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过于笼统，可以看唐浩眀的书

简单说，张之洞名门世家，兄长张之万状元宰相，本人解元探花，学问功底一流。历任封疆大吏，力行洋务，首倡中体西用，有功于时代。晚年入阁拜相，推行新政，可谓善始善终。而1911年推翻清朝的武昌恰又发生在张之洞经营多年的武汉，可见其人开风气之先，引时代精神之变导致的社会后果，可谓伟人。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人物。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张之洞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

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

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

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

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

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

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

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

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

洋务派历史沿革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了《海国图志》一书，并且明确在书中阐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欣、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

尽管奕欣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张之洞

-洋务派

鲁迅乳名叫“张”。

据说他出生后，父亲周伯宜把这喜讯报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周介孚。

当时一位张姓的高官（可能是张之洞或张之万）正在拜访周介孚。为讨吉利，祖父给鲁迅取乳名为“张”，于是家里人都喊他“阿张”。

鲁迅本名“周樟寿”。

按家谱，鲁迅属“寿”字辈。祖父为鲁迅取了一个和乳名同音的“樟”，组合而成“樟寿”，但是，如严格按家谱，应为“寿樟”。

鲁迅字“豫才”，也是祖父为他取的，最初取字“豫山”。

“豫”字是介孚公为了纪念自己在江西金溪县做官的历史。

江西古称“豫”，又叫“豫章”，王勃《滕王阁序》“豫章故郡”，即指江西。

“山”指鲁迅老家绍兴，绍兴在秦始皇时是山阴县，后改绍兴。

由于“豫山”与绍兴话“雨伞”谐音，因此在鲁迅上私塾后，常受到同学嘲笑。便哭闹着让祖父把“豫山”改为“豫才”。

鲁迅的常用名叫“周树人”，是本家长辈起的。

鲁迅祖母去世，祖父因为科场舞弊案下狱，父亲重病后去世，家境愈发艰难，鲁迅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

江南水师学堂有一位鲁迅本家长辈，因看不起新式学堂，不耻于让周家人上这类学校。于是在填写姓名时，把“周樟寿”改为“周树人”。

孰知改名“树人”却与表字“豫才”相得益彰。

鲁迅在以后公派到日本留学以及后来到教育部任职时，就一直用“周树人”这个姓名。

据专家统计，鲁迅有笔名181个。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首次署笔名“鲁迅”。

究竟“鲁迅”是什么含义呢？

“鲁”是母亲的姓。鲁迅小说常提到的“鲁镇”，就是母亲的老家；小说里也出现过“迅哥儿”这个称谓。

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载，鲁迅曾当面对他说过：“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母亲姓鲁，周鲁是同姓之国，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这是“鲁迅”笔名来由最权威的解释。

《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本文系节选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竟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历史的玩笑开得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拼图，瞎子摸象不行，盲人扪烛也没用，多保持一点耐心和好奇心则会收获更丰。我们通过史料去看“捉摸不透”的张之洞，面目未必清晰，但尽量寻找一些原始细节，加以比对和甄别，总比妄下定论更有意义，也更有趣味。

[废除科举制的异常举措]

20世纪初，张之洞年过古稀，他偕同袁世凯，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者并不蠢，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策略，拿张之洞和袁世凯说事：“如谓科举之中无经济，张之洞讵非科举出身？如谓学堂之外无人材，袁世凯何尝由学堂擢用？”但这回中国的科举制度真的已到寿终正寝之时，张之洞“有幸”成为其终结者之一。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之洞、袁世凯主张废除科举，王文韶持反对意见，两票对一票的结果，仍是科举制被兜底废除。袁世凯本以领兵致通显，主张保留科举的人对他责备尚不甚严厉，对张之洞则极诋为“过河拆桥”。

张之洞除了力主废除科举制，断掉贫寒学子通往仕途的独木桥，还干了两件颇遭时人诟病的“好事”：以兴学变法为名，废除书院山长（即院长、校长）制度，师道因此降尊为卑；废除幕宾制度，将书札和权谋委于文案，于是幕僚制度流行成弊。元朝始兴山长制，山长必一时之俊选，道德学问为诸生所宗仰，师道尊严，朝野奉以殊礼。明清两朝沿袭旧制，凡教授、教谕、训导，皆可长揖公卿。张之洞废山长制，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监督由官方任命，师者为官，性质剧变。以往，督抚司道才有幕宾，由刑名师爷、智囊和西席（家庭教师）组成。幕宾与幕僚最大的不同就是：幕宾只能出主意，私下或可弄权，幕僚则可公然弄权。左宗棠做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因为弄权引起公愤，一度被武官樊燮告御状，险些身陷囹圄，到了清末（延伸至民国时期），幕僚多由大佬的心腹充任，上位极快，形成一个特定的幕僚集团，对地方事务大包大揽，遂有尾大不掉之忧。

