿就是三阿，塔集就是三阿。因而皇甫谧所言“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今应言之为“尧初生时其母在塔集之南”。因“之南”是主地塔集之“之南”，当在塔集之南的不远处，故可忽略不究其实。塔集历史上属高邮州，1958年划归宝应县，1960年金湖由宝应析出置县后，塔集改隶金湖县。县因镇而耀：金湖是尧乡!

文章写到这里，话说到这份上，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否认你所引资料的真实性，也不是说你证据不充分，只是说尧生于金湖我们很难接受，且不说从来没听说过，就是听说过，谁不知金湖是块多么年轻的土地，而且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多少年来一直是被水覆盖着，哪能有这样的古人在此生存其实，细想起来，这话也不为过，也是人认识事物的一种常理。当你对事情还不知情时，你当然无法去描绘事情的面目，更不要说细枝末节了。看来还有必要将金湖地区历史及地貌的演变作一个追溯和铺呈。 ·

沧海桑田今非昔 金湖上古繁盛地

尧生于塔集之南，符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生存环境。从大范围讲，分布于山东、江苏、浙江一带的青莲岗文化是1951年在楚州(原淮安)青莲岗发现的，金湖县域属于其中，该遗址是约公元前5400年一一前4400年间的事，属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1989年出版的《江苏市县概况》中的江苏省情概述云：“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前，北至徐海、南至太湖的广大区域内，分布着许多原始的氏族部落。从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炭化小米……江苏境内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位居当时其他地区的前列。”高邮市运河以东一沟乡、龙奔乡境内的龙虬庄遗址、周邱墩遗址是距今6000-4500年前的两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期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具(见1990年版《高邮县志·文物古迹》)。以上这些遗址都在金湖县域以东的京杭运河以东。从地理位置上讲，金湖在楚州(原淮安)、宝应、高邮一线的西侧，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楚州、宝应、高邮等离海近，而金湖则离海较远。按照目前的成陆学说，金湖应是先于运河以东成陆的，其实无论是金湖，还是宝应、高邮、楚州，甚至是建湖，兴化、盐城等，所联成的成片陆地在若干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海岸线在宋朝以前若干万年中就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就是在连云港至盐城至如皋一线，直到宋太平兴国年间黄河夺淮后，滔滔黄水夹带大量泥沙入海，再加上长江入海所携之泥沙，在二水泥沙的共同作用下，才逐渐孕育成我县以东连云港至盐城至如皋一线以东的陆地(见《中国历史地图册》各朝政区图)。历史文化也是由西向东推进的。既然在6000年前的金湖以东地区就有人类，则金湖地区也应该有人类存在。从金湖县域的小范围来讲，以下事实也足以证明，起码在新石器时期就已有先民在金湖地区活动了。1974年在塔集以东近10公里的高邮湖边的夹沟荡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琮、石璧(见《金湖县地名录》)，现这些文物完好无损地收藏在淮安市博物院。1985年在塔集西南10公里金南镇抬饭墩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石锛(见《金湖县志》)。塔集西金南镇境内的时墩遗址、抬饭墩遗址、戴楼镇境内的獾墩遗址都是新石器时期遗址(见1994年版《金湖县志·文物古迹》)。1957年在塔集以北的原吕良镇的张集圩处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金币“郢爱”，现该金币收藏于南京博物院(见《金湖县地名录》)；1984年在塔集西北的陈桥镇渔池涧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见《金湖县志》)等等。如果没有先民在此活动，哪来这些遗址和文物!新石器时期开始于距今7000--8000年，此时先民已定居生活，广泛使用磨制石器(见《辞海》)。尧是传说中的史前人物，他的生存年代距今约4000年以前(见《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说他出生于此地是完全符合历史文化背景的。

从生存环境方面来讲，金湖地区介于江(长江)淮(淮河)之间，临近大海，过去没有这么多的湖泊和这样宽广的水面，河湖大多是运河大堤筑成和黄河夺淮后逐渐形成的。岗丘错置，溪涧纵横，土地肥沃，草木繁茂，可食性野生动植物丰富，气候适宜，易于生存，是先民休养生息的理想之地。是开发较早和比较富庶的地区之一。以下史实可以说明这一点：禹划九州，隶扬州之域。秦属东阳县。汉代起县境内始有县的建置，叫平安县，其县治在今县域东部的湖荡内(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64-65页东汉徐州刺史部图 ) ；

