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是著名的寻根之地。1991年4月起，洪洞县政府举办了首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寻根祭祖活动，涉及18个省500个县市的812个姓氏。

这是因为据史料记载，在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山西省洪洞县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八项移民活动规模涉及18个省、500个县市、812个姓氏。以下是家谱中记载的100个主要姓氏。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也应该从政策出台的原因说起

由于中原地区水灾、旱灾、蝗灾和各种规模战争等天灾人祸，繁荣昌盛的中原已成为一片荒芜之地，人民群众难以生存。因此，中原人民需要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历史上，山西由于地形等因素，处于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成功地吸引了大批中原人迁往山西。因此，山西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口流入大省。

明朝初年，江山渐稳，统治者以平衡各地区、开发中原的思路，采取了引进官方移民的方式。

那么，作为人口大省，山西自然是人口外流的第一地。

根据统治者的意图，移民活动可以开拓领土，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促进整体繁荣稳定。然而，对于即将离开故土的乡亲们，特别是几千年来深受落叶返乡强烈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特殊的痛苦代价。因此，寻根祭祖活动起步较晚。

而且，当时的移民政策是不人道的，几乎没有人性。

同姓同族的移民不得迁往同一地点。如果一个家庭有四个人，一个人不会搬家；如果一个家庭有六个人，就剩下两个人；如果一个家庭有八个人，就剩下三个人，依此类推。这种移民状况突然拆散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使骨肉分离，非常痛苦。

老百姓抗拒不了官方意志，即使不想面对，也无法抗拒。

当他们即将离开时，他们的亲戚在大槐树下痛哭，并警告并同意他们的家人，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他们会以大槐树为标志，慢慢寻找。因此，对于那些搬出去的人来说，“大槐树”是家的方向和象征，这一直是一种强烈的现实感。

当时大家一致同意的第一代大槐树，在清朝汾河洪灾中被毁3次。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已经有400年历史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刺槐。

作为第一代大槐树的后代，他们继承了第一代古槐树与人之间的协议，指引着812个姓氏的后代回家。因此，“大槐树”自然成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18个省份的“根”之源。

从大槐树上流放出来的812个姓氏的人无疑在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客观地说，他们促进了南北、东西方的交流，加强了后世民族团结的局面，为各种无脑的“地区黑”提供了坚实的防御墙。他们的贡献值得尊重。

洪洞县大槐树的历史来历要从明朝大移民说起。

民国《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徙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置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久远，槐树无存，亦发贡于兵燹。”

这里说的是元末山西洪洞县城北广济寺旁驿道边有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明初鉴于长年战乱，中原荒芜，朝廷多次组织将山西之民移往冀鲁豫皖等地。当时洪洞县人口稠密，地处交通要道，故移民尤多。

每次移民多在深秋，官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凡移民都要集中在这里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后由这里编队迁送。据说当时明朝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日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拖家带口、熙熙攘攘，纷纭赶往古槐树下。到第三天，大槐树下聚集了十几万人。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的百姓，一位官员宣布了大明皇帝的敕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由于是强迫性移民，所以移民们在这里登上了离乡背井的征程，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悲伤哭啼，频频回首，渐行渐远，亲人的面孔逐渐模糊，只能看见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因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后世纪念

据考证洪洞古大槐树移民分布在全国11个省市的227个县。槐树也就成了移民们怀祖的寄托，所以移民们到达新地建村立庄时，多在村中最显要的地方，如十字路口、丁字路口或村口种植上一棵槐树，以此表达对移民活动的纪念和对故土祖先的怀念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幼槐成了古槐，古槐就成了故乡、祖先的象征。中国人崇拜槐树不仅是因为将它作为神树、吉祥之树。

也不仅是因为它的材质坚实且富弹性，耐水湿，是古代建筑、车辆、农具、雕刻的优质原料，还在于它的花、实、叶、枝、木皮、以及生长在它树身上的槐耳都是良好的中药药材。

齐鲁壹点-国槐朔源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当年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究竟流放出来多少个姓氏？

说到在山西洪洞县，人们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大槐树，而大槐树又是很多人寻根祭祖目的地，也就是说，很多人的老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人的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从历史角度来看，曾经确实有过多次大规模移民迁徙活动，而这些移民之所以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其他地方，或许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如有的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还有一些是当时响应朝廷的号召或安排，尤其在明朝初年，大槐树这里就曾经有过多次向外移民的活动，查阅史料之后得知，这里走出去的姓氏大约有1200多个，而这些姓氏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响应朝廷的政策还往外迁徙的。

