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保民(高厚第25世孙)

      《前隐士高君墓志铭》一碑刊成于元至正七（1347）年八月二十七日。该碑文是由时任“奉议大夫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的程明德所撰，是目前发现程明德在此任上唯一一篇为当地士族所撰的墓志铭文，可知高氏一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不是一般家族可比。该碑文不仅是高氏一族的瑰宝，也是国家的珍贵文物史料。它客观记述了元至正七年以上两百年以内，高氏一族高厚从陕西米脂迁徙至山西盂县以后在仙人的传承状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先祖生存轨迹提供了最直接物证，也从客观上证明在北宋1131年间，仙人村村名已确定沿续至今。

        这一通碑刻在研究高氏一族迁徒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古今的作用，该石碑碑身现在依然保存在盂县仙人乡庄只村高氏宗亲家中，为完整的文字部分:高150厘米、宽110厘米、厚约16厘米，碑身阳面为正文阴面为家谱共刻录了高厚以下七世先祖共八代200余口人的姓名。可惜碑额底座于上世纪70年代已遭损毁。

        人间风雨飘摇际，石不能言传更替。从远古至今，上下数千年，一纸家谱脉落清晰能延续修到今天而绵延不断，这在全国各大姓氏族谱中也是很罕见的，它形成的光芒，是高厚一门所有族人的荣耀。

        正是由于这通碑文引人注目，所以多位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及同门族人也极为关注，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面世，这是让人十分高兴的一件好事，仔细拜读了一部分文章，笔者觉得部分作者可能因各自资料来源渠道不同，而至曲解碑文中一些关健要义，这很正常。本文依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理解试图对一些作者之间有争议的部分为读者了解碑文提供帮助，仅为一家之言，只供各位老师、方家、同门族人参考，不妥之处，敬请雅正。

        《前隐士高君墓志铭》铭文文首:“按：高氏出自齐国。以公族为齐相，因学为氏，其後藩昌，分处他国，世为显姓，代不乏人。”对元“奉议大夫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程明德"所撰的这一段文字，目前不见争议，始祖隐士高厚五世孙高德山，如果不把家中先人所传族谱提供给程明德进行验证，学富五车的一方父母官一定不会如此表述。

        铭文“君讳厚，祖居盂州东乡之仙仁村。为人宽仁弘毅，力於稼穑，起家勤苦，屡致丰盛。”这一段，读者应该注意的是“君讳厚，祖居盂州东乡之仙仁村”这一句。说明:一，高厚为仙人始祖。二，高厚的上代祖先已有人移居仙人村周围即杨林窑、雕(刁)王崖等地。这一点从目前发现的资料可以得到印证。

        高厚的祖父为高昌裔是宋名将高永能之后裔高世亮之子，高世亮为忠州刺使。诸孙皆侍禁殿直，高昌裔还有一弟为高永裔。

        高昌裔选择来盂县定居与高永裔有关，，高永能(1013年—1082年)，字君举，北宋西北将领，绥州(治今陕西绥德)人，后迁居青涧(今陕西清涧)。与高永能同宗的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可是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并且在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高永能与高太后同为高泰(后燕吏部尚书)之后！这样一来其后裔就会接二连三的失势，致高昌裔、高庆裔及一干部属流落到了米脂一带定居并有族人展转到蓟州等其它地方。高庆裔升为辽之东京户部司的翻译吏。高永昌兵败之后，归顺了金朝。

      宋朝有个张孝纯，与盂县上文村张氏同宗！张孝纯（？-1144），字永锡，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进士。徽宗大观元年（1107）通判滨州。政和四年（1114）为河北路转运判官，移永兴军路。宣和五年（1123）以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太原府、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这个张孝纯的第三子叫张浃，靖康元年（1126年）为太原府文字机宜（机要秘书），后被俘随父在云中（今山西大同）被关押四年，1131年前后作太原都军，都监也。其姊夫刘思与侍郎高庆裔为十友之数。这个张孝纯的第二子叫张颖，在1131年前后官至盂州判。

      也就是在1131年前后，高昌裔一门通过高庆裔与张浃、刘思、张颖的好朋友关系经选择才来到盂县东乡仙人里(乡)管辖的刁王崖、杨林窑定居。

      高庆裔归顺金朝失事后被处。高庆裔之子高巨才隐居莱州府莱阳县徽村！徽村有高庆裔墓。号称：高家太师茔。至今遗址尚存。在1137年高庆裔被处一冤案进行平反昭雪。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对高庆裔的冤案进行高规格平反。

        已在盂县仙人里刁王崖、杨林(尧)窑等地安家日久的高永裔之兄高昌裔与子高原及其余族人则在当地早占稳了脚根。

        高原之子高厚迁到了仙(仁)人，由于高厚“勤苦持家，屡致丰盛。娶妻生子高泰，渐致殷富，积粟至万硕，善抚贫恤匮，四方旅食来依者众"，这“四方旅食来依者众”一句自然包括由陕西米脂一带遗留的高永能属下部众来投，与高门有姻亲关系的王、李等姓也先后来到了仙仁里山北村、沙凹等附近村庄落脚。这些信息从王、李氏当时保留下来的迁徒碑记可见。