三国时魏将邓艾在今县境及今洪泽县境内屯田筑白水塘(白水塘通今陈桥镇境内的渔池涧)，灌塘下田一万二千顷，并筑石鳖城(城在黎城北)，以此地为前沿阵地与东吴抗衡，时曹操强令民众北迁，民众惊恐，纷纷渡江南下；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于石鳖立阳平郡，北周置石鳖县；《通典》云：“山阳重镇守险有平阳石鳖田稻丰饶盖历代屯田之地”；晋时三阿是重镇，侨置幽、充二州，并频频发生战事，句难、彭超围攻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唐中宗嗣圣元年，徐敬业起兵扬州讨伐武后，武后遣大将李孝逸击之，徐敬业屯兵下阿溪，勒兵阻溪拒守；隋文帝改平安县为安宜县，并石鳖入安宜；汉井、汉墓遍及全县，陶罐、铜镜、鸡舍等汉代文物在县境内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等等。从上述可以看出，汉代时此地已经比较发达了，否则是不会在此置县，更不会在此设立县城的。“尧苗生九穗，汉麦结双枝”这一当地世代袭用的土地庙门联(塔集吴承智提供)，充分说明了对尧帝及汉朝的推崇和歌颂。这是汉以前连续数千年开发、垦植的结果，否则，至汉时是不会有如此繁盛情景的。

但沧海桑田，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叠土筑成运河东大堤，使西来之水被阻挡不能东逝，加之自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后，黄河南徙夺淮，黄、淮二水横溢四流，无低洼而不入，直到1970年淮河入江水道建成前，此地成了二水的注潴之地。注而河成，潴则湖就，淹没农田村舍，使此地尽成水乡泽国。河水夹带的大量泥沙沉淀淤积后堙埋了遗址古迹。先民避水患，图生存，纷纷逃离家园；隋朝末年安宜城遭杜伏威屠焚；唐初将县城迁至运河以东白田(即今宝应县城)，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摧残下，金湖地区一蹶不振，由繁荣转向了衰败。由此时起直到1960年设立金湖县，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内本地没有县的建置，而分隶他县(金沟、银集镇一线以南的塔集、夹沟、闵桥等属高邮，余皆属宝应)。一度时期内，此地成了渺无人烟的空旷荒野。直到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才从苏州等地赶迁来一些民众。今县人大多是这些人的后裔。对于这一迁民行动，地方上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叫“洪武赶散”，一叫“插草为标”。“洪武赶散”意即朱洪武将一些地方的人强令迁徙疏散。疏散至本地的大多是苏州阊门人。“插草为标”，意即此地一片荒野，田地没有主人，来此地的人只要用草杆标示一下，就界定下属于你的田地范围。关于这一点，在县民的家谱中多有提及。《李氏宗谱》云：“吾李氏陇西堂，始祖乃陇西成纪人，同唐王朝李世民一支家族也，始祖籍今甘肃省六磐山(陇山)以西黄河上游以东的一带地区，后一支时间无稽入籍苏州阊门外落户建立家园。延至大明王朝洪武赶散时，我始祖兴十公受命，带领一支四子疏散到宝邑(宝应县)湖西时安(村庄名)地方安家落户……。”《吴氏家乘》云：“原籍吴郡阊门人氏於明初由苏徙邮(高邮)至湖西黄林东村卜筑家居名吴家庄……。”《杨氏家谱》云：“尚思人贵自立而尤不可忘本，我杨氏系关西自有明之初我始祖右三公自泗迁邮卜宅於珠湖(高邮湖)之西滨…。”……。由于民大多是明初由他地迁来的，不是本地自古衍殖下来的，加之黄、淮二水屡屡泛滥，冲毁、湮埋了历史文明，以致本地无论是在口授传承文化上还是在有载体的历史文化上都有个断层，这是个无可挽回的文化断层，它使金湖地区的古文化难以知晓、继承和光大。所以，一部分对此情况不甚了解的人，曲解或否认金湖地区灿烂的古文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后　记

尧生于塔集，金湖是尧乡。自1993年泗阳谈嘉德先生在《竹枝词　三河轶事》中提及，1994年本人的《尧与塔集》小考文章在《江苏地名》刊登，同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后经诸多专家学者齐论共证，至1998年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从文字记载历史的角度讲，算是对此事有了一个明晰的结论。但尧在金湖究竟有哪些遗迹，金湖人对这一厚重的文化遗产又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把握和宣传，我们应研究和努力。

尧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出生地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众口异词。故太史公（司马迁）慨曰：“余曾西至空洞北过 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者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延至西晋时，皇甫公周游巡访、查经问典、去伪存真，将其诠释为“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一言九鼎，将尧的生地定于三阿。

现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在掸抹历史的尘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三阿”是何地之“三阿”，现已明白了，她就是金湖县境内的塔集。仅此而已。祈仰品评。

编辑:zacky 作者: 李义海

1、源于祁姓

出自帝尧裔孙刘累之后裔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黄帝的二十五子之一有个叫祁的，尧姓伊祁，杜氏源于祁姓，是帝尧的后代。

2、源于芈姓

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杜敖，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春秋时期，楚国有君主名叫熊艰，号称杜敖，亦称堵敖、庄敖。

芈姓杜氏源出杜敖(堵敖)，其“杜”、“堵”的读音皆作tú(ㄊㄨˊ)，今音读作dù(ㄉㄨˋ)亦可。

3、源于鲜卑族

出自南北朝北魏王朝时期有鲜卑拓拔部独孤浑氏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魏书》记载，南北朝时北魏政权有独孤浑氏，为鲜卑拓拔部的氏族部落之一。鲜卑独孤浑氏，排在鲜卑贵族一百一十姓之末，是代北地区鲜卑族代国旧部。

