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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的北人南迁淮扬，淮扬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人口迁移。

南宋时期淮南东路辖楚、扬二州，下辖沿运河的淮阴、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五县及沿海的盐城一县，这六县在南宋淮南东路中受战乱影响较大，又是今天江淮方言淮扬片地域。

金人南侵后，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太原失守后，朝廷认为“淮泗不可居”，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船刚过闸，潮水就落了。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这些京东路（今豫东、山东、苏北部分地区）和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水贼”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到达楚州鼍潭湖，积茭为城，有部众万余人，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作水寨自保。次年三月水浅，金朝挞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张荣部大败金军，挞懒奔逃楚州。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

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除了汴河、泗水外，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夷坚志·支甲》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遭乱流离，骨肉散落，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在今淮安、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中，险些被盗贼杀掉，幸好被仆人搭救，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又积累起百万资产。他是侥幸逃生，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清波杂志》卷七说：“扬州仓猝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这里的“仓猝南渡”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当年二月，赵构在扬州，金兵南下，黄潜善、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等到金兵逼近扬州，赵构仓促渡江。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践踏致死者无数。金人游骑至瓜洲，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存活的只有几千人，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扬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部分居民逃到泰州。隆兴和议后，扬州有所恢复。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死不降元，扬州又是“积骸满野”，大量居民逃亡。

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元军占领临安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罡、赵于海上。祥兴二年(1279年)山之战失败后，陆秀夫背着赵跳海殉宋，南宋灭亡。

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吴县《管氏家谱》说其祖先原籍山阳，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常州《新河唐氏家谱》、江阴《唐氏支谱》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润东北龚氏族谱》说龚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今镇江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的。 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又接受了中原、江南很多移民，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其次，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战争中死亡、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评话艺人，扬州评话一代宗师。他的传奇多有记载，然而在柳敬亭的籍贯认定上，却纷争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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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籍贯百年各有一表

柳敬亭的籍贯？与他交往的友人或曰泰州（余怀《板桥杂记》：“柳敬亭，泰州人。”张岱《柳麻子说书》：“及见泰州柳先生。”），或曰扬之泰州（吴伟业《柳敬亭传》：“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顾开雍《柳生歌并序》：“扬之泰州柳生，名遇春，号敬亭。”），或曰海陵（朱一是《听柳敬亭词话》：“海陵柳生会稽住。”），或曰吴陵（汪懋麟《柳敬亭说书行》：“吴陵有老年八十”）。海陵、吴陵是泰州的别称，表述尽管各异，肯定他是泰州人则同。明清时泰州属扬州府，柳敬亭长期生活在南京，因而有时也说“维扬柳敬亭”（吴伟业《楚两生行并序》）、“扬州人”（阎尔梅《柳麻子小说引》）、“南京柳麻子”（张岱《柳敬亭说书》）、“白下柳生”（王澐《漫游记略》）。编纂于清代的《康熙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雍正泰州志》、《道光泰州志》等，均有柳敬亭传。民国十六年（1927年），《小说世界》第十五卷二十三期“文坛秘录”栏，刊载了钱啸秋的《柳敬亭之世系》，他根据通州曹氏家谱，首次披露柳敬亭是宋曹彬之后，祖籍真定府灵寿，曹彬的九世孙珏迁居常熟，十二世孙尧卿渡江至通州馀西场定居，尧卿后代有永昌，“永昌即敬亭也，字葵宇，与其父应登、弟永祥曾播迁至泰州，世因误以敬亭为泰人。自敬亭徙居南京，指柳为姓，人更不知敬亭为曹永昌矣。”民国二十五年，《越风》第二十一期有张破浪《平话家柳敬亭考证录》，其中“敬亭之世系”引用钱说，“以敬亭之易姓，而世遂不知其世系，自明末迄今，且三百年，曹姓世系均不知”，“因啸秋为文以表张，而世遂知敬亭之原世系焉。”不过，也有人不相信。1956年出版的洪式良《柳敬亭评传》就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考虑。”如柳真是曹彬之后，在旧社会里柳会引以为荣，吴伟业也将记入《柳敬亭传》里借以增高柳的身价。柳既不谈，吴又不记，这就不能令人无疑了。”（第3页）