      “泰四子：长曰溱、次曰清、津、浩。皆有才能，豪侠行义。旦则干农，暮则讲习经史，知所志通，不求闻达。迨至金末，世衰，多赠官以溱，乃西州豪桀之家。累举孝廉。擢溱同知太原府事，清同知保德州事，津乐平县尹，浩获鹿县尹。每逢国乱，清津浩俱来应命。惟溱领职属施令。元兵南下，殁於陈所。"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金朝末年，统制力哀弱，朝庭为挽救危局，遂想到了曾累举孝廉的西州豪杰之家，便提升“四方旅食来依者众"的溱为太原府事，清为保德州事，津为乐平县尹，浩为获鹿县尹分治各地。每逢国乱，清津浩全来领取任务，由溱发布命令带领“高家军”征战，元兵南下大军压境，以至殁于战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铭文中对高厚之孙高溱一股之记述:“……元兵南下，殁于陈所，溱清皆无嗣。”这段话的最后五个字不能忽视。而该碑背后的族谱载:溱配郭氏，生一女嫁井陉蔡庄王林。有子高乙与高熙，高清之子则标明是继弟高浩长子高贵为嗣。这就说明，事实上高溱是有嗣的。而在高氏的(西南舁股修续宗谱序)中又有:“溱曾娶妻郭氏，生一子曰宣，当初因频遭国乱，溱领职从兵，战胜而殁于阵，主上嘉其忠节，赐军地三顷六十亩，随带大粮九石六斗，又有四十里长山之地等。然其子宣，因伤其考，亡于阵。且自身单丁孤弱，又畏差役累己，故弃军地，舍荫生官职，而不顾。约于宋理宗(赵昀)在位，宝庆元年(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二年;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二十年)岁次乙酉(1225)，挟宗谱携妻带子，避居于盂州东延寿乡西南舁是焉，世不复任。”这样，高溱就一下子有了三个儿子，其高乙、高熙被明确刻于石碑背后的族谱中，高宣却连祖宗族谱也没有登上。而在以高溱为始祖的西南舁股族谱上却又仅有高宣一子，并无高乙、高熙也是高溱之子的记载，表面上看，处于互相不承认对方的矛盾壮态。而高溱娶妻郭氏两碑都记载明确，这样郭氏所生的就应该三子一女全部都在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样的现象呢这个问题引人深思。

        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战乱年间，人们的顾虑其实是很多的。金末，国家出现危难之际，政府提拨高溱及其弟兄们不同官职，把“四方旅食来依者众"那些跟随高家的人组成军队派上战场为国效力，也许高溱在被提拨的时侯，他的几个儿子还没有出生，也就没有报备公家，在带领“高家军”一次一次的征伐中，高溱自然不会声明他已有了儿子了，作为长门他怎么会不考虑保护延续自己香火(孩子)呢？到元兵南下，最后一战战殁，接下来就是金朝覆灭，元朝统一天下，作为与元朝交过战的前朝将领之门就更不敢吐露高溱有嗣的秘密了，因为一旦透露将可能随时面临被斩草除根的危险。这个秘密就这样一直保存着到了元至正七年还未公开，作为盂州判官己退归林下力田孝友的高德山在向当地父母官程明德提出写墓志铭的请求后，当地的父母官当然乐见治下前朝豪杰之家退隐林下安心农耕之举，这为稳定政局极为有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慨然允诺为前隐士高君写了墓志铭。为什么称高厚为隐士呢？因为高厚的长孙高溱等人牺牲在战场上后，作为家中最高族长，高厚已看厌了征伐杀虏之事，并主张子孙力田不求致仕，实实的堪为仪表，所以才尊称高君为隐士，隐士这个称呼称在古代社会具有极高的荣誉，比如孔子、庄子、陶渊明、未出山时的诸葛孔明等等都被称呼过。

