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是清代三朝元老，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84岁的人生中，有55年是在为清朝效力。同时，因为他是整个清代“配享太庙”的唯一一个汉臣，所以又有人说他是清代第一汉臣。不过，也有人质疑他的配享资格，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张廷玉能够获得配享太庙的资格，而他又是否具备这个资格？

配享简单理解就是在人去世后把他供起来，一般在祭祀的地方都有一个主位，这个主位的旁边会有一些与他十分亲近或立过大功的配角，他们的神牌摆在一起，被后人祭祀。比如在孔庙中就有“四配”，这四个人都是孔子最有成就的弟子。后来还有“十二哲”，这十二个人也是被历代推崇的先贤。

而清代的“配享太庙”是在皇家的庙里，里面供奉的都是历朝皇帝、皇后，以及王公大臣。除了主位，其他王公大臣都是配角，称为“配享”。历朝历代也会把配享太庙作为对功臣的奖赏，明代的徐达、常遇春等都被赋予了配享太庙的至高荣誉。清代同样如此，但名额有限，外姓人更是很难获得这样的殊荣。

清代10位皇帝只有29人获得了配享太庙的荣誉，平均一朝只有不到3个名额，包括13位亲王和3位福晋，以及13位功臣。可以说，清代的“配享太庙”因为名额稀缺，属于极高的荣誉。

其实各朝各代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看清代的情况：

第一种，开国元勋，军功显赫。

在清代配享太庙的29人中，有3位都是努尔哈赤的长辈，属于追封。有1位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叫雅尔哈齐，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勋，但因与皇帝感情颇深，所以获得荣誉。其余的人，比如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都是开国元勋或者为大清立下赫赫战功的亲王。再看外姓的受封者，像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图尔格、图赖5人，也都是大清开国功臣。

其二，辅佐有功，为国捐躯。

并不是各朝各代都有仗打，有些人不是凭军功，而是凭王佐之功，比如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他们都属于辅佐皇帝有功，而获得配享太庙的荣誉。其余的图海、兆惠、傅恒、阿桂、福康安、僧格林沁，他们都曾经作为主帅领兵作战，或于西北平定叛乱，或于西南镇压起义，又或是抵抗外国侵略，都曾建立过显赫的功绩，挽救大清于危难之间。

我们举了很多有资格的例子，张廷玉都不在其中，那么他凭什么呢？其实，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止张廷玉，还有一个叫鄂尔泰的大臣。鄂尔泰名气不算大，是在雍正朝被重用的，他常年在地方为官，与李卫、田文镜、年羹尧并称为四大总督，深受雍正的信任。

要说鄂尔泰的功绩，主要是在云贵总督任上有些建树，也曾平定过四川土司叛乱，后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的一生也算辉煌，但功劳有限，要说他能进太庙，多多少少跟雍正有关系。

张廷玉跟鄂尔泰的情况就很类似，虽然张廷玉也是个有能力的大臣，但相比于他的名气，他的功劳却十分有限，如果说的通俗点，他就是雍正帝的秘书，文职工作比较多，甚至相比鄂尔泰，张廷玉只有辅佐之功，却无军功。

我认为张廷玉确实在所有配享太庙的大臣中，是最没有资格的。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都比他有资格，他们一个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为清王朝延续了五十年的寿命；另一个收复新疆，建旷古奇功，可是都没有获得这个殊荣。而从另一个事情上，也能佐证我的观点。

张廷玉曾在退休时，当面提醒乾隆帝不要忘了雍正帝遗诏，让自己配享太庙。按说一个老成持重的大臣，跟皇帝说，“你小子别忘了把我放进太庙，你爹都下过圣旨的，你不听就是不孝！”，这么说话，哪个皇帝爱听啊？加上张廷玉晚年跟乾隆帝的关系比较紧张，甚至逼得乾隆降旨取消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

