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述

毕升（又作毕晟，约970年—1051年），中国发明家，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一说为北宋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宋初为书肆刻工。宋庆历年间(1041—1048)，他根据实践经验，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技术。这一技术未及推广，毕升就去世。他的字印为沈括家人收藏，其事迹见《梦溪笔谈》卷十八。活字印刷术具有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多且快、省时省力、节约材料等优点，比雕板印刷术有了质的飞跃，对后世印刷术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在湖北英山县发现毕升墓碑。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传，毕升后人因用活字胶泥伪造钱币被朝廷发现，株连九族，侥幸逃脱之族人遂改姓田、万。如今当地虽有地名叫毕家铺，但田、万姓多，毕姓无。

活字印书

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书方法，同今天印书的方法相比，虽然原始了些，但是它从刻制活字、排版到印刷的基本步骤，对后代书籍的印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印刷技术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发展传播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版印刷术”。刻版印刷术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以后，逐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国已非常盛行，并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影响到非洲和欧洲。公元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宋代庆历（公元1041年）间，毕升首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为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掺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因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板一样印刷。此外，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

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声速传到其他的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十九世纪传入澳洲。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毕升于1051年（宋仁宗皇右三年）逝世，与其妻李妙音合葬于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1052年（宋仁宗皇右四年）二月初七日，其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其孙文显、文斌、文忠为之立碑。

毕升活字印刷的故事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毕升墓碑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据考证为毕升的墓碑。墓地西3公里处为毕家铺，南一公里处的肖家大屋传为毕宰相府，东十五公里处有宰相毕翰儒墓。经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湖北省文管会等单位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28名专家学者鉴定，确认无疑。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活子排版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在当时印刷界反响很大。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传，毕升后人因用活字胶泥伪造钱币被朝廷发现，株连九族，侥幸逃脱之族人遂改姓田、万。如今当地虽有地名叫毕家铺，但田、万姓多，毕姓无。

活字印书

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书方法，同今天印书的方法相比，虽然原始了些，但是它从刻制活字、排版到印刷的基本步骤，对后代书籍的印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印刷技术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发展传播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版印刷术”。刻版印刷术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以后，逐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国已非常盛行，并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影响到非洲和欧洲。公元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宋代庆历（公元1041年）间，毕升首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为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掺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因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板一样印刷。此外，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

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声速传到其他的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十九世纪传入澳洲。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毕升于1051年（宋仁宗皇右三年）逝世，与其妻李妙音合葬于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1052年（宋仁宗皇右四年）二月初七日，其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其孙文显、文斌、文忠为之立碑。

毕升活字印刷的故事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毕升墓碑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据考证为毕升的墓碑。墓地西3公里处为毕家铺，南一公里处的肖家大屋传为毕宰相府，东十五公里处有宰相毕翰儒墓。经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湖北省文管会等单位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28名专家学者鉴定，确认无疑。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活子排版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在当时印刷界反响很大。

(发明活字印刷术，有效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缺陷，为近代印刷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这位杨妃虽然是隋唐之类的电视剧的常客，但史书中对她的记载实际上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政绩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而无更具体的封号，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分别被赏给杨素、贺若弼等人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是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8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些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至于杨妃的次子李愔，虽然贞观10年就之藩了，但是直到贞观13年，李愔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一同之藩的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

恩基（也被称为 Ea、Enkig、Nudimmud、Ninsiku）是苏美尔人的智慧、淡水、智慧、诡计和恶作剧、手工艺、魔法、驱魔、治疗、创造、男子气概、生育和艺术之神。肖像画将他描绘成一个戴着角帽和长袍的大胡子男子，登上日出之山；流动的水流从他的肩膀上流过，强调他与赋予生命的水的联系，而代表男性和女性原则的树木则站在背景中。这些溪流被解释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根据一个神话，它们是由恩基的 形成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大地之主”，他的符号是鱼和山羊，两者都代表着生育能力。

