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史记》的人，一定会对书中那些姓魏的杰出人物，印象深刻。姓魏的人，在漫长的春秋和魏国时代，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出色人物，而他们，正是后来魏姓人的祖先。魏，岂不是一个显赫而光彩，足以傲视群伦的姓氏？

魏姓光彩的起源，根据《姓纂》的记载，是这样的：“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受封于毕，后裔万仕晋，封于魏，至双绛舒，代为晋卿，后分晋为诸侯，称王，为秦所灭，子孙以国为氏，望出钜鹿，任城。”

由此可见，魏姓是黄帝的姬姓嫡裔，他们原来是毕国的人，传到周文王的曾孙毕万的时候，到晋国做了官，食采于“魏”这个地方，他的历代子孙并且都是晋国的高官，后来权势日隆，到了魏斯的时候，乾脆与韩、赵两家同时瓜分晋国，自成为一个诸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就在此时。战国时代，魏国并被列为“七雄”之一，他们当时叱咤一时，不难想见。

战国时魏国的位置，大致是在今河南省北部及山西省西南部一带，因此，魏姓的最初发源地应该就在这儿，后来才逐渐繁衍到其他各地。现在，在河北省和山西省，魏家仍然是当地的望族。

谈起魏家早期的光荣历史，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完的，因此，只好举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简单来说明魏姓祖先的杰出才华与显赫事功了。

最早在历史上出人头地的魏姓先人，可能要算是春秋时代的魏武子，当时，魏家仍然是晋国的大夫，还没有独当一面。而这位魏武子，却被“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倚为股肱之臣，为魏家以后的飞黄腾达，铺设了平坦的大道。魏 有两个儿子，魏颗和魏绛，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结束春秋时代，揭开战国之幕的魏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文侯。魏国是在他的手里，一跃而列为诸侯，并且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对于当时的天下大势，举足轻重。据《史记》的记载，他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结果四方的贤士都向他投归，他的声名也因而大噪，他并且曾派乐羊攻陷中山，派西门豹守邺，从此河内称治，为魏国奠定了强盛的基础。

战国时代，魏国在群雄争立的混乱局面中，仍然巍然屹立，傲视群伦，几千年来人人都知名的信陵君，就是当时魏家的杰出子弟。

魏征，则是人们所熟悉的唐代名臣，他是唐太宗的谏议大夫，唐太宗在位的那些年，是汉族声威最为远播的时期，不过，被四夷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对于这位敢犯颜直谏的大臣，却显得有点敬惮。魏征的文才也非常好，曾经撰写《隋书本纪列传》，还撰有《类礼》二十卷，十分受到唐太宗的重视，曾命藏之秘府，奉为国宝。

到河南省北部及山西省西南部一带一带去找吧。你的祖先就在那里。

李世民后代：

1、太子李承乾：母长孙皇后，贞观十七年谋反按律应赐死，因太宗不舍，最后只废为了庶人，后卒于黔州。

2、楚王李宽：母不详，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3、吴王李恪：母隋炀帝女杨妃。

4、魏王李泰：母长孙皇后，争夺皇位被贬后，又重新进封为濮王。永徽三年，逝于郧乡县。

5、王李佑：母阴妃，贞观十七年发动叛乱。事败，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

6、蜀王李愔：母隋炀帝女杨妃，后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巴州。

7、蒋王李恽：母王氏，妃元氏。诬告谋反，惶惧自杀。

8、越王李贞：母燕德妃。参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9、唐高宗李治：母长孙皇后。

10、纪王李慎：母韦贵妃，妃陆氏江殇王李嚣：母燕德妃，贞观六年薨。

11、代王李简：母不详，贞观五年薨，无后，国除。

12、赵王李福：母杨贵妃，贵妃之位是否为追封待考，妃宇文氏。

13、曹王李明：母巢刺王妃，妃元氏。永淳年间，因为和废太子李贤通谋，降封零陵王，贬至黔州。都督谢佑逼李明自杀。

贞观之治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武德年间、贞观初只有200万户 [11]  ，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

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比干

没 错，商朝那位，不过比干是国神，正牌财神是赵公明

秦琼和尉迟敬德成为门神是因为历史一事，看下面的资料

关羽并没有把门身和财神这个称号抢走，因为秦琼和尉迟敬德仍然是正宗的传统门神，而关羽也列入门神像行列，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把古时的忠义之士作为门神

关羽被奉为财神,因为忠义被商家供为保护神,久而久之也成为了财神

国神比干，子姓之后，沫邑人（今卫辉市北）。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092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29年。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林姓始祖）。比干为林氏之太始祖。而如今林姓后人在各个领域内，成绩非凡。

后来周武王为封比干垄，垄为国神。赐后代林姓；魏孝文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谥“忠烈公”、“太师”；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

