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刘d， 涿州归义人也。d为人美风仪，与其兄暄、弟，皆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后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处直为子都所囚，d兄暄亦为怨家所杀，d乃避之沧州。

唐庄宗即位，拜d太常博士，以为翰林学士，明宗时，累迁兵部侍郎居职。明宗素重d而爱其风韵，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d诣中兴殿门谢，是日大祠不坐，句入谢端明殿。d自端明殿学士拜相，当时以此为荣。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初，废帝入，问三司使王玫：“帑廪之数几何？”玫言：“其数百万。”及责以赏军而无十一，废帝大怒，罢玫，命d兼判三司。d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计文簿，核其虚实，残租积负悉蠲除之。往时吏幸积年之负盖而不发，因以把持州县求贿赂，及d一切蠲除，民间欢然以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冯道与d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诮d曰：“此公亲家翁所为也！”d性少容恕，而愚特刚介，遂相诋诟。相府史吏恶此两人刚直，因共扬言，其事闻，废帝并罢之，以d为右仆射。是时，三司诸吏提印聚立月华门外，闻宣麻罢d

相，皆欢呼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d在相位，不习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冯道改居俭秘书监，居俭怏怏失职。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有“闻名心惧”之语，d辄易曰“有耻且格”。居俭诉曰：“名讳有令式，予何罪也？”当时闻者皆传以为笑。及为仆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台吏引仆射立中丞御史下，d诘吏以故事，自宰相至台省皆不能知。是时，冯道罢相为司空。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不特置，及道为司空，问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台官、两省入而后入，宰相出则随而出。至d为仆射，自以由宰相罢，与道同，乃随道出入，有司不能弹正，而议者多窃笑之。

晋高祖时，张从宾反，杀皇子重V于洛阳，乃以d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中，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d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

署名撰书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 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v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v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d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 刘d 就成了署名撰者了。

《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新唐书》于宋仁宗嘉v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 刘d 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 刘d 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 刘d 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个人贡献

刘d明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不久拜相，兼判三司，当政期间，曾改革财政弊端。后晋时，受封为谯国公，后唐、后晋两朝，都奉命监修国史，开运二年(945年)领衔上《唐书》二百卷，即《旧唐书》。

刘d领衔编写的《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在 刘d 领衔编写的《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唐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另一方面，唐朝是中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刘d 领衔编写的《旧唐书》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

《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了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

《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着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

1 张岱《刘侍郎除弊》文言文翻译

刘大夏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前往北边处理兵饷粮草问题。

尚书周经对他说：“府仓粮草宣告缺乏，大半 的粮草是有权势家族的子弟在经营，你向来与他们个性、意见不合，这次前去恐怕免不了会因为个性刚直招祸。”刘大夏说：“处理天下事，凭借道理不依仗权势， 安定天下事在于实地处理不在于远谋，待我到后解决。”

刘大夏到达后，整天召集边塞的百姓了解情况，终于了解了个中原因，想出了治理的办法。有一天，他派人 在各交通要到四处张贴榜文，昭告天下：“某个粮仓缺几千石粮食，每石按照官价收购，边疆内外的官民客商，只要愿意上报的，粮食从十石以上，粮草百束以上， 都准许买卖，即使是官宦子弟，也不受限制。