最初，恩基（当时称为恩基格）是苏美尔人的淡水神，也是埃利都城的守护神，被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是世界之初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该神首次出现在早期王朝时期 IIIa（公元前 2600-2350 年），并由 c 公元前 2400 年，他称他为 Ea。然而，在 Eridu 的挖掘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城市建立时期的恩基神龛传统的证据。公元前 5400 年。在埃利都，他被称为恩基，后来在阿卡德, 作为 Ea; 这两个名字可以互换使用，与巴比伦的名字 Nudimmud 相同。恩基被称为 Ninsiku 只是因为他是手工艺和艺术的赞助人，特别是献给神圣主题的物品。

家谱和后代

恩基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神话中天空之神阿努的儿子，也是巴比伦文本中原始父亲阿普苏的儿子。他也被称为纳姆女神的儿子，纳姆女神是一位诞生了地球和天堂的原始母亲女神。恩基的妻子是Ninhursag（也被称为 Ninmah，原名 Damgalnuna，亚述的 Damkina），他们的儿子是 Asarluhi（魔法知识之神），Enbilulu（运河和堤防之神），人类圣人 Adapa ，以及众神之王马尔杜克（他后来吸收了阿萨鲁希的品质）。他们还有八个孩子出生于 Ninhursag 在神话中为Enki 和 Ninhursag治疗恩基的努力：阿布（植物和生长之神）；宁图拉（Dilmun和贵重的主金属）; Ninsitu（治愈女神，治愈神Ninazu的妻子）；Ninkasi（啤酒女神）；南社（亦为难色、社会公义、生育、占卜、解梦）；Azimua（治愈女神，冥神宁石达的妻子）；Emshag（迪尔蒙之王，生育之神）和 Ninti（肋骨女神，生命之神）。恩基也经常被描绘成最受欢迎和经久不衰的神祇之一伊南娜的父亲，她是战争、性、 、生育、爱情和 的女神。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阿达德（也被称为伊什库尔），天气和风暴之神。

与阿努和恩利尔一起，恩基组成了一个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三合会，它支配着高天、大气和地球。

在文学中出现

恩基在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传说、祈祷和皇家铭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有关 Ninhursag（Ninmah）的作品中得到了著名的描绘，例如Enki 和 Ninhursag以及Enki 和 Ninmah，两者都涉及世界和人类的创造。在巴比伦的创世史诗Enuma Elish中，Enki是击败混沌势力的冠军马尔杜克的父亲，并与他的儿子共同创造了世界。恩基还出现在作品《阿特拉西斯》、《埃列什基加尔与内伽尔的婚姻》、《伊南娜与智慧之神》、《伊南娜的降临》、恩基与世界秩序，恩默卡尔和阿拉塔的主，史诗吉尔伽美什，等等。他是美索不达米亚万神殿中最重要的神灵之一，与阿努（天堂之王）、恩利尔（至高无上的空气之王）和伊南娜一起。与阿努和恩利尔一起，恩基组成了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三位一体，统治着高天、大气和地球。他还被列为上帝名单中最早的七位苏美尔神灵，其中还包括阿努、恩利尔、宁胡尔萨格、乌图、南娜和伊南娜。

来自Enuma Elish 的神话起源

根据巴比伦的Enuma Elish（公元前 1100 年），Enki 是第一神阿普苏和提亚马特的长子。在时间之初，世界是无差别的漩涡混沌，分离了以淡水为代表的男性原则阿普苏和以盐水为代表的女性原则提亚马特。Apsu 和 Tiamat 生下了年轻的诸神，但这些神祇无所事事，所以尽可能地自娱自乐。他们不断的噪音干扰了阿普苏，打断了他的睡眠，因此，在与他的大臣商量后，他决定杀死他们。