        当程阴德把高厚一族提供上来的家史资料研究了个透后，这篇铭文也就水到渠成写就了，他在铭文中说“溱清皆无嗣”是根据高家提供的资料和官方掌握情况确定的，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溱其实有嗣这个刻意被保守的秘密。他更不会想到碑阴族谱中就刻着高乙、高熙二人为高溱之子这个秘密，因为碑阴的族谱不是他写的，上面200余个人名写的是谁他是无须注意这细节的(如果他知道了这事恐怕不堪设想)。看来高德山已把程明德了解了个透，父母官日理万机，能抽出时间写篇碑文给高家就是极高礼遇了，至于碑阴的家谱是无须他动笔的，这也不是给皇家立碑，负责写铭文的官员必须全面把关碑阴写了什么内容。碑刻落成后，立碑仪式就是高家人自已择吉日去做的事了，况且盂州府离仙人高家祖坟还有七八十里之遥，这来回路上的行程也不是一天工夫，古代交通没今天这么方便，所以即便所立之碑是自己亲撰的文字，他也是不会躬身亲临坟地的。阴阳教官想瞒天过海，十分容易。那么高宣也是高溱之子为什么碑上仅有高乙高熙，他却没被列入其内也许高德山当时出于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保护吧。刻与不刻，本就两难。刻，泄密。不刻，对溱之后没交待。两难之中，刻虽占了上风但还是有所保守没把高宣也刻上去，这应该是一个反复斟酌后的决定，必须对溱祖的后裔有个交待，碑阳不记碑阴暗示。这在当时是承担了极大风险的。从元至明清高家祖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有专门的人家以世代看守坟墓为生，这是当地众所周知的事，为什么要看守坟墓，当然是不想让人轻易接近，怕发现不该发现的秘密而带来麻烦，好在当时没谁想到去研究坟地里高氏族谱里的信息。当然，元朝灭亡后这个秘密就没保护的必要了，但高氏一族乃当地望族，祖坟焉有不保护之理，所以看坟这个传统一直沿续了数百年不变。

        在铭文:“高氏之先，太公之後。代不乏人，恒为族右”中争议较大的一句是“恒为族右”这四个字，有文本刊为“恒为族佑”这是错误的，原碑刻明确是“右”不是“佑”笔者核实过，如按“佑”的意思理解，明显说不通。还有作者认为“恒为族右”一句是“恒为右族"的倒置，这种解读，笔者更不敢苟同。笔者支持同族研究高厚一门族谱的权威高建途的结论，就是“高恒是高厚家族族谱中的尊长者”。程明德在当时撰写铭文正是基于高德山所持族谱为高厚以上溯致22代高恒为止这一点才写出“恒为族右”四字的。

        历史上，北魏曾出现过两个高恒。其中一个高恒是公元577年正月初一登基的小皇帝，时年8岁尚有22岁太上皇高纬把持朝政。

        第二个高恒是《魏书·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高湖传有载：“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钜鹿太守。太祖时，率郡降，赐爵泾县侯，加龙骧将军，仍守钜鹿。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惠。子道，字始愔，袭爵。拜都牧令，迁镇南将军、相州刺史。未及之职，卒。仍以为赠，谥曰庄。子干，字干奴。好学，宽厚有雅度。袭爵泾县侯，后例降为伯。历南青州征虏府司马、威远将军、鄯善镇远府长史。仍转汾州后军府长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称。太昌初，卒。赠使持节、都督秦 雍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子侃，字伯欣，袭。除南秦州长史。卒，赠辅国将军、凉州刺史，谥曰宣。子绍，字广祖，袭爵。兴和初，征虏将军、沧州刺史。侃弟腾，字伏兴。卒于安东将军、光州刺史、襄城县开国公。子陟，字祖迁。司空中郎、太尉主簿。陟弟憬，通直郎。憬弟翙，袭父爵。腾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书令、平原郡开国公。”上述高恒后裔相关人物，笔者从本族大宗族谱记载中已查阅对应全部找到，系三十七世到四十一世的族人。所以把“恒为族右”解释为“高恒是家族中的尊长者”一说是正确的。

附图

        顺便提一下，关于高厚先祖是不是高永能。因不在本文解读范围，只简单说几句:这一争论焦点，同宗族谱已记录的十分明白，置疑可以，否定不妥。有作者说“米脂县出现于金朝末年。北宋时期，只有米脂寨，并无米脂县。"且认为高永能没有在米脂活动的证据支撑。请注意高永能战死沙场后，高门一族势力已不复从前，其孙辈后裔高昌裔、高永裔虽曾有禁殿侍卫职但流落米脂等地极为正常，并非绝对不能，在古代人口迁徒由于战乱原因是十分正常的，不该否定。至于米脂县也罢或者米脂寨也行，均不应作为否定高永能后人从米脂最后迁到盂县仙人的理由。因为从米脂县明、清两朝的县志中即有高永能在米脂活动的轨迹。永乐战前徐禧命沈括等留守米脂，高永能、高永享前往米脂看。从这一点知道，米脂是被作为永乐之战的后方留守之地来对待的。战后，高永能的后人及部将留守驻扎米脂很正常，而米脂到最后也不安全，这样就不得不往外迁徙了。在仙人周围的高氏聚居地石碑记录先祖从米脂来是有依据的，没必要置疑。

      庆幸的是，由于同族中高厚后裔河北井径小作村高天栓一行九人到米脂查到了祖籍地璞珠河(饮马河)老鸹嘴(现称鸦嘴)之地并已确认这是十分可喜的一件事，曾几多时笔者与同族中人为现在出版的地图上查不到先祖之地而苦恼过。现在释怀了，谢谢小作村一脉的辛苦付出!