4、源于姬姓

出自黄帝时期的酿酒发明者杜康，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世本》记载，杜氏是黄帝时期的酿酒发明人杜康的后代。相传，杜康原是黄帝手下的一位大臣。

黄帝建立部落联盟后，经过神农氏尝百草，辨五谷，开始耕地种粮食。黄帝命杜康管理生产粮食，杜康很负责任。另外一种传说是：杜康又名少康，夏王朝时期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第五位国王。

5、源于姬姓

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杜蒯，属于以先祖官职称谓为氏。“杜”字作为植物解释，是中原地区鲁、楚国对某一类植物的称谓，非晋、秦、卫国所据地区的称谓。在晋、秦、卫国所据地区，“杜”就是牡宰，亦称灶宰，通“屠”字；“蒯”就是一种专门屠宰牺牲的刀剑。

-杜姓

荣耀……比如你现在的姓氏，最初就有可能是赐姓的，因为在先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姓，相对于而言，有姓的都是贵族，所以，很多姓作为赏赐被赐姓，因为没有，所以赐姓是一种赏赐……这种行为作为一种礼仪上的赏赐被各代王朝延续继承。就如同清朝的入籍和抬籍类似。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历来被史家视为唐代的延续和发展，是唐代的一部分，故当时所赐的武氏也被本文视为国姓。

1、安抚降将

赐姓盛于乱世，尤其是王朝勃兴之初，前代重要的政治首领、军事将领归附，帝王常以赐姓以示安抚。唐初武德年间是赐姓的一个小高潮，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唐政权草创，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对归附的各路“烟尘”首领或赐以国姓，或许以高官厚禄。如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姓李氏。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定巩固和收揽人心是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又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尤其是平叛战争后期，更是频频使用。如安史部将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1]（《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乾元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臣”[1]（《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等。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战乱的迅速结束，尽快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以后唐最有代表性，后唐庄宗就曾多次给后梁旧将赐以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不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假子，虽然说是“以利合而相资”，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之功效。

2、笼络羁摩外蕃。

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五代的突出问题。李唐出于开拓疆上、安抚蕃邦的政治需要，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从而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赐姓于蕃族权贵始于武德年间。根据马驰先生的考证，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以赐姓李氏，当是唐代赐国姓于蕃族权贵的最早记载。[2](P89)此后，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便愈来愈炽。唐初有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其所部内附，皆赐姓李氏。此后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率众内属，“拜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1]（《旧唐书》卷198《西戎》）。宪宗元和四年，奚王没辱孤归附，“赐以李氏”[3]（《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对率众归附的蕃族权贵赐以国姓，表示不仅没有把他们当异类看待，还引为宗室，这无疑给刚刚内附、尚心存狐疑的部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这一做法还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起到了很好的招抚作用。这正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之处，也是唐帝国辖区内及与周边各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如唐懿宗时，“（西川近边六姓蛮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真腊副王婆弥远来朝贡，被赐姓名为李宾汉[5]等例，便是明证。

中唐以后，赐姓常伴以赐名，如李献忠(本阿布思，铁勒同罗部首领)、李崇信(本护密国王纥设伊皋施)、李奉国(本东突厥舍利部大人，舍利葛旃)、李忠信(本名悉诺逻，为吐蕃苏毗王子)、李遮甸(本吐蕃阿史那都支可汗部别帅)等。再如唐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温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4]（《资治通鉴》卷246）皆是赐姓名于蕃部权贵。除了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外，其家眷往往也蒙受“恩宠”，如高昌王鞠文泰之妻宇文氏“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6]（《唐会要》卷95《高昌》）武则天时，贺兰州都督契苾明之妻凉国夫人及母临洮县主都被赐姓武氏。[7]（《全唐文》卷187《镇军大将军行左鹰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志序》） 

五代时处乱世，与盛唐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蕃更多是疲于应付，赐姓笼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4]（《资治通鉴》卷281）。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李，名赞华等例。

3、褒奖有功。

褒奖有功是赐姓的主要功能之一，往往能起到高官厚禄等物质奖励所不及的效果。因功赐姓则是赐姓的主要部分。如唐代协助临淄王李隆基（即玄宗）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助昭宗反正的孙德昭等皆因有拥立大功而被赐姓。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茂贞。”[8]（《旧五代史》卷132），是立有护驾之功而被赐姓。而以战功赐姓的将领则更多了，如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忠（原名曹令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李茂勋（出自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全略（原名王日简）、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李光颜（本铁勒部酋长）、李国昌（沙陀酋长，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党项族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皆是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军事战争中立过大功的军将，以战功卓著而被赐姓。