提亚马特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讨论，被这个计划吓坏了，所以悄悄告诉了她的儿子。恩基考虑了各种计划及其后果，然后进行了他认为最好的一个：他让他的父亲陷入沉睡，然后杀死了他。蒂亚马特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与她的孩子们断绝了关系。然后她组建了一支由她的配偶和冠军昆古（有时是金古）领导的恶魔和怪物军队。这支上古神的军队每次相遇都会在战斗中击败恩基和年轻的诸神，直到年轻的一群被击退并开始失去希望。

就在这时，恩基的儿子马尔杜克上前提出了一个提议：如果众神让他成为他们的国王，他就会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在此之前，没有将军监督运作，而是每个神都轮流指挥。曾经选举过国王，他在单一战斗中遇到了Quingu，然后击败了他，然后用箭头射杀了Tiamat，这么伟大，它分为两者。她眼中流出的泪水将成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她的身体被马尔杜克用来塑造地球。金古和其他鼓励提亚马特战争的神明被处决，金古的身体被用来创造人类。马尔杜克就所有这些选择向恩基咨询，因此恩基通常被认为是世界和生活的共同创造者。

《阿特拉西斯》中的恩基

Atrahasis的阿卡德/巴比伦故事（约公元前 17 世纪）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创作，但是，恩基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故事中，上古诸神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同时让年轻的诸神完成了维持创造的所有工作。年轻的众神没有时间休息，因为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恩基建议他们创造一些与他们合作的小众生灵。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制造这些新生物，直到其中一位神明 We-llu（也是 llawela）自愿献祭并被杀。他的血肉和智慧被母神宁胡尔萨格揉成泥土，她从中创造了七个男性和七个女性人类。这十四个新生物异常肥沃，很快就会有数百，然后是数千，

起初，这些人正是神所希望的，但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他们不断的噪音和困难扰乱了众神之王恩利尔的睡眠，并分散了他的日常工作和休闲时间，因此他决定通过一系列瘟疫来减少人口。他带来干旱，然后是瘟疫，然后是饥荒，每一次，人们都向他们的父神恩基求救，恩基是第一个孕育他们的人，他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地球恢复平衡，从而帮助他们和生产力及其社区完全健康。

恩利尔很沮丧，因为现在的人似乎比他第一次试图摆脱他们时还要多。他说服其他众神允许他释放一场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他的力量足以让他们所有人都同意。恩基认识到这个计划的残酷和不公正，但无法阻止恩利尔，所以他来到地球并找到了一个诚实的人，阿特拉西斯，一个一直既聪明又善良，并虔诚地献身于恩基的人。恩基悄悄告诉他建造一个方舟，并带着各种动物中的两个进入方舟。

就在洪水开始时，阿特拉西斯完成了他的任务。人们向众神呼求帮助，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宁胡尔萨格为人民哭泣，悲痛欲绝，其他诸神也悲痛欲绝，但没有人能阻止洪水。Enlil 意识到这次洪水可能不是最好的主意，但现在为时已晚；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死了。洪水退去，方舟停息，恩基对阿特拉西斯耳语，他打开船向众神献祭的时候到了。Atrahasis 这样做了，他牺牲的甜蜜气味飘到了天堂，恩利尔从那里低头看到有人幸存下来。他立刻知道恩基是幕后黑手，尽管他只是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将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他身上。

当在服务众神的意志或人民的需要之间做出选择时，恩基总是选择人类的利益，总是选择慈悲、宽恕和智慧的道路。

然而，恩基解释了自己，并展示了阿特拉西斯是一个多么善良和善良的人，并指导他们所有人进行甜蜜的牺牲。诸神高兴地降临人间吃祭品，然后恩基提出了一个新计划：诸神将创造生育能力较差的生物：婴儿将被恶魔带走，妇女将流产或不育，其他妇女将奉献给众神并永远保持童贞。此外，人类的寿命不会很长，而且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每天都会有许多不同原因导致他们死亡的机会。众神同意这个提议；Atrahasis，他的最后一个，被带到了受祝福的土地，Ninhursag 创造了新的生物。