        在铭文中有一句话还应引起注意，就是“盂之仙仁，远裔曰厚”有的版本印成了“盂之先人，远裔曰厚”，“仙仁”和“先人”的区别十分明显，铭文中对“盂之仙仁，远裔曰厚。”定义是很准确的，即，盂县仙人村高厚是始祖，而不是盂县的(高姓)先人，高厚是始祖，如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难以服众了。

      读者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朝廷地方大员的程明德为什么乐于曾为西州豪杰的前朝隐士家族亲撰墓志铭呢除了铭文中提到的那些原因，关健一点还是为了维护元朝的统治利益以笼络名门望族的人心为目得使然，再者高德山的哥哥高广为栗阳候补县尹，高德山本人又曾是盂州阴阳教官虽已隐逸田园，但这面子还是给了的好。

        有的读者也许会问，高德山既立碑为什么不把高厚以上的先祖也列入其内呢因为这通碑就是为仙人的始祖立的，故一定是从高厚开始，而“上自高曾，下及玄仍”也算已是一种很高的规制了吧，一般家庭我看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况且一块碑允许做多大能记录几代人在古代都是有极严格的标准限制的，不能想造多大就造多大。

      以上拙文，敬请各位同好斧正。

附:前隐士高君墓志铭

奉议大夫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程明德撰

承事郎冀宁路盂州判官郝蔚篆

国子监伴读掌仪李徽书

按高氏出自齐国。以公族为齐相，因学为氏，其後藩昌，分处他国，世为显姓，代不乏人。君讳厚，祖居盂州东乡之仙仁村。为人宽仁弘毅，力於稼穑，起家勤苦，屡致丰盛。以天年终，葬於越霄山万松林之左。地形幽澻，峯峦叠秀，中则垣平，川原如掌，林木森严，映带左右，诚茔域之佳兆也。娶王氏、贤明。生子泰，教以义方，不坠先业。妻胡氏。又能执妇道。渐致殷富，积粟至万硕。周贫賉匮，昌大其门闾，四方旅食来依者众。泰四子：长曰溱、次曰清、津、浩。皆有才能，豪侠行义。旦则干农，暮则讲习经史，知所志通，不求闻达。迨至金末，世衰，多赠官以溱，乃西州豪桀之家。累举孝廉。擢溱同知太原府事，清同知保德州事，津乐平县尹，浩获鹿县尹。每逢国乱，清津浩俱来应命。惟溱领职属施令。元兵南下，殁於陈所。溱清皆无嗣，惟津妻晋氏，一子：林。浩，武氏、冉氏。四子：长曰贵、次曰珎、宝、玉。浩命长子贵出継於清。其後，清、津、浩子林、贵，分为东西宅。津为民号东宅，浩为军号西宅。林三子：英、良。贵二子：广、德山。珎一子：仲。宝二子：成、元。玉三子：庭、演、聚。皆以农为业。惟贵次子德山，明敏好读书，又精於卒壬之所得，为盂州阴阳教官，自後恬於隐逸，遂不复仕。宝延儒生以教子弟，勉励宗亲以敦和睦。每念高氏一门，分□二百馀口，恐世次踈远，迷失谱谍。欲龙碑石，俱载宗派庻乎几後裔，知所从来，不忘先业，有所兴起，佥议允许众逯其志。至正丁亥二月寒食，予自盂守除充运副，闭门待次，而郡吏候唯周，因婿於高氏一门，一日与德山孙敬先，携宗族图本来告予曰：切惟人之大莫重於三纲宗之，之盛不过於灭族。偭惟高门有葭等之荣，漾恩报本之意，慎终追远之厚，上自高曾，下及玄仍，欲立石以传不朽。敬请明公以文之，是所望也。予前知州掌固，重高氏数世同居，子弟力田，亦当极劝，激励薄俗，以为仪表，兹者恳请，益怪不愧，无鄙直书其事。其谱谍

世次，已载碑阴。铭曰：

高氏之先，太公之後。

代不乏人，恒为族右。

分适他国，源流悠久。

盂之仙仁，远裔曰厚。

隐逸不仕，退归畆畆。

积德百年，箕求能守。

迨自德山，力田孝友。

常怀报本，谱谍劝诱。

我文斯石，以传不朽。

峕大元至正七年岁次丁亥已酉月庚寅日

定襄县石匝提控智福荣

       

1 文言文翻译尹师鲁墓铭志

师鲁，河南人，姓尹，名洙。可是天下的士人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称呼他师鲁，他的名声被当时人看重。世上了解师鲁的人，有的推崇他的文学才能，有的佩服他看问题有见解，有的赞美他的才干。至于说到他的忠义之节，无论处在逆境和顺境，面临灾祸和喜庆，都无愧于古时君子之风，然而天下称师鲁的人未必全部知道这些。

师鲁写文章，简洁而有章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在《春秋》上有专长。他与人谈论，肯定对的，否定错的，一定要把道理说透彻才罢休，不随便停止而胡乱听从别人的意见，人们也很少能超过他。遇事无论难易，敢作敢当，他被世人称赞的原因，也是被人嫉恨的原因，因此他最终处境艰难而死。