五代时期，天下之争夺更是惨烈，“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以军功赐姓的例子也很多。如后唐庄宗时，元行钦、夏鲁奇俱以骁勇善战而被赐姓名为李绍荣、李绍奇。这方而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因功赐姓是赐姓功能的最好体现。

4、以示恩宠

是否赐姓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决定，故格外受帝王宠信的臣下，也常被赐以国姓。如唐初邴粲，与高祖李渊交厚，得以赐姓李氏；张元悊因“与太宗有故，赐姓李氏。”[7]（《全唐文》卷232）同时一些谄媚、投机的小人，因为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往往也能享受到赐姓的殊荣，从而使赐姓的神圣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武则天时，“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言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5）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侍御史来子珣等一干阿谀得进的小人、酷吏也并被武则天赐姓武氏。这一时期甚至连李唐皇室中的一些人也被改为武姓，所谓宗室蒙乱，“（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4）五代更是荒唐，“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晋王赐姓名”[4]（《资治通鉴》卷271）。马绍宏，本一宦官，因得宠于庄宗，也得以赐姓李氏。

（二）、赐他姓

唐五代赐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多样，除赐国姓外，还有赐予他姓的情况，这是赐姓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与其他历史时代颇不相同。如武德中，“（史大奈）从平长安，以（功）多，……赐姓史”。贞观时，“阿史那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遂自称万年史氏。[5]（《新唐书》卷110）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4]（《资治通鉴》卷246）赐以汉字单姓以代替少数民族复姓，是古代姓氏变化的形式之一。天宝年间，玄宗以外家姓赐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曰窦。[5]（《新唐书》卷221）“天授中，诏改纥骨氏十七代孙绍，左司员外，姓元氏。”[9]神龙初，桓彦范“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1]（《旧唐书》卷91）“（太后）乃度（怀义）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子薛绍合族。”[1]（《旧唐书》卷183）以上所赐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俱为世人所重。故赐予这些姓，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与赐国姓的意义和效果并无什么不同。

后梁时期，成汭因犯后梁祖讳，梁太祖赐其姓周氏，这是因避讳而赐他姓。后唐明宗曾赐“蕃将惕隐姓名为狄怀惠，则骨姓名为列知恩，舍利则剌姓名为原知感，骨姓名为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讫宜姓名为乙怀宥。”[8]（《旧五代史》卷42）则是取感恩、怀顺等实际意义。

（三）、赐恶姓

帝王赐姓并不都是褒扬，还有出自贬损，那就是赐恶姓，即用恶字赐为姓。这种赐姓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意味。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就如同“赐死”一样，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往往与危及统治利益的人和事有关，或是出自帝王感情好恶。

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后，遂将高宗的原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蟒意为大毒蛇，枭意为枭首。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通通被更姓虺氏，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惟运），改其姓为蝮氏”，[4]（《资治通鉴》卷201）“蝮”意为毒蛇。此外，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晋之姓为厉”[4]（《资治通鉴》卷210），毒为毒药，“厉”意为恶鬼。这也属赐恶姓的范畴。

赐恶姓是不仅对其本人的极大侮辱，其子孙后代也要都担负恶名。作为家族徽号的姓氏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皇权的*威之下，却变得如此无足轻重和脆弱不堪，可见专制制度势力之强大。

（四）、其他种类的赐姓

其他种类的赐姓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继嗣赐姓。继嗣传宗，为宗法社会恒有，但由于宗族的排他性，异姓入族继嗣必须要改姓，因而就出现了利用皇权进行干预，赐姓继嗣的现象。比如武则天把同父异母兄及其堂兄都诛杀后，发现本支没有继嗣，遂动用皇权赐姓的优势，“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镬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2）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不甘心再还政于李氏，于是先后以皇子李显、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德宗时，“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曰李承绪”[4]（《资治通鉴》卷233），为其续嗣来追念李怀光的功勋。

其次，臣下主动要求赐姓。赐姓是皇帝主动的行为，体现皇权的权威。然到唐中期以后，藩镇拥兵自重，跋扈不臣，大唐王朝是内轻外重，这从赐姓行为中也能得到体现，即臣下开始主动要求皇帝赐姓，并常带有胁迫意味。一些节帅藩镇出于种种原因，上表奏请赐姓，而朝廷对他们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都会迁就他们的请求。如代宗时，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其从外氏姓，叔明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1]（《旧唐书》卷122）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原名安重璋，“本安兴贵曾孙”，因“耻于逆臣（安禄山）同姓，”表请赐姓，“赐李氏，名抱玉。” [1]（《旧唐书》卷132）

再次，追赠赐姓。追赠是在臣下死后追加的荣誉，在唐代，赐姓也被列为追赠的内容之一。如李君羡，贞观被诛，天授中，武则天追尊武姓，诏复官爵。可见赐姓对臣下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此外还有因特殊技艺而被赐姓的例子。如是光乂著有《十九部书语类》，“开元末，授集贤殿编撰，后赐姓齐”[5]（《新唐书》卷59）南唐歙州著名工匠李延珪，善于制墨，史称“自宋以来，推为第一”，其本姓奚，被南唐主赐姓为李。[10]（《十国春秋》卷32）