不到两个月，府仓储积有余，老百姓也有了多余的钱财。原来塞上必须拥有千石米粟、万束柴草才得收进。

因此宦官、武臣得以操纵市场，获取厚利。从刘大夏确立这项粮草收购法令后，有粮草的百姓都自己上报，不需要权贵包办买卖到足够数量，然后凑整数上交。

延续了几十年的 弊端，一下子就革除了。

2 刘侍郎除弊 中刘大夏是一个怎样的官员

刘大夏是个怎样的官员： 坚持原则。

不因为素日和中贵的矛盾而产生畏难或对抗情绪，而是能够抛除旧怨，公私分明，就事论事，以理服人。（以理不以势，以近不以远）处事稳重。

不急于发布自己的主张，而是深入基层（与边上父老）问计于民，然后再做决策。善于统筹。

中贵大户把持粮草收购，源于“粮必限以千百石，草必限以十万束方准”的政策弊端，刘大夏经过反复研究以后，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让平民小户不必通过中贵大户就可以往官仓售粮，既有效解决了主要矛盾，又不过分触动中贵大户的利益，从而使得新政能够顺利推行。综上所述，刘大夏在此文中是一名能够坚持原则、处事稳重、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思考，最终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做到统筹兼顾，从而顺利解决问题的能臣干吏，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值得今人学习。

3 求翻译文言文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刘纶十分孝顺，父母亲死后的三年之内都不吃酒肉。他在军机处任职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共同辅理朝政，政绩卓越，并称为“南刘东刘”。刘纶个性稳重，态度端庄，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廷中做事时，举止有礼，一贯不变。他从工部侍郎的官位上返乡时，买了几栋房子。即便后来又做了二十年的官吏，也没有再买房或是大兴土木。刘纶衣服鞋子脏了坏了不会重新去做一套，但上朝时必定身穿盛服，他说：“我不敢亵渎朝庭的规章！”侍郎王昶当军机处章京时，曾在严冬之时有紧急奏章需要起草，半夜造访刘纶，刘纶点起燃烛，亲自执笔修改。因为当时非常寒冷，刘纶就招呼家人为他们准备酒菜，但厨房里一点也没有，仅仅只找到白枣十数枚用来下酒。

4 兴利除弊文言文翻译

召信臣，字翁卿，是九江寿春人召信臣为人勤奋努力有办法有谋略，喜欢替老百姓兴办有益的事，一心要使他们富足他亲自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田间小路出入，停留和住宿都不在乡里的亭馆中，很少有安闲地休息的时候他巡视郡中的水流泉源，开通沟渠，修筑水闸和其他能放水堵水的设施总共几十处，以便扩大灌溉面积，水田年年增加，多达三万顷百姓得到了这样做的好处，有了多余的粮食来贮藏召信臣为百姓制定了均衡分配水源的规定，刻在石碑上树立在田边，来防止争斗下令禁止嫁娶送终时铺张浪费，一定要从节俭出发府县官吏家中子弟喜欢闲游，不把耕田劳作当重要的事看待，他就斥责罢免他们，严重的还要追究他们，用行为不法的罪名处治他们，用这种做法显示他崇尚劳动厌弃懒惰他管治的地方教化得以广泛推行，郡中的人没有谁不尽力从事农业生产，百姓归依他，住户人口成倍增长，盗贼和诉讼案件减少以至于停息官吏百姓亲近爱戴召信臣，称他为"召父"。

5 刘珝传翻译,急求

原文翻译

刘珝，字叔温，寿光人。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天顺年间，历任右中允，东宫侍讲。

宪宗即位，作为旧的官僚，多次升任至太常卿，兼侍读学士，直经筵日讲。成化十年，进升为吏部左侍郎，担任讲官照旧。刘翊每次进讲，反复开导，语气从容不迫地，听到的人都为恐惧。学士刘定之称为讲官第一，宪宗也很重要的。第二年，诏令以本官兼翰林学士，人值文渊阁参与机要事务。皇帝每次都叫他“东刘先生”，赐印章一，文章说“嘉猷赞翊”。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再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文华大训》成功。加官太子太保，升任谨身殿大学士。