但最后，乾隆帝一方面不能违抗老爹的遗命，一方面也不能让人说他小心眼，所以在张廷玉去世后，乾隆还是遵从雍正帝的遗诏，给了他配享太庙的殊荣。

所以，我认为，张廷玉能配享太庙，就是因为雍正帝的私人喜好，而不是有什么太大的功绩。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升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曾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训典》总裁官，致仕后，啸咏于林泉者凡七年。生平没有其他嗜好，惟酷好看山种树。卒谥文瑞，赠太子太傅。著有《易书衷论》、《恒产琐言》、《笃素堂文集》等。

　　张廷玉（1672-1755）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雍正元年（1723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

　　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六年（1728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七年（1729年），加少保衔。同年，因西北用兵，设军机房於隆宗门内，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董其事。雍正皇帝临终，命其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乾隆朝，以两朝元老为朝廷所重，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在于担任皇帝的秘书，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贡献是完善了奏摺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与其他直接处理政务的大臣不同，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张廷玉的具体事迹。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宋：黄山谷言）。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后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然而他有什么政绩呢？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

　　当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也就是说，军机处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至张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去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绩只能由参预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来体现。

　　真正称得上是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葛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办事效率不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为军机房、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多年的军机处才最终废止。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同党。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拟缮谕旨是军机处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显然，军机处承办的“寄信上谕”最重要，内阁所办理的“明发上谕”只是一般性事务文书。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这就和内阁发出的“明发上谕”不同了。内阁的“明发上谕”，或由六科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多一个衙门周转，就费时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员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递，在正式公文到来之前，他们已悉内情，作了准备，加以应付。所以，经张廷玉规划，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不要小看这种文书制度，它的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中枢机构的兴衰替废。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其次，题本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自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以后，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使它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1000以上。

　　由于奏折所涉事情多系国家机密，所以奏折的保密性是非常突出的。不能保密，就不要上奏折，保密是书写奏折的前提条件。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1、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2、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3、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4、收回朱批奏折。康熙在位期间，奏折御批发还具奏人后，尚无缴还内廷的规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内外臣子将朱批奏折全部查收呈缴。不但前朝奏折需交回，嗣后朱批发还本人看过之后，即需交回。由于实行了缴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发生，而且为后来保存了丰富的史料。5、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规定：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不得在侧；每日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间不得进入军机值房；严禁各衙门人员在军机值房台阶外及附近处所站立窃听；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准进入；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人谈话。同时规定各章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续慎密完备。特别是文书收发登记，必画押存查；个人承办的事情，均不许任意喧泄；不经由自己办理的事情，绝不许过问；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得在办公房办理；凡办理机密事件时，军机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军机堂上缮写后，要将底稿押封存记，俟查办之事办完后再行拆封登档。如有泄漏，缮写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处分。

　　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奏折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不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奏折免去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又采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朱批御旨后，又可直接发还上奏官员，马上付诸实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给清朝的政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内外，谁也不知道谁向皇帝打了什么小报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皇帝于是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排斥异己，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而这一切，张廷玉是功不可没的。说这是他的大事业大功业，一点都不夸张。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 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雍正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

家传的风度

雍正在政治遗嘱对汉族大臣张廷玉的身后事政治荣誉给予了最高安排。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殊荣和政治待遇：“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雍正遗诏》另外进入配享的人是大臣鄂尔泰。

雍正谕旨

这份遗嘱的政治含义非同寻常，表明了雍正对张廷玉的深深眷恋之情，和突出贡献。让汉族文臣出身的张廷玉入列太庙的神位，可见，在雍正的心里，大臣张廷玉有资格接受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朝拜，这一政治遗嘱的分量有清一代再无第二。

出身于康熙朝大学士张英的家庭，从小就得到一流教育。潜移默化的学术家风渐渐长进了他的骨骼。不仅如此，这个安徽桐城张氏家族中，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都侍值内廷，颇受康、雍、乾三帝的青睐，可谓“合家顶戴”，满门朱紫。尤其张廷玉，“登朝垂五十年，长词林者二十七年，主撰席者二十四年，凡军国大事，奉旨商度”。