最后，因嫌恶而赐姓。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帝王觉得臣下的姓不吉利，于是就赐姓改之。如五代时，江西的危全讽等被杨渥打败，信州的危仔倡投奔了吴越王钱鏐，吴越钱氏偏安一隅，觉得危仔倡的姓氏字面不吉，怕不是好兆头，就更其姓为元氏。[10]（《十国春秋》卷78）哀榆，仕于南唐，朝贺时皇帝嫌“哀”字不祥，于是就赐姓衷氏。

二

纵观唐五代时期的赐姓制度，有几个方而的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赐姓的范围扩大了，获赐者除了官僚贵族外，还有寒人武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范围。其次是赐姓的形式多样。有赐国姓、他姓、恶姓。臣下主动要求赐姓，更是唐五代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大大地改变了以往赐姓中一调的现象。再次，赐姓的目的也不同。或安抚笼络，或褒奖有功，或以示宠信，或发泄私愤。最后是赐姓与赐名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自唐中期以来便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赐姓与赐名的同时出现，无非是把赐姓的外延扩大了，其内涵却是相同的，即其功能和作用与单纯的赐姓并无根本的差异。

这一时期的赐姓制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赐姓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政治手段。赐姓虽是一种荣誉，但臣下一旦获罪，所赐姓氏就会被剥夺，还复本姓。削夺属籍，决定了赐姓的不稳定。如唐初罗艺归附，“赐姓李氏，予宗正属籍”，然他在太宗时谋反，又被“复本姓罗氏”[1]（《旧唐书》卷56）。李绩于唐初被赐姓，到武则天时，其孙李敬业起兵反武，被镇压后，还复本姓徐氏。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氏后，不久后得罪，“敕流雷州，复本姓”。[4]（《资治通鉴》卷202）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到了唐中期以后，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开始对赐姓的取舍提出要求。如安史之乱后，张忠志被赐姓李氏，到大历年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次年，他又“更请赐姓，……复赐姓李”。[4]（《资治通鉴》卷225）尚可孤，鱼朝恩爱其勇，奏（帝）姓鱼氏……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但到“建中四年，仍复本姓名”。[1]（《旧唐书》卷144）李克用和李茂贞被削夺官爵和属籍后，旋即又恢复。后唐明宗即位后，同光朝赐姓名的将领如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杜晏球、夏鲁奇、米君立、李彦超等纷纷上表求复本姓名，明宗皆准所奏。这既是赐姓制度不稳定的表现，又是中央政权遭到削弱的必然现象。

赐姓在唐五代的盛行不仅有古老的传统，还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来，姓氏文化中出现了别士庶，重地望的新内容，并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门阀大姓成为时代主宰，士庶相争，谱学大兴，九品官人法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尚姓望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旧日的士族大姓已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以胡化的汉族为主体，尚武善战，与昔日的魏晋士族有很大不同，但在重视阀阅郡望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如李唐皇帝自称出自陇西大姓，又拉老子李耳为始祖，凉武昭王李嵩为近祖，目的是很明显的。唐太宗制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世系，分等级，以从制度上提高以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的姓氏等级。此后，武则天当政又制修《姓氏录》，使凡在当朝做官至五品的官员皆升为士流，这一切多是“尚姓”之风的表现。为了提高李姓及其功臣的社会的地位，唐统治者采取了赐姓等措施。赐姓的实行，除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外，还在潜意识中制造人们对国姓的向往，制造获赐者的喜狂和名利双收；赐姓的剥夺，又在向世人宣示国姓的尊贵，这都在无形中抬高了国姓的地位，可谓一举数得。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姓望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中晚唐时期，衰落的旧士族仍持声名，以致唐文宗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也？”[5]（《新唐书》卷172）这表面上是围绕姓氏门第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尚姓”意识和风气。可见当时姓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赐姓给唐五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总的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赐姓者入籍联宗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唐五代的统治。如李忠臣本一叛将，归国被赐姓。代宗永泰元年，吐蕃入寇，进逼关中，代宗急诏各道出兵，而“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4]（《资治通鉴》卷223）藩镇尚且如此，赐姓之效可见一斑。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赐姓，不但朱邪贵族举族世代李姓，还俨然以李唐的继嗣传人自居。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和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为七庙，赐姓也以李氏为国姓，其意很明确，他们已自视为李姓皇族了。由此可见赐姓联宗的魅力。