师鲁年少时考中进士，做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调任山南东道掌书记的官职、做伊阳县知县。王文康公荐举他的才能，皇帝召见面试后，担任馆阁校勘，又调任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被贬到饶州，谏官、御史不肯替范公说话。师鲁上书，说范仲淹臣是他的师友，希望能够一同被贬。师鲁被贬监管郢州酒税，又调往唐州。这时，父亲去世了，守孝期满，又担任太子中允、河南知县的官职。西夏赵元昊造反，陕西一带兴兵作战，大将葛怀敏上奏朝廷起复师鲁担任经略判官。以后众将在好水打了败仗，韩公被贬官做秦州知州，师鲁调往濠州任通判。过了很久，韩公上奏朝廷，师鲁又到秦州做通判。又调泾州任知州，渭州任知州，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的官职。到潞州任知州，处理政务有仁爱之心，潞州人至今思念他。累官升至起居舍人，掌管龙图阁。

师鲁在天下太平时唯独喜欢谈论兵事，写了《叙燕》、《息戍》二篇文章流行于世。他主张的军事备战的主张，述述了作战、守卫成功失败的要义，全是当时利害所在。又想训练土兵代替戍守的士卒，来减少边境的开支，以此作为抵御外敌的长久之策，都未能施行。等到元昊臣服，西部边兵解处戒备，师鲁离开现职，他的言论主张也得罪了一些权臣。既然这样，那么天下称赞师鲁的人，对于师鲁的才能，也未必全部了解。

开始的时候，师鲁在渭州任职，有违背他管理（节制、调度）的将吏，想按军法杀掉他们却未能做到。这以后一些官吏到京师，向朝廷上书控告师鲁把公家的钱借予部将，师鲁被贬做崇信军节度副使，又调职监管均州酒税。有病，缺少医药，抬到南阳求医。病好了，依着几案坐着，看到幼子在眼前，也没有疼爱的表情，和宾客谈话，最终不涉及他的私情。享年四十六去世。

2 关于朋友铭的文言文

1高山流水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2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喂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3包惊几笃于友谊

包惊几笃于友谊，与吴东湖善。吴卒，抚其家甚至。后方嫁女，闻吴女将适人，贫不能理装，即以其女之奁具赠之，己女后一载始嫁。时论称之。

3 古文中小石潭记,爱莲说,陋室铭,和哪篇古文合称记说铭志

记铭说志四篇：小石潭记、陋室铭、爱莲说、寒花葬志（一）《小石潭记》 本文是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第四篇。

也是唐代以来山水游记中的名篇，本篇以传神之笔，生动地描写了小石潭环境的清幽美妙，潭水的清澈空无和游鱼的活泼生趣，同时也寄托了作者谪居荒远之地的孤寂、幽愤心情。 全文分五段。

第一段写发现小石潭的经过，潭的结构特点及周围的景物。文章一开始先写小石潭的方位和悦耳动听的泉水声，正因此吸引了读者寻声而往，使作者游兴大增，接着有“伐竹取道，下见小潭”，看见“水尤清冽”作者心里增添了一层喜悦。

接着写出小石潭的结构特点“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这一句既说明了此潭命名的由来，也说明了潭水清澈的原因。“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三句描绘景物，分别从颜色、样貌、动态等等角度体现景物的生动形象，绚烂多姿，妙趣横生。

第二段主要描写潭中游鱼。犹如特写镜头，尽显游鱼之态，先写了鱼之静，后补以动，动静相生，惟妙惟肖。

其中“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最能衬托出水之清。“似与游者相乐”一句再次体现出了作者心下之喜，这句将人、鱼并写，情味无穷。

第三段写潭水的源头。写水的源流用了一系列精妙的比喻，既写出了水流之势，又描摹了溪岸的形象。

第四段写作者游览的感受。“坐潭上”八句，不仅写了小石潭的气氛幽深冷寂，更突出了作者触景生情产生的孤凄悲凉之感，委婉地表达了作者被贬后孤寂苦闷的心情，并交代了离此而去的原因，行文至此体现了作者情绪由乐转忧的变化。

第五段附记同游者的姓名。 本文保持了《永州八记》一贯的行文风格，观察入微，描摹细致。

肖其貌，传其神。文章先写所见景物，然后写自己的感受，再次突出小石潭及其周围幽深冷寂的景色和气氛。

全文寂寞清幽，郁郁落落，形似写景，实则写心。写优美动人之景，寄寓了作者欢快和乐之情；写清凄幽寂之景，寄托了作者悲楚忧伤之情。

作者被贬到永州，内心十分痛苦，所以移情山水，正是为了排遣这悲苦和忧伤的情绪。（二）《陋室铭》 陋室，这里指作者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期间（824~826）在当地构筑的简易房子，作者为它作铭，主要是为了表述自己的节操和志趣，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讽刺现实的意味。