有人笑谈，张之洞是绍兴师爷的终结者。

[政绩：武备文事并举]

有一个笑话说：闽浙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兄长）平时总是佩带两块怀表，别人感到惊讶，以为有什么高明的寓意，张之万笑道：“吾仅二表，视吾弟八表犹少矣。”

在古代，“八表”又称“八荒”，专指极远之地。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署任两广总督，上谢恩折，其中有“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经营”一语。从此，这位封疆大吏就以“八表经营”著称。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最令人称道，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根基。中法大战，中国取得了近代对外战争唯一的大捷，张之洞有审察大势、说服朝廷、调和诸将、供应后勤的功劳。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傲哥对主持中法战事的老帅彭玉麟礼敬有加，彼此精诚合作，十分愉快。张之洞是代理淮军大将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的，出京赴任之前，他让樊增祥撰稿，赞扬彭玉麟。老帅彭玉麟年近古稀，初到广东统兵，处处受到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掣肘，几乎动弹不得。张树声被朝廷调离后，新任总督张之洞力挺彭玉麟，处处虚己相从，文武和洽，均感快惬。张之洞派使者携带急信和五万两饷银去恭请年届古稀、息影田园的冯子材出山，最具诚意。正是冯子材、刘永福、王孝祺等宿将扭转了战局，张之洞虽未亲临前敌披坚执锐，但他雍容坐镇，调度有方，仍然居功至伟，令朝野刮目相看。

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后，法军主帅孤拔被清军大炮击毙，清军本可乘胜追击，将法军驱逐出安南（越南），但主战派疏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主和派见好就收。有人说，李鸿章心生嫉妒，不愿看到主战派的战果迅速扩大而故意使之半途而废。从张之洞的反应看，这话不无道理。战后，他择取唐代诗人张九渊的诗句“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来表明心迹，自号“无竞居士”。

《清史稿·张之洞》这样写道：“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物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之洞在广东如此，在湖北亦如此，创建两湖书院，遣派留学生，设立织布局，开办汉阳铁厂。张之洞还力主修建南北中枢干线——芦汉铁路。他强调：“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

当年，修建铁路是大难事，筹款不易，炼钢不易，防范贪渎不易，处理复杂的人事不易，张之洞却锐意为之。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实为后来的京广线北段。醇亲王奕譞在复电中赞扬张之洞的任事之勇：“纵使志大效迂，成功与否，不可预必。然精卫、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只要涉及中国近代重工业，谁也绕不过张之洞。尽管汉阳铁厂的长期亏损并非秘密，产铁成本居高不下，想必张之洞也头痛过，但事关国家的重工业前途，就是亏本也得大干快上。

张之洞两次担任两江总督，为期都很短，但他购置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守卫，招聘德国军官当教练，组建江南自强军，广立学堂，事情并没少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大闹京津，两宫西狩，国势危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条约，保全了中国东南各省的安定局面。这说明，张之洞的大局观是不错的。为了免遭慈禧太后的猜忌，他一再表示：倘若两宫稍有闪失，他就投湖自尽，生为清臣，死为清鬼。

张之洞主战，并非底气使然，而是意气使然。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奉天爆发。此前，局势紧张时，张之洞即明确表态，欢迎日本与俄国大干一场。他认为，俄国素以强暴著称，中国应庆幸日本重创俄国，以此消除和减轻边患。张之洞痛恨俄国，实因他与李鸿章不睦所致，李偏向俄国，张就偏向日本，大臣间的意气之争给国家埋下了祸种。

当年，朝野评价张之洞的政绩，有人用的是“乏善可陈”四字，认为张之洞说得过去的“政绩”只有两件：在山西禁烟，在广东开赌。张之洞治鄂时间最久，十多年，对手下亲旧不能严加督饬，因此官场贪贿成风。张之洞在山西禁鸦片，却禁得正当。在广东大开赌禁，筹措军费，以应付中法战争，虽有点像是捞偏门，倒也是无奈之举。敌对者抓住这个把柄讥讽他，并没多少说服力。

清代文官死后谥文襄，一定要有武功铺底才行。《清会典》于“臣谥”条目下可寻依据：“辟地有得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一度令世人费解。然而仔细梳理一番，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确实打过漂亮仗，中法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虚己推诚，任贤选将，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左宗棠死后谥文襄，毫无争议，他不仅平定了东南，还收复了西北，可谓居功至伟。但左宗棠是内战大师，未曾与外寇有过正面交锋，这一点张之洞倒是因为中法战争取胜，占到了外战内行的美名，他死后被谥为文襄，不算夸张。

张之洞纪念馆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总建筑面积2536平方米，设有一个序厅、七个基本陈列展厅、一个多功能厅。本次展览展出了大量历史和珍贵文物，反映了张之洞作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