其次，赐姓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唐五代时期继承巩固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的成果，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这个时期，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民族不断同化，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消失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衡量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个标尺。历史上也出现过以改变姓氏来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主。从姓氏变化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唐五代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少数民族权贵的，遍及突厥、回鹘、奚、契丹、靺鞨、吐蕃、党项、沙陀及西域中亚等各族。这些民族内附后，在广大地区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他们“心仪华夏”，往往因其部落酋长的赐姓而纷纷改从汉姓，甚至举族随之改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可以说，姓氏汉化的程度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最后，赐姓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唐五代赐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更是把赐姓和假子制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成分。直至明清，赐姓还是长盛不衰，被继续沿用，可见赐姓的魅力之久，只不过后世赐姓的规模不如唐五代时期罢了。唐朝曾征服过三韩，为其地置都护府，予以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包括赐姓制度。据史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在其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可见赐姓在汉化极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影响的。唐元和十一年，“南诏（主）劝利德磋巅，赐姓蒙氏”[4]（《资治通鉴》卷239）。

总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赐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对前代特别是汉代以来赐姓的总结，并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姓氏的重视，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们思想中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门第思想。从民族的意义上讲，姓氏又反映了一种民族融合运动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这些都能在唐五代赐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以上——摘自新浪博客：懒人9爷的博客

苗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五十四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七。

寻根溯源苗姓来源有三：1、出自芈姓。据《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及《风俗通》等所载，春秋时楚若敖之孙、楚大夫伯棼以罪诛，其子贲皇奔晋，食采于苗（故城在今河南济源西），其后以邑为氏。2、据《姓氏五书注》所载，相传上古有名医曰苗父，苗姓当始于此。3、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而来。百济（朝鲜古国）大姓有苗姓；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拉祜族黑苦聪人阿沙普氏，汉姓为苗；今满、彝、畲、蒙古、 尔、东乡、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苗贲皇。楚国公族，伯棼（又名斗越椒）之子。伯棼为楚国大夫，素怀不臣之心，后趁楚庄王问鼎中原之机，发动兵变，但不久即被诛杀。贲皇恐祸及己，遂亡命晋国。晋待他礼遇有加，并令其食采于苗地。后晋楚交恶，在鄢陵大战，时楚军势大，晋军将士均怀恐惧之心，贲皇使献计于晋君，告之楚之精兵俱在中军，可先击左右两军，然后乘胜合攻中军，定可一举击溃楚军。晋君纳之，大败楚军。是故史传楚材晋用之佳话。因贲皇食采于苗，后世子孙便以邑为氏，称苗姓，并尊贲皇为其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苗贲皇的苗邑，据考就在今河南济源的西部，现在该地还有一处地名“苗亭”，据说就是二千六百多年前苗邑的遗址。苗姓最初的发源地，当然也该在个地方。三家分晋后，苗姓因仕宦等原因，在今山西、河北等地落籍。战国后期，秦国穷兵黩武，中原是其扩张的第一个目标，苗姓祖居地济源也深受战火侵扰，故大批苗姓或北徙今山西长治，或东迁今山东定陶一带，后经繁衍发展，昌盛为苗姓上党郡望和济阴郡望。两汉时期，见诸史册之苗姓有兵技巧家苗子，王莽国师苗䜣，刘秀时代的父城（今河南宝丰）长苗萌，幽州牧苗曾以及汉末的苗祀，尤可一提的东汉时东阿侯苗光，史书称其保全了封邑，则表示苗光子孙落籍于今山东东阿。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激烈动荡，苗姓同其它中原士族一样，为了躲避兵火，取道南下，跨过长江，进入江东。其中一支苗姓辗转于今浙江金华一带，后经繁衍，形成了苗姓历史上的第三大郡望——东阳郡。当然，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苗姓主要还是昌盛于上党、济阴二郡，如苗姓历史上唯一一位宰相苗晋卿便是上党壶关人。唐代中后期，有陕西之苗姓为避国都附近纷扰不断的战乱，迁居今甘肃、宁夏一带。两宋之际，苗姓以上述三大郡望为主源，散布之地更广，尤其在宋赵王室偏安江南后，苗姓人在今南方省份，如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定居。需要指出的是，繁衍于今山西长治一带的苗姓依旧名人不断，竞现于史。明初，山西苗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甘肃、江苏、陕西等地。明中叶以后，苗姓已分布于全国大多数地方，并有渡海赴台者。清中叶以后，伴随闯关东的风潮，有冀鲁豫地之苗姓入迁东三省。如今，苗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山东、甘肃、河南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之苗姓约占全国汉族苗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

郡望堂号

苗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如下郡望：1、上党郡，秦时所置，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北），西汉移治今山西长子西；2、济阴郡，汉为定陶国，后置郡，治所在今山东定陶；3、东阳郡，三国吴所置，治所在长山（今浙江金华），南朝陈改称金华。 堂号：“东阳”、“上党”等。

宗族特征 1、苗姓是比较典型的北方姓氏。其源于北，亦盛于北。2、苗姓虽不算大族，但其名人却不绝于史书，尤其是唐宋以后，苗姓名人就更多了。

名人精粹

苗海潮：下邳（今江苏邳州）人，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六一三年聚众起义，不久并入杜伏威部，抗击隋军于江淮一带。后降唐。