铭，原是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通常是用韵的，读来铿锵有力，音韵谐美；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最短者不足十字，与格言颇相似。

本文虽只有81字，却是铭辞中的长者。一般的铭辞因为目的在于使人知所警戒，所以往往只提观点，不作论证；本文则夹叙夹议，不但有观点，有论证，而且在论证过程中还简要而生动地描述了这间“陋室”内外的情景。

全文分三层：开头六句为第一层，运用类比立论，点出全篇主旨——“惟吾德馨”。开头四句用诗歌手法以山水起兴，作者以神来之笔写出山的高低和水的深浅与“名”“灵”的关系，着力突出“仙”“龙”的重要，有以“仙”“龙”比喻品德高尚的人、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之意，“惟吾德馨”是全文的纲领。

第二层为“苔痕上阶绿”以下八句，主要说明“德”能使陋室不陋的原因。主要从陋室周围景色、陋室主人交往之人、室中生活之事三个角度对陋室进行描写，着重表现陋室环境的清幽雅致，交往人物和生活情趣的高雅，以此突出陋室主人之不俗，身居陋室能够与鸿儒谈笑，能够鼓弦而歌，作者洁身自好，安贫乐道之情已溢于言表。

第三层为最后四句。引用古贤之名室名亭和圣人之语来证明陋室不陋，再次点明了题旨。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是例证，联系上文可看出作者有自况之意；再引孔子的话作结，更具有雄辩的力量。这几句引经据典，其意不言自明，从中可见作者虽幽居于此，但有和古贤一样的抱负和理想。

本文是托物言志的佳作，作者借为陋室作铭言情述志。全文反向立意，不写陋室之陋，而写陋室之不陋，一步步论证了陋室不陋的原因——“惟吾德馨”，陋室之不陋实际上是对陋室主人品德高尚的颂扬，表明了自己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本文写于作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遭贬谪期间，能表现出这种情操实难能可贵。（三）《爱莲说》 说，是一种议论性的古代文体，大多是就一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写法上不拘一格，行文崇尚自由活泼，又波澜起伏，篇幅一般不长，跟现代杂文颇为相似。

作者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人品极高，胸怀洒落。曾任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省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的名称）地方行政长官，命人在官衙一侧挖池种莲，名曰“爱莲池”，又托物言志，写下了这篇文章。

本文章法极为严密。开篇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是总提，为下文将要说到的“菊之爱”“牡丹之爱”“莲之爱”张本，是入题的准备。

接下来，先以陶渊明爱菊和世人爱牡丹二事作烘托，然后用“予独爱莲”一语道出作者心意，这就是入题了。循此继进，自然说到莲的种种可贵之处。

从“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至“亭亭净植”几句，在描写中渗透作者对莲的无限赞美之。

4 铭在文言文中的意思

一种文体，míng

“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多见于青铜器，墓碑，石等载体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一般是用韵的，内容大多数简短，特别是刻于器物上申鉴戒的铭文，铭文常由生活中一些小事上升到对生活的哲理性认识，言简意赅，雅俗共赏。文字短小精悍却构思精巧，内容朴素而义理深邃，形式活泼且易诵易记，对我们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有很大的启示，很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玩味。铭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内容；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多记载当时君主的功过以及当时社会的方面如交易，律法，祭祀等

铸、刻或写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迹或警诫自己的文字：铭刻。铭文。铭志。墓志铭。座右铭。

在器物上刻字，表示纪念，永志不忘：铭记。铭心。铭骨。铭诸肺腑（喻永记）。

中国古代用于铭刻的文字逐步形成的一种文体，如《文心雕龙》有《铭箴》篇。

5 写一个托物言志的文言文

爱书说

人各有所嗜，各有所好。或好音律，或好书法，或好花草，或好琴棋。予独爱书也。

书者，吾良师益友也。赵恒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老者、壮者、少者、幼者，皆可读书。可以之不出寒舍门，便知天下事。可以之增长知识。书，精神食粮也。不读书者，安能称之为“真君子”焉？

予谓好音律者，善通音韵也；好书法者，精通书法也；好花草者，亲近自然也。好琴棋者，生活雅趣也。则好书者，博学多识、精通百道、视野开阔也。刘向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予谓书：书犹烛也，善读之可以亮途；书犹师也，善读之可以博学；书犹友也，善读之可以明理。吾以书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呜呼！好读书者，乃人中真君子也。

吾之屋中，书者繁多俨然。吾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书矣。及国庆八天，一人、一桌、一椅、一书而已。读书时，乃迷于书中，不闻不问。兴起之时，乃手舞足蹈，趋于屋中；怡然之时，乃持书于手，放声诵读。及母呼吾膳，仍兴致盎然。

噫！书中自有真乐矣！书中自有真知矣！

6 《张子野墓志铭》文言文全篇翻译

原文：

子野为人，外虽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浑浑，不见圭角，而志守端直，临事敢决。平居酒半，脱帽垂头，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岂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讳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来，家京师而葬开封，今为开封人也。铭曰：嗟夫子野，质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长？岂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开封之原，新里之乡，三世于此，其归其藏。