张廷玉画像

他的父亲因为“慎密恪勤”的工作作风深的康熙重视，高级文秘工作缺乏不了谨慎、保密、坚守原则和勤勤恳恳。此前，当翰林院负责人缺位之时，康熙亲自提议由张英担任，认为，“张英为人厚重，不干预外事，补授此缺十分合适。”张英遂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不久又亲自给吏部批示进一步明确对张英等人的培养方向：“张英和内阁学士徐乾学学问淹通，宜留在朝中办理文章之事，嗣后不要将他们列为巡抚人选。”

张英在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两年后，因为身体不好和精力不济提出退休，得到准许，此前他二十九岁的儿子张廷玉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没多久，张廷玉就被选调南书房，开始了高层文秘生涯。恋旧的康熙帝召他至畅春园，询问其父张英致仕居家近况，看到三十三岁的张廷玉说话条理清洗，稳重大方，对他印象非常好，于是命他写诗，想考考他的诗文才华应变能力。张廷玉作七言律诗二首，颇得康熙帝称许。

康熙画像

此后，张廷玉成了康熙的贴身秘书， 一直到四十五岁，直接给康熙服务十二年，官至从二品的礼部侍郎。“辰人戌出，岁无虚日。塞外启从，凡十一次，夏则避暑热河，秋则随猎于边塞”。康熙的车驾远巡遍历蒙古诸部落，“穷边绝漠，余（廷玉）皆洱笔以从”。《澄怀园语》由于表现出色，四十五岁那年，张廷玉被明确为礼部侍郎。对文字水平要求较高的康熙非常赞许他的文字能力，在此期间，通过积累，不断拓宽了张廷玉的政治思想视野，开阔了思路格局。

同声相求

如果用顺风顺水来形容张廷玉康熙时期的秘书工作，那么雍正的继位则让他迎来了迎来了政治上繁花似锦的春天。

雍正初登基，仔细留意身旁大臣，以为自我班底所用。当他看到张廷玉“气度端凝，应对明晰”的这种稳重和思维逻辑性强的极好印象后，仅仅在康熙去世四个月后，就迅速提拔他做礼部尚书，转年又任命他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监管翰林院。雍正四年，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再两年后又兼任吏部尚书。雍正七年，成立军机处，任命张廷玉为首席军机大臣，至此，张廷玉达到汉族大臣所能提升的最高位置。

张廷玉影视形象

雍正在重大人事安排问题上非常慎重，他甚至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鲜明表达了雍正善于用人，敢于用人的思想。雍正性情缜密而情商极高，尤其对用人理论思想较为成熟，“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食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不容否认，雍正在选人和用人方面建树颇大，他曾对臣下说过 “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把用人作为政治第一件大事来抓，足见雍正对选人用人的高度重视。慎选张廷玉作为辅佐他筹划军国大政的主要助手也是源自雍正对文秘工作的独特重视程度。

张廷玉在《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中记述了雍正对他赋予厚望。一是他学问优长，“气度端凝、应对明晰”，有才干。二是他为自己恩师张英之子。这对胤禛来说是日后难得的信靠之人。皇位新旧交替后，即命张廷玉兼学士衔，协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办理大事典礼翰墨，供几筵祭告文字。康雍之交，政务殷繁，谕旨每日下数十次，皆由张廷玉承命应办。若有紧急奏事，胤禛令他入大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而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精敏详瞻，悉当圣意”《漫怀园文存》 。同年十二月，特旨授礼部尚书，并指出：“朕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从此，张廷玉跻身于最核心的密臣之列。