《史记•殷本记》载：殷商末期，很多诸侯背叛了纣而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子比干劝说纣，纣不听，更加*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

````````。。

财神文化```````````````````````````````

琉璃窗、朱漆门，堂上供着大财神；大财神、出凡尘，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贵身，手里捧个聚宝盆；聚宝盆、天下闻，财源滚滚满乾坤；……

——汉代童谣

财神是道教俗神之一，是中国民间供奉的招财进宝之神。世人向往美满富贵的生活，而这种追求实现与否往往与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有关，于是许多人虔诚敬奉财神，期望财神能够送财。财神信仰出现于宋代，其后逐步流行，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基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祈福纳财是人之常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了千田想万田，得了银山想金山”是俗人的做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雅士的原则。虽然说法不同，但一样都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钱财的追求和崇拜，以至于兴起了一种财富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财神”，主旨是教育人要取财有道，鼓励人要乐善好施。

民间财神信仰的最大特点就是：财神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来源极不相同的各种神的集合，有专司人间财富之神赵公明、公正无心的纣王叔比干、生财有道的陶朱公范蠡、忠诚信义为本的关羽等。比干，是众多财神原型中年代最早的一位，因其“无心”，也是人间平等与公正的期望。

财神承载着人们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的美好祈盼，寄托着人们合家富贵，人财两旺的心愿，已然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信仰。正如一副财神庙上的楹联所写：“蕴玉藏珠，善贾固皆蒙乐利；心耕笔织，寒儒亦可荐馨香。”在中国道教神仙谱系中，财神无疑是最受欢迎的神灵之一。

武圣人关羽的内幕

武圣人关羽的内幕关羽活着的时候最高爵位是亭侯，死后被封王，封帝，最后被封“关圣帝”，巡查天上、人间、地府三界，统领儒、释、道三教。关羽的真实形象是怎样的呢？从《三国志》中我们知道关羽最早崭露头角的一出戏《温酒斩华雄》，其中真正斩华雄的人是孙坚。而关羽领导的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据史书记载，关羽的胜利不是因为他有智慧，而是有运气。由于秋雨连绵，曹操被迫从樊城退兵。至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更是莫名其妙，当时从许昌到冀州走直线过黄河的话只有五百里。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关羽选择了一条奇怪的曲线，竟然走了两千里才到冀州。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羽失荆州，走麦城是“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真实的关羽只是武功盖世而已，在政治、军事方面都算不得杰出。史书称其“颇盛气，好凌人”，那他后来如何挣得圣人的名号呢？这与荆州流传多年的“端公舞”有关，人们跳这种舞祭拜亡灵，相信冤死的人不得升天，会化作厉鬼在人间报仇。关羽的死有很强的悲剧色彩，恰巧吕蒙和曹操不久后也相继去世，人们认为这是关羽的厉鬼来报仇了。于是，关羽作为厉鬼在荆州地区被人崇拜了三百年。三百年后的隋朝，有一位智者大师到这里传播佛教。由于佛教是外族的东西，佛教中的圣像又有强烈的异域特色，很难被当地人接受，这时关羽出现了。相传智者大师要在玉泉山建寺，但是山顶上有泉水，水下是无底洞，根本无法建寺。于是，智者大师每日在这里打坐修行。一日关羽从天上飞过，口中大喊：“还我头颅，还我头颅。”智者大师对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当日被你过五关斩六将的人，又找谁要头颅呢？”关公便停下来听智者大师说法，后来顿悟，带人来玉泉山建寺，七日乃成。从此关羽一改厉鬼形象，做了佛教的护法。两百年后，到了唐朝，儒家学者认为关羽的“忠义信勇”符合儒家思想，于是在关羽的手中放了一本《春秋》。从此关羽非《春秋》不读，一介武夫变为儒将。中国的第一任武圣人是太公吕望，关羽、张飞、周瑜都是作为他的陪祭进入武圣庙的。到了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因为自己是平民做皇帝，所以坚持有皇室血统的刘备不合王权神受，而推崇曹操的正统身份。关、张、周被赵匡胤逐出武圣庙。