苗晋卿：潞州壶关（今属山西）人，唐代大臣。进士出身。玄宗逃亡入蜀后，被肃宗拜为左相。唐军还师国都后，封为韩国公。代宗时，吐蕃曾占领京都，其被胁迫而闭口不言。其子苗丕，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郎中，官终河南少尹。

苗蕃、苗忄音、苗恪：潞州壶关人，唐代大臣。父子三人均为进士出身。父苗蕃累官至太原府参军。苗忄音娶宰相牛僧孺之女，官至户部郎中。苗恪历官洛阳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苗训：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宋初大臣。善天文占候术，曾于营中预言赵匡胤陈桥兵变。宋初，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

苗贵妃：开封人，宋仁宗妃。以容德入侍仁宗，封仁寿郡君，拜才人、昭容，进德妃。因善待儿时的英宗，英宗即位后，诏拜贵妃。

苗授：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北宋将领。以荫补官，在攻打羌、西夏等战役中，屡立战功，累迁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后以保康节度使知潞州。其子苗履亦为宋将，累官至天武都指挥使。

苗傅：上党人，南宋将领。累官至统制官。后与刘正彦发动叛乱，逼高宗让位于太子，被勤王之师击败，并被俘杀。

苗再成：南宋官吏。累官至真州知府。文天祥败走真州时，被其请入城中，共商抗元大计。后死守孤城，城陷，不屈而死。

苗道润：金朝大臣。因河北屡遭蒙古军蹂躏，他结寨自保，被推为义军队长。金授以同知节度使事，后升任中都（今北京）经略使。因与其他节度使发生内讧，而被袭杀。

苗衷：凤阳府定远（今属安徽）人，明代大臣。永乐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有《史阁纪闻》、《归回录》、《雪窝稿》。

苗朝阳：山西河曲人，明代官吏。万历五年进士。历任新蔡、杞县知县，以廉能称。升兵科给事中，官至太仆少卿。

苗国综：清汉军镶白旗人。雍正二年武状元，授头等侍卫。官至天津镇总兵。苗夔：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清代经学家。道光十一年优贡生。授徒穷乡，后主讲翼经书院。治《毛诗》，尤精声韵之学。有《说文声读表》、《毛诗韵订》等。

苗沛霖：安徽寿州人，清朝地主团练头目。秀才出身。初办团练，以抗捻军与太平军。后因势孤，先入捻军，后附太平军，被封为奏王。一八六二年，诱执陈玉成献于胜保。次年又起兵反清，为僧格林沁部击败，旋为英王旧部所杀。

苗 雄 ：原名苗勋，男，五十三岁，汉族，河南省舞阳县人，大专。现任伊犁地区秦剧团高级美术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美术家协会会员。新疆戏剧家协会会员、伊犁自治州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伊犁州影视家协会会员。新疆伊犁金泉永寿国际艺术馆馆长等职务。一九六六年参加工作，曾在伊犁自治州戏剧团、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影剧院工作。于一九八0年调伊犁地区秦剧团工作。在几十年的艺术专业中，以美术创作为主、诗词、歌词、戏剧创作为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0年全国**复兴时期、**宣传画创作和大型**宣传画绘画中，当时在全疆、全自治州**宣传画评比中荣获最高水平。在油画创作中，技巧和水平也是杰出的。其作品反映了新疆伊犁的时代精神。绘画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代表作品有（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油画创作、“伊犁金秋”规格6×3平方米巨幅油画、作品内容反映了伊犁在工农业、畜牧、林业、交通、水利等方面，集中体现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省委第一书记视察巩留县，为该县创作大型油画，规格6×3平方米、“巩留卡西”受到专家和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及好评。构图开阔平稳、生动大方、形神兼备、刻化细维。这是他在艺术创作上的一贯主张和观念。 近期在报纸上发表过的“不喝白酒醉三天”另外在迎接香港回归前出版三部书都收集苗雄同志的部分作品。“20世纪末歌词精选”、“20世纪末爱情诗精选”、“伊犁戏剧影视小品”都由国家一级出版社印刷出版。在工艺美术作品中，有三绝已达到国家超级水平。

苗德仁：1958年5月生，山东烟台人，大学文化，经济师，任职于泉州市工商局丰泽分局。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员、泉州市邮协学术委员、市职工邮协理事、市职工集邮研究会成员等。主集中外邮票邮品、粮票；兼集民国及新中国纸币、古钱币、 像章、纪念币、文革实物、门券、烟标、书报刊(侧重试、创刊)、磁卡等。藏品颇丰。1991年，参加北京集邮函授学习竞赛获第二名。

苗华经：高级会计师。男，汉族，1939年1月出生。 党员。毕业于威海职工业余学校。现任职于威海市纺织工业集团总公司。主要业绩：财务工作任职期间，积极推广现代化财务管理方法，推行量、本、利分析法，获市级一等奖。发表了《试论目标成本与经济责任制》等论文。1979年以来，参与了6个大中型纺织企业改建，扩建项目的投资评估，效益测算等工作。1986年被 威海市委、市 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并晋升一级工资，1990年，被国家财政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并奖励晋升一级工资，1991年山东省财政厅、人事局授予“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任投资开发公司经理期间于1995年根据市 的规化，开发筹建威海大世界，建筑面积18800m2，总投资3900万元，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于1996年底竣工并投入营运。容纳千余户个体经营者及下岗职工，成为威海市第二商业大区，第一个大型室内规范化的批发、零售市场。