欧阳修《张子野墓志铭》（欧阳修集 卷二十七 居士集卷二十七）

译文：

张子野这个人，外表虽然外表虽然快乐愉悦，但内心刻苦进取；待人浑厚纯朴，为人低调，才干不外露，而且坚守原则和志向，始终不渝。他遇到事情，不乱分寸，果断处理。平时宴饮间酒至数巡，他脱下帽子，垂下头发，我突然发现他青春已逝，头顶半秃，头发斑白了。我固然遗憾他未老先衰，但也仅此而已，难道他内心有痛苦不能自得其乐吗？子野的祖上，是博州高堂人，从他曾祖父以来，都在开封安家，死后都安葬在开封，现在算是开封人了。在他的墓志铭上写道：子野，向来浑厚纯朴。谁阻碍了他的通达吗？谁削减了他的优势吗？难道是他内心本来就不开心？还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情绪？生于开封，故归开封，三代人都安葬于此，也算是一个归宿了。

7 古文《三槐堂铭》的全文翻译

一、全文翻译如下：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二、扩展知识：

1、作品简介：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2、作者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3、作品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8 写一篇关于铭的诗或文言文或短文

、陈蕃愿扫除天下

藩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岁。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藩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藩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译文

陈藩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独自住在一处，庭院以及屋舍十分杂乱。他父亲同城的朋友薛勤来拜访他，对他说：“小伙子你为什么不整理打扫房间来迎接客人？”陈藩说：“大丈夫处理事情，应当以扫除天下的坏事为己任。不能在乎一间屋子的事情。”薛勤认为他有让世道澄清的志向，与众不同。（文言文，百度可以搜索）

9 仙逆的那篇铭志是他自己写的吗

是耳根的原创

原文：

铭志，囚封天之道，众生需渡无量劫，离开深狱一执念，奉至修真行

铭志，众生亦于无量前，解今茫世，脱困天之念，取来生道，奉至修真行

铭志，锁亡天之运，印冥朝，众生之所不得真道者，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奉至修真行

铭志，天道不仁，灭天之道，取天之血，断天之翼，融天之魂，得道今生，奉至修真行

铭志，众生之所不得真道者，难舍生死，难了因果，难渡轮回，奉己修真行

铭志，天道恒长之，众生欲得真道，须舍生死，了因果，渡轮回，奉己修真行

铭志，众生难舍生死，而困落海，亦困难一生，众生须励志得真道，奉己修真行

铭志，人若残，无生，无魂，无神，无道，当渡轮回，奉己修真行

铭志，道分道再分道，无道可自成一道，立千道之上，众生皆为门徒，得真道，奉己修真行

这个太牛，我写不了。

10 古代题目中带"铭"和"说"的文言文

1、《陋室铭》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全文短短八十一字，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

文章层次明晰，先以山水起兴，点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主旨，接着从室外景、室内人、室中事方面着笔，渲染陋室不陋的高雅境界，并引古代俊彦之居，古代圣人之言强化文意，以反问作结，余韵悠长。

2、《柳子厚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为已故好友柳宗元所创作的的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讲述了柳宗元的家世、为人、政绩等，包括了世系、卒葬、子嗣等墓志铭应该有的内容。

通过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综合概述，作者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宗元受排挤、长期遭贬、穷困潦倒的经历给予深切的同情，对柳宗元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3、《爱莲说》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

4、《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出自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文本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该文被收入语文版九年级上册，苏教版九年级上册。

5、《师说》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明清时期，腾冲进士共有六人，分别是明代的陈彝典、胡琏、胡璇，清代的许尔超、江鲈、寸开泰。

　　1、陈彝典。腾冲明代进士第一人。明穆宗隆庆四年庚午科举人，次年辛未(公元1571年)科进士。考中进士后，留京任户部六品主事，后升任五品员外郎。清乾隆《腾越州志卷之六科贡》：“腾进士在明则有三人，陈彝典，隆庆辛未1571年科张元状榜）也。”清光绪《腾越厅志卷之十二乡贤》：“陈彝典，有：进士，官员外郎，唇雅渊博，致士归，不履城民国有：隆庆辛未科进士，户部主事，升户部员外郎。纯市，士林呈羡焉。”《腾冲县志稿》：“陈彝典，雅渊博，为文姿肆磅礴，有典有则，尤明舆地之学。所著诗文集久佚，《徐霞客游记》《腾越文昌唯载阁记》一篇存焉。”陈彝典后裔现主要集居于观音堂陈家巷。大清二十三年《陈姓宗祠碑记》“彝典公中隆庆庚午 有1570年科乡荐，辛未连科进士第，官员外郎，实开腾阳科甲。经与志书核对无误。”陈彝典是位博学多才，能诗擅文，惯悉地理玄奥的人。近人李根源在其所纂《永昌府文征》中说：“陈进士彝典、胡进士琏，俱具风骨，有政声，能文章，竞无一字留人间，可慨已!”史载陈彝典曾著有诗文集，然早已散佚，今天能见到的，仅有其所撰《文星阁记》一文片断，保存于《徐霞客游记》中(见《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陈彝典作“陈都典”)。《腾越厅志》将他列入“侧身修行，不求闻知，而卓卓可纪”的人物中，说他“致仕归，不履城市，士林称羡焉”。可知这位进士性喜淡泊，厌弃烦扰，辞官回乡后，即隐居乡村，志趣高雅，而为士民所尊敬。

