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魏（Wèi）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姬姓，为周文王裔孙毕万之后，以邑为氏或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史记·魏世家》、《通志·氏族略》等有关资料所载，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受封于毕，其孙毕万在毕国被西戎攻灭后，投奔到晋国，成为大夫。因功，被赐魏地为邑，其后子孙以邑为氏，称为魏氏。公元前445年毕万的后代魏斯建立魏国，公元前225年被秦所灭后，亡国的魏国王族以国名为氏，形成魏姓最重要的一支。史称魏姓正宗。

2、出自芈姓，为颛顼帝的后裔魏冉之后，后改姓魏。据《史记》等有关资料所载，战国秦昭襄王时有国相、穰侯、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魏冉，本楚人，芈姓，后改姓魏。

3、出自外姓改姓魏：

① 出自高姓改姓魏。南宋蒲江人有魏了翁，庆元进士，本高氏，后改姓魏。

② 出自李姓改姓魏。明代有昆山人唯校，其先世本李姓，弘治进士，后改姓魏。

4、出自少数民族改汉姓或为少数民族固有之姓：

① 满族倭彻赫氏、佤族斯内氏、鄂伦春族魏拉依尔氏改汉姓为魏。

② 土家、蒙古、彝、回、朝鲜等族均有魏姓者。

得姓始祖：毕万。毕万。据有关资料所载，魏姓为黄帝的姬姓嫡裔，他们原为毕国人。周文王的十五子毕公高受封于毕（今陕西省西安、咸阳两地之北），后毕国为别国所灭，其后裔万仕晋（今山西省境），成为晋国大夫。晋献公是当时晋国一名很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在位期间攻克了周围的许多小国，使晋国一度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献公念毕万在晋国灭霍、耿、魏三国中功勋卓著，于是将原是姬姓国的魏地赐给毕万为邑。公元前445年，毕万的后代魏斯与韩、赵两家共同瓜分了晋国，自立诸侯，建国为魏，公元前225年，魏国即为秦所灭，亡国后的魏国王族子孙遂以国为姓。毕万也就被后人尊为魏姓族人的得姓始祖。

目前流行电子家谱呢，可以尝试下，可以帮助更快了解家族历史，-百姓通谱

魏氏家谱60字辈排序是如下：

一、四川成都新都：祖德开鸿儒光宗绍盛图大廷登国彦永世启新模。

二、四川宜宾江安：世登文朝正邦家。

三、四川泸州宜定：其文应正龙光明晋国肇。

四、四川华阳：定鼎宗三晋人才历世新承嶶开甲第耀祖显门庭。

五、四川绵阳：世代忠良起方秀。

六、四川一支：明安其文国永君良学忠先泽登仕远孝友一家传。

七、湖北新州：元珍光辉泽久世。

八、湖北宜昌、沙市：世秉忠良大启文光明德法祥万代永昌。

九、湖北武汉蔡甸（汉阳）：修德辉先绪培仁启世昌。

十、湖北京山：光明正大典章华国。

人物生平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编辑本段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 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 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 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 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 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编辑本段魏征故里

概述

历史大都记载魏征是巨鹿人，但馆陶和晋县却在个别记载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人”。下曲阳即是属于巨鹿，遍观从隋朝、唐朝到今天，历代政府所设巨鹿郡/巨鹿县的辖境都在邢台市范围。而且唐时的馆陶和晋县不属于巨鹿郡/巨鹿县管辖。

唐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魏征，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 唐代欧阳询书《唐京兆开元寺钟铭》碑刻铭文中记载：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记载：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九成宫醴泉铭》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五代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魏徵本传》中记载：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

《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魏征钜鹿人。《资治通鉴》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元 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记载：魏文贞公征，巨鹿人。 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中记载：宰相魏徵，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记载：“宰相魏征，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钜鹿即为今邢台巨鹿。

明

明代《魏相祠记》中记载：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明代《顺德府志》、《巨鹿县志》记载魏征为巨鹿人。

清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记载魏征为顺德府巨鹿人，“魏征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即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浙江省台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给邢台巨鹿县来信谈：“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有关魏徵故里的争议，现将我们台州魏氏族谱中的记载，提供给你们参考。 魏徵像

[4] 1、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徵的曾孙，也是钜鹿县人。其《魏氏族谱》中记载：魏徵子叔瑜、孙华、曾孙宗谅。族谱中记载魏宗谅的家乡是‘直隶顺德府钜鹿县’。 这封信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魏徵故里是现今之河北省邢台市钜鹿县。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谜，即《贞观政要·魏徵传》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其“近”在何时？据查《贞观政要》约成书于720年。而魏宗谅于公元710年之任台州刺史。由此推断则徙家当为710至720年之间，方可谓“近”。 二、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明确记载，兰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征，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为今邢台市），这套家谱共分四卷，前三卷为清光绪年间的印刷本，后一卷为手写本。据介绍，该家谱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家谱记载了初唐至清朝光绪年间兰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况。家谱中不但有魏征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绍及画像，还收录了清代皇帝对魏家所下的诏书。据家谱记载，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台市），而兰溪魏姓则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宁迁入。

民国考古发现

民国时期邢台巨鹿古城发掘出的唐代时期的魏征祠堂和魏征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台巨鹿县遇大旱漳河水干民众打井自救无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知识界与考古界极为震惊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亲临巨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三明寺进行正式发掘。 考古发现：钜鹿南门内路东靠北有一处唐代建筑物“魏征祠堂”，祠堂内有唐代所铸的魏征铁像。有人要发掘该祠堂。因南门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称为魏征后人，前来阻止发掘，所以保存未毁。魏征像于唐代用铁铸成。

新中国辞海

1999年版《辞海》对魏征词条记载曰：“魏征，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依据不是新唐书也不是旧唐书，而是《贞观政要》，可以说还了邢台巨鹿一个清白。 《旧唐书》中关于巨鹿的记载： 邢州上 隋襄国郡。武德元年，改为邢州总管府，管邢、温、和、封、蓬、东龙六州。邢州领龙岗、尧山、内丘三县。四年，平

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请缨”句：以汉终军自喻。西汉时终军自请安抚南越，他向汉武帝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意思是只要一根绳索就可把南越王捆来，后来终于说服南越王降汉。“凭轼”句：以郦食其自喻。 西汉初郦食其曾向汉高祖请命，说降了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见《汉书·郦食其传》），为汉之东藩。“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现的是想象中出关后征途的艰险景况。“郁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抒情主人公心情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代森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凄寒图景，同时也暗寓了诗人告别唐主后心情的孤寂。这里，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对故国的怀念又蕴含任务特殊而艰巨，个人吉凶未卜之意。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招魂

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九逝，极言精神之不集中。“逝”一作“折”。“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的感伤一样，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增加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丰满感，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主恩的心灵之纯真。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抒发了诗人重视信义不图功名的思想。季布：楚汉时人，以重然诺而著名当世。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诺：答应，诺言。侯羸：战国时魏国人。家贫。 年老时始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监门小吏。信陵君救赵，侯羸出奇计助之，但因年老不能随行，表示要杀身以报，后来果然实践了这一诺言。意气：情谊，《玉台新咏·皑如山上雪》：“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征的人生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征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因而《唐诗别裁》评论说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传说中的魏征小说《西游记》裏记载了魏征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再也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