雍正画像

雍正是出了名的难伺候皇帝之一，对知识分子缺乏好感，经常用挑剔和防备的思维去品评斟酌一字一意，生怕因此而遭到嘲弄。加上精明敏感细心，对臣下们的文字汇报尤其警惕重视，多数的时候他是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每一个汉字所能蕴藏的最全面的涵义，以免陷入到臣下的文字陷阱。和朱元璋一样，对读书人有着天生的疏离感，认为他们“一字一言，皆怀诡谲”，为此他十分小心，时刻警惕“被人耻笑了去”，对此他曾向臣下坦承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但凡有的大臣和他文字游戏未尝不被他揭露，并能迅速指出要害。他非常厌恶臣下阿谀奉承之言，同时，如果有的人过分在他面前表现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会让他感到非常反感。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到“皇上洪福”，雍正朱批说：“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雍正持续重用张廷玉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张廷玉文秘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效，张廷玉迎合了雍正大开大合的政治文秘工作，同时张廷玉的风格也符合雍正使用机密官员的要求标准。

张廷玉书法

雍正对文秘工作水平要求非常高，加之大量的文字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能够始终得到眷宠并不是偶然。众所周知，雍正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素来缺乏好感，并一度与科举出身为代表的杨明时、李绂等文官代表发生严重分歧，甚至认为科甲出身的官员已经形成朋党，为此他定调说：“师生同年联络之声气，寻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倾轧，必至扰乱过政，肆行无忌。”雍正固执的认为，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最难管控，因为他们善于隐藏包裹，彼此袒护，不易被察觉，一不小心就会被迷惑过去，对国家和政令的危害也更大。雍正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吏问题不是单纯个体问题，而是历朝历代不断积累逐渐扩大而导致的严重问题，他一再表示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雍正朝起居注》

雍正行乐图

张廷玉该是整个清代做秘书最成功的一个，由于雍正为政细致繁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意。由于工作紧密相连，君臣感情非常融洽，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雍正性情真实，感情丰富。对于肯为实心干事，肯卖力气的张廷玉由工作的认可上升到了个人深厚情谊

众所周知雍正创立“军机处”在当时属于一项重大政治改革，对历史也产生深刻影响。如果说雍正的军机处成效硕果累累，那时因为有了张廷玉的红花绿叶。军机处的产生背景纵然有很多方面，最直接的原因无非是雍正要集中统一权力，削弱或剥夺任何分享权利上的制度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快速执行雍正施政思想，高效率、低成本运作是军机处的亮点。

军机处

帝国事物虽然千思万绪，动一发牵全身，但自从有了军机处后，如同上了流水线，紧张有序，在皇权的的架构下仿佛是千手观音一般，真正实现了雍正“唯一人治知天下”的宏观权力梦想。军机处办理机密紧急事务，靠近雍正寝宫，保证随叫随到处理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务。军机处成员属于值班岗位，不设固定编制机构，就是在这种机构下，张廷玉越发显得对雍正的重要。他所起草的文件速度之快，质量之高都非常符合雍正心意，张廷玉帮助雍正继续完善军机处规章，全面配合雍正一朝发起的大幅度的各项改革。

配享太庙是封建时期臣子最高的荣誉。配享太庙的资格，基本上只属于在国家的统一和建设付做出过卓越贡献或者是在国家危难时期立有重大功劳的元从重臣，护国功臣。太庙的存在，是中国传统思想当中对于祖先神的崇拜而衍生出来的。皇帝去世之后就会成为祖先神被供奉在太庙当中，可以享受到最高等级规格的祭祀。而配享太庙的臣子也可以随着先帝一起享受高等级的国家祭祀。这可以说得上是生荣死哀，是每一个臣子的毕生追求。

这甚至要比“生当太傅，死谥文正”还要荣耀和体面。比如说清朝时期能够配想太庙的只有立下过重大军功的王爷和备受宠爱的满族大臣，汉人中只有张廷玉一人配享太庙的。而且历代国君对于配享太庙的人员都要做出严格的规范和审查并不是所有重臣都能顺利入选的。