刘翊性格开朗直爽。自认为官僚旧臣，遇到事情不回避。员外郎林俊因为弹劾梁芳、继晓被关进监狱，酸在皇帝面前的解释。李孜省等人左道乱政，想动摇太子。刘翊秘密上疏劝谏，计划少受阻。一向轻视万安，曾经斥责万安辜负国家没有羞耻。安积忿，日夜思念中酸。当初，商辖弹劾汪直的，刘翊和万安、刘吉帮助之争，结果罢除西厂。有一天，刘翊又在朝堂责备王越，王越羞愧而退。不久西厂重新设置，酸不能有所争论。到十八年，怎么看到直失宠，揣测西厂应当停止，邀请刘翊一齐演奏。刘玥推辞不与，万安于是独自上奏。奏疏呈上，皇帝很惊讶没有刘瑚的名字。安暗中派人揭发刘翊和直有牵连。恰逢刘翊的儿子刘镒邀约 狎饮，里人赵宾戏是《刘公子曲》，有时增加添饰*秽的话语，杂教坊院本中演奏的。皇帝非常愤怒，决定去油脂。派遣宦官覃昌召集万安、刘吉到西角门，出帝亲手写的一封信函给他们看。安等人假装惊讶救援。第二天，刘翊上疏请求退休。他飞奔，我每月、每年隶、白银、纸币很好。其实排挤刘瑚使他离开的，万安、刘吉两人计划了。

当时内阁三人，万安贪婪狡猾，吉阴刻。刘硼稍微好，反而喜欢谭论，人的眼睛为狂躁。刘翊已经仓促撤退，而彭华、尹直相继进入内阁，万安、刘吉的党就更加稳定。刘翊当初遭逢母亲去世，守墓三年。等他回到，侍奉父亲尽孝。父亲去世，恢复房屋在墓。弘治三年死亡，谧号为文和。嘉靖初年，因为谏官的请求，赐祠庙匾额为“昭贤”，仍然派遣官员祭祀的。

出处

出自《明史列传》。

1出处

出自《明史列传》

6 文言文翻译《宋史·叶梦得传》

原文：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亹不穷。用蔡京荐，召对。上异其言，特迁祠部郎官。大观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罢者复行。梦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所谓废置赏罚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诏王而不得自专。”上喜曰：“迩来士多朋比媒进，卿言独无观望。”遂除起居郎。时用事者喜小有才，梦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贤能。贤者，有德之称；能者，有才之称。故先王常使德胜才，不使才胜德。愿继今用人以有德为先。”二年，累迁翰林学士，极论士大夫朋党之弊，专于重内轻外，且乞身先众人补郡。政和五年，移帅颍昌府，发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刘寄恶之。宦官杨戬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钱五十万缗，请籴粳米输后苑以媚戬。戬委其属持御笔来，责以米样如苏州。梦得上疏极论颍昌地力与东南异，愿随品色。时旁郡纠民输镪就籴京师，怨声载道，独颍昌赖梦得得免。李彦括公田，以黠吏告讦，籍郏城、舞阳隐田数千顷，民诣府诉者八百户。 梦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悦。逮高宗驻跸扬州，迁翰林学士兼侍读，除户部尚书。陈待敌之计，因请上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既而帝驻跸杭州迁尚书左丞奏监司州县擅立军期司掊敛民财者宜罢上逾以兵食三事最大当择大臣分掌 门下侍郎颜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梦得。海寇朱明猖獗，诏梦得挟御前将士便道之镇，或招或捕，或诱之相戕，遂平寇五十余群。然颇与监司异议，上章请老。绍兴十八年，卒湖州，赠检校少保。