苗吉文：生于1956年5月，甘肃庄浪县人。历任 铁道兵10师50团卫生队、铁道兵司令部门诊部卫生员， 烟台疗养院医师、 总后医高专医疗专业学员、全军第二届疗养康复医学班副队长， 烟台疗养院理疗科副主任、主任（党支部书记）、主治医师。现任中华名医协会沈阳联络处主任、中国传统医学手法研究会、中国针灸学会手疗法专业委员会理事、世界医药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他从事理疗康复、推拿、老年保健工作20余年，近10年潜心研究物理疗法、自然疗法、传统医学手法治疗脊椎疾病及腰腿痛。整筋整脊手法对颈、胸、腰椎间盘突出症在继承祖国传统医学手法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创新。主创手法有定位旋颈、双龙探海、空谷振颤、固肩旋髋、阴阳旋转等复合手法。特点为单人复合式复位法，无痛苦、无损伤、不用西药、见效快、复发率低，使位移的解剖结构纠正、髓核回纳或与神经根改变位置关系，减轻水肿及炎症，解除疼痛。经3000多例颈、胸、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治疗，有效率98％、治愈率89％，急性发病者复位一次成功率86％。该技术1994年被友谊出版社编入《华夏求医指南》、《烟台日报》、《中国体育报》等6家报刊及烟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多次报道。烟台广播电台特邀主持专家节目，媒介和患者誉为“华夏第一圣手”，赠送锦旗、匾额数十面，铁道兵司令部和总后管理局分别各记三等功1次，嘉奖13次。主要著作和论文：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推拿妙法荟萃》任副主编。《复合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400例疗效分析》被中国传统医学手法研究会、威海国际自然疗能手法研究会分别授予“有医教研突出贡献奖”和“继承与弘扬传统医学应用非药物疗法医病业绩突出贡献奖”并获一等优秀论文证书。该论文应西欧五国邀请参加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98中医治疗慢性疑难病症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表演并获论文证书。《定位旋颈法治疗根型颈椎病疗效分听》参加“98中国传统医学手法研究会、香港中医骨伤学会第二次联合学术会”交流，表演并获联合学术会论文证书。《多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综合治疗体会》1997年参加“全国颈、腰椎间盘突出症与康复学术会”并获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证书。《CO2激光扩束治疗神经性皮炎》1996年参加“大连国际激光应用学术会”并被编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光动力学与激光医学》英文版论文集并获证书。《CO2激光治疗痔疮133例》刊于《康复与疗养》杂志。传略载入《世界优秀医学专家人才名典》、《中华名医人才大全》。

苗世修：男，汉族。1937年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巡视员，高级统计师。河南民权人。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1971年加入中国 。历任国家统计局科员，国家计委统计组干部，国家统计局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副司长兼农调总队副总队长，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起任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巡视员。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理事，中国农学会农业信息学会理事，中国统计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完成的我国粮食产供销预测、监测综合研究课题和参加完成的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问题研究课题分别获1993年全国统计科技进步三等奖，还曾获1985年、1988年、1992年全国优秀统计分析报告三等奖。主编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计》、《常用统计指标与术语》等，参编有《中国农业的光辉成就》、《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等。在《统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等期刊上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

苗体君：1969年3月生，河南鹿邑县人，广东湛江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教师。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会员，广东党史学会会员等等。199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双学位班。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主要论文，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1998年内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就有三篇：《试析陈独秀的北伐观》、K4《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1期；《 与国共合作》。K4《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6期；《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CI《教育学》1998年第10期。数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新华文摘》等转摘索引，此外如：《（实践论）、（矛盾论）与“一国两制”的形成》，发表于《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陈独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认识的正确性新探》、发表于《安微史学》1999年第2期，《鲍罗廷与北伐战争》，发表于《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实践论）、（矛盾论）对“一国两制”的哲学导向》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半月谈内部版》、《社会科学战线》、《广东社会科学》、《大众心理学》、《心理世界》、《党史纵横》、《扬州太学学报》、《上海交大学报》、《广西党史》、《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成人教育》等等均发表过文章。并二十余次参加内外学术研讨会，论文有数篇被编入公开出版的论文集。论文获各类奖励二十四次。本人在工作上获得过县劳动模范、优秀班主任等等。

苗发：唐，（约公元七五六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潞州壶关人，大历十才子之一。生卒年均不详，约唐玄宗天宝末前后在世。初为乐平令，授兵部员外郎，迁驾部员外郎。仕终都官郎中。发常与当时名士酬答，但诗篇传世颇少。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