1963年，《江海学刊》第一期发表管劲丞《柳敬亭通州人考》一文，管氏根据亲见的曹氏族谱和范国禄的七古《听居生平话》，对柳敬亭的籍贯及相关问题做了仔细分析，断定柳敬亭祖居通州馀西场，至其父应登和叔应科，才率敬亭等迁居泰州。或许不久就兴起“四清”、“文革”等运动，这篇文章影响不大,不仅《辞海》柳敬亭的条目仍按传统说法写作泰州人，就是1979年出版的陈汝衡《说书艺人柳敬亭》一书，在叙述柳的家世时也只提到钱啸秋，很可能还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当然，南通人是知道这桩公案的，修成于上世纪末的《南通县志》和《南通市志》都为柳敬亭立了传。《南通县志》说他“本曹姓，流落泰州后，改姓柳”（第1187页）。《南通市志》说“本名曹永昌……幼时随父迁居泰州，因受陷害成缉捕对象，休息于柳树下指柳为姓”（第2483页）。而旧志是没有柳敬亭传的。2003年第八期《文史知识》“张謇与南通专号”上，发表了陈辽《平话奇才柳敬亭》，强调柳敬亭是通州人，并介绍管劲丞有《柳敬亭通州人考》，虽然陈辽先生没有提供新的资料，却提示了柳敬亭的籍贯问题。

管劲丞的《柳敬亭通州人考》，是研究柳敬亭籍贯的重要文章，今天不论主张柳是通州人还是泰州人，考证柳敬亭的籍贯问题都离不开曹氏家谱。现南通图书馆藏有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的《通州曹氏家谱》一部，共36卷，约1300页，分装为24册，其中一册为恩荣录。管理人员说不清它的来历，从内容看，似有可能就是当年管劲丞见到的那部。全谱旧损，上有“曹氏世系图”，曹氏以迁通的尧卿为第二世（管劲丞、陈辽均误为第一世），以实际上并未到通州的尧卿之父宣徽公为迁通一世祖。

正确解读曹氏家谱，是解密柳敬亭籍贯的关键所在。钱啸秋就是一例。他说柳敬亭“与其父应登、弟永祥曾播迁至泰州，世因误以敬亭为泰人。”这里一个“曾”字，令人觉得柳敬亭只是跟着父亲到泰州住过一阵而已，细勘家谱，哪有这层意思。管劲丞对家谱解释详细，如说“柳敬亭的父辈兄弟三人和他兄弟二人，都有名有字，而所取字面皆似雅而俗。看来他家既非士族，亦非农民或灶丁，在馀西这个小市镇上，可能属于小市民的上层分子，如开行设肆的老板之类。而其父应登兄弟的同徙泰州，更可能为经商而离家创业”。民国年间，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十八“柳敬亭弟”条所说柳敬亭的情况，因与其他资料相差太大，人们都不相信，但说柳敬亭“其父一钱侩”，并有弟一人，结合管氏的分析，柴萼所说的这两点或许不无依据。管劲丞解释家谱说，“棆生三子：长子应登，字文楼，按即柳敬亭之父。谱名下注‘徙居泰州’，说明他家外迁，系从其父开始。祖父曹棆没有同去。”“他的二叔父曹应科偕其父同徙泰州；三叔父应试未徙。那么，非独自奉二亲家居，即亲死析产，守祖业自立门户”也是正确的。不过，管氏认为曹应登弟兄各率二子一道迁至泰州，同住北门便民坊，却值得商榷。