（节选自《宋史·叶梦得传》）

译文：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喜欢学习，很早就有成就。对前人言行有大量的了解，谈论起来滔滔不绝。因为蔡京举荐，被皇上召见入朝应答。皇上认为他的看法奇特，特别提升他担任祠部郎官。大观初年，蔡京再次担任宰相，以前已经被废止的（他）确立的法令制度恢复实施。叶梦得上奏说：“《周官》记载太宰告诉皇帝用八种手段驾驭群臣，所说的废置赏罚，是君王的事，太宰只能告诉君王却不能自行擅权。”皇帝高兴地说：“近来大臣多依附勾结来谋求进身，唯独你的话没有观望。”于是（皇上）任命他为起居郎。当时执政者喜欢稍有一点才能的人，叶梦得说：“自古用人一定先分辨贤能。贤，称为有德；能，称为有才。所以先王常使德胜过才，不使才胜过德。希望如今用人以德为先。”大观二年，叶梦得多次升迁担任翰林学士，极力论说士大夫结为朋党的弊端，集中表现在重视朝官而轻视地方官，而且他请求先于众人补任郡职。政和五年，叶梦得到颍昌府任职，发放常平粮食赈济百姓，常平使者刘寄痛恨他。宦官杨戬当权，刘寄搜刮部内，得到五十万缗常平钱，请求买粳米运到后苑来讨好杨戬。杨戬派他的属下拿来御笔，责成颍昌府上贡的米品种应和苏州的一样。叶梦得上书竭力陈述颍昌的地力与东南不同，希望用本地品种。当时邻近的州郡纠集百姓交纳钱款到京城买米，百姓怨声载道，唯有颍昌依赖有叶梦得得以免除。李彦搜求公田，因狡猾的官吏告发，登记郏城、舞阳瞒报的田地几千顷，有八百户百姓到府中申诉。叶梦得上奏此事，捕捉奸吏查办，郡人非常高兴。等到高宗暂住扬州时，叶梦得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担任户部尚书。（叶梦得）陈述对敌计策，因而请求皇上南巡，以长江为天险，以备不测。不久皇上在杭州暂停小住，叶梦得升任尚书左丞，向高宗奏报监司、州县擅自设立搜敛民财的军期司，应该废止。皇上告谕军队、粮食二事最重要，应选大臣分别掌管。门下侍郎颜岐、杭州知州康允之都怨恨叶梦得。海寇朱明猖獗，诏令叶梦得带御前将士从小路前往镇压，或者招降，或者捕获，或者诱使强盗自相残杀，最终平定了五十余群强盗。然而叶梦得）与监司意见多有不合，上奏请求告老还乡。绍兴十八年，在湖州去世，赠官检校少保。

7 各位大神,求刘昫文言文翻译

刘晌，涿州归义人啊。

刘晌风度偏偏，与他的哥哥刘喧、弟弟构，都以好学闻名于燕、蓟一带。后来任定州王处直的观察推官。

王处直为儿子王都囚禁，刘晌哥哥刘喧也被仇人杀死，刘晌于是躲避的沧州。唐庄宗即位，拜任刘喇为太常博士，任命为翰林学士，唐明宗时，多次升迁至兵部侍郎任职。

明宗一向敬重刘晌而爱他的风韵，为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晌到中兴殿门道歉，这一天大祭不坐，骶涂头盔欢乐继承垫子睢刘晌从端明殿学士拜马宰相，当时以此为荣。

唐废帝登位，升任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当初，废帝入，问三司使王玫：“钱库有多少钱？王玫说”：“有数百万。”

和责任来犒赏军队也没有十分之一，唐废帝大怒，罢免王玫，命令刘晌兼判三司。刘啕生性观察，而嫉妒三司蛀蚀败坏尤其严重，这句设计文件，核对虚实，残积积负全部免除他们。

过去官吏到多年的背盖而不发，因此把持州县索取贿赂，和刘晌一律删除，民间欢喜感恩戴德，而三司的官吏都沮丧怨恨。先是，冯道和刘晌是亲家，同为相，道罢，李愚代替的。

我一向讨厌冯道为人，凡有延误的，必定指斥讥诮刘晌说：“这是你的亲家翁干的！”刘啕生性缺少宽容，而我特别刚强耿直，于是相互诋毁。相府官吏忌恨两人刚直，于是共同张扬，这件事听，废帝并取消的，任命刘晌为右仆射。