 就拿张廷玉而言，他配享太庙的历程也是一波三折，多灾多难。雍正帝遗诏当中特别注明，让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作为对他一生辛劳的报偿。可是乾隆帝上位后一直不满张廷玉的倚老卖老和部分所作所为。他认为张廷玉忠于先帝却不忠于自己，就剥夺了张廷玉的官职爵位。

一度还想撤销他在太庙的配享权，只是碍于雍正帝的遗诏和张廷玉在朝廷内部的威望，才在张廷玉死后给了他这项殊荣。可以从中看出，配享太庙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在祭祀当中也有非常严格的等级规范，比如说只有君王的太庙，才可以用太牢的礼仪来进行祭祀。第一个级别，只能用少牢来进行祭祀。到了清朝，又融入了少数民族一些特有的祭祀活动和祭祀内容。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中核心大臣，金钱，财富，权势，他们已经都能得到满足。所追求的无外乎荣耀二字。因此所有的枢机大臣，总督巡抚，都以能够配享太庙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

有

张良：西汉谋臣，安徽省亳州市人。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张骞：西汉外交家，陕西城固人。两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往来。

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河南南阳人。他在天文上一改"盖天说"，提出"浑天说"，绘制星象图，发明"浑天仪"、"地震仪"等。

张道陵：江苏丰县人，东汉末年，在四川灌县创立了"五斗米"（道）教，人称张天师。

张仲景：东汉医学家，河南南阳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造福人民，为后人尊为医圣。张氏后人张世彦于1802年在河南南阳赊店创建“四清堂”，利用中医药惠泽乡邻。膏药及艾灸远近闻名。

张　飞：字冀德，燕人，三国时名将。为蜀国五虎上将，战长坂名震于时。传与刘备、关羽结义于桃园，世称桃园三结义，被后世所传诵。

张遂：唐朝天文学家，河南南乐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测出子午线的人。

张旭：唐代大书法家，江苏苏州人。他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而后乃下笔，逸势奇绝，连绵回绕，人称"草圣"。

张景岳：明朝中医理论家，浙江绍兴人。他阐发了医易相通的中医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张德成：清末，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的义和团首领。张天师：道家重要人物。

很多朝代，几代人做高官，都是很正常的。

只要能力足够，品行也可以，皇帝不是昏君，大臣又不至于功高震主，这种父子甚至几代人的高官，都是不奇怪的。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高官的子弟，总是有更好的基础。人脉也广，也更容易接触到君主，而且一般来说，晋升路上不会有什么大的阻碍。

不说世家时代的五姓七望，就是世家没了以后，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宋代有陈省华父子，皆为高官。清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如果不是死得早，也会和他父亲纳兰明珠一起，父子两代高官的。纳兰性德的弟弟，也做到了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当然了，最牛逼的大概还是《延禧攻略》里的傅恒，他和四个儿子，包括其中最有名的福康安，可以说权势都很大。汉族官员类似的也有很多，比如李卫父子、岳钟琪父子等等。

大清朝最尊贵的皇家秘书张廷玉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因而他闲下来时的独特形象就被记载到史册里：退食泊然，手持典籍，青灯黄卷，安坐室中，旁若无人。这样的形象与四大皆空的老僧更近，而与权重一时的枢要阁臣相去甚远。然而老臣张廷玉毕竟越来越老，侍奉了玄烨、胤G两位精力充沛的英主之后，又开始为乾隆朝操心，他的元气正一点点耗尽。他渐渐有些易怒、急躁和把持不住，接二连三向皇帝提交他的退休申请，仿佛手续办的慢了，他就要死于非命。他的退休申请终于在弘历那里激起了一场凶险的风波。然而这风波，真好似，在杯中。