关羽从上层社会走入民间，进入说书艺人的故事。由于刘、关、张的穷苦出身与说书艺人相同，而桃园三结义又是当时社会最理想的人际关系，于是刘备受到说书艺人的同情，被描写成理想的仁君形象，关羽、张飞都成了维护正义的英雄人物。一百年后，关羽的故乡——山西运城的盐湖不知为何不产盐了。当时盐湖的收入占宋廷税收的六分之一，宋徽宗对此忧心忡忡。徽宗信道，此时道教门派众多，各派之间相互排挤。龙虎山的张继道是徽宗器重之一，张天师主动请缨到山西为皇帝排忧解难。可是几年过去了，盐湖还是不产盐。这时张天师想到当年轩辕黄帝和蚩尤大战，蚩尤死后化作盐池，如今必是蚩尤作怪。于是奏明徽宗，要请当地的神仙关羽来战蚩尤。传说轩辕黄帝姓赵，是赵宋的先祖，因此与蚩尤之战不仅关乎财政，还与赵宋王权有关。徽宗把自己的年号封给关羽——崇宁真君，命他去战蚩尤。不久后盐湖恢复产盐，关羽正式进入道教。此后，北宋与辽、金交战，关羽又作为鼓舞士兵的战神被封——义勇武安王。根据《三国志》和唐人的诗文记载，关公的兵器应是剑，为何后来变成了青龙偃月刀呢？原来在宋朝的义勇武安王画像中，关羽身后有两名士兵，一个举着“关”自旗，一个拿着掩月刀。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掩月刀并非用于杀场，而是在仪仗中代表勇武的一种武器。元朝的关汉卿是把这把威武的大刀交到关公手中的第一人。由于元朝政府看不起汉族知识分子，禁止南人习武、祭拜，象关汉卿这样的汉族文人不能走仕途之道只好以写戏剧为生。他们希望有关羽这样的大英雄出现，拯救人民于水火，于是关羽在民间戏剧中不断被神化着。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认为民间习武，农民起义，对皇权有威胁。关羽再次被驱逐出武庙，义勇武安王的封号也被废。这次他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还是让我们到福建东山的关帝庙去看一看吧，那里作为仆人的周仓居然被塑的和他的主人关羽同等大小。相传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左丞相陆秀夫逃到此地，走投无路，一同投海殉国。陆秀夫的魂魄投入关帝庙的关羽像中，而赵昺的魂则投入周仓像中。毕竟赵昺是君，陆秀夫为臣，在这里的关公与周仓之像被塑造得同等大小。正是由于陆秀夫的加入，关羽又多了反抗外族的忠臣形象。明世宗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寇入侵，关公再次被朝廷启用，在他的两旁还加上了岳飞和陆秀夫。到了明朝末期，关羽正式取代姜尚作了中国的第二任武圣人。经过宋元时期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的刻画与虚构，关羽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了明朝，由于上层文人和贵族对戏剧的喜爱，关公的形象被进一步改写。在《三国志》中有三处明显指出关羽降曹，在这个大英雄身上怎能有投降的污点呢？于是罗贯中写出一段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以及后来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如此描写，不仅掩盖了关羽投降的事实，而且使他的形象更加完美。单刀会的主角本是鲁肃，他面对关羽毫不畏惧，义正词严要讨回荆州，为何到了《三国演义》中主角变成了关公呢？若刘备借荆州不还，则关羽镇守荆州成为霸占荆州，此后失荆州、走麦城就缺少了悲剧色彩。同为山西人的罗本便在这出戏里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周仓。周仓一句“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把整个形势逆转。刘备作为有德之君，汉室正统，霸占荆州是为恢复汉室的正义之举，则关羽也成了正义之师。元代有一出《关公斩貂婵》的戏，虽说历来大英雄都不会为女色所动，但是让关羽亲手斩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还是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到了明代，这出戏有了另一个版本《关公与貂婵》这次关公与貂婵解除了误会互生爱慕之情，但最终关羽还是为事业放弃爱情，而貂蝉仍是以死告终，不同的是这次是自刎而死。通过话本、戏剧、小说，关羽的塑造已日臻完美，但作为一个反击外族的汉族忠臣形象，关羽又如何被清廷政府所接受呢？原来在满族入关之前，《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满文作为贵族内部的政治和军事教科书。努尔哈赤自比刘备，比蒙古为孙权，所以关羽作为英雄早已被满蒙所接受，在抚顺的皇宫内就建有关帝庙。清朝入关后，历代皇帝不断为关圣帝追加封号，乾隆时加至十一个字，到光绪时已有二十六个字了。在民间许多行业都认关公为行业祖师爷。如做豆腐的、打铁的、做剪刀的、剃头的，甚至做灯烛的也因关公挑灯读《春秋》而认他做祖师爷。清朝中叶，源于遍布大江南北的晋商在生意场上的成功，被供奉在晋商会所的关羽又多了财神的形象。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几万座，远远超过文圣人孔子的孔庙。

---------门神--------------------------------------------