管劲丞认为：“应科的二子随父迁徙，应试的二子随父守祖业，所以谱上都毋庸再注。柳敬亭二弟永祥，也是随父徙泰州的，谱上却同样有详注，这是因为既于曹永昌名下注有‘徙居南京’，便不得不加注以示分别。”曹氏世系图比较简陋，在各人名下没有记生卒年月，对迁徙这样的大事也不记时间，因此，曹棆的长次二子徙居泰州是在他们青少年时期还是成年，徙居时有没有成家，有没有子女，从谱上无从得知。曹应登弟兄迁泰时，应登子永昌（柳敬亭）有没有出生，从可能性来说不外两种，一是已出生，一是未出生。管劲丞及钱啸秋等认为，不但永昌已经出生，连弟永祥也已出生了。这么说虽然不能说与家谱的记载相抵牾，但在家谱中却也找不到依据，将此说与明末清初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当时那么多的人记载柳敬亭是泰州人而不是通州人，原因何在？唯一的可能，它来自柳敬亭自报家门。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说：“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试想，如果柳敬亭（曹永昌）出生于馀西，幼年才随父母迁至泰州，10多岁又离家出走、糊口四方去了，他在泰州生活的时间仅10年左右，叔父甚至祖父仍生活在馀西，自己在泰州还是个“通缉犯”，柳敬亭对人自称泰州人合乎情理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另一种情况，即曹应登弟兄二人是年轻时结伴来泰州闯荡，后来在泰州站稳脚跟，成家立业，儿女都出生于泰州，这些儿女对老家馀西的印象渐淡，成人之后自认是泰州人，这才合理。如此，符合当时人的记载，又与曹氏家谱毫无扞格难通之处。

柳敬亭曾在泰州“北门便民坊”度过幼年和少年？

如果柳敬亭是在泰州出生、成长的，我们固然可依家谱所记称之为通州人，那就是祖籍而言。

管劲丞认为，“族谱于应登、应科名下并注‘徙居泰州’，只在永祥名下兼注所住‘北门便民坊’地点。推想‘北门便民坊’一宅，当是徙泰两房同居之所。谱上所以注在永祥名下，为的是对永昌的徙居南京有分别，同时并包括了他父亲和二叔父的同居之所。如果三人所居不同，族谱纂修总不会挂一漏二。为此，不妨肯定柳敬亭曾在那‘北门便民坊’居所中度过他的幼年和少年。”这种说法，猜测的成分过多，与家谱的原意和历史情况不符。据明代的《万历泰州志》和《崇祯泰州志》，明代晚期至明末，泰州北关的九个坊中没有便民坊，其他城内和南关等处也没有便民坊。便民坊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清代的《道光泰州志》，距由明入清180多年，它已发展为便民坊东甲和便民坊西甲，位置确实在北门外，约为城河以北、稻河以西大片地方。便民坊并不是明代的坊名而是清代早期的坊名，只是清代泰州的第一部志书《雍正泰州志》编纂潦草，系汇集《崇祯泰州志》、《微尚录存》等现成的志书，再加上入清以后的一些文献凑泊而成，其中坊里部分全抄自《崇祯泰州志》，用的是近100年前的陈旧资料，没有记下当时实际的坊里名称，便民坊失载。至迟在民国早期，便民坊东甲、便民坊西甲已演变为东甲坊、西甲坊了（见《民国泰州志稿》卷三“疆域”）。民国二十年泰县调整县内区划，“坊”取消，更没有人知道便民坊这个名称了。

曹应登弟兄迁到泰州，推算时间在明万历年间（柳敬亭出生于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见何龄修《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清史论丛》第三辑，1982年），管劲丞说他们弟兄子侄一道住在便民坊，甚至说柳敬亭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在便民坊度过，事实上依据不足。曹氏家谱在曹应登、曹应科二人名下只注“徙居泰州”，应理解为徙居泰州境内，但不一定住在泰州城中。有便民坊之说，时间当在清初。

