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学经济学 诚信要靠利益维系

　　最近读了一本有关中国十大商帮的书，作者总结出它们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是讲诚信。商人的诚信由何而来呢？作者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孔孟之道。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诚信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规范，它取决于存在。这种存在就是物质利益。换言之，商人讲诚信不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而是没有诚信就没有经商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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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讲我较为熟悉的晋商吧。晋商最成功、最辉煌的是汇通天下的票号。票号的诚信有两层含义。一是票号对客户的诚信，兑现票号对客户的承诺。二是票号内部员工对东家的诚信，员工兑现对东家的承诺。这两条都是票号的生命线。票号从事银两汇兑和吸收存款。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一张纸（汇票）或账本上的一个数字。如果这张纸或账本上的数字不能按客户的要求再兑换为真金白银，谁会去汇兑或存款呢？晋商在遭受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两次打击后，账本被毁，银库被抢，但无论如何艰难，始终坚持见票即付。这种诚信才使坏事变为好事，才有动乱之后业务的极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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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实行全权授权经营，东家把所有的经营管理权完全交给大掌柜及其他职业经理人。如果没有员工对东家的诚信，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岂不要把票号搞垮？对东家而言，有诚信才有彻底放权。对员工而言，有诚信才有自己的利益。当年职业选择范围极为有限，对山西人而言，能到票号找一份收入和社会地位都相当高的工作颇为不易。一旦有不轨行为被一家票号开除，就永远失业。对东家诚信，员工有利益，不诚信，无以生存，能不讲诚信吗？票号在其存在的近百年间，没有出现过一起较大的贪污、内外勾结诈骗，或者卷款潜逃之事，正源于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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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利益关系不存在时，无论有多悠久的传统文化，或者多么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诚信也会荡然无存。中国人诚信传统的被彻底破坏还是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之下。这时阶级斗争高于一切，一个人只有背叛朋友、亲人，告密甚至造谣，把别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自己才能当官、才有利益。相反，讲诚信，不讲假话，被认为是抗拒，要从严惩罚。这时，诚信带来负利益，谁还会或者还敢讲诚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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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经济体制而言，对诚信打击最有力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下产权不明晰，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一切都是公家的。这就没有人对财产承担责任。作为债权人，没有追讨债务的动力。反正不是欠自己，还不还，自己没利益，也没责任，何必得罪人去讨债呢？作为债务人，也没有欠债的负罪感。我又不欠你个人的。我是国有企业，你也是国有企业，国家欠国家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三角债的思想根源正在这里。另一方面，资源由政府统一用行政方式进行配置。企业只是执行政府的命令，欠债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诚信正是在计划经济下遭到重创，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消灭得荡然无存的。经济利益决定诚信。当诚信与经济利益无关，甚至负相关时，它有什么存在的合理性呢？面对经济利益，传统文化和道德说教都显得太苍白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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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要以诚信为基础，不能靠弘扬传统文化或者以德治国来建立诚信，要让诚信与利益相关。把利益与诚信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只有诚信才能成功，谁不诚信就让它灭亡。如果官员统计数字造假或用假信息欺骗公众反而可以升官，如果企业造假可以发财，或者对造假者的惩罚小于利益，社会哪里会有诚信呢？只有当官员造假一票否决，企业造假罚得倾家荡产时，人们才不得不诚信。时间长了，诚信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而起作用，变为自觉讲诚信，不用靠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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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会诚信破坏很容易，但建立诚信却不易，破坏诚信之后重建更不容易。从传统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诚信体系，西方国家建立诚信之路也相当艰难。马克思《资本论》中反映出了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资本家如何靠抢劫、诈骗、造假之类不讲诚信的卑劣手段起家。一百多年过去之后，现代市场经济各国已很少有这种现象了。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实施把诚信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我们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笔下债务人监狱的惨状都会感到触目惊心。但正是由于这种严酷的打击才有今天普遍的社会诚信和经济繁荣。不付出这种代价就不会有社会进步，对不诚信者的宽容是对诚信者和整个社会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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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处处要体现出诚信与利益的一致性。比如，对造假者罚款就不该有上限，惩罚也不仅仅是交钱了事，而是应该受法律制裁。对于拒不还款的债务人，不能以任何原因赦免，要像追那些重大刑事犯那样追到天涯海角。我们保证诚信的制度和实施还是太仁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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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还不是晋商那样的有限诚信，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诚信。这就要求我们保证诚信的制度要超越晋商。完成这个使命需要的不是回顾历史的光荣，而是面对现实。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②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③。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④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了。

追封追谥

朝代 年代 帝王 封谥 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 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一、心性论 1性善与四端 —— 道德价值的根源 孟子的「性善说」， 主要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楚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因此， 孟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 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 这种自觉是表现於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 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2义利之辨 —— 道德价值的论证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於自觉心的， 属于人的「本质」， 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 必有异於禽兽之处， 这种「异於禽兽」的性， 便是「善端」。他指出， 人之所以不善， 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 人应放弃私利， 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3养气与成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 以全力扩充存於内心的「四端」， 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 培养出浩然之气， 使人成为「富贵不能*，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再以「心志统气」， 控制自己的情感， 便能成德。 4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 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 便是「天」， 「天」表现于人， 便是「性」。人苦能有足够修养， 便能知天， 达致「天人合一」。

二、政治论 1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 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 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於君主， 苦君主无道， 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 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2法先王 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 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於天下。 3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 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 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家给人民、百姓安乐的王道， 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4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 是自觉的道德；孟子的“仁”， 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 故主张“有德者执政”。 5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 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 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 缓和社会矛盾， 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 反对霸力服人。 6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 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

三、教育主张 —— 贯彻始终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 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此外， 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 置学子於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 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A、启发未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 只要每人扩充善性， 压抑物欲之性， 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 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 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B、形成“道统”观念 孟子时， 更把尧、舜、禹、禺、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 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 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 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C、民本思想的影响 孟子的民本思想， 行仁政的主张， 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 号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 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 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 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 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 如隋唐的均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