正宗的传统门神，是唐代两位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恭。秦琼、敬德作门神的根源出于霍州，出于隋唐霍邑之战。

隋末，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公元617年，唐公李渊由太原起兵南下，欲伐隋建唐。兵至吕州霍邑（即今山西省霍州市），被隋将宋老生所阻，无计南行。 这霍邑，地处山西南北交通要道，北藉韩信岭，南扼白壁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尧舜时便享有“中州重镇、帝都屏障”之称。双方相持月余，传说李渊在霍山神的帮助下，方克霍邑，斩宋老生，然后势如破竹，直下长安。 李渊在长安建立大唐，其立基之地山西却被号称天兴皇帝的刘武周所占。刘武周克并州，陷介休，取霍邑，占河东，势力将及关中。 619年冬，李世民率师返晋。收河东，复平阳，兵至霍邑。刘武周命元帅宋金刚死守霍邑，宋金刚命偏将尉迟恭扼守白壁关，阻止李世民北进。

李世民多次攻白壁关，损兵折将，徒劳无功。李世民转师东向，620年沿霍山西麓进入霍邑。霍邑境内东部，素有“米粮川”之称。尉迟恭探知李世民已避过白壁关天险进入霍邑，便挥师迎击，在“米粮川”与李世民行军总管秦叔宝展开一场殊死大战。二将交锋，几乎每个回合都是尉迟恭打三鞭，秦琼还两锏。因为尉迟恭的鞭重六十斤，打三鞭用力一百八十斤；秦琼的锏重九十斤，还两锏用力也是一百八十斤。“打三鞭还两锏”说明二将基本势均力敌。李世民对尉迟恭的忠勇耿直早有所闻，对其精湛的武艺又深为赞叹，今坐观二虎相斗，唯恐必有一伤，于是鸣金收兵，以图寻机收尉迟恭归唐。

李世民多次恩遇尉迟恭，多次劝其归降。尉迟恭最后答应，只要刘武周死了，他便归唐。李世民求贤心切，又不能马上擒杀刘武周，无奈便杀了一个酷似刘武周面目的人，将人头送与尉迟恭。尉迟恭未能辨出真假，便归降了李世民。 李世民平息了刘武周的战乱，帐下又添一员虎将尉迟恭，心中欢喜不尽。他决定在霍邑稍作休整，然后班师回京。

李世民夜宿霍邑衙门（即今霍州署），不料多次在梦中被两个无头的人惊醒。李世民仔细琢磨，这两人一个像617年在霍邑所斩的隋将宋老生，另一个却像那个被充作刘武周而割了头的人。这两个无头之鬼时时骚扰，使得李世民坐卧不宁。李世民召见徐茂公求计，徐茂公道：“主公屈杀这似刘武周之人，乃因急于收降尉迟将军所致，主公可派尉迟将军夜守衙门，或许得以安宁”。李世民依言，使尉迟恭守门，果然那个似刘武周的冤魂不再来扰，而那个像宋老生的冤魂仍至。李世民再次求计于徐茂功。徐茂功道：“臣闻宋老生虽系隋将，但其忠勇可嘉，窃闻宋老生平日极敬佩秦二哥为人，试增派秦二哥夜守衙门，或许得安。”李世民依言增派秦叔宝夜守衙门，果然宋老生冤魂也不再来。

正因有此在霍邑徐茂功出策，秦琼、敬德夜守衙门之前车，才有泾河龙王扰太宗，太宗宣召徐茂功、秦叔宝、尉迟恭见驾之后辙。由此可知，秦琼、敬德两位唐代名将初识在霍州，酣战在霍州，结谊在霍州，二人作门神的根源也在霍州。据说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描写的门神形象，便以霍州门神为素材，天津杨柳青的门神国画，也是霍州门神的集锦。

大家都喜欢把古时的忠义之士作为门神

门神是我国民间贴在门上的神像，贴门神风俗的基本意图是渴望摆脱灾难，得到幸福。门神源于远古时期的庶物崇拜。据查考，我国周代就有门神，但那时的门神还无名无姓。门神在汉朝时有三位，一位是成庆，另二位是神荼及郁垒，至唐有了秦叔宝、尉迟恭二门神。宋元之后，民间的门神多得不可胜数。直到今天，春节贴门神画的风俗依然存在。秦叔宝、尉迟恭两位武将门神，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关于秦琼、敬德成为门神有个传说：李世民为了争皇位，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住进皇宫以后，经常做恶梦，梦见他两个兄弟变成恶鬼来找他索命，终日心神不定。太宗有两位将军，一个是勇猛无比的尉迟敬德，一个是每战必胜的秦叔宝。二将军自愿戎装守门，李世民这才安心。可是，只要他俩一离开，李世民马上就会犯病。魏征叫画匠把秦琼、尉迟恭的像画下来，贴于门上，李世民从此再不做恶梦了。这事传到民间，老百姓都知秦琼和尉迟恭的厉害，也仿着画了他俩的像，过年时贴到大门上，叫做“门神”。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第6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周礼[M]台北：三军大学出版社，1986

[5]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 礼记[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 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脱脱，张起岩，欧阳玄，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王尧臣崇文总目[M]钱东垣，辑释上海：商务图书馆，1937

[14] 尤袤遂初堂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张廷玉，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