恩基饰 Trickster God

在这两个故事中，Enki 的行为符合社区的最大利益，即使该社区无法欣赏它。在Enuma Elish 中，他违背了他母亲杀死 Apsu 的希望，但为了更大的利益必须这样做，在Atrahasis 中，他拯救了一个好人，以激励 Enlil 给人类第二次生存机会。在大多数其他故事中，他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埃列什基伽尔与涅伽尔的联姻》中，他安排了一些事件，使战神涅伽尔一年中有六个月被关押在冥界，从而避免了那段时间的战争和纷争。

在《伊南娜的降临》中，他派两个聪明的恶魔欺骗亡灵女王将伊南娜的尸体交给他们，在她被姐姐埃列什基伽勒杀死后，他设法将女儿从黑社会中解救出来。在伊南娜和智慧之神的故事中，他被描述为拥有meh、与所有生命有关的法律和权力以及文明的礼物——只有诸神的财产——他允许伊南娜在一段时期内从他那里夺走这些东西。醉酒派对。虽然他在她发送各种力量重新捕获MEH并将它们归还给他，看来伊南娜相当轻松地逃脱了她被盗的宝藏。在这一点上，恩基在其他关于伊南娜的作品中被视为他：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他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似乎不是最明智甚至最公平的选择。在《伊南娜的降临》中，毕竟是伊南娜造成了自己的问题，而被冤枉应该帮助的其实是埃列什基伽勒。然而，在帮助伊南娜的过程中，恩基恢复了世界的平衡，并再次基于多数人的利益做出了选择。当他允许 Inanna 拿走meh 时，他知道她将把文明的礼物送给人类，正如他知道其他诸神希望他让他们远离人类手中一样。

作为一个骗子之神，恩基通过表面上可能没有意义的行为揭示了他的智慧——并因此启发了他人。当他允许自己喝醉并让伊南娜拥有meh时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当他同意英雄吉尔伽美什最好的朋友恩奇都死亡时，情况就是如此。恩奇都和吉尔伽美什刚刚从另一场胜利中归来，伊南娜（被称为伊什塔尔）在故事中）试图勾引英雄和吉尔伽美什，列出了她的许多其他情人，但他们都遇到了坏结局，拒绝了她。伊南娜派她妹妹埃列什基伽勒的丈夫古古拉那（天堂之牛）摧毁吉尔伽美什的王国，恩奇都杀死了他。因为举手对抗神，恩奇都必须死。恩基同意这一点——尽管他承认伊南娜造成了问题——因为人类不能自视过高，以至于他们会挑战众神。然而，更重要的是，恩基意识到恩奇都的死会让吉尔伽美什陷入失落，这将引导他探索生命的意义，这将使他成为一个更深刻、更完整的人。

即使在Enki 和 Ninhursag 中，他引诱成年女儿，因为他们让他想起他的妻子，Enki 也被同情地描绘出来。他因自己的过错而受到惩罚，很明显，他之所以有罪，只是因为他对 Ninhursag 的热爱和一种因为想念她而陷入的魔咒。他作为骗子之神的角色在这方面很明显，因为他的各种错误步骤和罪恶导致了对人类有利的神灵的诞生。这同样适用于Enki 和 Ninmah，其中 Ninmah 在他们喝啤酒时向他挑战游戏，Enki 设法通过创造一个她无法改进的存在来击败她。他在所有这些故事中的恶作剧证明了他的智慧和他为人类竭尽全力的愿望。

Eridu & Worship 的赞助人

恩基作为这座城市或埃利都的守护神，对于他作为智慧之神的角色来说意义重大。埃利都被认为是众神创造的第一座城市，在时间之初被赋予了秩序和法律，后来被称为“先王之城”。成立 C 公元前 5400 年，埃利都将继续作为重要的宗教中心长达数千年，并以与后来的希伯来作家使用伊甸园的方式相同的方式出现在有关“黄金时代”的故事和传说中。