不过，曹应登弟兄来泰州后居住的地方，我推测也不会十分僻远。清初泰州人宫伟鏐《微尚录存》卷六“艺事柳逢春列传”说：“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恶人，长吏以春（按：即柳敬亭）应，时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父欲法绳之，乃出亡，游四方……”如果生活在僻乡，长吏就不会拿柳敬亭去应付差事，致使其远走他乡了。曹应登弟兄很可能落脚于泰州近郊，后经几十年，到了清初，迁泰第二代中的曹永祥率全家移居北门便民坊，家谱这才有他名下的这条“徙居泰州北门便民坊”的小注。这时其父曹应登早已去世，其兄柳敬亭一家也早已不在泰州，他们名下当然不会注这样的内容，而其叔曹应科一支，即其堂兄弟永盛、永恒等人仍生活在原地，家谱当然也无需再加小注。比柳敬亭仅小十来岁的宫伟鏐，在柳敬亭传中说他“本姓曹，泰之曹家庄人也”，理应有所依据，这曹家庄很可能正是由通州馀西曹氏弟兄迁泰聚族而居得名的。当时，泰州城郊的农村人烟稀疏，如上官运盐河（今称老通扬运河）南的塘湾，至清康熙中叶仍然“两岸空阔，漭泱无人迹”（见沈龙翔《周公铺》诗序），外来人口在这里定居很容易。泰州城周围有好几个曹家庄，泰州城东南不到10里处，塘湾以北的上官运盐河西侧就

有一个曹家庄。

“流落泰州后，改姓柳”许是戏说

结合柳敬亭同时代人的诗文及明清泰州志的记载，可以对《通州曹氏家谱》作如下解读：一，柳敬亭（曹永昌）父曹应登、叔曹应科由通州馀西徙居泰州；二，柳敬亭与弟永祥均出生于泰州，后柳敬亭辗转至南京定居，永祥迁居泰州北门便民坊。同时还可以推知，曹应登弟兄徙居泰州的时间为明万历年间，曹永祥迁居便民坊的时间为清初；柳敬亭出生地为泰州曹家庄，这是曹应登弟兄来泰州的居住地，具体位置无考。说柳敬亭“幼时随父迁居泰州”，在谱上找不到根据，也不合情理。说曹永昌（柳敬亭）“流落泰州后，改姓柳”许是戏说而已。

曹氏家谱中有关柳敬亭的记载可靠吗？

柳敬亭在明末清初虽然名闻遐迩，但说书艺人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不是事实，通州曹氏毫无必要将其牵扯入谱，以增族荣。至于清初的《柳敬亭传》中没有提到他是曹彬之后并不足怪，柳敬亭幼年身边没有祖父母，未必有人告诉他曹彬之类的陈年往事。有人说，柳敬亭果真祖籍通州馀西，当时有关他的诗文那么多，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涉及。明清文士与柳敬亭结交，是在他成名之后，距他父辈由馀西迁到泰州，少说也相距40年了，柳敬亭平时如果只自称泰州人，不说自己的家世，别人哪会清楚，诗文没有什么反映是很自然的。

诗中记载柳氏生平

管劲丞文中引用的范国禄的诗就是很重要的反映柳敬亭家世的史料。范国禄（1623－1696年），字汝受，通州诸生，诗文名震一时。其父范凤翼，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历官光禄寺少卿，入清不仕，以文章气节称著。范氏是通州望族，熟稔地方掌故，范国禄年齿比柳敬亭晚一辈，少年时听过柳敬亭的评话。柳敬亭去世多年后，高足弟子邗江居辅臣到通州献艺，范国禄、陈世昶等人有诗纪其事。范国禄有诗四首，其中七古《听居生平话》和七律《居生索赠》都说到柳敬亭是通州人。据清人王藻的《崇川各家诗钞汇存》所收范国禄《十山楼诗钞》有记：

听居生平话

繁华昔日称南京，赁舂我在西华门。桃叶渡头恣游冶，平话争夸柳敬亭。司马堂高惜颜色，倾动公卿一长揖。入座轻将醒目敲，四壁无声人倚席。二十一史多短长，稗官野乘嫌荒唐，出吾之口入君耳，匠心那得皆文章。指挥应节成钩画，唾咳凌风飏珠玉，抉尽英雄儿女情，描向尊前分按拍。开元遗事话鸡坊，流落临安谁擅场。直到烈皇初御极，五狼发迹名始扬。留都乱后闲人少，兔丝燕麦埋青草。博得风流白下传，十年转盼徐娘老。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几人绝诣留衣钵，独有居生一蹴跻。吴陵地与东瀛近，梓里相亲关正性，已从授受见真源，变化离奇况加进。居生居生尔年妙，贯串古今特分晓。何不挟此游长安，凌厉尘埃出人表。