这时，三司官吏们提着官印聚集在月华门外，听说宣麻罢免刘晌相，大家都欢呼庆贺说：“从这里我们快活了！”刘啕担任宰相的职位，不熟习典故。当初，唐明宗去世，太常卿崔居俭以旧例应当为礼仪使，崔居俭因祖名蠡。

冯道改崔居俭任秘书监，崔居俭怏怏不乐失职。中书舍人李详为崔居俭起草诰词，有“闻名心惧”的话，刘晌就容易说“有耻且格”。

崔居俭申诉说：“名字避讳有规定的格式，我有什么罪呢？”当时听说的人都传为笑话。等到任仆射，入朝遇雨，把班走廊，御史台官吏带仆射站中丞御史下，刘晌责问官吏因此事，从宰相到台省都不知道。

这时，冯道罢相为司空。从隋、唐以来，三公没有具体职责，不特别设置，等到道为司空，询问有关部门班次，也都不知道，因此不入朝堂，等台官、两省进入，然后进入，宰相出来就跟着出来。

等到刘晌任仆射，把自己从宰相罢职，与道同，于是顺着道路出入，有司不能弹正，而很多人偷偷地笑了。晋高祖时，张从宾反叛，杀死皇子石重信在洛阳，于是任命刘晌为东都留守，判盐铁。

开运年问，拜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判三司。契丹侵犯京城，刘晌因眼疾罢为太保，这一年去世，年六十。

8 袁滋文言文翻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强学博记。少依道州刺史元结，读书自解其义。起处士，进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盗金下狱，滋直其冤。表为侍狱史。刑部、大理罪人，失其平，惮滋守法，因权势以请，滋终不署奏。韦皋始招来西南夷，德宗选郎吏抚循者，皆惮行，至滋不辞，席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金紫，持节位。年还，使有指，进谏，议大夫。迁尚书右丞，知吏部选。求外迁，为华州刺史。政清简，流民至者，给地居之，名其里为义合。然专以慈惠为本，未尝设条教，民爱向之。有犯令，时时法外纵舍。得盗贼，或哀其穷，出财为偿所亡。召为左金吾大将军，以杨子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于隧使谕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罗拜，乃得去，莫不流涕。宪宗监国，进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群反，诏滋为剑南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半道，以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是时，贼为炽，又滋兄峰在蜀为辟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进。贬吉州刺史。未几，徙义成节度使。谓，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滋严备而推诚信，务在怀来。李师道，田委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滋既病，作遗令处后事，讫三年，皆有条次。性宽易，与之接者，皆自谓可见肺肝，至家人不得见喜愠。薄居处饮食。 （新唐书列传第七十六）

翻译： 袁滋字德深，是蔡州朗山人。他努力学习，知识广博。年轻时依附道州刺史元结，他读书能理解其中的旨意。被作为处士推荐，担任詹事府司直。有一次，他的下属官员入狱，他查实了那人的冤情。后袁被推荐为侍御史。刑部、大理给人定罪，有失公平，害怕袁滋严守法令上报，通过权势来请求，袁滋最终没向上报告。韦皋开始招抚西南少数民族，德宗下令挑选郎官前往抚慰晓谕，其他人都害怕去，惟独袁不辞荒远，德宗当场嘉奖他，提升他为祠部郎中，兼御史大夫，赐给他金紫衣，持节充任使臣。一年多才回来，又出使有指，提升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授官尚书右丞，主管吏部的辁选事宜。他要求出京任职，担任华州刺史。他为政清廉宽简，从其他地方流散到他管辖境内的百姓，他都给地方让他们居住，并把那聚居的地方起名为义合里。然而他专以慈惠为行事的根本，不设束缚人的条款，人们都很敬重仰慕他。百姓有过失犯法的，他都放过不予处罚。抓到小偷，有时同情他们窘迫，拿钱来赔偿他们的损失。后被征召任左金吾大将军，派杨于陵代替他。袁滋离开时，年纪大的人拦道，不让袁走，于陵派人告示大家说：“我不敢改变袁公的政令。”人们都纷纷跪拜，才让他离去，百姓没有不流泪的。