张廷玉试图极力促成配享太庙的努力最终因他的轻慢而搁浅了。乾隆十五年二月，皇长子薨逝，就在祭祀刚刚开始的当儿，他向弘历打招呼要回桐城老家。他的麻木不仁让弘历忍无可忍，大发雷霆，并召集大臣会议，商议如何治罪，但有趣的是，讨论结果并不治他多次藐视皇威的大罪，而是不无孩子气的把以前皇家赐给他的那些宝贝都要了回来。

据说，收缴皇家宝贝的钦差到了张家，发现除了这些宝贝，张廷玉简直身无长物，方知斯人清贫。实际上，不仅张廷玉，张家两代宰辅，皆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机要之臣，却以公诚勤朴持家。父亲张英追随康熙皇帝左右，深受信赖，更为雍正侍读师傅，地位崇高。但治家极严，不贪不腐、不党不朋，务实有为，老成持重。张母常穿补丁衣服，且亲做女红。张英六子，除两子早逝，其余皆为进士。张廷玉出身如此官宦之家，也曾先后两次以不占天下寒士之先为由，奏请胤G把弟弟和长子的科考名次降为二甲，其政治上的谦逊礼让，令朝野感佩。可到了自己配享太庙，他就如乾隆所言，老年失在戒得？

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配享太庙固然光宗耀祖，但无道而取之绝不是古君子所为。更何况，在满汉对立尖锐的雍正朝，张廷玉身为汉臣高官，如此急切地入满人宗庙，将置自身于何列，又如何处理儒家道统、家风家训与个人荣耀的关系？再者，一人荣耀于皇室，与家族久盛、万世传美于民间孰重孰轻？

从张英始，张家在安徽桐城就享有极高声誉。他们与邻为善，谦逊退让，自己节用，却常行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善举。如今在安徽桐城还留下六尺巷和良弼桥的故事。六尺巷出于张氏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家训，良弼桥则是张廷玉用胤G赏银为家乡修建的一座石桥，解决当地交通困难问题，良弼命名本身也足见后人感怀。

显然，作为儒家文化浸染下的古代仕宦家族，张家更为看重符合儒家士大夫功德理想以及由此获得的士大夫阶层及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其谦逊、持重、内省，重社稷而轻个人的家风本身，就意味着一笔特殊的政治收益。这笔收益与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荣辱风险权衡，显然前者更值得恒心经营。

由此，退休风波所见对年轻弘历的公开不信任、对皇家丧子之悲不体恤以及不亲自谢恩等低级错误（张家其他仕途之人也不会犯这等错误），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他真是老糊涂了，要么，从头到尾这就是一场秀。张廷玉执意还乡必然有其隐衷，毕竟，如乾隆所言，古有八十仗朝之典，张廷玉还没有老到那个份上。

弘历曾以古之房玄龄和杜如晦称赞张廷玉和另一位顾命大臣鄂尔泰。可当他要收缴皇家的宝贝时也这样说，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到我这，就好像一件老古董，唯一的价值也就是年代久远，用来摆设座右而已。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从同一位帝王口中说出其实并不难解。如同一件工具是否有价值，还得看主人脾气喜好，以及使用的方式了。张廷玉宦海五十余年，一直充当着皇帝首席机要秘书的角色。在个性强烈的弘历看来，张廷玉那小心谨慎、缄默不言的枯燥形象早已连着他的建白与赞襄一并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书中了。但事实是，张廷玉在雍正朝，不仅在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更为帝国最重要的枢要机构建章立制，惠泽深远。

他是军机处的制度设计者，他创廷寄制，拨繁冗，提效率，他也是保密纪律的制定者，重大政策及其文书藉此得以稳妥运行。他创奏折制，促成清代最洋洋大观、精彩纷呈的君臣文书往来景观。他主编刑部制度章程，贯穿慎刑主张，更以两次平息地方骚乱的实践，彰显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和睿智总裁翰林院、国史馆重大典籍编修工作，主持科考，选拔具有公、忠、勤、质（经世胜于诗文的知识结构）品格的人才加入 行列。可以说他为雍正朝的诸多重大改革以及乾隆朝的盛世繁华立下无言之功。而这一切，无不与他每日相伴的文书息息相关。更值寻味的是，在日常文笔往来中，他与胤G皇帝建立起一种超乎寻常的情谊。