《听居生平话》管劲丞引用时，不知是所据版本不同还是排印的问题，与上述文字小有差别。《十山楼诗钞》按年编纂，这两首诗均系于康熙戊辰即二十七年（1688年）。《听居生平话》因居辅臣而追忆柳敬亭。从诗的开头到“描向尊前分按拍”，叙述昔日在留都南京听柳敬亭说书的情景。“开元遗事话鸡坊，流落临安谁擅场”，上句用唐人小说《东城父老传》的典故，下句“流落临安”系借用宋人《都城纪胜》“说话四家”之类，这两句是回过头来追述柳敬亭成名之前的平话界无人擅场可称名家，作为铺垫引出下面两句，烘托柳敬亭的崭露头角。“五狼”指通州，以地望代称柳敬亭，“五狼发迹”是说柳敬亭“发迹”，而不是说柳敬亭在五狼（通州）发迹。四句连在一起，说的是柳敬亭之前平话界业绩平平，到崇祯时柳敬亭“发迹”了，平话界才有人名扬天下。范国禄作此诗时，柳死去已10多年了。“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馀西是柳敬亭的祖居之地，其先人庐墓在焉，“柳家巷”则是虚指，为的是点明柳敬亭之“柳”。掩泪而望，只见夕阳低斜，意境萧瑟，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句是当时人知道柳敬亭祖籍通州馀西的有力证明。最后十句咏居辅臣。“吴陵地与东瀛近”两句是说，泰州（吴陵）、通州（东瀛）地理相近，都是培养柳敬亭禀性的梓里。所谓“正性”，意为“纯正的禀性”，盂康文有“禀自然之正性”，范仲淹文有“存乎诚，而正性既立”。这“正性”就是居辅臣从柳敬亭那里接受的“真源”，有了这“真源”，居辅臣才“一蹴跻”。

《听居生平话》是有关柳敬亭的重要史料，《柳敬亭通州人考》之前没有人提及，管氏功不可没。可惜管氏对诗有不少误解乃至曲解的地方，如认为“开元遗事”四句说柳敬亭因说书“不能擅场而流落在杭州”，“崇祯初元回到故乡通州说书之后，才搞出了一点声名”，“我尝掩泪望馀西”两句是说柳敬亭“死后归葬馀西祖墓，先曾经过通州”。“梓里相亲关正性（姓？）”句，正姓，谓曹姓；此句则谓柳敬亭把通州作为家乡，乃由于本姓曹的缘故。因与籍贯问题没有太大关系，管劲丞又谢世多年，这里不详说。另外一首《居生索赠》，颈联上句“南国已无芝麓客”，指柳敬亭曾在北京龚鼎孳（号芝麓）家中献艺，为一时雅事，这句是说，现在南方已经没有这等艺术水平的人了。下句“故乡曾有敬亭翁”云云，由于柳敬亭是居辅臣的业师，用同乡形容二人的关系显然不妥，体会辞意，它不是说居辅臣的故乡有柳敬亭，只能指范国禄自己家乡通州曾经出过平话大师柳敬亭。我认为，这两首诗足以说明，明末清初通州人十分了解柳敬亭，是将柳敬亭作为乡亲怀念的。这当然也从侧面说明了曹氏家谱记载是可靠的。《通州曹氏家谱》所记柳敬亭的家世比较靠实，曹应登、曹应科徙居泰州、应登子永昌即柳敬亭完全可信，通州馀西为柳敬亭的祖籍。明清众多记载，说柳敬亭是泰州人，也不错。这些作者是与柳敬亭交好的友人，这些诗文多数写于柳敬亭生前，柳敬亭如果不自认为泰州人，怎么能够允许别人一次又一次将他的籍贯写错呢！对柳敬亭籍贯的这两种说法，不在一个层面上，一是历史，一是当时的现状，它们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互补充，将二者综合到一处，正丰富了柳敬亭生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