从史料当中能够看出，元末明初的时候，元朝统治者欺压百姓腐败不堪，许多地方的农民都被压迫得很严重，再加上当时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天灾，导致大量平民挨饿受冻，这就激起了大量平民的反抗和愤怒。而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更是发动了数次大规模起义。这样一来又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直到明朝建立之后，很多地方都是人烟稀少，甚至有些败落不堪，明朝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繁荣发展，繁荣昌盛，就选择有偿性要求山西的百姓外迁，以此来填补一些地方的人口。而山西洪洞县的人口最为兴旺，所以，当时就有不少洪洞县的原居民响应朝廷的政策开始向全国各地移民。

明朝洪武年间，当时的朝廷便开始组织大量的移民，直到永乐年间，洪洞县就有过8次规模较大的迁移活动，其中，所迁徙落户之处涉及了多达18个省份，500多个县城，十八个省份五百个县城，之后的几百年间，大槐树下陆陆续续又有过几十次的迁徙活动，经过几百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如今很多地方的人都是大槐树移民的后裔。而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也早已在炎黄子孙心中深深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

如果要问大槐树下的移民次数，恐怕没有人能回答的清楚，但从历史资料当中能够明确查出的，明洪武至永乐两朝就组织过大小迁移活动10多次，如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洪武九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永乐二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404年9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京师。永乐五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京师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而当时朝廷之所以组织大规模迁移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人烟稀少的地方填补人口，以此来更加均衡的发展，又经过数百年时间的繁衍生息，如今大部分地区人们的老祖宗可能都是来自于洪洞县大槐树下。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集体南迁河南南阳一带的后代现在至少有600万人。李氏估计不下100万。我的祖先是元朝中叶从河南商丘迁到洪洞。元朝后期又从洪洞迁到郑州，明朝正统年间又迁到南阳。

　　南阳童谣

　　房前种上大槐树, 不忘洪洞众先祖。 村村槐树连成片, 证明同根又同源。 春天里来吃槐花, 味道鲜美人人夸。

　　■明朝的洪洞移民

　　众所周知，南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一度百业兴旺，人口众多。然而到了元朝末年，因历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南阳居民死亡惨重，大批难民南逃。其时辖5州13县的南阳府只有692户4293口人，不及现在的一个大村庄，人口濒于灭绝的边缘。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针对“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的状况，决定从山西等地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最早开始于明洪武二年，直至明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迁民主要来自山西。洪洞县当时时山西一个人口稠密之县，因此被列为迁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洪洞县境内有个广济寺，寺内有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就是亿万移民后裔时常念叨的那棵大槐树。当年，汾河滩上的老鸹，在古槐的树杈间构筑窝巢，密密匝匝，叫声连天，成为当地一大奇观。树下设有移民局，明王朝派官员在此集中给外迁人员发放凭照川资，办理有关手续。被迁民众在出发迁，汇集于这棵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他们将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鸹窝入于眼而印于脑，当做告别家乡的纪念。因此，洪洞县是“家”，大槐树是“根”，在中原等地广为流传，数百年来，成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据《明实录》等史书记载，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明朝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姓氏共554个，分布18省（市），498县（市），其中南阳各市县区均有洪洞移民。

　　当年，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南阳后，官府规定的是每人给15亩地、2亩菜园。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南阳肥田沃野，一片连着一片，谁有本事把地开垦出来就算谁的。这一下子移民们可就慌了手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土地就意味着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于是盆地兴起了占地热潮。有的人家，牵牛犁沟占地，围着大块地犁上一圈，这块地就算他家的了；有的人家在地里载上木桩，写上姓名，就算他名下的土地了；还有人家县在一块地周边种，里边的土地待以后再去开垦。

　　洪洞移民迁入南阳，使各州县的人口得以增长，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境人口增至148万户912万余人。到明朝中期，南阳的官民田地已达1869万顷，夏税43万斗。同时，移民们还开发了铜矿、硫铁矿、铅银矿、煤矿等。

　　随着迁民的移入，南阳又渐趋繁华。明洪武三年（1370年），南阳卫指挥使郭云，在元朝土城旧址基上，将南阳府城改建为砖石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祖朱元璋分封其第二十三子唐王于南阳。是年，在城内通淯街修建唐王府，建宫室殿堂800余间，府后有石山，俗称王府山。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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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