这座城市的挖掘工作发现了数千年来在同一地点建造和重建的恩基神殿。即使在其他地方广泛崇拜该神之后，他仍继续与那里的地下水域Eridu 和abzu（也称为 absu）联系在一起。恩基主要在他的寺庙中受到崇拜被称为E-abzu（Abzu之家）和E-engur-ra（地下水域之家）。与所有其他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诸神和女神一样，祭司们照料着以多种不同方式为人民服务的神像、庙宇和庙宇建筑群。众神的庙宇是治疗之家、咨询中心、配送中心和圣地。没有像今天人们所认识的那样的寺庙服务，人们主要在节日期间与神灵互动，通过与小祭司的交流，或通过私人仪式在家中。

在埃利都，恩基主持了 abzu 以及这个原始沼泽的神秘方面，人们认为这座城市和生命就是从这里崛起的。在他的部长伊西姆德 (Isimud) 的陪同下，恩基也有各种各样的生物为他服务，例如巨人、恶魔（保护性和破坏性）和其他神秘生物。人鱼和美人鱼被认为居住在城市下方 abzu 的水深深处，而七贤 (abgal) 与恩基一起住在他的宫殿里。在每个故事或传说中，恩基都与普遍理解的高度和深度相关联，并且始终被视为人类的朋友。当在服务众神的意志或人民的需要之间做出选择时，恩基总是选择人类的利益，总是选择慈悲、宽恕和智慧的道路。

毕 升

毕 升（？-1051），英山县草盘人。北宋著名发明家。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活子排版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在当时印刷界反响很大。

毕升的生平

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发明活字版的经过，除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的记载外，还找不到第二个文献资料。

沈括只说他是个布衣，籍贯及生平一点都没有交代。所谓布衣，从字面理解就是没有作过官的普通老百姓。关于毕升的职业，以前曾有人作过各种推猜，但最为可靠的说法，毕升应当是一个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因为只有熟悉或精通雕版技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活字版的发明者。由于毕升在长期的雕版工作中，发现了雕版时最大缺点就是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雕一次版，不但要用较长时间，而且加大了印刷的成本。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雕制一副活字，则可排印任何书籍，活字可以反复使用。虽然制做活字的工程大一些，但以后排印书籍则十分方便。正是在这种启示下，毕升才发明了活字版。

关于毕升的籍贯，沈括也没有交代，我们只知道毕升死后，他制做的泥活字为沈括的侄子所收藏，从这一点我们推猜毕升和沈家或者是亲戚，或者是近邻。沈括是杭州人，毕升可能也是杭州人。杭州是当时雕版印刷较为发达的地区，活字版在这里发明，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传，毕升后人因用活字胶泥伪造钱币被朝廷发现，株连九族，侥幸逃脱之族人遂改姓田、万。如今当地虽有地名叫毕家铺，但田、万姓多，毕姓无。

1990年毕升墓碑在英山草盘地五桂村毕家坳发现，墓地西3公里处为毕家铺，南一公里处的肖家大屋传为毕宰相府，东十五公里处有宰相毕翰儒墓。经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湖北省文管会等单位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28名专家学者鉴定，确认无疑。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要在胶泥制成的小方块上刻好一个个的单字，放在火上烧硬，变成陶活字。平时将这些陶活字装入纸袋，按照字音韵母的次序排列在木格里。其次，依照稿本拣出所需要的陶活字，排在一块铁版上，字下放一层脂蜡和纸灰，放到火上烘烤，脂腊熔化后，再用另一块铁版在上面压一压，使字面平整，待铁版冷却，＿所排的字就固定在铁版上，这就是排版。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施墨印刷。印刷完毕，将铁版重新放到火上烧，脂蜡一化，便可将活字拣出来，再放回纸袋中，排到木格里，以备再用。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谷腾堡是西德人。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那时称为“玺”。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汉代印章盛行。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东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简便。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模勒”就是刊刻。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