胤G是中国帝王中罕有的真性情之人。当他厉行新政得罪了满人大臣又惹恼了士绅阶层的时候，他最需要一个像他一般性情、一般主张的张廷玉。他对张的关怀无微不至，张对他的感激发自肺腑。雍正元年，在夺储党争中政治清白的张廷玉被提拔为翰林院掌院，胤G写诗以汉之制礼者叔孙通、上古贤相傅悦期许之，张则写诗以葵霍之心报之。此后，君臣协力，厉行新政。张回乡祭祀，胤G一路书信慰藉，更深情款款：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张则在奏折和回诗中两次提及鸟乌私情，并有情意最缠绵之语。

然而，这种独特而微妙的上下级关系，对于新继大统的弘历来说，有些难以理解。但弘历是个聪明的皇帝。当他看到大臣们从正大光明的匾后取出传位遗诏，并且这个遗诏只有通过张廷玉的检验才能确立其合法性的时候，他决定以国老待之。在退休事件中，他偏激地指责张 屡进屡退、毫无建白，不能说没有一种失落在内。

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弘历来说，身居机要秘书领班的张廷玉，不折不扣为他办事实际上已是一个好臣子，但这不是契友，更非鸟乌私情。因而，他以武侯鞠躬尽瘁来挽留老臣张廷玉而遭拒绝，也实属正常。

雍正朝波谲云诡的政治改革与宫廷斗争随着胤G暴死而逐渐平息，风流潇洒而又好大喜功的执政者弘历开始以自己的风格治理国家。而张廷玉继续保持他的缄默与唯诺，但在必要时，他依然会像他反对雍正朝用刑太过一样表达自己主张。在是否恢复三老五更古礼、变动科考制度和推行均田限田等几件事情上，他都投了反对票。尽管多年以后，弘历肯定了他的卓见，但当时，皇帝感到了一种挑战。而更大挑战是，由于胤G的推崇，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满汉大臣领班，已成朋党对抗之势。满人依附鄂尔泰， 依附张廷玉，这可能不是一直孜孜于破除朋党的张廷玉本意，但却有难以抗拒的历史成因。

这时，打击张廷玉及其所代表的先皇旧部、汉臣朋党实在是稳定朝局、平息长期以来满人激愤的良策，也是急务。而深感 深严，职任重大，为机务殷繁之地，处人臣极品之荣的张廷玉，也计划着告老还乡了。在《澄怀园语》中，老臣多次表达过月盈则亏、盛极而衰主题。现在，他是否也要向萧何那样上演一场以进为退的好戏，故意搞出一些无心权力的违法之举，并卖出人性贪婪的破绽，最后以略受惩处的方式完满退场，而刘邦则始终配合了他？或者他可以如刘基那样，尽管走得及时，但朱元璋的斧钺最后还是追了上来。

而今，历史的真相已随历史人物本身入土为安。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一场可操控的杯中小风波避免了一场可能失控的大风波。张廷玉家族不仅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走上更加平稳广大的仕途。而张廷玉自己最终也真的进了清朝的太庙。

历史上的某些规矩如今看来实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悖，可某些规矩却是人类政治的永恒主题。要做政治的明白人，不妨去琢磨和细味张廷玉五十年机要职务上所锻造的这些品格——持重、端方、勤勉、高效、谨慎、自律、仁恕，以及作为秘书与上司之间的微妙关系处理。这些智慧用儒家方式表述，可谓极中庸而道高明，如用现在的话说，即守规矩，讲自律，不仅看得冰山之上，更能体察冰山之下。得失、进退、荣辱、浮沉，尽在方寸之间。