宪宗开始处理国政时，任命袁为中书侍郎，兼中书门下平章事。刘辟谋反，朝廷诏令袁滋任剑南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走到半路，又凭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的身份担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这时叛军气焰正盛，加上袁滋的兄长在蜀地被刘辟劫持，袁滋害怕不能保全兄长，久久不敢前进。被贬为吉州刺史。不久，又调任义成节度使。渭地是用武之地，东有淄青，北魏博，袁严密防备，力推诚信，尽力用怀柔政策，使他们归顺。李师道、田委安害怕并佩服他。过了七年，百姓为他立生祠祈祷。袁病重，立遗嘱处理身后事，三年后，仍然有条理次序。他性情宽容平和，跟他接触的人，都感到他的诚恳，以至他的家人都难见到他的喜怒。平淡节俭地过日子。

9 刘定之文言文翻译

刘定之，字主静，是永新县人。自幼聪明异常，父亲教他读书，每日背诵数千言。父亲见他好学，他的父亲禁止他写文章。一天，父亲偶然发现了他写的《祀灶文》，感到非常惊讶。

刘定之考中举人后，正统元年又考中会试第一，殿试也拿到了名次，皇帝封他做编修一职。刘定之为人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但又十分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一时。

皇帝曾经命他做《元宵诗》，内使太监却站在一边等候，刘定之据案伸纸，立刻写好百首七言绝句。又有一次，刘定之一天之内，起草了九个文告，笔不停书。有人问宋朝人的名字，他马上排列出世系相成的先后（其实就是家谱），一查族谱果然如此，人们对他的敏捷和博学感到叹服。

江西、湖广两地发生旱灾，但地方官员仍然照收百姓的赋税。刘定之上疏向皇帝进言：“现在国家粮库充足，储备厚实，而江西、湖广等地百姓因灾无收，张口待哺，还要照样交纳租赋，这不是皇帝怜爱百姓的本意，请圣主体恤下情”。皇帝被他的言辞所感动，立刻下旨停征课税。

扩展资料：

刘定之为人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但又十分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中外。他文思敏捷，知识宏博，雄浑瑰丽，变化莫测，虽机轴多出自三苏，而理道过之。其为诗含蓄蕴藉；而忧国忧民之心常流露于字里行间。明朝中叶，刘定之名闻天下，擅一代文宗，虽武夫悍卒，亦无不慕传。

一次，皇上命他做《元宵诗》，内侍太监站立一边等候，刘定之据案伸纸，立成七言绝句百首，令人折节叹服。又有一次，刘定之一天之内，起草了九个文诰，笔不停书。自他入内阁后，朝廷大作多出其手。

曾有人问他宋代大臣的名字，刘定之立马列出他们的世系先后，就像家族谱系一样，时人都佩服他的聪敏博学。

刘定之（1409年-1469年9月15日），字主静，号呆斋，江西永新人。明朝大臣、文学家。

正统元年（1436年）进士。历官编修、洗马、成化二年（1466年）入直文渊阁，进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成化四年（1468年）迁礼部左侍郎。成化五年（1469年），刘定之去世，年六十一。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

刘定之学问渊博，善文工诗，著有《周易图释》、《否泰录》、《呆斋集》等。

刘定之与彭时、商辂之后又联名上疏说：“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宫，陛下尊她为太后，下诏宣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都得大义。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这是无可更改之礼。

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臣等实是心怀疑惧。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应当与先帝同尊，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不合祖宗之制。但考之古代，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附祭长陵。

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后仍附祭太庙。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则会有背前人之美，受后人讥笑。”吏部尚书李秉、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

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叩头拒命，声言：“不得钱太后合葬旨意，绝不敢退下。”自巳时（上午九点至十一点）跪至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了刘定之等人的建议。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