　　2、兄弟进士胡琏、胡璇

　　胡琏，腾冲明代进士第二人，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进士，初任山东曹州令，升任工部都水司五品员外郎。英年早逝，墓葬小西里仁村接引寺后。《胡氏家谱》、《胡公璇墓志铭》等记载可知，胡琏、胡璇祖籍为江西饶州府馀干县富云乡宦家巷。

       3、胡璇，腾冲明代最后一位进士，乃胡琏之弟，初名胡璋，字大器，又字宝树，别号二峰，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进士，官至吏部验封司主事郎，南明时加封太仆寺卿兼工部侍郎。墓葬北海干峨山麓邵家营田旁。

　　《胡氏家谱》记载：“胡二峰先生传：胡璇，字大器，又字宝树，别号二峰，腾越人。崇祯甲戌进士，授吏部验封司主事郎中，迁太仆侍卿。……根源按：二峰先生原籍江西饶州府馀干县富云乡宦家巷，父荣字阳山，以武职来腾，遂著籍腾越。家于西街，长子胡琏。”

       《胡公璇墓志铭》记载：“先生名璇，字大器，又字宝树，别号二峰。原籍江西饶州府馀干县富云乡宦家巷。万历二十六年生于腾越，崇祯三年庚午年，三十三岁中云南乡试三名举人。崇祯甲戌会试，御敕进士及第，授吏部验封司主事郎中，迁太仆侍卿。”

　　胡琏、胡璇著述颇丰，尤以胡璇居多。王灿在《胡二峰先生传》中云：“著有《二峰文集》、《诗集》、《南疆纪事》诸书，今皆佚失，惜已散失。”胡璇还撰有《重修宝峰寺佛殿碑记》、《天应寺碑记》、《重修华严寺碑记》、《金轮寺佛殿碑记》、《护珠寺碑记》、《关帝庙碑记》等，今尚存。

　　4、许尔超

　　腾冲在清代第一位进士，为嘉庆三年戊午(公元1798年)科举人，嘉庆六年辛酉(公元1801年)科进土。官五品翰林加检讨衔，职掌国史编修。其详细生平已不可见，惟李根源在其所著《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中云：“古永，旧设古勇县……有许尔超，嘉庆辛酉钦赐翰林检讨……为练之特着人物”，可知其为古永人(亦有为绮罗人之说)。

　　事迹不甚详细，文字上只留有其题云南通海秀山逋翁亭对联石刻：“清樽共一亭醉翁之意在山水，往事论千载贤者所怀无古今”

　　5、清代第二位进士名江舻，字济占，号仁斋，镇夷关人(今属清水乡)。自幼敏慧勤奋，“少负文名”。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考取拔贡，六年辛酉科(公元1801年)中举，二十二年丁丑(公元1817年)中进士。历官山西怀仁县、绦县知县。他居官清正廉明，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有“江青天”之颂，后病卒于绛县任所。由于他生前两袖清风，宦囊萧然，以致死后其子无力运柩还乡。幸得当地士民感念他的恩德，集资相助，其遗骸才得以归葬故乡。近人李学诗有《镇彝关怀江仁斋先生》诗云：“村外桃花春色满，桥头杨柳午阴清。当年廉吏今何在三晋曾闻有颂声。”

江舻不仅政绩斐然，官声卓著，且文采超群，书作俱佳。曾著有《半个山斋诗文集》，惜已散佚。其家原存其八股文《为政以德》一篇，乃其亲笔，书法挺健秀莹，兼具褚遂良及钱南园之丰神。李根源纂《永昌府文征》收其诗作九首。

　　6、腾冲的最后一位进士寸开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公元1895年)中进士。留京任刑部六品主事，签分山东司行走。庚子变起，联军犯阙，慈禧、光绪偕百官西逃，同官劝其南行，寸开泰不为避难全身，坚留京城。待和议成，朝廷为表彰其忠节，以刑部主事加五级，授予正四品中宪大夫衔。他学养深邃，热心公益，辞官后，为腾冲的社会进步和文化教育发展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他精经史，工骈文，善画梅，擅书法，曾参与编修《腾越厅志》，主编《腾越乡土志》、《龙陵县志》、《寸氏家谱》等。传世著作有《八十一株梅花馆诗文稿》多卷。他一生迭遭妻死子殇之痛，晚年落拓困厄，殁于民国14年(公元1925年)，享61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